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在很多人乘飞机旅行一样，空中监狱的飞行也是自作自受。从整整11个月前踏入犯人物品保管室之后，我又被带到了这里，在这里等候。一个接一个的看守带来了其他女囚，她们和我一起等着。一个很瘦、眼睛空幻的白人女孩，一对牙买加姐妹，还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反应迟钝的人，她和我一起在监区的建设与维修部工作，现在要被送到西宾夕法尼亚州参加庭审。一个看起来像女同性恋者的黑种女人，有一条邪恶的伤疤从她耳朵后的某处开始，围绕脖子，在她t恤衫衣领下面消失。我们几乎没人说话。

终于，我在监区认识的一个监狱看守出现了。韦尔奇女士是食品保障部门的警官，与波普很熟。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她的出现，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比我刚进丹伯里时遇到的那个看守好多了。她给我们每个人分发了新的制服，跟我刚到丹伯里时穿的卡其布手术服一样的衣服和没用的帆布鞋。不能穿钢头鞋让我有点悲哀，尽管鞋底已经有几处裂缝。然后，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加枷锁——腰间缠上链子，手腕戴上手铐，脚腕上是一英尺长的脚链。除了在自己房间里戏耍的时候，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铐住过。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任何选择：不管我配合、不满还是腰背部被人用膝盖顶着，或者胸上被靴子踩着，无论如何都要被枷锁束缚住。

韦尔奇女士靠近的时候，我看着她。“你怎么样，克尔曼？”她问道。她听起来是真的关心，我立刻心领神会，我们现在是“她们的”，要被发送到外面的未知世界。她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其他，她可能跟我一样一无所知。

“还好。”我以一种异乎平常的小声音回答道。我很恐惧，但是并不害怕她。

她开始给我上链子，以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聊着天，简直像一个牙科医生知道自己做的事会给别人带来不适一样。“这怎么样——太紧了？”

“这个手腕有点紧，是的。”我讨厌自己声音里的感谢语气，但这是真实的。

我们都已经打包好——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被监狱看守仔细检查过（还是那个目中无人的小个子，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他），然后被放起来了。犯人可以带上飞机的唯一东西是一张纸，上面列着犯人的所有物。在这张纸的背面，我把自己所有的重要信息都写上了——律师的电话号码、家人和朋友们的地址。这张纸上还有我在监区很多朋友手写的各种联系方式——很快就能回家的，给我写了街区地址；还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的，就写下了自己的囚犯注册号码。看着这个名单让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次见到这些女人。我把这张纸放在衣服的胸袋里，和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

监狱警官让我们排好队，然后开始拖着脚往前走，发出叮当响声。我们走出那个楼，朝一个没有标记的大巴走去，这是专门用来运输犯人的。因为我们的腿被链子锁住，所以不得不以短小的步子踮着脚走。当我们在监狱和大巴之间的房间里等候的时候（这是几个有金属防护网的房间之一），去城里的货车加速开上来了。杰跳出来，身上背着行李袋。

那个大个头的黑人女同性恋者一下子活跃起来：“表姐？”

杰简直不敢相信地眨着眼睛：“斯莱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们都被赶回联邦惩教所。看守们让杰也把东西打包，然后将她也锁起来——她也要加入我们这个混杂的小团体。能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走，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最后，我们在枪口的威胁下都上了那辆大巴，朝着外面的世界驶去。看着康涅狄格州的郊区景色向后飞驶，我们感觉迷失了方向，最后上了大路。我不知道在朝哪里走，很有可能是俄克拉何马市，那是联邦监狱运输系统的枢纽。在汽车上，杰与斯莱斯，她真正的表妹，坐在一起聊天。她们两个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旅行，但是她们很可能是共同被告，因为看守之前曾说过她们应该有更多的限制。

