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着我做了一个困惑的鬼脸：“咬住我的舌头？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咬住舌头，这是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你在下面要说话谨慎，不要骂那些警官，即使他们跟韦尔奇或者那个混蛋理查兹一样。”

理查兹真是“说到做到”，他想尽办法让监区里每个人的生活都痛苦不堪。如果说德西蒙让我想到可以分离的阴茎，那理查兹就像一个狂怒的鸡巴。他总是很滑稽地在生气。他那光亮的浅粉红色脑袋随时都可能要爆炸。他非常小心眼，如果犯人没有在邮件点名的时候出现，他就不会把她的信给她。他非常严格地控制看电视的时间，这让很多失眠的人非常不满意。我不怎么关心他的大多数行为，但波普很讨厌他，因为只能在他不值班的时候我才敢给她按摩脚。

他有一个习惯非常邪恶，我甚至诅咒他患上神经衰弱：他总是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一刻不停。整个楼里面都可以听到广播，所有的宿舍里都有很多大喇叭，有的可能距离一些女人的床只有几英尺。他会打开广播系统，在上面对我们大声谩骂，整个晚上骂个不停，音量让人听着非常难受。可怜的杰，她的床正好在一个喇叭下面。“小帕，你可以在这喇叭上施展一下你的电工技巧吗？”我对做这个还没有信心，或者即使能够侥幸成功，也可能触电致死或者被关禁闭。所以，我们只能听他在那里骂。折磨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了新的含义。

圣诞节快到的时候，拉里向我传达了律师告诉他的坏消息：我要去芝加哥出庭作证。我感觉很糟糕。如果错过了去过渡教习所的日期怎么办？事实上，几乎毫无疑问，我肯定会错过的。直到最后，我的过去还是会妨碍我的自由。还有，如果我见到了诺拉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只传唤我而不叫她的。

我很紧张，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整个监区都处于节日的狂热准备中。早在感恩节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积蓄力量了，这个时候这种狂热到了最强烈的时候：专门有一组犯人天天忙着装饰，准备参加每年一次的圣诞节装饰大赛。联邦惩教所的每一个单位都参赛——在山下的监狱里有12个单位，监区也被当作一个单位。前几年圣诞节剩下的装饰品已经挂满了监区，暗红色和白色的卫生纸做成了庞大的招牌，上面写着“圣诞节与和平”。但是，2004年的圣诞节装饰小组有一些新想法，暂时向大家保密。她们秘密地辛苦准备，在一个禁止入内的电视室里一连工作好几个小时：那个空间已经正式被她们霸占了。我们偷偷瞥见的，只是她们用装饰纸制作的奇怪小人。“看看我做的男同小人！”一个志愿者给我看一个奇怪的小人偶一样的东西，高兴地炫耀着。

圣诞节的前一天，监区装饰小组向我们展示了手工成果。坦白说，效果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她们把一个浅褐色墙壁、铺着灰色油毯的暗黑电视室，改造成了冬日晚上绚丽耀眼的圣诞节乡村。颗粒板做成的天花板被一片布满星星的墨蓝色夜空遮盖住，村庄似乎坐落在一个山谷里，其间有工作坊、酒吧，甚至还有喧闹的酒会和很多性偏好有争议的小人。这些人在闪闪发光的白雪中嬉闹玩耍，雪花从油毯上飘然而下，所有的东西都在闪烁。我们对她们的作品肃然起敬，非常欢乐地欣赏她们的手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着裁判员过来。最后裁决结果公布：监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胜利！看守们告诉我们，这次比赛的胜利得来非常不易——在山下，服务狗项目的人属于第9单位，这个单位还包括心理小组，她们为所有的拉布拉多猎狗制作了鹿角，而且还创作了一群驯鹿。一群驯鹿！

获胜的奖品是：特别播放喜剧电影《精灵》，加上免费的爆米花。室友费思在隔间里问我：“帕波，你愿意跟我一起看吗？”

这让我很吃惊：我以为还会像以前一样，我跟波普一起看电影，或者跟意大利“双胞胎”一起。但是，很明显，这对费思很重要。

“当然了，室友。这太好了。”

电影是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房间里播放的，那里有几个放映区。费思和我拿到爆米花，抢了两个好位置，坐下来一起看电影。我们不会一起做圣诞节饼干，或者选择圣诞树进行装饰，或者在槲寄生下亲吻我们爱的人。但是，费思在我的人生中占有特别的位置，我在她的人生中也一样，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这种感觉非常好。

12月27日，我们在星期一的邮件中拿到了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我悄悄地走到伦巴第跟前说：“嘿，我能看看时尚版吗？”

我拿着报纸，快速地回到床铺上：拉里在这个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不是普通的文章，是在每星期一次的“现代爱情”专栏，发表个人关于爱情和恋爱关系的文章。拉里花费了很长时间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是关于我们结婚的事。除了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里面还写了什么内容。

他以非常幽默的口吻描述了我们不同于传统的求爱过程，以及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真的想到结婚很重要，尽管我们一起参加过27场婚礼。但是，情况有所改变。

