田庄终于弄清楚了台湾来信，五雷轰顶。寄件人徐志海是她母亲的生父，她凭空多出一个外公来！
母亲原名徐晓芸，十二岁那年随外婆改嫁到七里村，跟了孙姓，做了贫下中农的女儿。等于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把原罪也脱去了。外婆章映璋也改了名，七里村的户口本上写着章一兰，笔画简单，符合贫下中农的身份。
章一兰这名字，她也是临时瞎起，是照着她妹妹改的名。她妹妹章映珊，早年结婚时改名章一花，也是怕拖累她的新婚丈夫，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人民英雄胡广大。其实无论章一兰、章一花，没人在意。外婆姊妹的新名字，只有她们自己当回事儿。改名在她们是一种仪式，是跟过去诀别，是隐姓埋名，屈尊就卑，慢慢就真的卑了。是把自己藏起来，混迹于贫下中农这个群体。其实贫下中农也未必在乎，用今天的话说，别以为穿个马甲我就认不出你！
七里村人后来都知道外婆的来历，婆家、娘家都是大地主出身。她一家全得过国民党的好处，她爹做过县长，她大哥是教育局局长，她二哥做生意，有传县城一条街都是她家的。她男人是国民党军官，后来不知去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截至1985年，家里总有七八封台湾来信，田庄一封封都读了。母系太复杂，跟教科书上略有些错位，主要是声气不对。教科书是大义凛然，字字剑拔弩张，凡事肯定。而家书则温情脉脉，充满了失败、悔恨、无力，是对无常的慨叹，人的血泪浸濡其中。
自从读了台湾来信，田庄爱学历史了。她是国史、家史交错进行。很快便就知道，其实家书也不可信，亲人之间也有粉饰。台湾来信中，有一封必须提及，读得千里之外的田庄眼泪涟涟。这封信写于1983年，当徐志海收到大陆回信，得知妻女还活着，他的肝肠寸断可以想见。他是这么回信的：
晓芸女儿，我这样称呼你，在一阵陌生的不自然的感觉中，带着无限的惭愧、歉意与不安。首先第一句话，千言万语只浓缩成一句话，我对不起你和你母亲，也对不起你外祖母。芸儿，我的第二句话是道歉，我向你道歉，向你母亲及你外祖母道歉！我未有尽到为父者的责任，我一走了之，我害了你们祖孙三代人！三十余年，转瞬即逝。我老了，我们这代人都将成为往事，湮没于历史中默默无闻。在人生的最后旅途终点，行将归去之时，我收到你们的来信，得知你们还活着，与我共此时，我死而瞑目矣！
芸儿，自从接到你的来信，我读了千百遍，数日不眠不休。你祖父也失眠，以致病倒，进了医院。你姑妈大哭。我们都大哭。
可是芸儿，只要活着就好，哪怕低微卑贱，我心里亦慰藉万分。来信可告知家里情形，写得具体点，比如女婿情形，你母亲情形……
末一句最费周折。“你母亲情形”，孙月华头疼之至，她母亲有啥情形？改嫁了呗，过得挺好！是不是如实相告，这是个问题。依她母亲的意思，改嫁就别提了，先瞒着再说。
孙月华说：“我妈，这事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会捅出来。你这是老实人做干蛋事，怎么想起来的？改嫁怎么啦？不改嫁，我哪有今天？你含辛茹苦把我带大，他感激还来不及呢！”
道理上是这样，情义上却过不去。外婆一生受情义所累，这是她性格上的一大软肋，未知能否称作美德。1948年9月她诞下芸儿不久，她公公徐义仁、小姑子徐志洋经南京逃往福建，登机前来夫子庙家中，意思是带走她母女。她不同意，念及丈夫还在战场，生死未卜，说，我不能丢下他！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哽咽不止。说好要等他回来的，是死是活她都得等。
几个月后，她在南京等来了丈夫，不久他又赶赴上海，临行前嘱咐她往福建去。哪里还走得脱？南京城乱得不能再乱，人人都在逃窜，那景象亦是壮观。她们主仆四人挤了几天火车，挤不上去。不久解放军进城，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将她们遣回老家清浦。
