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说什么，宝贝？”我坐在床上，把一堆纸向旁边推了推。我以为她在说胡话。

她抓住我的手说：“我被批准立即释放。”

“什么？”我看着她，不敢相信她说的话。没有人能够获得立即释放。犯人们提交动议，在法律体系内需要很多个月一点点向上报批，最后总是被弄丢。立即释放就像复活节兔子一样几乎不可能存在。

“你确定吗，亲爱的？”我抓住她的手。“他们确认了吗？他们让你打包准备出去了吗？”我看着她的一堆东西，然后看了看杰，她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托妮出现在小珍妮特的隔间门口，这里现在挤满了人。托妮穿着外套，手里晃动着去城里的汽车钥匙。“你准备好了吗，珍妮特？帕波，你能相信这吗！太不可思议了！”

我大声喊了一声，不是尖叫，更像北美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声。然后，我使劲熊抱住小珍妮特，尽可能地抱紧她，并大笑着。她也在笑，高兴而又不敢相信。放开她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两手放在头上，防止摔倒。我摇摇摆摆，好像要走的人是自己一样。我站起来，又坐下。

“快跟我说说来龙去脉！但是快点，你就要走了！托妮，他们在物品保管室等她吗？”

“是的，但是我们要在点名之前把她带到下面去，不然她今天就走不了了。”

小珍妮特没有告诉任何人向法庭提交动议的事——典型的监狱谨慎行事。不过她赢了，所以她的刑期到那个时间就可以结束了，也就是两年，原来给她判的是60个月。她的父母正在赶来的路上，他们要把自己的小女孩带回纽约。我们簇拥着她走出隔间，来到后面的大门，白色的小货车就停在食堂旁边等她。那个时候已接近黄昏。只有我们几个人，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其他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珍妮特，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她拥抱了我，拥抱了杰，亲吻了她的室友——矮小年迈的西班牙大妈“米米小姐”。然后她爬上了托妮旁边的副驾驶座位，小货车开走了，爬上了通往大道的联邦惩教所斜坡。我们疯狂地向她挥手。珍妮特从座位上转过身来，把头伸出来跟我们大声说再见。小货车爬上了那座小山，向右拐弯，我们看不见了。

她消失后，我还在那里待了好久。然后，我看着杰——她还有7年多的服刑期（总共是10年）。她用一条胳膊抱住我的肩膀挤了挤，说：“你还好吧？”我点点头。我很好。我们转过身，扶着“米米小姐”回到了监区。

我与拉里分享小珍妮特获得自由这个难以形容的奇迹，他对我说我们布鲁克林新家的消息让我高兴。我在服刑期间，拉里一直在找房子。外面的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竟然不需要看就放心让他为我们找新房子。但是，我不仅很感激拉里这么做，也完全相信他能为我们找到一个很棒的家。他在一个秀丽的树荫小区为我们买了一套公寓。

那个时候，我们要完全理解对方的好消息还有点困难。我当时很难想象拥有除了一瓶香波以外的其他东西，或者住在除了宿舍乙区以外的其他地方。我看着他拿来的建筑平面图和油漆样品图片，傻乎乎的不知所措。我向拉里保证，回到家以后，我会全权负责我们新家的装潢，因为我在监狱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技能。

离开探视室的路上，我怒视着值班的看守；他就是一头猪，一个贪婪的人，手非常不老实，为所欲为。进入探视室之前，看守要走出来搜我们的身，确保我们没有把里面的什么东西带出去给访客。（事实上，看守可以在任何他们怀疑你身上有违禁品的时候进行摸身搜查。）进行全身搜查的可能是女性看守，也可能是男性看守，他们可以马马虎虎地做做样子，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对我们进行猥琐的触摸。