“不，不，我们是表姐妹，我们爱对方！”她们抗议道。

那个看守说她们要去佛罗里达州，这让她们非常不安。“帕波，我对佛罗里达狗屁都不知道，我来自布朗克斯，我去过密尔沃基，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杰说。“让我去佛罗里达，什么狗屎原因都没有，除非他们要带我们去迪士尼。”

终于，我们到达了一个看似废弃的工业空地。汽车停下来了，我们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如果你认为戴着枷锁不可能睡着，那我现在告诉你，你错了。他们给我们鸡肉三明治吃，我还不得不帮助宾夕法尼亚那个反应迟钝的人吃饭——看守对她可不像对我那么温柔，给她上的枷锁特别紧，而且还给她额外的“黑盒子”限制，把她的两个拇指都固定住——这是为了保护她的共同被告，她现在正和那个女人热切地说着闲话。最后，汽车又发出隆隆声动了起来，在一个停机坪上停了下来。我们的汽车不是唯一的一辆，那里停了至少6辆其他交通工具：一辆公共汽车、没有标记的有篷货车和轿车在寒冷冬季的黄昏中无所事事。然后，突然一架庞大的747飞机着陆了，简短地滑行之后，在车辆中间停下了。一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在拍一部最老套的惊悚动作电影，因为穿着过膝长筒靴的军官端着冲锋枪和高火力步枪拥向了停机坪——而我扮演的是其中一个坏人。

他们首先从飞机上卸下了大约12个犯人，都是男犯，外形、体格、肤色和服装各异。有一些看起来好像穿着薄的连衣裤，这在刺骨的一月寒风中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头发凌乱、衣冠不整、瑟瑟发抖，看起来对挤在丹伯里汽车旁边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很感兴趣。然后，拿着武器的人开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排队站好，两人之间间距要大。我们在那个停机坪上跳起了快步舞，尽管身上有枷锁束缚，还是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粗略的搜身检查以后，一个女军官查看了我的头发和嘴巴，看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然后我们就沿着楼梯爬进了飞机。

飞机里的军官更多，有块头庞大、结实健壮的男军官和几个饱经风霜、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女军官。我们叮叮当当地朝着旅客席位区走去的时候，受到了一阵睾丸激素的致意。飞机里塞满了犯人，好像都是男犯人。大部分犯人看到我们时都非常非常开心，有些还制造出很多声音，向我们宣布他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或者是在我们跟着军官们沿过道走动的时候，对我们做出批判性的讨论。“不要看他们！”军官们朝我们吼道。很明显，他们早就算计好了，控制12个女犯人肯定比控制200个男犯人要容易得多。

“你害怕什么呢，金发美女？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男犯人喊道。“这里，金发美女！”不过，我的这种猜测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体形很大的男犯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要去厕所的时候，军官们很快用泰瑟枪（发射带电镖箭让人暂时不能动弹的一种武器）攻击他，他像鱼一样笨重地摔到座位上。

空中监狱就像联邦监狱系统的夹心蛋糕。这里，每一种犯人都可以看到：看起来悲伤的上层中年白种男人，他们的夹丝眼镜有时候歪斜或者坏掉了；骄傲的看起来像玛雅人的拉美混血儿（西班牙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后裔），身上到处都是帮派的记号；头发褪色、牙齿不整的白种女人；理着平头、脸上有纳粹十字记号的男人；头发像灌木丛一样的年轻黑种男人，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梳成一排排的玉米辫子解开；一对皮包骨头、长得很像的父子；一个非常高大的黑种男人，他身上的枷锁尤其笨重，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的人；当然，还有我。当我被护送着去厕所的时候（因为手腕被链子锁到了腰上，所以很难完成某些动作），除了一些淫荡的邀请和威胁的嘘声，我听到了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金发美女？”

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身上戴着枷锁不是那么糟糕的一件事。我非常高兴杰就坐在旁边，她也伸长了脖子，想把周围的一切看个究竟。尽管如此，她和表妹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法律程序，这还是让人有点紧张不安。我们都认为，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她们“惹上了另一个案子”（因为另一种罪行被控告），别人应该会告诉她们。但是，或许她们不像我一样有那么高端的律师。

