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的晚上，汽车间的女人们喜欢一起在探视室里玩。我也跟她们一起玩，周围都是一些不停钩编衣物的犯人，她们会戴着耳机看《恐惧元素》，或者彼此说着话。球球用彩色铅笔在做某种“艺术设计”，很可能是一张生日贺卡。突然，一个女人冲进来，眼里看起来充满愤怒。

“狱警在破坏宿舍甲区！”

我们跟着她跑到大厅，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那天晚上值班的是新来的狱警，他很讨人喜欢，看起来态度温和，块头很大，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与大量的监狱看守们一样，以前也是一名军人。他们在部队服役以后，需要在联邦监狱系统工作几年。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谈论自己的军事生涯。梅普尔先生曾被派到阿富汗做军医。

值班的监狱看守刚从伊拉克回来，才开始在监狱的工作。据说他驻扎在费卢杰，那里整个春天战斗都非常凶猛惨烈。那晚，宿舍甲区的一个犯人惹恼了他——好像是跟他顶嘴了。然后就听到“啪”的一声，什么东西突然被折断。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跑到宿舍甲区，把隔间里的东西拉得乱七八糟，将墙上的东西猛烈地撕下来，床单被褥也从床垫上被拽下来扔得到处都是。

我们都很害怕——200名女犯人和一个精神崩溃的监狱看守。有人跑到外面叫住了巡逻的卡车，从山下叫来了救援。那个年轻的战士离开了，宿舍甲区的住户们开始把隔间重新拼凑到一起。每一个人都很慌乱。第二天，联邦惩教所的一个陆军中尉过来向宿舍甲区的人道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年轻的狱警。

多亏瑜伽珍妮特，我开始相信禅意；波普让我吃得很好；我现在不仅基础电工工作得心应手，搅拌混凝土也做得相当老练，我感觉自己正在充分利用坐监狱这段时间。如果这就是联邦执法人员想要让我遭受的，那没问题。一天，我用监狱的投币式公用电话给父亲打电话谈论红袜队的时候，他告诉我：“帕波，奶奶的情况不太好。”

我的奶奶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行动敏捷轻快，性格却严厉强势。我的一生中都有奶奶的存在。她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经济大萧条时期长大，有两个兄弟，后来抚养了4个儿子。她对如何抚养小女孩知之甚少。我是她的长孙女，很害怕她。尽管随着我逐渐长大，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但是我始终都对她有一种畏惧感。她在私底下会直接与我谈论性、女权主义和权力。她和爷爷知道我的犯罪遭遇时，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但是他们让我永远记得，他们爱我、为我担心。关于坐牢，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当我还在里面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位会离开人世。

我在公用电话里恳求父亲告诉我——她会没事的，她会好起来的，当我回家的时候她还将健在。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说：“给她写信吧。”我之前会定期给祖父母写一些简短的信，向他们汇报我的近况，让他们放心，我一切都好，等回到家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们。现在，我坐下来，开始写另一种信：我要告诉她，她对我多么重要，她教会了我多少，我多么想要仿效她的严格和正直，我有多么爱她和想念她。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怎么会到这一步，当她需要我的时候，当她生病可能离世的时候，我却在这样的地方。

投递这封信后，我立即向监区的秘书要了一份出狱事假申请表。“你是由你奶奶养大的吗？”她非常唐突地问。当我说“不是”的时候，她告诉我，这份申请表没有任何意义——我肯定不会被批准出狱去看祖父母的。我尖锐地回答说我符合出狱事假的条件，不管怎样都要申请。“随你便。”她厉声说。

波普温和地劝告我，能获得出狱事假的可能性其实根本就没有，即使是葬礼也不可能，除非是我的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才有可能。她告诉我这些是因为不想让我抱有太高的期望。“我知道这样不对，亲爱的，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看到过很多犯人在她们爱的人生病时有多么痛苦。看着她们接受最糟糕的事发生，我曾感到无助——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有身在监狱不能与家人一起的个人挫败感。