大部分的男性看守在对我们搜身的时候，会在绝对必需的最小限度内用指尖在我们的胳膊上、腿上和腰上快速走一遍，意思好像是说：“没有触摸！没有触摸！没有真的触摸！”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有不妥行为。但是，有几个男看守会抓他们想抓的任何地方，很明显并不害怕。法律允许他们摸我们乳罩的下缘，以确保我们没有在那里偷藏东西——但是，真的允许他们挤压我们的乳房吗？谁都可能会对你进行搜身——像客气公平的布莱克先生，他是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方式完成的，如果不是在监狱这种地方，他可能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其他男狱警都厚颜无耻，像那个多嘴多舌的矮个儿年轻人，他竟然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问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里？”同时还抚弄我的屁股，我只能咬紧牙忍受。

在这里，如果投诉抱怨的话，是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女犯人宣称看守对她有不恰当的性行为，那么她肯定会被关进禁闭室，美其名曰“保护性监禁”。她会失去自己原来分配的宿舍、项目活动（如果有的话）、工作，以及很多其他监狱里的权利，更不用说无法进行日常的生活，也无法得到朋友们的安慰。

按理说，狱警们是不能问我们私人问题的，但是他们却都在违反这项规定。有些人问我们私人问题的时候还一副理所当然、相当平常的样子。一天，我在花房跟一位和蔼的管道警官学习焊接的时候，他友好地向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对于那些更加了解我情况的看守们来说，我能体会到，这是一个让人烦扰的问题，一个他们中有些人念念不忘的问题。一天下午，在一辆敞篷小型载货卡车里，只有我和一名建设与维修部门的警官，他认真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说：“我真的不明白，帕波。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干什么？太疯狂了。”我之前告诉过他，我来这里是因为10年前的毒品交易。他非常想要了解故事的原委，但是我很清楚，与狱警的关系过于亲密对我来说很可能是灾难——对任何一个犯人来说都是如此。没有必要跟他分享我的任何秘密。

在纽约马拉松举行的那个周末，我在跑道上完成了13英里，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监狱马拉松半场。接下来的周末异乎寻常的暖和，而且天气真的非常舒服，我享受着自己的休息日，听小史蒂文的“地下车库”和“人在江湖”。前者是个电台节目，时长两个小时，播放的主要是车库摇滚，主持人是东大街乐队的小史蒂文·范赞特；后者是当地广播台播放的一个节目，每个星期天的早上8点开始。

听小史蒂文唱歌真开心，他即兴重复唱的歌曲覆盖很多主题：电影、女人、宗教、反叛摇滚，或者是传奇的纽约朋克，我每次都听。我感觉这让大脑的一部分保持活跃，不然的话，很可能就彻底休眠了——即使是在监狱，你也必须努力成为一个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新教徒。我是一个怪诞的人，一个流浪者，但是在听“地下车库”的时候，我总能在空气中找到家的感觉。除非天气很糟糕，不然我都会边听边在跑道上跑两个小时，而且常常会大声地笑出来，就好像直接进入我耳朵里的是一种鲜活的生命。

只是，有一样东西今天打扰了我的习惯，那就是拉鲁。她是宿舍乙区那个令人讨厌的整形手术受害者。拉鲁是整个监区里面我明显表示厌恶的人。我没有很好地掩饰对她的反感，这让朋友们觉得很奇怪。“她当然是个怪胎，帕波，但是也没有比其他怪胎怪到哪里去，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么烦她。”

她现在就让我很烦。她在跑道的中间散步，我猜她听的肯定是正统派基督教的节目。她的两只胳膊平展开，像耶稣一样，还用不成调子的高音尖声唱着关于耶稣的歌。每次我跑到她身边，她都正好在砾石路的正中间，两只胳膊伸展着把路给挡住。我肯定她是有意这么做的，为了激怒我，让我离开跑道。第10次从她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被愤怒染红，简直气得要沸腾起来。她在破坏小史蒂文，她在破坏我的跑步习惯。我恨得咬紧了牙根。