空中监狱从来不会直接飞达目的地。这种庞大的客机更像小型直升飞机，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搭载因为各种原因被运往全国各处的犯人——出庭需要、机构转移、判后分配。有些犯人是刚进监狱，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军官们带进来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如果不是面容冷酷，看起来非常像耶稣。他长得非常英俊，这让人感觉有些不自然。一次飞机停落的时候，又有一些女犯人登机了。其中一个女人在走道里停下了，等着军官告诉她坐在哪里。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白种小女人，牙齿不全，头发说不上来是灰色还是用过氧化氢漂白过的颜色。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愁眉苦脸的后院小鸡，好像生活非常艰辛。她站在走道里的时候，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喊道：“毒品误事儿！”然后，飞机上一半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些毒品交易者——都大笑起来。她不那么好看的脸垂了下去。这好像是从前在校园里见到的那种最让人不舒服的事。

大约晚上8点钟，我们在俄克拉何马市着陆了。我认为联邦转运中心应该在那里的机场附近，但也不是那么肯定，因为我没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机场的出租车直接把飞机上五花八门的“货物”接送到了监狱。由于疏忽，也出于需要，我们被关进了一个重刑犯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处在转运期间的犯人。在抵达芝加哥之前，这里将是我的新住处。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自己的新单位，约20个筋疲力尽的女犯人分别领了各自的床单、睡衣和小袋包装的卫生必需品，然后被带进了一个三角形的洞窑，里面有两层牢房。这里光线黑暗，显得荒废而没有人气，因为里面的居住者已经被一级防范禁闭了。狱警是一个看起来很凶恶的6英尺高美洲原住黑种女人，她大声喊出我们牢房的分配结果。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一个真正的牢房待过，更不用说与一个室友被关在一起。我爬到分配的地方，那里有一张6×12英寸的双层床、一个厕所、一个水池和一张钉到墙上的桌子。在昏暗的荧光灯下，我能看到有人在上铺睡觉。她翻了个身，用白眼看了我一下，然后又翻回去接着睡觉了。我慢慢走进去，开始打瞌睡，很感激那里有水和自由活动的地方。

突然，我听到“砰”的落地声，还有喊叫声，然后我的室友跳下床铺，叫醒我。“吃早饭了！”她扭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就走了。我起床，小心地走到牢房外面，穿着昨晚发给我的被洗得褪色的“手术服”绿色睡衣。我看到女人们从带编号的牢房里快步走出来，然后站到单位另一端排着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是穿着睡衣的。我快速换上昨天穿的肮脏的衣服，也去排队。领到一个塑料盒子之后，我找到了杰和斯莱斯，她们在我的牢房附近占了一张桌子。我们的盒子里装着干的麦片、一包速溶咖啡、一包白糖和一包塑料袋装牛奶，最后一样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之一。但是，把咖啡粉、牛奶和白糖放在一个绿色塑料杯子里混合，然后摆进微波炉里转转（那是一个古老的装置，看起来好像电影《迷失太空》里会用的那种型号），这东西喝起来还不错。我假装那就是卡布奇诺咖啡。“我们会被饿死的。”斯莱斯说。杰和我都担心她说得没错。我们讨论了一下当前的困境，斯莱斯因为太饿，离开我们去四处察看了。杰和我退回到各自的牢房。

