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的扑到她身上，想要强奸她，用美工刀划的，缝了上百针呢。”她停顿了一下，“他现在也在监狱里。”他的绰号是什么？“那是她最喜爱的饮料！”

很容易忘记日期——这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邮件，而且我又不去电视室，所以无法区分今天和明天，只能玩扑克牌游戏度日。我尝试算清楚哪一天是1月12号，那是波普从丹伯里被释放的日子。我没办法给拉里打电话，这里也没有透光好的窗户，所以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追踪太阳的踪迹。我只得与监狱里的小姑娘们在一起玩耍，这是有限的娱乐之一。我学会了多米诺，学会了理解不重复奖励的真正惩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度过那么长时间而不发狂？

没有人愿意与陌生人交往，但仍有一些诡计围绕香烟问题进行着。在丹伯里，大家挤在一起的机会很多；但是在俄克拉何马，大家能在一起讨论的只有性、别人的心理疾病药物和最重要的尼古丁。那些自愿做勤杂工的犯人可以去“商店”，但是到那里只是为了买香烟。每周一次少量发放香烟之后，在犯人们表面之下就会有狂怒，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勤杂工要么擅于做朋友，会把她们的烟分成小份的“卷烟”，出于人情与别人分享；或者要别人拿心理药物交换，这些药物可以帮助人们像拉琦莎那样把时间都睡过去。我发现整个交易让人很有压力，所以很高兴自己不抽烟。我的头发因为没有护发素，就像老鼠窝一样——我们只有小袋包装的香波。最后，我用蛋黄酱洗头，这让发丝很油腻，但是至少我可以用监狱配发的黑色塑料小梳子搞定。

突然之间，杰和斯莱斯就被转走了。凌晨4点钟，杰和我通过牢房门上厚厚的长方形玻璃告别。“别和斯莱斯分开！”我说。“我回家以后去找你们！”

杰瞪着她那双大大的清澈的棕色眼睛看着我，美好、伤感而恐惧。“小心点，帕波！”她说，“别忘了我给你说过的凡士林特技！”

“我会的！”透过几英寸的玻璃，我与杰挥手告别。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被放出来吃早饭时，我感到真实的孤独，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在茫茫大海里遨游。我想念她们。我朝诺拉所在的单位那边望去。我知道，不管紧接着要履行什么样的法律程序，都少不了她。

几天后，我的室友拉琦莎也动身去了丹伯里。我很嫉妒她。她胡乱穿衣服的时候，我告诉她：“你到了监区以后告诉托妮，她是去城里接你的司机，告诉她你在俄克拉何马见到了帕波，说我一切都好，向她问好。”

“好，好……等一下，谁是帕波？”

我为什么没有感到吃惊呢？我叹了口气。“就告诉她们你遇到了一个来自丹伯里的做瑜伽的白人女孩，她很好！”

“这个我能记住！”

有几天，我完全是一个人在牢房里：循环做着各种瑜伽姿势；盯着不透明的窗户看，少许阳光可以从窗户透过来，房间就只有那么高，大约6英寸宽。我会在早饭的时候把袋装牛奶留下来，放在窗户底下，那里气温比较低，几个小时后牛奶还是凉的。每一天，只有牛奶是保证可以吃的。我还学会了抵着墙睡觉，用胳膊挡住24小时都亮着的荧光灯朝眼睛照过来的光。我第一次可以睡下铺了，真是一件奇怪的新鲜事。

然后，一个新室友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孩，来自得克萨斯州，要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监狱。她以前从没有进过监狱，所以对什么都感到吃惊，有很多的疑问。我扮演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犯人角色，告诉她我觉得她可能想知道的东西。她让我想起了6号房间跟我一起在电工部门工作的玛丽亚·卡尔翁，这让我有点伤感。

最后，一个星期以后，凌晨4点钟，我的牢房门上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克尔曼，打包待走！”除了从丹伯里带来的、现在已经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潦草地写满了那里的朋友们的寄语——别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包。我轻快地穿上卡其布囚服。那个时候，只要能离开那里，让我做什么都行，管它有没有诺拉呢。根据杰的指导，我把藏在袜子里的珍贵违禁品凡士林摸出来，塞了几块在我的耳朵洞里。在空中监狱的漫长旅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水喝，我可以蘸点凡士林抹到嘴唇上，防止裂化。

