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地板的板材抬上楼。

第二天下午，克莱走进了校园，而我坐在车里等他。

“你不跟我一起来吗？”

她已经在停车场的另一边等候。

阳光下，她高高地举起手，然后他们交换了自己所带的书。她说：“天哪，你这是怎么了？”

“没关系的，柯克比小姐，我必须挺过这一遭。”

“你们这些邓巴家的男孩，每次总能令我吃惊。”这时她看到了我的车子，“嗨！马修！”见鬼，我只好下车走过去。这一次，我专门留意了那些书的书名：

《堆草垛的人》。

《荡秋千的人》。

（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桑尼宝贝和长官先生》。

至于克劳迪娅·柯克比，她和我握了握手，黄昏渐至，夜色袭上树梢，她的手臂温热。她问我一切是否还好，克莱回家是不是让人感觉很好。当然了，我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他这次回家待不了太久。

在我们离开之前，她长长地看了克莱一眼。

她想了想，仿佛在下定决心做什么事。

“来，”她说，“随便给我本书。”

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还留了一段话，然后把纸条夹在了《桑尼宝贝和长官先生》的书页里：

如果发生紧急状况（比如你很快就看完手头的书）就打这个电话

——

她的打扮正和我想象中一样，还有长满小雀斑的脸颊。

她一头棕褐色的齐肩长发。

我们开车离开，离开她之后我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星期六终于到了，我们兄弟五个一起去了皇家轩尼诗赛马场，因为有一个消息已经传开了：麦克安德鲁有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新学徒，一个来自阿尔切街十一号的女孩。

赛马场里分出了两片不一样的看台：

给会员准备的和给普通观众使用的。

会员的看台区相对比较讲究社会等级，至少看起来如此，人们喝着陈腐的香槟。男人穿着西装，女人戴着帽子，有些甚至看不出是帽子。汤米就曾停下脚步，开口发问：“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啊？”

我们一起走到普通观众的看台——普通观众席的油漆已经开始脱落——上面坐满了赌徒和傻笑的看客，不久后也会变成赢家或输家。他们大多肥胖且不修边幅，喝着啤酒，吞云吐雾，挥舞着五美元的钞票，嘴里塞满了烤肉和烟卷。

看台之间就是热身场地了，马夫牵着赛马，故意绕着圈子慢慢迈步。骑师旁边是驯马师。驯马师旁边是赛马的主人。有带着花斑的，也有栗色的。都备好了黑色的马鞍、马镫子。他们发出指示，不停点头。

某一瞬间，克莱看到了凯丽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人们称他为马场工泰德）。作为已经退役的骑手，他的个头高了点，但用凯丽自己的话说，比一个真正的男人矮多了。他穿了一件西装，倚在围栏上，那双臭名昭著的手搭在栏杆上。

过了没几分钟，他的妻子也出现了，她穿了件浅绿色的连衣裙，一头姜黄色的长发披散着，但也做过精心修剪：这位就是令人生畏的凯瑟琳·诺瓦克。她斜挎了一个和裙子款式很搭的手提包，一副不安的模样，有些愤怒，但又很平静。某个瞬间她甚至把手提包放进了嘴里，像吃三明治似的咬了一口。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憎恨这样的赛马日。

***

我们走到看台后方，坐在还留有雨水冲刷痕迹的破烂长凳上。天色阴沉，但还没有下雨。我们凑好了钱，罗里下了注。我们看着她出现在热身场地里。她和麦克安德鲁这个老家伙站在一起，他刚开始一言未发，只是双眼瞪着前方。他是个瘦得像把扫帚柄的男人，胳膊、腿就好像钟表的时针分针一般纤细。他转过身，克莱注意到了他的一双眼睛，它们是灰蓝色的，眼神干脆利索。

他记起麦克安德鲁曾经说过的话，那些话仿佛不仅进入了克莱的耳朵，还掠过了他的脸庞。他讲了时间和工作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枯死的树枝都清理掉。他不知怎的很喜欢这些话。

当然，克莱一看到她便露出笑容。

麦克安德鲁把她喊到身边。

他给她下达了指示，加起来不过七八个字，不多也不少。

凯丽·诺瓦克点了点头。

她走到赛马旁，翻身跃上马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她骑着它冲出围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