那年的万圣节，我一点都不欢乐，好像内脏被一个大锤猛击过一般，但又不想说出来让别人知道。可我没有办法逃避与自己紧密居住的200多名女人的庆祝活动。她们热爱节假日。

在监狱里庆祝万圣节很奇怪，别人曾这么告诉我。会比这里的其他事还要奇怪吗？我们可以支配的那点有限和单调的资源要怎么做服装呢？那天早些时候，我看到了一些用马尼拉文件夹纸做的傻乎乎的猫面具。我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更不用说给大家分发糖块了。

在宿舍乙区，大老远就能听见节假日忠实者们“不给糖就捣蛋！”的戏谑。

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读的书上，没有下床。然后，美味姐在我隔间的门口说：“不给糖就捣蛋，帕-帕波！”

我只得笑一笑。美味姐打扮成一个男妓，穿着一套全白的服装，这是她用自己的厨房制服和运动裤拼凑起来的。她有一根“雪茄”，周围还有一群装扮成妓女的人：包括几名埃米穆莱特斯；还有弗兰，她是说话很快且十分健谈的意大利老奶奶，已经78岁，是监区里年龄最大的犯人。妓女们想要让自己更加性感一些，将运动短裤提得很高，把t恤的领口拉得很低，但主要还是靠化妆。她们的妆即使按照监狱的标准，也太俗气了。弗兰有一根长长的“烟斗”和头饰带，是她用纸做成的；她的腮红特别重，看起来像一个19世纪20年代上了年纪的轻佻女郎。

“快点儿，帕波，不给糖就捣蛋？”美味姐催促我。“闻我的脚。给我一点甜的东西吃，你知道吧？”

我的隔间里从来没有存过糖果。我努力堆起一个大大的笑脸，让她们知道我很感激她们的创意。

“那就捣蛋吧，美味姐。我实在没有甜东西了。”

我开始寻找那些能够决定是否允许我探望祖母的监狱警官。其中一个是很少露面的临时行政主管，布巴。他会以尽可能最讨人喜欢的方式告诉你滚一边去。还有一个是我的辅导师费恩，联邦监狱局的职业军人。他是一个对什么都不关心、爱开玩笑的人，很爱侮辱别人，但是从来不做自己的文书工作。不过，他喜欢我，因为我的金发蓝眼，而且我有一个“紧实的屁股”——他会小声地这么说。他已经很善良了，同意我用他办公室的电话跟祖母联络——养老院的电话用监狱的公共电话打不过去，所以我没办法通过公用电话跟她说话。她在电话里听起来很疲惫，听到我的声音感到很吃惊。挂断电话以后，我忍不住哭起来。我跑出费恩的办公室，来到下面的跑道上。

我又回到了以前那种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不跟人交往，不怎么说话，决定一个人默默忍受这件最糟糕的事。其他任何方式都是在向世界承认，联邦调查局已经成功将我打垮，我已一败涂地，成了一个懦夫；也是在承认我不可能在服刑期间不受到任何伤害。美国女孩的“斯多葛哲学”、自力更生和保持微笑的本能并不管用，不能让我远离痛苦、耻辱和无力感。可我怎么能承认这些呢？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克制——掩盖我的情感轨迹、隐藏或者忽视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坚信这些问题都应独立解决。所以，在面对权威人物需要克制的时候，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很会吓唬人。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克制，我都能做到。这就是被我的狱友们描述成“街头智慧”的表现，她们会说：“你看着她的时候根本不会这么想，但帕波就是有街头智慧。”