终于，我有机会跟新室友正式认识了。“你叫什么？”她懒洋洋地问。我介绍了自己。她叫拉琦莎，来自亚特兰大，要去……丹伯里！她一听到我就是从丹伯里来的，就开始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她爬回到自己床上，开始睡觉。我很快注意到拉琦莎一天大约睡22个小时，起床3次分别去吃饭和洗澡。最后这一点让我感到庆幸。尽管如此，她总是看起来凌乱不整洁，从我们牢房出去的时候，头发总是四处飞扬着。“帕波，你的室友咋回事？她看起来像电影《紫色》里的西丽！”斯莱斯嘶哑地说。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第一天，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我需要熟悉概况，了解所有新的规则和程序。不幸的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这里有3个电视室，但里面没有椅子。还有一个小型的可转动书架，上面的书分类很奇怪——基督教方面的书、约翰·d·麦克唐纳作品的古老版本、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和两本桃乐丝·谢尔丝的小说。在这个单位的中间，有一个奇怪的设施，看起来像一个咨询台，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短而粗硬的小铅笔和各种各样的便笺纸。在3个投币式公用电话旁边，有一个通往室外的房间，吸烟者在那里瑟瑟发抖。从那里可以看到一部分墙上的一小片天空，墙面当然铺有铁丝网。这个单位看起来像一辆火车，或者一座汽车站，但是这里并没有报摊或咖啡店。我想用公用电话给拉里和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但是只能拨通对方付费电话，而他们的电话都没有开通这项服务。这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被扔进了一架飞机，而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这架飞机根本不存在。

女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都静悄悄的。这个地方有一种被征服的样子，一尘不染。单位看起来最多住了一半，排队吃早饭的大约有60个女犯人。上午11点，狱警会推进来可旋转的大型手推车，意思是午饭就快开始了。我注意到一个女人从上层的一个牢房里走出来，从单位另一头的楼梯上走下。那弯曲的头发、那消防栓的形状……还有眼镜。一个异动的东西在我脑海闪现，我一下子坐得笔直。诺拉·詹森跟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很肯定我与我的共同被告有“分居令”，但是很明显，我错了。我看着她加入吃饭的队伍。“快点，帕波！”斯莱斯用肘轻推我。尽管很明显不喜欢与瘦小的白种女孩做朋友，但是她愿意接受我是杰的朋友，而且我也吃得不多。我跟在两位同伴的后面，在脑海里用枪瞄准我认为是诺拉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11个月，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诺拉——都是不好的想法。在采取行动之前，我想弄清楚事实。我曾经幻想着与这个引我入歧途的女人对质，这个可能向警察告发过我的女人。我经常在头脑里把这个时刻固定在旧金山的一个女同性恋酒吧，想象着用台球杆打碎啤酒瓶，把她扁平的鼻子打破，还会有很多血流出来。现在，真正面对她的时刻到来了。我该做什么呢？

那个矮个子、卷发、明显已经中年的女人领了自己的午餐盒，转过身走向一张桌子。就是这个女人，我跟着她去了印度尼西亚，去了苏黎世，去了国会酒店。如果从来没有遇到她，我现在不会坐在这里，手里拿着微温的袋装牛奶，穿着政府发放的衣服。她那张法国斗牛犬一样的脸，10年后就是这个模样——很明显，这是长长的、艰难的10年。她看起来糟糕透了。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瞥了我一眼，我看到她那扁平的脸部露出认得我的震惊。我忍住呼吸，脉搏剧烈地跳动着。

与两个同伴在桌子前坐着的时候，我低声说：“杰！我想我看到了我的一个共同被告！”

杰非常认真地看着我。几乎所有毒品犯人都有共同被告，这可以有很多层含义，但是杰从我的语气立马就判断出，我这么说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怎么了？”斯莱斯问，她注意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帕波觉得她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共同被告，她很吃惊。”

“哪个是？”

我给她们指出来，但没有用手指。

她们放松了一点。“那个老太婆？”“我说，帕波，你到底是哪一种歹徒啊？”

我怒气冲冲地看着她们。“杰，我觉得是那个婊子把我供出来的。”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斯莱斯仔细观看诺拉。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有意说道：

“帕波，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要清楚——如果你那么做了的话，在这里剩余的时间，你都会被关在禁闭室。现在情况都已经这么糟，你可以想象禁闭室会是什么样子。而且鬼知道你还会不会遇到其他事。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回到一个很爱你的男人怀里，他每个星期都费尽力气去看你。那个婊子值得你再去犯事吗？我很支持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打算做什么的话，我是不想去禁闭室的，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做你觉得需要做的事。”

