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珀涅罗珀从来就没去过那个音乐节。她没有参加排练，也没有走过这座有着一个个水绿色屋顶的城市街道。她停在了维也纳西火车站。在站台上，她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两只胳膊肘枕着膝盖。她清爽、干净的手指把玩着蓝色羊毛裙上的纽扣，然后把返程车票改成了更早一班回家的车票。

好几个小时之后，当火车准备驶离时，她站起身来。一位售票员斜倚在车门边，他没有刮胡子，体重明显超标了。

“你要上车吗？”

珀涅罗珀只是看着他，内心犹豫不决。她使劲转动着衣服上靠近胸口处的一颗纽扣。她的行李箱就放在面前，如同脚边的一只铁锚。

“说话啊，你到底来不来？”他不修边幅的样子还有些迷人。“你到底来不来？”他的牙齿不怎么整齐，好像缺了几颗。他像个男学生一样倚在那儿，虽然没有吹口哨，但还是冲着火车头的方向大喊了一声：“确认完毕！”

然后他笑了。

他咧开缺了几颗牙齿的嘴巴，就那样笑了。珀涅罗珀站在那儿，右手的手掌中握着刚才还在衣服上的那颗纽扣。

正如她父亲预言的那样，她还是做到了。

她拎着沉重的箱子，柔弱、不堪一击，但正如瓦尔德克预言的那样，她还是撑了过来。

在名为特赖斯基兴的地方，有一处营地，里面是一排排的上下铺，厕所地板已经被染成了深酒红色。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队伍的尾巴在哪里。很幸运的是，她在东欧的生活经验已经教会了她如何排长队。第二件事，一旦走进去，就要应付堆到脚踝的垃圾堆。这是片“多水的荒野之地”，好吧，是考验神经和毅力的地方。

排队的人们面无表情，神色倦怠。每个人都很害怕各种突发情况，但最害怕的还是其中的一种：被遣送回家。在任何状况下，他们都无法接受。

她来了之后，果然受到了询问。

她的指纹被记录下来，有人给她做翻译。

奥地利本质上只是个暂住地，大多数情况下，手续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处理完毕，然后他们会被送到招待所，在那里等着另外一个使馆来接收。

她的父亲考虑到了很多事情，但是并没有想到周五抵达会是这么糟糕的情况。这意味着得在这个营地撑过整个周末，这可不像是周末外出野餐，但她最终还是撑了过来。毕竟，用她自己的话讲，这也算不上是人间炼狱。跟其他人所要承受的苦难相比，这算不上什么。最糟糕的是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

又过了一周，她搭上了另一列火车，这一次是去山里，去另外一处有着一排排上下铺的营地。于是珀涅罗珀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关于她在那里生活的九个月，我确信可以挖出很多故事来。但关于那段时光，我又真的了解多少呢？克莱又能知道些什么呢？珀涅罗珀在群山中的那段岁月是她几乎从不谈及的一段时光——但她每次不经意提起，都将那时的生活描述成质朴美好的样子，我猜那应该更多的是凄凉。她有一次这样解释给克莱听：

只有一通时间很短的电话，一首老歌。

只有类似的几个小小的残片可以重现整段故事。

在最初的几天，她注意到有人会到路边的一个很旧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电话亭立在宽广的森林和辽阔的天空之下，像一个外来异物。

很明显，人们都在往家里打电话。他们的眼中饱含泪水，通常，他们挂掉电话之后都要过好一会儿才能迈动回去的步子。

珀涅罗珀像很多人一样，打电话前也犹豫不决。

她在猜想这么做是否安全。

谣言四起，传说政府会监听个人电话，人们不得不三思而行。而且我之前也提过，总是那些留在家乡的人面临惩罚。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还算有利的一点是他们通常都被默认为可以离开好长一段时间。那在他们离开家的这几个星期里，往家里打个电话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但珀涅罗珀的情况没那么简单——她早就应该回家了。打电话回去会让她的父亲陷入危险的境地吗？很幸运的是，因为她徘徊太久，有个叫塔德克的人过来找她。他的声音、身躯都如同树木一般。

“小姑娘，你是想给家里打电话吗？”

她犹豫着不肯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两步，摸了摸电话亭，仿佛以此证明它无法伤害到她。“你有家人参加运动吗？”然后，他又讲得更直白了些，“团结工会？”

“没有。”

“你曾经打断过哪根不该打断的鼻梁吗？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这会儿她直接摇了摇头。

“我看未必吧。”他咧嘴一笑，这个笑容就好像从上次那个火车售票员那里直接复制过来的一样，“好吧。那我猜猜看，这是你父母干的？”

“我的父亲。”

“你现在确定，你没惹过任何麻烦事儿吗？”

“我确定。”

“他呢？”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电车驾驶员，”她说，“几乎不怎么开口讲话。”

“好，那就这样吧，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现在党内一片七零八落，我不觉得他们有时间对付一个开电车的老头。现今这些日子，要对什么事情下定论是很难的，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有把握的。”

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个时刻，塔德克透过松树林向外望去，看着那一排排的灯光。“他对你而言是个好父亲吗？”

“是的。”

“他听到你的声音会高兴吗？”

“是的。”

“好吧，接好了。”他转过身，扔给她几个硬币，“代我向他问好。”然后他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