并不只是狱友们拍手称赞这种性格。监狱体系要求我们禁欲淡泊，试图毁灭任何真实的情感，但是每一个人，不管是监狱看守还是犯人们，都同样在各个方面越界。我对利维的极其轻蔑，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她那种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因为她是高度自制者的反面。没有人喜欢一个爱哭鬼。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处于一种强烈克制愤怒和绝望的状态。我独来独往，对于监狱的各项要求客客气气，但是不愿意跟人聊天或者开玩笑。我的狱友们感觉受到了冒犯，认为我一定是心里不舒服而又不想说出来，因为我不再是以前那个一贯乐观的我了。然后，了解内幕的人会低声告诉她们，我的祖母病得很严重。突然，很多人都来安慰我，给我提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建议，还送给我一些祈祷卡片。所有这些东西的确让我想到，我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每个女人都在同一条烂船上。

我想到了一个女人，她听到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时，脸上戴着一张痛苦的面具——她无声地摇晃着，当朋友抱住她一起晃的时候（违反了身体接触的规定），她的脸上定格出一种僵住了的嚎啕大哭的表情。我也记得罗兰，她是一个正直的加勒比女人，我欣赏她表现出的坚定虔诚。罗兰会直接告诉你，是监狱拯救了她的生命。“如果继续那种生活方式，我肯定已经死在某个壕沟里了。”她告诉我。她很有尊严地、优雅地服完了自己的刑期。她工作很勤奋，不与其他人乱搞，需要的时候会微笑，不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就在罗兰要回家之前，她的弟弟死了。她坚忍克己，保持安静，获得了半天出狱事假去参加弟弟的葬礼。

但是家人来丹伯里接她的时候，开的车不是她在文书里登记的那辆车。就这样，她被送回了监区，她的家人被赶走了。几个星期后，她刑满获释。整个监区都在讨论监狱系统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出的无情、小气和愚蠢。反对的声音指出，必须得假定，只要有可能，联邦执法人员一定会残酷地挫败犯人的愿望，但这种错误明明是可以避免的。大家每一个人的心都为她感到疼痛。

波普让我坐下来谈话。“听着，亲爱的，你是在内耗你自己。我告诉你，当我的父亲临终的时候，我都快疯了，所以我对你的现在感同身受。但是，你要听我说：这些王八蛋们会让你什么结果也等不到。你觉得要是给你批准了出狱假，现在还能不知道？亲爱的，你应该给你的奶奶打电话、写信、常常想想她。但是，你不能让这些混蛋把你的生活搞得这么怨恨不已。你不是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帕波，你的本性并不是这样。不要让他们这么对你。过来，宝贝。”波普用力地拥抱我，把我压向她那大大的有香水味的“宝石”。

我知道她说得很对。我感觉稍微好一些了。

尽管如此，我仍然在管理办公室门口徘徊，那里几乎总是空着的。（天知道那些人都在干什么。）我给家里写信，拿着相册坐在床铺上，盯着祖母的笑脸和发型看。她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留着与贝比·佩利一样的发型。埃米穆莱特斯们会来隔间看我，然后走开，并因为不能让我高兴起来而感到失落。天气逐渐转凉，退伍军人节（11月11日）过去之后，我每隔一天就跟父亲打电话，了解祖母的情况（她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我能不能获得出狱事假？），每次都担心打电话的时间会很快用尽。我想到过祈祷，但几乎没有做过。幸运的是，有几个朋友提出帮我祷告，包括修女。这应该特别有效，对吧？

我不太相信正式的祈祷，但现在不像刚进监狱那会儿那么怀疑信仰了。一个9月的下午，我和吉塞拉坐在宿舍甲区后面的野餐桌前。她是我在电工分部的同事，同时也是公交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甜美、最善良、最温柔的女人之一，纤弱温雅，又没有傻气，也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甚至都不记得她曾大声说过话，作为建设与维修部的公交车司机，这可真是难得。吉塞拉非常优雅有趣，她有着典型的淡棕色椭圆形脸庞，大大的褐色眼睛，长长的波浪发。她是多米尼加人，但在马萨诸塞州住了很多年——她住的地方我不是很熟悉，但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她有两个孩子在外面等着她，由一个名叫诺丽·德尔加多的老妇人帮忙抚养，吉塞拉称她是天使。