从来没有一个转折点，一个“尤利卡”神奇时刻，让我意识到，最传统的那件事是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有些人说，他们一眼就知道她是他等的那个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不管是一件毛线衫还是一个软件，我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决定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也是我总要保留收据的一个原因。我们在旧金山一家小餐馆因为一份咸牛肉马铃薯泥而相识。我说不出来什么时候，当我看着她淡蓝色眼睛时会想到：“就是这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8年，我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我爷爷去世时她对我的安慰吗？是她在“911事件”那天终于接通手机时我松的那口气吗？是在雷斯岬的那次很棒的远足？抑或是因为红袜队最终胜利时她的喜极而泣？还是她进入房间时我的侄子们像跟摇滚巨星打招呼一样欢迎她？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知道的。比如我们横跨美国旅行期间的某一个早上，她反复要求在堪萨斯城阿瑟拜仑特家的餐馆吃半块肋骨（刚吃了10分钟，她对我说：“嘿，宝贝，你要不来点啤酒？”）。

或者，我此前一直都未真正知道，直到7年后，我们被迫要离开对方长达1年多的时间？谁能说得清楚呢？是那些重大的时刻？或许吧，但小小的瞬间也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

我当然可以非常详细地回忆起他提到的每一个场合，包括那些不好咀嚼的肋骨的强烈味道，以及啤酒多么好喝。

尽管很慢，但很确定，我渐渐地领悟到：她想要结婚。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也想要结婚，和她。这可能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最没有创意的想法了，但我必须自己想通，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实际上一直主张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惊喜。

所以，管它呢，我们行动吧。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婚姻是通往幸福或者圆满的唯一途径，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我问了她那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话与爱情和责任有关：我说到自己哪里也不去，给了她戒指。如果你真的想要正式的求婚，很好；如果你不想要，也没关系。如果你想要一场婚礼，我可以着手准备；如果你不想要，那我们就不办。这些话是在一个小岛上说的，我坐在她的旁边，场景就与《新娘》杂志描述的一样。她听完我说的这些，仍然不知道我到底想问什么。但是她笑完之后，说她愿意。然后，她扔掉衣服，跳进了水里。

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已经参加了27场婚礼，现在终于该参加一场葬礼了——我单身生活的葬礼。当然，这个葬礼跟任何一场葬礼一样悲哀，但是这次的死亡不是悲惨的事故。我觉得更像是我对自己实施的安乐死，一次没有痛苦的死亡。

我已经准备好了，宝贝。结束我们的单身吧。

此时此刻，即使没有他在身边，我也想不到比这更甜蜜的圣诞节礼物了。

在外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新年前夜很无聊，不过在监狱里面，就显得更有意思一些。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丹伯里唯一的一个新年夜，这让我很感激。将日历向前翻，会让一个犯人感觉更加乐观，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数字滴答向前，犯人看到的是希望。

这一年的新年，比以往任何一年，甚至2000年在内，都让我更加感觉到一种结束的意味。我们在午夜倒计时的时候，波普哭了——这是她在监狱里度过的第13个新年，也是最后一个了。关于幸存、后悔、恢复和失去的时光考虑了那么多，看着她的时候，我试图想象各种情感在一起的冲撞交织。

好像半个监区的人都在关心让波普安然回家这件事。她本来应该结束在餐厅的工作——犯人也能从联邦监狱局挣得并积累假期——但是才休息了不满一天就又回到工作台上去了。我在厨房后面抓住她，怪她不知道休息，但她只是告诉我靠边站。她其实是不知道，如果不工作，又该做些什么。这个风趣、泼辣、口音很重的母亲，这个曾帮助我度过那么多艰难时刻的人，原来也是一个神经极其紧张的人——距离她去过渡教习所已经不到两个星期了。

所以当我在1月3日收到通知时，感到非常糟糕。通知内容很简单——“克尔曼！打包待走！”

“打包待走”意思是将你的破烂打包好等着，你要被转去某个地方。监狱给每个犯人发放防水的帆布行李袋，用来暂时存放个人物品。我选择把自己积累的大部分宝贝送给别人：亮红色违禁指甲油、很珍视的波普给我的白色男式睡衣、军绿色短上衣，甚至包括有耳机的宝贵收音机。我把所有的书都捐给了监狱图书馆。因为我之前一直保密，狱友们对我的离开感到很吃惊。一些人以为我获得了提前释放，但是听说我要去空中监狱时，有的很好奇，有的很担心，还有的给我一些建议。

“用上卫生巾。他们不一定会让你上厕所。所以什么都不要喝！”

“我知道你对食物有点挑剔，帕波，但还是尽量多吃，因为这可能是你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吃这样可口的饭了。”

“他们给你戴手铐的时候，弯一下手腕，这样你的手就有更多空间。盯着给你上链子的军官的眼睛，说不定他不会给你锁得太紧，不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还有，穿两双袜子，这样你的脚踝才不会被勒出血。”

“但愿他们不会在佐治亚州中转。否则你会被扔进一个县监狱暂时待着，那是我一生中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飞机上会有很多可爱的家伙。他们会爱你的！”

我去找“万宝路牛仔”。“金先生，他们给我下了书面命令，要把我运到芝加哥。”实际上，我还真让他感到惊讶了。

然后他笑着说：“柴油机疗法。”

“什么？”

“在这里，我们把空运犯人称为‘柴油机疗法’。”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自己小心点。”

“金先生，如果我在被释放日期前回来，还能做以前的工作吗？”

“当然可以。”

结果却是，我两天后才离开这里。我最后一次给拉里打电话——其他犯人警告我不要在电话上说任何与押运犯人有关的细节：“他们在监听。如果你说得太详细，有时候他们以为你在计划逃跑。”拉里反常地兴高采烈，我感觉他并没有真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告诉他可能要很长时间都没办法给他打电话。

我跟波普告别。

“我的帕波！我的帕波！你不应该比我早走的！”

我拥抱她，祝她在过渡教习所一切顺利，还告诉她我爱她。

然后，我走下小山，开始了下一段不幸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