那时清浦已是解放军的天下，她陌生且害怕。她娘家的郝巷大宅已归新政府所有；她夫家在县城也有房子，院门贴了封条。县城的亲戚们逃得七零八落，都跑乡下去了，所谓“小难逃城，大难逃乡”。没处去，就往乡下去。那里天宽地广，有容乃大，最安全。
她主仆四人先回的桑镇。章家的田地、房舍都分了出去。弟弟妹妹那会儿都还没有结婚，与二嫂、侄儿侄女共住。一阵丧魂落魄之后，似乎也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活着就好。
不久，她姨弟徐志河从安峰山赶来，接她娘儿俩回徐家祖籍落户。志河那年也就二十出头，一家人死的死，逃的逃，他就当起了家长，替堂兄照顾姨姐，其实是他嫂子，不过小时候叫惯了，他还是叫大姐。
志河是个有料的人。毕业于扬州农校，后来入职清浦县农业技术委员会。农技会有个余老师，有一天叫他赶快回乡下，把田地处理了，越快越好。他后来知道，余老师是共产党。
清浦解放，出于本能他躲回老家去，他家在安峰山人缘不错，田亩只处理了一半，剩下的都分了，官家也没拿他怎么样。
他是1950年离开的，重新上县去，找活路。眼看乡下吵吵嚷嚷，斗地主斗得太厉害，他怕自己逃不过，永无翻身之日。他就找到已经上任清浦县中学教导主任的余老师。
余老师说：“来吧，天无绝人之路。不过现在形势紧，你换个名，免得麻烦。先来学校食堂藏身，过些时候再做打算。”
他这才改名徐江淮，当了母校食堂的勤杂工。那天，他回乡跟映璋告别，说：“大姐，我走了，芸儿你照顾好！我走，或许将来还能帮上你们些；不走，就真烂一块了。有事上县找我去！过两年看看形势，有条件的话，我把你们接过去。”
映璋是1949年6月来到安峰山的。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虽说是丈夫老家，其实丈夫也很少回来。村里给了她两间房，一房睡觉，一房烧灶。孙月华——那会儿还叫徐晓芸——出生八个月就来到这里，一直生活到十二岁，才随她母亲去了七里村。也就是说，她天生是村姑的命，却没有村姑的名分。国民党女儿这个身份，一直跟着她离开这个小村子。这身份，委实比地主、富农更卑贱，倘不是小舅徐江淮回来托关系，她凭什么上学去？徐江淮是她父亲堂弟，按说她该叫小叔，也是因为避嫌，她只认他是母亲姨弟，叫小舅。
父亲，在她记忆中是虚无。那样一个莫须有的人，却给了她无形的屈辱，等同于一团肮脏空气。她自生下来，身上就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她自卑、敏感、好强。自觉低人一等，视自己为泥土、粪坑，每当有人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她就神经绷紧。在学校挨人欺，动辄被打得鼻青脸肿。当然她也不是好惹的，人啐她，她也啐人，有一回干起架来，同学围了一圈，说：“快来看，共产党在打国民党。”她，是国民党的化身。
从记事起，她就跟母亲相依为命。五岁，她就会干家务活儿了，烧锅、洗碗、扫地、拾柴火；晚间，她主动去抱草，以备第二天早炊之用。六岁她会推磨，跟她妈一起；她妈把磨棍放在腿上，她个头小，磨棍只能挨着脸，她用嘴唇、人中并双手往前推，使出吃奶的劲儿，脸涨得通红。七岁她能自己做饭，装在瓦罐里，给她妈送饭——她妈正在麦田里抢收。
收麦的人看见她，就会说：“章大姐啊，你有盼头了，晓芸能帮你做事了！”村里人叫她妈“章大姐”，也是有讲究的，她是寡妇，丈夫又是打入另册的，叫她一声“章大姐”是尊重。她男人就这样被过掉了，再次成了莫须有。
那时，她外婆和小姨也常来家里，帮忙干活儿。她小姨那些年也二十好几了，找不到婆家，主要是挑剔，想找个成分好的，最好是贫下中农，这样儿孙后代就有活头。可是贫下中农谁敢要她？也只有英雄胡广大，仗着自己出生入死，腰杆直，才敢收留她。
