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世界离我越来越近了。尽管在11月份有一个事故报告，我仍然只需要在监狱里待13个月就可以了，减刑2个月，3月份就可以被释放。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间一直行为良好，联邦判决的标准规定可以减刑。到1月份我就可以去布鲁克林深处的默特尔大道（在监区，大家都称之为“杀手大道”）过渡教习所。在监狱里大家一般都说，一旦你通过几个毒品测试并找到了一份工作，过渡教习所就会让你回家——只要他们可以获得你的薪水。

纳塔利会在“杀手大道”等我。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分开的。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简直欣喜若狂，不停地问她各种问题，从上铺弯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铺，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纳塔利似乎有意让自己表现得很镇定。第二天早上，她跟来送行的大家告别，我紧张地在前门口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小孩子。我想成为最后一个跟她告别的人。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时候更加努力。

“纳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会怎么样。我爱你。”这句话，可能是我跟一起亲密同住9个月的骄傲室友说过的最直接的话。我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泪了。在过去的一个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泪女王。

纳塔利温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我会在布鲁克林等着你。”

“好的，纳塔利。在那里等着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杆最后一次走出了那扇门。

波普也应该在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我和她变得如此亲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回家。对于波普还有纳塔利，回家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波普在监狱里已经待了12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来了。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不需要向缓刑监督官报告。她非常紧张。我们经常花很长时间讨论她出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去过渡教习所待6个月，然后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个监狱里，要3年以后才能被释放。她计划去一家餐馆工作，还向我透露说，她想要在将来的某一天买一辆制作热狗的流动贩卖车。她紧张计算机、紧张过渡教习所、紧张她的孩子们，也紧张就要离开这个待了十几年、不论好坏的家。

我也很紧张，不过不是紧张回家。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师帕特·科特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我的一个共同被告，一个名叫乔纳森·毕比的男子将要受审，我可能会被法庭作为证人传去。他提醒我，根据认罪协议，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证，我必须提供所有的诚实的证词。帕特对我说，联邦执法人员可能选择将我运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他写道：

并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见到你，只是我根据以前客户的评论得知，联邦监狱局安排的地点转移可能对犯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和让人疲惫的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让你免于遭受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乔纳森·毕比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想去芝加哥，我当然更不想成为政府的证人——一个告发同伴的卑鄙小人。我就想待在这里，待在监区，做头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电影之夜看电影。我给律师打电话，解释说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我根本无法从一组人中将他选出来。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证，可能会与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的日子相冲突。我请求他为我打几通电话，让美国监察局的人知道我与这个被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证人。

“当然可以。”他说。

我感觉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里了。

我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只是跟波普说了律师的信。

“哦，宝贝。”她说，“那种空运啊。”她是在说联邦的运输系统，空中监狱。“那种空运可真不好受。”

纳塔利离开之后，我在隔间独自一人住了几夜。看着她床铺上什么也没有的床垫子，我感到非常孤独。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所以很清楚被动地等着监狱的上帝们给我分一个好样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费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调换了隔间，我被允许搬到隔壁。我现在睡的床铺，以前睡过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费思与纳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么爱说话，这点让我很放心。她很高兴我能过去做她的室友，总是一边忙着编织，一边跟我说她在新罕布什尔州那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儿。她拥有特殊的编织许可。

费思也是因为毒品入狱，刑期很长。我隐约感觉她是帮别人认罪服刑的。她一直很担心女儿，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她了。她在为女儿织一件毛衣作圣诞节礼物。物资供应所的腈纶纱颜色好像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四种——灰色、白色、紫红色和绿色——而且紫红色和绿色总是缺货，这让编织爱好者们十分苦恼。杰在为她的孩子们钩编圣诞节玩具——她提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在监狱里，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有孩子在外面，过节的时候尤其明显。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车间工作，当时刚回到特伦顿的家里。

亲爱的帕波，

这次去信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问候一下你。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的姐姐说我在那里的时候比现在要胖一些，我告诉她是因为衣服的原因。不管怎样，我都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给你一次事故报告！艾米给我写信说她的室友被关了禁闭，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你被记了事故报告。那个地方真是要疯了。

