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犹豫了。”他好好想了想。

“然后呢？”

亨利咧嘴笑笑，又露出有点沮丧的神情。“反正，她看出来我想占她便宜。”他咽了口唾沫，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糟心的时刻，“然后她狠狠在我的裆部用力打了四下，又给我脸上来了三下。”

听众们发自内心地喊了声“老天啊！”。

“我明白——她让我大出洋相！”

罗里格外兴奋。“看到没，克莱？挨了四下！这才叫有始有终！不像那些象征性踹一脚的家伙那么敷衍。”

克莱干脆大笑起来。

“然后，”亨利过了好久才继续讲下去，“斯塔基和施瓦兹两个老伙计，他们把我彻底打趴下了——他们只能这么做。”

我感到迷惑。“为什么？”

“这还不够明显吗？”亨利一本正经地说，“他们担心再不动手的话下一个挨打的就是自己啊。”

***

又回到卧室里时，已经半夜了，亨利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管他的，”他说，“我现在清醒得很，我得出去把车弄回来。”

克莱叹了口气，在床上翻了个身。

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如同人间幻影，可从中穿行。

雨还没落到地面就蒸发了。

不久前，就在亨利脑袋被揍肿的谜团刚解开，就在这场关于面包卷、比萨胸的讨论才刚平息不久，后门外传来了挠门声，前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后门口站着萝茜和阿喀琉斯，它们站在那儿，满怀期待。

有人对狗说：“你——进去。”

有人对骡子说：“你——你这笨蛋脑子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厨房不对你开放。”

前门，伴随着敲门声还传出喊声：

“马修，我是奇尔曼太太！”

我打开门，门口站着这位矮胖的女人，脸上是一成不变的皱纹，两眼放光，但眼神中并无指责之意。她十分清楚，这座房子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又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人的生活方式呢？即便是最初意识到我们家就只剩下我们邓巴五兄弟的时候，她也从来没问过我们是靠什么过活的。奇尔曼太太拥有那种老派的人生智慧——毕竟她曾目睹像我和罗里这么大的男孩被派到战场上送死。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她就时不时给我们拿来做好的热汤（格外滚烫浓稠），她肯定会一直喊我们帮她打开罐子，直到她死的那天。

这天晚上，她已经做好了工作准备。

她很简练地对我说：

“嗨，马修，你们怎么样，我想也许我应该看一看克莱的伤势，他可是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啊，是吧？照顾好他之后我再看看你手上的伤。”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欢快的声音从沙发方向传来。是亨利。

“还是先来照顾照顾我吧，奇尔曼太太！”

“老天！”

我们这个家到底怎么了？每个人来这里都会向上帝喊话呢。

***

车停在了博恩巴洛公园的停车场，他们在雾蒙蒙的雨中走过去。

“你想不想来个几圈？”克莱问。

亨利不禁笑了出来。

“只要我们还能开得了这车。”

他们坐进车里，沉默不语，穿过一条条大街小巷，克莱默默记下了每条道路的名称。他们经过了帝国大街、卡宾大街、查塔姆大街，然后拐上了日落路：轩尼诗赛马场和裸臂酒吧就位于这里。他记得当初他和初来乍到的凯丽·诺瓦克一起走过这些街道的每时每刻。

他们继续开车绕来绕去，克莱看向他们中间空着的地方。

“嘿，”他说，“嘿，亨利，”当他们在飞翔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他再次开口，不过眼睛一直盯着方向盘，“谢谢你为我做这些。”

在这种时候，你不得不对亨利竖个大拇指，只见他眨了眨被揍得青紫的眼睛。“毕竟那是斯塔基带来的女孩儿啊，不是吗？”

他们返家前的最后一站是彼得·潘广场。他们把车停在广场边，盯着挡风玻璃，以及广场中央的雕塑。在淅淅沥沥的大雨中，克莱勉强能分辨出鹅卵石小径和那匹与广场同名的赛马。赛马雕塑的基座上刻着如下字眼：

彼得·潘一匹十分英勇的骏马曾经两次拿下墨尔本杯赛马会冠军1932年，1934年

赛马雕像似乎也在歪头斜睨他们，但克莱很清楚——这匹马只是希望引起众人关注，或者狠狠教训一下它的某个对手。特别是罗吉拉。彼得·潘格外讨厌罗吉拉。

马背上的骑师达比·蒙罗似乎也在朝车子这边看，亨利重新启动了发动机。引擎响起来之后，雨刷差不多每隔四秒就刮过一个来回。赛马和骑师的身影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亨利终于开口了。

“嗨，克莱，”他一边说一边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给我讲讲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