晓芸外婆姓赵，也是富家出身，否则也不会嫁到章府去，男人还做了县太爷。这三个女人——晓芸外婆、母亲、小姨——从小就尊贵惯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今却都是种田的好把式。习惯了就好。
晓芸念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她妈被抽去当河工，清浦话叫作“扒大河”，那地方离家几十里，她妈没法照顾她，就将她送去桑镇外婆家。她三舅章映琦那会儿已结婚，找了个邻镇姑娘，也是大地主出身。两人挺般配，互不嫌弃，贫贱恩爱过一生。
章映琦，从前的纨绔子弟，清浦第一公子，被兄长骂作“败家子”的，现在温良恭俭让，因为没的败了，很本分。他本质上是个良民，一辈子胆小怕事，倒也安生。正应验了那句“到啥山头唱啥歌”。
章家三姊弟，就这样认领了自己的命运，不抱怨，不叫屈。似乎他们也觉得，这是报应的结果。并不全是官家教育出来的，而是从前大家庭里，勾心斗角，机关算尽，散了也好。里头骨骨节节，太多闹心事，都说不出口。章家姻亲也多，环环相扣，哪里保得了干净？
贫农斗地主的那套话术，她们听来虽觉过分，但歹人也是有的，张冠李戴，有点乱。总之花无百日红，按理说，好日子是得轮流过，也有说富不过三代，哪有让一家占便宜的理儿？天都不容！
闲时，外婆也会告诉晓芸她的来处，戴罪之身，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叫她感谢共产党讲慈悲，叫她有饭吃，有书念。外婆说着说着就哭了：“可怜孩子，生下来没享过一天福，尽受罪！你那倒霉爹妈生下你做什么？又不能代你去受罪。”
晓芸也哭了。
外婆说：“你要悔过自新，在外面好好做人，凡事恭敬谦让！以后只能靠自己了。第一，读书上你要用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第二，将来找个好婆家，就能把自己的出身洗干净。”
晓芸后来的路，基本是按外婆的意思来的。她读书不错，在老家念小学时，年年拿奖状。四年级辍学来到舅舅家，顶有眼色了，主动帮舅舅家干活，捡柴火、挖野菜，一出门就是大半天。
就这么荒了两年学，在她却是无忧无虑。倘不是外婆说起，她大凡想不起她的出身，桑镇好过安峰山，不歧视人，也因为她是走亲戚，大家对她都挺客气。倘不是外婆说起，她也不知道自己过的是苦日子，没享过福，无从比较，以为生活本该这样。再说了，那时家家都一样，还有过得不如她的呢。
所谓苦难，是叙述出来的。晓芸还好。外婆哭，她也哭，但明显她是陪哭，比不上外婆那么伤心。她的伤心是直到几十年后台湾来信，这才想起从前遭的罪，自哀自怜好多年。
也因此，苦难其实也是回忆出来的，身在其中的人未必自知，必得抽身出来，静静端详，用心体会，那怜悯才会生出来。
晓芸是穷孩子，那年头少不了挨饿，主要是没油水，吃了就饿，有时会拿野菜充饥。这说的是1960年，景况越来越难了。映璋改嫁的事也就提上了日程。
改嫁这件事，最先是小舅徐江淮的意思。映璋不同意，三十好几的人了，早歇了那个心。当然也是念着徐志海，倘若他还活着，倘若他就在台湾呢！倘若哪一天打起来了，不管是解放台湾去，还是反攻大陆来，有一天要是见面了呢！
徐江淮说：“姐，不要等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也对得起他了，守了十多年！现在只好看碟下菜，渡过眼前难关再说。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芸儿着想吧，得给她换个好出身，将来读书、考学、嫁人都用得上。我是你们两边的弟弟，这事我来做主，好不好？倘若你们还有相见的一天，也只好认命了。就算他活着，怎见得他未娶？这事就这样了，活命要紧，一切都是为了芸儿打算。”
于是映璋就去相亲，男的是兴安镇七里村的孙开吉。见了面她把心都灰了，没看上。拿他跟前夫比，哪里比得上？夜里她就披衣坐起，一坐能坐一夜，默默地淌眼泪。要照她的意思，她宁愿自己过，她能扛，还有力气，再苦再累也不怕，总能养活女儿，没到非嫁不可的程度。可是一想到芸儿的出身，她还要考学、嫁人，她就有点害怕，怕自己太自私，耽搁了芸儿。