当我重新戴着枷锁拖着脚镣走上飞机的时候，一个联邦执法人员（他在我上次飞行的时候也在飞机上）问：“发生什么事了，金发美女？”

我面无表情。

“你最好改变一下你的态度，金发美女。”他厉声建议我。

军官们让我坐在诺拉旁边的座位上。这种时候，我甚至对自己的糟糕运气都不感到吃惊了，尽管感到非常愤怒。戴着枷锁，耳朵里藏着凡士林，坐在给我带来这一切麻烦的母牛旁边——我拒绝看她。飞机在底特律的特雷霍特和其他被大雪覆盖的中西部荒地停机时，我们之间仍然保持让人不舒服的沉默之墙，还好我的座位靠窗。

抵达芝加哥时阳光充沛，一派冬季景象，尽管我感到极其不安和剧烈不适，但还是很激动。我保留着幽默的一丝残片，看着整件充满讽刺的事情。这座城市正是整个麻烦的中心。不知何故，看起来似乎我应该来这里，让她陪在我身边。

芝加哥的停机坪很热闹，也非常寒冷。穿着单薄的卡其布囚服，我冻得瑟瑟发抖。在军官的指挥下，囚犯们戴着枷锁朝各个方向走的都有。诺拉和海丝特看到一个头发松散的白人男孩时变得很兴奋：“是乔治！”她们大声叫道。

他扭过头来看我们，在被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之前高兴地用下巴打招呼。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如果那个就是海丝特的老朋友乔治·弗洛伊德，那么在过去的10年他瘦了不少。好像整个团伙都被重新召集到芝加哥，参加乔纳森·毕比的庭审这件大事。我们被装进了一辆客运面包车，在市区交通高峰期，这排没有标记、严密看守的白色车辆队伍快速行驶着。

海丝特坐在我的旁边，专心看了一会儿我的眼睛，然后非常真诚地问我：“你还好吗？”仍旧操着她那无力的中西部音调。我咕哝着说我很好，然后就朝窗外看去，因为她的亲切而感到一丝紧张。

朝大环行驶的时候，我试着设想自己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情境。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也被称为联邦监狱，一般犯人在案件结案之前，都会被关在这种地方——除非，像莉儿金一样，一直都在这里服刑。杰去丹伯里之前，曾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惩教中心被关押了两年，她描述那里的情况比我们在俄克拉何马体验的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有两个单位，大约关着200个女犯人，你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和其他权利。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你可以跟某个正常人一起玩，只是要低调。你甚至可能被分配到与你的共同被告们不同的单位或者宿舍。”

我们被赶进了一座很高的三角形堡垒的地下室。堡垒位于拥挤的芝加哥大环城市街区。从车上下来之后，我们拖着脚镣走进电梯，被带入一个肮脏、破旧、杂乱的犯人物品保管室。这个建筑物让人顿时失去方向感。地板感觉很小，因为混乱，显得更加窄。建筑物的两排都是拘留牢房，里面住着穿橘色囚服的男犯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褐色皮肤。很快，我们就被关进了空着的牢房，里面肮脏不堪。

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试图无视她们姐妹的存在。她们很有礼貌，说话不多，看起来还算尊重我那挥之不去、受到抑制的愤怒。几个小时以后，我俯卧在一张又硬又窄的长椅子上，其实什么都没干。这个时候，诺拉清了清嗓子。

“帕波？”

“怎么了？”

“你认识乔纳森·毕比吗？”

“不。”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那你一定很愤怒。”

“是。”

一个女看守给我们发了不合身的男士橘色连衣裤，前面是摁扣，袖子很短，裤腿裁切不正，就像犯人的半长裤。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陷入完全的俗套，但是现在，我无法避免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晚上休息的地方。我当时快累死了，想着任何地方都比那个肮脏且令人不舒服的牢房要好，尤其是如果能不跟诺拉在一起更好。