这一天，吉塞拉和我谈论着她即将来临的自由生活。她当然很不安，担心出去后找不到工作，还担心丈夫会有什么举动——他还在多米尼加，两人的关系听起来很磨人。吉塞拉说她不想和他见面，但他听起来是一个很难反抗的人，而且他们还有共同的孩子。我知道吉塞拉没有钱，却有很多责任，她面临着大量未知但又若隐若现的挑战和困难。不过，虽然她很快承认自己很不安，但也展现出了自己内在的安宁，那种充满爱意的平静，正因如此，大家才都这么喜欢她。然后，她开始谈起上帝。

通常而言，在监狱里表白宗教信仰或者关于宗教的讨论，都会遭到我的白眼和快速退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信念选择是否实践信仰。但是在监狱里，太多的朝圣者只得根据现有条件将就了：多么愚蠢的方式——这个月还信奉伊斯兰教，在头上戴违禁的餐巾；下个月又出现在佛教的冥想团队里，因为她们意识到，参加宗教仪式就可以不用工作。再加上对世界上其他信仰数量和内容的无知（“好吧，犹太人的确杀死了耶稣……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一般根本不想听到别人说宗教信仰。

然而，吉塞拉没有说宗教或者教会，甚至也没有说耶稣。她在谈论上帝。当她谈起上帝的时候，看起来很高兴。她说得很直率很轻松，说上帝如何帮她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挣扎奋斗阶段，尤其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这些年；还谈起她如何知道上帝完全地爱她、看护着她，让她获得内心的宁静、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做一个好人的决心，即使在一个如此糟糕的地方也应如此。她说，她相信上帝会帮她，派来天使照顾她的孩子，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帮助她度过监狱的艰难岁月。当平静地谈论上帝及其给予她爱的时候，她变得容光焕发、神采飞扬。

吉塞拉的话让我非常感动，也很吃惊。我安静地听她说。她的一些信念，与监区里那些圣灵降临派成员说的宣言没有那么不同，但是她们的信仰主张充满了想要获得拯救的欲望——即使我是个坏人，即使其他人都不爱我，耶稣也爱我。吉塞拉已经了解了爱。她在谈论一种坚定不可动摇的信仰，这给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已经追随了很长时间。她没有谈论悔改或者宽恕，只是爱。吉塞拉向我描述的，是一种非常亲密和幸福的爱。我认为，那是我听过的关于信仰最让人信服的描述。我并不打算立马就去读《圣经》，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关于自己的选择。这是精神食粮，值得我深思。

我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信仰帮助人们明白自己与团体的关系。最好的情况是，信仰帮助丹伯里的女人们关注她们能够给予的，而不是她们想要的，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尽管我很蔑视“圣灵降临派成员”，但如果信仰能够帮助人们明白有人需要他们而不能只是考虑自己，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吧？

在监狱里，我第一次明白了信仰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不是凝望深渊，而是走向大道、走向汇合，让最好的自己去帮助他人。我能够明白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了像修女、瑜伽珍妮特、吉塞拉甚至是圣灵降临派成员美甲师罗斯这样的人。

一天，我找罗斯美甲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从自己的信仰中学到了什么。我后来想，她说的那些话是一个人可以说出的最有力的话：“我有很多要给予。”

我还有其他挫折，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常常遇到障碍。跑道现在下午4点钟点名之后就关闭了。工作结束后，我会快速跑回监区，换上运动鞋，到跑道上疯狂跑步到临近点名时间。我回到宿舍的时间距离点名越来越近，这让宿舍乙区大部分人都很紧张。我从跑道的远侧向上可以看到杰疯狂地招呼我回去，然后再以冲刺的最高速度跑上台阶，通过宿舍丙区，回到我的隔间，其他犯人看到都会催促我快点。