跑第11圈的时候，我从椭圆形跑道的另一边看着她，幻想着她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从弯道处来到直线跑道，很快逼近她。她那奇怪的屁股因为做过植入手术而肥胖不堪。那个时候她仍然在跑道的中间，她的双臂仍然钉在她想象中的十字架上。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我抬起自己的手，从她旁边跑过去，把她的一只手拍了下去。

拉鲁发出惊叫声，然后快速走到跑道的边缘，把收音机的耳机拉下来。一连串的西班牙语谩骂声跟在我身后跑。我的心脏有一刻跳得非常快，感觉要跳到嗓子眼，然后很快又坠落下去。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允许这个地方让自己变成这副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举起手攻击了另一个犯人，尤其是这个让人同情的怪胎。羞辱感向我席卷而来。我停下了脚步，感到非常恶心。

我还在跑道上到处走的时候，拉鲁已经去了健身房旁边。她身边有一个西班牙大妈，是跟我在一块工作的同事。

我局促不安地向她道歉：“弗朗西斯卡，我很抱歉。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你还好吗？”

她用另一串愤怒的西班牙语回应了我的话。我听懂了大意。

“弗朗西斯卡，她说她很抱歉。算了吧，姑娘。”我的同事建议道：“她没事。继续跑步吧，帕波。”

如果你是个头相对矮小的女人，而一个至少有你两倍身高的男人生气地对你大吼大叫，而且你还穿着囚服，他的腰带上还有一副手铐，不管你以为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我肯定你会吓得要死。

一名中尉在那里咆哮：他留着平头，蓄着竖立的胡子，嘴脸看起来非常恐怖。这与我在跑道上打拉鲁没有关系。我去了平时禁止入内的宿舍甲区，被已经下班的费恩抓住了。在一个根本不该轮班的晚上，他突然出现，给我和其他7个越界的女人写了事故报告，我们8个人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站成一排。我们每个人得依次单独跟这位高级警官面对面谈话。他想知道我对这个控诉是否有异议，这在监狱手册属于“316号事故”。我平静地说没有异议，也没有为自己找任何借口。

他非常不满地咆哮着说：“你觉得这很搞笑吗，克尔曼？”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微笑。不，我觉得这他妈的一点都不搞笑，我也不再对监狱里的讽刺感兴趣了。在脑海深处，我很清楚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他不会把我关到禁闭室，不会动手打我，我也不会失去减刑机会。这件事根本不值得让他们做这些带惩罚要求的文书工作，而且他知道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这就是他为什么对我大吼大叫，只是想要让我害怕，尽管我们都很明白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演习。不，我不觉得这件事搞笑。

我的越界违规行为不算严重，属于300系列的事故报告。这个系列的违规行为还包括：拒绝听从直接命令、参与未经认可的会议或集会、点名时未到、给予或者接受另一名犯人有价值的东西、持有无危险的违禁品以及有伤风化的裸露。比这个系列的事故报告更轻的400系列包括：假装生病、纹身或自残、做生意或未被授权的身体接触（比如拥抱正在哭泣的人）。

更严重一些的事故报告属于200系列：打架、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戴面具、参与或鼓励团体示威、停工斗争、行贿受贿、偷窃、练习或使用武术、拳击、摔跤或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军事训练或演习，以及最有名的205号事故报告——发生性行为。

100系列的事故报告是最严重的，可能还会受到其他起诉：谋杀、强奸、逃跑、持有武器、引起暴乱、持有毒品，以及一项包罗全部的“实施破坏或妨碍监狱及联邦监狱局正常运行的行为”。

终于，这个中尉不再怒视我，把目光转向房间角落里的秃顶男人问：“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理查兹先生？”

有些监狱看守非常享受他们对其他人所具有的权力和控制，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高高在上的愉悦。他们认为让监狱变得尽可能的悲惨是自己的特权和职责，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对犯人进行威胁、勒扣或辱骂。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人不是会对犯人进行性侵犯的卑鄙小人；事实上，他们永远不会与像我们这样的下等人有亲密的行为，因为他们看到某些同事富有人情味地对待我们的时候，总是带着毁灭性的轻蔑。