我们三个在电梯里都没有说话，一直到12层。从叮当一响的安全大门走出去，直到最后一道门滑开，我们到达了女犯人单位。

精神病病房。那是我无法抵抗的第一印象。在这个小房间的两端各有一台电视机在大声号叫。在那个封闭、拥挤的空间里，各种杂乱、刺耳的声音来回震荡。很多女人衣冠不整，弓背站立或行走，像鼹鼠一样惊愕地看着我们。尽管那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有一种幼儿园一样的氛围。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切好像都静止不动了，每一只眼睛都转向我们。一个穿着不合身制服的看守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向我们走来。他看起来对于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我转过去，看了看诺拉和海丝特，然后开始大笑起来，那是一种怀疑的、绝望的笑。顷刻之间，我和两个共同被告之间的冰山融化了。“哦，天啊，不要！”她们也大笑起来，笑声里有解脱和认可，我看到了她们眼睛里同样的怀疑和厌恶以及疲惫。她们跟我在同一条船上。就在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我领悟到她们就是我的所有。

感觉方面的大多数变化都是逐渐的：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恨上或者爱上一个观点、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这么多年来，我心里逐渐培养了对诺拉·詹森的仇恨，因为我把自己处境的主要原因都怪罪于她。现在不是那种时候。有时候，当然很少见，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好像受魔力的影响。我的情感变化得如此之快，我对与这两个女人所共有的一切东西拥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至于没有办法不立刻注意到并且估量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混乱的过去，突然与这次令人疲乏不堪的共同旅行经历相匹配。

有一会儿，我们3个挤作一团，周围一片混乱。我突然想到，她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我生命中过去10年的情况，包括我被关押这个事实。她们进监狱都比我早。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之举。“肯塔基也是这样吗？”我问海丝特。

“不是。”

“都柏林？”

“才不是。你在哪里？”

“丹伯里。那里与这种变态一点都不像。”

那个警官又出现了，拿着我们的住宿分配方案。我们被带进了各自的牢房，锁在里面。我的新室友维吉尼亚重350磅，她的呼噜声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像我的下铺上睡着一只野生的狂暴动物。当我在塑料床垫上翻来覆去，试图用枕头包住头遮挡她的呼噜声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波普说的“真正的监狱”，原话是：“你们这些姑娘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记得一个大学教师曾告诉我，睡眠不足或者只能睡较短时间的话，最终会让人产生幻觉。

维吉尼亚是一个业余的占星师，几乎从不洗澡。她告诉我，她计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当我拒绝告诉她我的出生日期，不让她给我“做图表”时，她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我想到了帕特小姐和费莉小姐，她们两个是丹伯里精神不怎么稳定的女人。我知道与疯狂的人接触时一定要非常小心。第二天，我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因为我意识到这里很大一部分犯人都处在法庭命令的精神病观察期。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因为芝加哥的犯人与监狱的工作人员或者任何军阶的辅导师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看起来真的是犯人自己在管理这个精神病院。

我还注意到，芝加哥这里几乎所有女犯人都处于出庭受审前的状态——她们的案件还没有侦结，但是她们没有或者不能被保释。所以，她们被关在这里，任由正义的车轮碾磨。有几个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却没有被控告任何罪名。这让她们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很不确定，那些还没有疯的人行动起来也很像怪人，常常因为愤怒和不稳定而发狂。我被扔进了一个疯人院。维吉尼亚警告我：“看到那边的康妮了吗？”她指着一个精神很紧张的人说。“她会问你要剃刀。答应我一定不要给她！她只会用来伤害自己，不要担心。”我许诺不给她。

我之前学会的各种关于监狱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不再能够适用。这里没有欢迎“礼车”给你送洗浴鞋和牙刷；这里没有不合适或者不能问的问题；这里没有团结感以及个人生活制度价值的认可、次序或者自尊。他妈的，甚至都不能指望有部落系统——白种女人在这里狗屁都不是。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吃药才避免自杀（或者杀害她们的邻居）。