球球，她的母亲之前也在丹伯里服刑过，她一直都很担心被释放之后会怎么样。她的亲戚们不是特别愿意跟她一起住，她也考虑过出去后直接去一家流浪者收容所。

现在她已经被释放了，在外面受到了非常冷漠的对待。她以前住的公寓在一个每天都会听见枪声的小区——比丹伯里的射击场恐怖多了。碗碟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她用仅有的一点点钱购置了食物、洗发水和卫生纸。她只能睡在地板上。

天啊，我真想你！我说想念那个地方真是让人悲哀，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疯狂……尽管我拥有了自由，但我仍然感觉还被关着。说真的，你们大家就是我的家人。我在外面，生日到了，可是我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我必须乞讨才能吃上感恩节正餐。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家了。

如果她在监区过生日，我们肯定会大张旗鼓为她庆祝的。好在球球仍然保留了她的好心态，她需要以这种心情好好地活下去。她给我列了一些人，要我跟她们表达她的美好祝愿——她的室友、杰以及汽车间的其他女孩子们——她还给我写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话，说会等到我刑满释放。信的最后她写道：“永远爱你的，球球。”

这真是最奇怪的感觉：我希望球球能够回来和我们一起待在监狱里。我很害怕她在外面会出事。至少在联邦监狱局的聚集区，巡逻的看守是唯一带枪的人，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从卡车里出来过。

“帕波？”艾米在隔间的门口叫我。一般情况下，我不让人来我的隔间，宁愿出去在公共区域跟人聊天。

“什么事，妖怪？”我们一起在电工分部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叫艾米“小妖怪”。给她起这个绰号非常恰当，因为她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嘴里不干净，脾气很坏，而且十分无礼。但是，我却情不自禁地喜欢艾米，她经常让我大笑。她想要成为一种强硬的人，以那种街头混混的方式；但是我却把她想成随地吐痰、发出嘶嘶声的小猫，只要抓住它的颈背，就可以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小猫也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艾米跑到我的床铺边，爬在脚凳上。我能看出来，她不高兴。她应该在我之前就可以回到纽约的家。我知道她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家里等着，尽管情况不像球球的那么可怕。过去的几个星期，她都在电话上安排自己的住宿和工作。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筋疲力尽。虽然越来越绝望，但她还是努力联系上了父亲，但是电话好像又有问题。她解释自己的挫败时，说话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打嗝说不出话来。

“到这里来，艾米。”我在床上给她挪了挪空，她爬了上来。“真是遗憾现在事情还不能确定下来。但不会有事的，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她哭的时候，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

她把头埋在我的腿里。“我想要我的爸爸！”

我让她安静下来，用手拍着她非常引以为豪的金色卷发。把孩子们关押起来，然后把他们放回到比监狱更加让人绝望、更加危险的地方：在内心深处，我为这种荒谬的做法感到愤怒和悲哀。

我看到公告栏上写着我被安排下午去参加一个强制性的释放前课程，是关于住房的。我的血压开始上升。所有联邦监狱的犯人都会被要求参加一系列的释放前课程，然后才能重新进入社会。这很有必要。丹伯里的很多女人已经在监狱里与世隔绝很多年，尽管被关押的生活很艰苦，但她们也被当作幼儿一样对待。她们必须积极着手准备，才能够处理“外面”生活的日常需求，这种情况显得荒谬可笑。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再进入社会的课程会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我被要求参加的第一个课程是关于健康的。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探视室，那里已经为20名女囚准备好了椅子，一个在下面联邦惩教所食品服务部门工作的狱警会给我们上课。我探过身去问坐在旁边的希娜，为什么是他给我们上课。

“他过去是职业网球手。”她半解释地回答我。

我想了一分钟她说的话，好像她的话真的有道理一样。“但是，为什么是丹伯里的人给我们上这课呢——为什么不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来？”希娜对我翻了翻眼睛。“所有的课都是由监狱的工作人员上吗？他们又不在外面跟那些出狱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整天就在这里工作。他们对再进入社会又懂什么？”