斯莱斯也插话说：“我也不想去禁闭室，不会为了我甚至都不认识的某个白种女人而被关禁闭。不是有意冒犯，帕波。但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我什么也没有做。杰一直很担心地看着我。斯莱斯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得到了一整副扑克牌，开始洗牌。尽管如此，我还是受不了。我休息了一下，躺在床铺上盯着用渣煤空心砖垒成的墙面。害我被关在这里的女人终于被我发现了，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做什么。我真的什么也不会做吗？

我离开牢房，在单位走了一圈，用了大约3分钟。我没有找到诺拉。杰做手势让我过去。“快来，帕波，跟我们一起玩牌。”

我们玩牌的时候，杰和她的表妹轮流即兴说故事。斯莱斯讲了在丹伯里联邦惩教所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相公，说了很多有关她的有趣故事，包括被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看守在半夜行动时抓起来。“我吓呆了，他用手电筒照着我们，而且那种情况是没办法抵赖的，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而他只是说‘让我看看’。所……以……”她暗示继续刚才的行为。就是这个人，因为我给波普正常的脚部按摩而对我严密监视。烂人一个。

直到4点钟点名后晚餐车出现，我们都在那里笑声不断。我们把塑料托盘上的盖子拿掉，里面的恶臭味让我们立马又把盖子盖上。杰敲打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得杀死一个做饭的婊子，吃了她，不然我们就得饿死。”

从单位里横穿过去还托盘的时候，我看到诺拉朝我这边走来。我挺直地站着，换上最冰冷的凝视。她有点不确定地看着我。

“嗨！”她几乎是压着声音说的。

我从她身边昂首阔步地走过去。

“发生什么事了？”杰一脸担心地问我。

“她想跟我打招呼。”我摇了摇头，我们又开始玩牌。“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在这里，而她的妹妹却没来。”

“她妹妹？”

“嗯，她妹妹也是我的共同被告。她在肯塔基州服刑。”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我看到了海丝特。这就是俄克拉何马市的做事方式——新来的人都在深夜里到来。她们在早饭的时候冒出来，让我们一天都感到新奇。我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两姐妹的重逢——她们欣喜若狂地拥抱，一起走向一个角落去说话。

我的同伴们也注意到了。“你也想要把妹妹杀死？”斯莱斯问。

“不，我跟海丝特从来没有什么过节——她还好。”

时间对海丝特不像对她姐姐那么残酷。她看起来跟10年前差不太多，或许是因为她一直以来用鸡骨头做的带羽毛小装饰品的魔力：长长的略带红色的卷发，一种恍惚但滑稽的神情，有着迷人而神秘的气质。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那几个星期，我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一级防范禁闭因为无比单调和毫无刺激而非常折磨人：时间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地向前蠕动。几乎每一天都有航班到达和飞离，但是我们却无法得知自己会不会被放到某一架上面。这是监狱的完美衔接——从一个区域离开，等待到达另一个区域。俄克拉何马市让我非常想念丹伯里监区，那是一种超现实的令人不安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有几个小时的紧张活动：在电工部工作、跑步和健身。在这里，唯一的活动选择就是在我的牢房里做俯卧撑和瑜伽，或者穿着帆布鞋在楼梯上绕好几百圈，直到脚上的水泡被磨破出血。在丹伯里的时候，普拉特修女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把大厅当作替代的散步场所。我有时候会在旁边跟她保持步调一致的锻炼。作为69岁的老人，她的步速很快，而且精神头一直很好，这让我感到吃惊。“你还能坚持下去吗，亲爱的？”这位小个子修女会常常这么问我。

我很幸运，因为可以与杰分担自己的压力、恐慌和用掉多余的精力。她的表妹非常有趣，有她在总是让我安心（或许还带有点威胁）。有一天，我向杰询问她表妹的伤疤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