后来一咬牙还是嫁了。1961年，徐晓芸消失了，孙月华诞生。这是一桩利益婚姻，条件是要供她女儿读书，读到她读不下去为止。可是这样的利益婚姻，反而维系得不错，公正说，那是外婆一生中最平静适意的二十年，在于她把自己埋葬了，从章映璋变成了章一兰。
次年，她生下小女儿孙月亮。大女儿孙月华从小学四年级开读，后来考上了兴安中学，很多年后她还记得她的作文得了满分，题目叫《我戴上了红领巾》，写得情真意切，笔端摇曳着幸福。她在学习上很拼命，情知母亲为她牺牲太多，她要报答！只有考上中专，她才会成为“公家人”，有城市户口，有工资孝敬爹娘。
1966年她读初三，大家都闹革命去了。有时她会跑回教室坐坐，有人骂她“读书做官论”，她也不敢再学了，就回家挣工分去了。
那两年，嫁人是她唯一的出路。田家明之前，她相过两回亲，两个都是高中生，条件不推扳。一个是公社书记的儿子，长得好，动辄“我家老头子”，以此自重，孙月华嫌他不上台面，拒了。另一个是邻镇的，父亲是省农业厅的干部，但问题在于，他父亲抛妻别子，在省城又娶了一房，乡下儿子还指着沾他的光？
相对而言，田家明的条件是最好的了，她一眼就相中，性情稳重，又不吹牛。相亲不久，田家明第一次上门，她跟爹娘商量，老两口都有点心不定。男方条件呱呱叫，红二代出生，比得自家太寒碜。关键是孙月华的身世，面子上是贫下中农，里子却是国民党，七里村万一有人透给田家明，这门亲事准黄。
她爹说：“要么我挨家走走，打个招呼？”
她娘说：“不妥。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下商议，就自家吃顿饭，也不请外人作陪了。务必不让他跟村里人单独见面。
其实田家明压根没想到那一层。他初次登门，工地上有人给他支招，说，找媳妇，关键是看丈母娘。闺女随娘，八九不离十。
田家明傻乎乎就去了。到了七里村，眼见孙家收拾得清清爽爽，虽说是穷人家，一点都不邋遢。孙月华爹娘也都面善，尤其是她娘，有仪态，说话不卑不亢，神情舒舒展展，农村妇女里难得有她这样的，直把城里人都比下去了。
他本来就对孙月华印象不错，又有这样的娘！那还用说，喜上眉梢。及至娶进门才后悔不迭，也有闺女不随娘的！一家人把他骗了，娶了个悍妇，他也只好自己消受去了。那天吃饭时，老两口跟他拉呱。月华妈问：“听说你父亲是新四军？”
家明恭敬回答：“是，他参加过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月华妈笑了笑，给未来女婿搛菜道：“蛮好，蛮好！”
孙月亮结婚了。她对象何冲，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帅哥，县国棉厂的机修工。国棉厂那么多女工，“厂花级别”的就有十几个，美得各有千秋，没一个能艳压群芳的，因而小青工聚在一起，就不说厂花，只说厂花级别的。
当然了，“厂花级别”的也未必轮得上何冲，都叫厂部管理岗、技术员，外面那些局、所的人给娶了。但另一方面，何冲也没太上心，他家是清浦大族，真动了心，拿下个“厂花级别”的也不是大问题。
清浦虽是小地方，家族观念却根深蒂固。小年轻谈恋爱，大人就会问：“家里是干什么的？”最看重门当户对，所谓“笆门对笆门，板门对板门”，门第观念甚重。虽不乏势利，其实也是秩序所在。像田家明娶孙月华，在老清浦人看来就是乱了方寸，承平时代绝无可能发生；也只有上山下乡才能搞出这一节来。
这一点上，田庄后来也承认，她家一直以来就没大没小，无尊卑，少教养，要么“啵”来要么吵，少有中间状态；“蕴藉”二字更是无从体会。想来这应归于门第混乱，板门娶了笆门之故。有一次她跟她妈吵架，就把这层意思给说出来，被孙月华骂了一句“放屁”，说：“还笆门、板门！也不怕人笑掉大牙！谁稀罕你们田家？放牛娃出身的穷八代，还跟我说这些！你们姓田的才翻身几年，就张狂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