“小帕，你要在这个地方寻求逻辑，那真是白费工夫呐。”

从食品服务部门来的那个家伙非常和善和搞笑，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他告诉我们，要好好吃饭、经常锻炼，把你的身体当作教堂一样对待，它们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钱该如何获得医疗服务；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快速获得节育和其他生殖健康服务；没有建议任何解决行为或心理问题的途径，而有些女人显然是需要这些服务的；没有指导那些滥用毒品长达几十年的人在外面再次面对以前的恶棍时可以有哪些选择。

另一门课的题目是“积极的态度”，是由前典狱长的秘书上的。我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对我们的态度相当傲慢。她的课上主要在讲述自己是如何努力节食，只为了能够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参加节日聚会。可悲的是，她减肥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因为她做到了让自己保持积极的态度。我怀疑地看了看屋子里的其他人。这里有些女人失去了抚养孩子的权利，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与孩子团聚；有些女人不知道出去后住在哪里，所以可能得去流浪者收容所；还有些女人从来没有在主流经济环境中工作过，所以出去后要么必须找到真正的工作，要么有可能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我没有这些忧虑，因为我比丹伯里绝大多数女人都幸运得多。但是，这些课程完全没有价值，这让我感到没有受到尊重。下一节课是由那个阴沉的德国修女给讲的，她在丹伯里的小教堂工作。她讲的内容含糊不清，我根本想不起来说了什么内容，好像跟“个人成长”有点关系。

接下来，我们上的课是关于住房的。住房、就业、健康、家庭——这些因素决定着一个人从监狱回到家里以后，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是否能够成功。我认识讲这课的人，他在建设与维修部门工作，是一个正派的人。他给我们讲了自己领域的知识——绝缘材料、铝墙板以及房子用哪种房顶最好、房间的内部装饰。我非常厌恶联邦监狱局这些可笑无聊的释放前课程，所以只是闭上眼睛等着课程结束。

一个女人举起手问：“嗯，格林先生，你讲得很好，但是我想要租公寓。你能讲一下如何能租到一间公寓吗？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让我们租得起比较便宜的房子和东西？有人告诉我应该去流浪者收容所……”

他听到这个问题没有生气，但是很不确定该怎样回答。“是，对，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太多。找到公寓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报纸，或者也可以上网查看一些网址。”

我真想知道，联邦监狱局对再进入课程的预算有多大。

我非常专注地看着牌桌对面的拉里。他看起来非常疲倦，黑眼圈非常明显。我记起瑜伽珍妮特谈到我们的男朋友时曾说过：“他们跟我们一起服刑。”

现在，每一次有人来看我，都会谈论唯一的话题：我要回家了。不管是拉里、母亲、弟弟还是朋友。这些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解脱感，一种我们终于马上就要脱离险境的感觉。我不想扫他们的兴，所以尽力控制住自己对可能要去芝加哥的恐惧，没有说出来。

好像探视室里一半的犯人都很快要回家了——波普、美味姐、桃瑞丝和希娜。大波克雷蒙斯感恩节之后就回家了，她的女朋友特瑞娜已经在她的床上睡了一个星期了。

卡米拉也要走了，不过还不是回家。监区准备再送一批人下山参加戒毒计划，她就是其中之一。尼娜应该在1月份就参加完这个计划回来，然后就可以被释放了。我希望能够在离开之前给她送行。

我坐在卡米拉的隔间，看着她整理自己的东西。她给了我一双黑色大工作靴。戒毒计划非常严格，所以她必须在走之前把自己的违禁品处理掉，把多余的衣服发送出去。卡米拉心情很好：参加戒毒计划可以让刑期减少1年，从7年减为6年。我担心她的那张嘴：跟监区大部分女人不同，如果被监狱看守惹毛了，她会跟他们顶嘴，脾气不小。那个计划很严厉，总是有人被踢出局。

“我会想你的。我以后跟谁一起做瑜伽啊？”

她笑了笑说：“你也快回家了，很快的！”

“卡米拉，你必须答应我，在下面要咬住自己的舌头。我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