我在这里实际上的部落是诺拉和海丝特（这些天大家都叫她的教名“安妮”）。至少她们懂得正式和非正式的监狱规则。我小心地跟她们坐在一起，慢慢地开始摸清她们的底细，包括我们每个人关于即将到来的审讯所了解的内容，以及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如此悲惨吓人。她们也被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恶劣情况惊吓到了。我们都认为这里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联邦监狱。只是监狱这个话题，我们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讨论，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想让诺拉承认是她出卖了我，并且告诉我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我们见到了还算欢迎我们的人——克丽丝特尔。克丽丝特尔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的黑人妇女，50多岁，是女犯人单位里实际上的“市长”。她看起来完全神志健全，负责给新来的人发放制服和必需品。她把我们领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储藏室，然后开始从一堆盒子里翻腾，想找出橘色制服和一些毛巾。那里的内衣裤缺货了，她递给我两套。我看着它们，说：“克丽丝特尔，这些……不干净。”

“很抱歉，亲爱的。我们只有这样的。你明天拿到洗衣房洗一洗，也许还能洗干净。”

已经没有睡衣可以发给我们了，没有香波，甚至都没有吃饭的餐具。听说可以每周一次去物资供应所买东西，我感到有点宽心。当然了，我能不能去买东西，取决于这个大楼里的某个人，他会不会履行职责，完成我的文书工作，这听起来就像是白日梦。

当发现那里有两个独立的淋浴室时，我非常激动，尽管开始看到那两个地方的时候感到很恶心。进去洗浴之前，我想起别人曾警告过我，绝对不要不穿洗浴鞋就去洗澡。双脚接近一年没有直接接触过地砖了，但是我没有洗浴鞋，又特别渴望洗澡。我打开洗浴的水管，小心地从帆布鞋里拿出双脚，然后踏进了让人厌恶的洗浴池，手里拿着一小块汽车旅馆的那种肥皂。皮肤上的毛发直立起来，我努力洗干净身体的时候，冰冷的水刺痛了背。

诺拉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很谨慎，后来又感到很感激，因为我没有那么充满敌意。我当然有理由对她态度不好；当我那样对待她的时候，她全盘接受。海丝特/安妮对我们的这种状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并没有强加干涉。我猜她是觉得姐姐可以保护自己，或者是由于姐姐做错事才这样的。我了解到诺拉在都柏林的一个职业项目教书；海丝特/安妮参加了列克星敦的服务犬项目。在被关押之前，海丝特/安妮已经戒毒，结了婚，并且悄悄地把耶稣当作个人的救世主。诺拉还是我记着的那个样子——风趣、算计、好奇，有时候任性得犹如眼中钉，真想揍她一顿。

最后，我开门见山地说：“把我们1993年分手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据诺拉所说，我从她的生活中离开之后的数月，她做了一些自我反省，想要脱离阿拉基的生意。但是他却告诉她绝对不可能，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断绝与他联系，她将面临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妹妹在哪里。”他如此威胁她。一段时间以后，当两个运送毒品的人被逮捕时——分别在旧金山和芝加哥——情况开始变得愈来愈混乱和不堪，当然整个毒品运监都崩溃了。

用从毒品生意挣得的钱，诺拉在佛蒙特建造了她梦想的家，直到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武器和战术联邦小组把她抓进监狱。联邦执法人员把她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企业的详细信息。有人——我想很可能是她那个讨厌的生意伙伴杰克——把所有的事都捅出来了。

“他们那个时候有我的名字吗？”我问。

“有，他们很清楚你是谁。但是一开始，我告诉他们你只是我的女朋友，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仇恨诺拉，并且精心策划复仇的幻想。她的故事看似真实，但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谎言。我相信她对于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后悔。当她看着桌子对面的妹妹，或者谈到她们年迈的父母时（他们不只有一个孩子在监狱里，而是两个），我情不自禁地替她感到难过。我的大脑和内脏都扭绕成一团，就像一个我将不得不撕碎分开的缠结的猫咪摇篮。

我开始明白“万宝路牛仔”说的“柴油机疗法”的含义了。

指美国芝加哥市的商业中心。——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