“帕波，你会搞砸4点钟的点名的，会被关进禁闭室！”美味姐从宿舍乙区的另一端警告我。

“室友，你的时间卡得太紧了。”纳塔利摇着头说。

在工作日，一天只可以跑6英里。我努力在周末的时候补上来。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会在1/4英里一圈的跑道上跑10英里，但这并没有怎么缓解无法控制的事情和人给我带来的日常压力和焦虑。

所以，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做瑜伽。我坚持去参加瑜伽课是出于兴趣，现在更是变成了热爱。但是很多新来的人（艾米，每做一个姿势就会大骂和嚎叫）并没有坚持太长时间。甘达仍然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旁边练习，充满深情地对我低声唱歌，但是我并没有任何像样的西班牙式或珍妮特那种舒缓的瑜伽仪态，所以她从来没有跟着我打过瞌睡。卡米拉有时会在周末过来和我一起练习。她仍然是那个光芒四射的好伙伴（能够弯出一个仅次于我的后仰弓状式），但是当时正忙着去山下接受戒毒计划。所以，瑜伽课上主要还是我和罗尼叶。

我养成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的习惯，非常小心地在早上的点名完毕之后再活动——必须时刻留意靴子砰砰踩地的声音、移动的手电筒光束，如果值班的狱警没有注意把钥匙固定住的话，有时候还会有钥匙相互碰撞发出的噪声。我会悄悄站在隔间里，想着吓得他们大跳起来才好。那个时候，纳塔利已经起床去厨房工作了。我则沉湎于宿舍乙区完全的黑暗中，一边听着其他48个女人熟睡中发出的多旋律的呼吸声，一边准备速溶咖啡、糖和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那个时间的宿舍乙区温暖宁静，我从拥挤的隔间区悄悄走向热水饮水机。有时候，我会看到其他人也醒着——我们会互相点头，或者低声说上几句。我手里端着冒着热气的马克杯，溜到房子的外面，迎着冷风走向下面的健身房，在那里与罗尼叶汇合。那时的健身房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种完美的独处时光里，我的身体会在冰凉的橡胶地板上被慢慢唤醒，然后热起来。我的大脑和心脏逐渐变得更加平静，而且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一天天，瑜伽珍妮特教给我的价值愈加清晰明了。我非常想念她，而她给我的这份礼物，可以让我安心地离开她。

在过去的10个月，我寻找各种方法，试图从这个世界里开辟出一片天地，在这种我不应该有任何个人自由的环境里，想要抓住一点点主观力量。但是，祖母的病情把这种感觉都赶走了，让我看到自己11年前的选择和它的残酷后果，让我陷于最无助的境地。对于失去的物质享受，我认为微不足道。我可以在当前的处境下找到足够的果汁和物资。但是，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我的祖母，我正在失去她。

一个灰暗的下午，我在跑道上跑步惩罚自己，让自己保持每分钟7英里的速度。琼斯夫人给了我一个电子腕表，她从来没有用过，我就用它来无情地测量自己的步速。那天的天气很糟糕，要下雨的样子。杰出现在小山的顶上，非常急切地对我做手势。我看看表，发现当时只有3：25，距离点名时间还有35分钟。她想要做什么？

我拉下戴着的耳机，心里有点不痛快。“怎么了？”我对着她的方向喊去。

“帕波！小珍妮特想要见你！”她召唤我上去。

如果小珍妮特想要什么，她应该自己到跑道上来亲自跟我说，她可比我年轻……除非出什么事了？

突然，我内心感到一阵恐慌，慌忙跑上台阶到杰那里：“怎么了？她在哪里？”

“她在自己的隔间里。快来。”我大步跟着杰走，心里仍然感到一丝紧张。杰看起来还算正常，但是她已经如此习惯灾难，所以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快就走到了宿舍甲区。

小珍妮特正坐在室友的下铺，看上去没什么事。我看了看她隔间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地上放了一只箱子。

“你还好吗？”我真想晃晃她，因为她刚才把我吓了一跳。

“帕波？我要回家了。”

我眨了眨眼睛。她到底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