理查兹个头也很庞大，脸上永远都有红色的阴影，光头总是刮得锃亮。他看起来就像“好好先生”邪恶的双胞胎弟弟。

“是的，有。”理查兹向前探了探身子，说，“我不知道你们上面到底在搞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监区现在乱作一团。那么，等你回到上面以后，告诉你的朋友们，我这个新季度就会上去，到时候情况将有彻底的改变。你一定要把话传到。”说完，他满意地朝椅子后背上靠了回去。

我们8个人都收到同样的话——我们当然会交换意见。我的惩罚是10个小时的额外工作时间。

我自愿提出去帮助厨房通宵准备感恩节大餐。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性把10个小时都干完了。波普和她的监狱领班——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家伙，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植物——非常看重假日大餐。有一个非常大的小组准备火鸡、甘薯、羽衣甘蓝、马铃薯泥和填塞料，另外还有纳塔利的馅饼。我被分配在锅边帮忙，穿着一件橡胶围裙，戴着肥大的橡胶手套和一个发网。我们听着收音机，准备的过程中尝了一些食物，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尽管波普很紧张——可她已经连续准备了10年。

我们一整夜都没有休息，直到太阳出来才完工。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我心里很高兴。这是最好的忏悔方式，把我的能量都投入到我们很快就要共享的大餐中，即使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更愿意在别的地方过节。感恩节那天，我补了补觉，与拉里和我们的朋友大卫在探视室聊天，然后跟托妮和罗斯玛丽一起吃掉了属于我的那份感恩大餐——这是一年中最好吃的饭。我们的盛宴稍微有点不完美，因为坐在我旁边那个一向安静的西班牙大妈在吃饭期间突然大哭起来，而且怎么劝都劝不住。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却没有意识到成长过程中一直在遵循斯多葛哲学的信条——希拉罗马版的禅宗。外面的很多人（尤其是男人）都很钦佩我在监狱中的斯多葛淡泊主义。伯兰特·罗素曾说，有道德的淡泊主义者的意志是与自然顺序相一致的。他的基本观点如下所述：

一个人的一生中，美德是唯一的好处，其他诸如健康、幸福、财产等都不重要。既然美德由意志力决定，所以一个人一生中真正好的或坏的一切，都仅由这个人决定。他可能会变得贫穷，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仍然可以有道德。一个暴君可能把他关进监狱，但他仍然能够坚持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仍然可以高贵地死去，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因此，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只要他能够从世俗的欲望中解放自己。

当有人拿走你的内裤时，淡泊主义当然能派得上用场。但是，如何与一个人对其他人贪得无厌的需求相和解呢？我对联系、亲密、人类触摸的渴望不能算作“世俗”吧？除了死亡，我们能想出的最坏的惩罚，是与其他人类的绝对隔离：超强戒备的监狱、隔离室、单独监禁、黑洞监禁、禁闭室。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淡泊主义者。我无法抵抗生命中的情感和冲动，也无法抵抗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那些不完美的人。我不停地把自己扔进水流，一旦进入其中，我通常可以保持平静，让头出现在水面之上。

尽管如此，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欲望将我送得这么远，一直送到监狱里？或许我只是太愚钝，不能隔开一段距离理解这些东西，任凭自己直接面对火焰时被烤得灼热，将自己的睫毛烧掉。一个人必须从自身找到邪恶的东西，才能够在世界中将其识别出来吗？我从自己身上和这个让我成为犯人的体系中找到的最卑劣的东西，是对他人苦难的漠不关心。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多么堕落无用时，当我已经不仅仅是私下而是公开在法庭上被如此定位时，我又能对自己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我在监区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好人。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遵守那些狗屁琐碎的规则，而是我非常愿意帮助别人。我愿意提供自己拥有的东西，比我以为的更乐于付出。我现在对于谈论他人已经不感兴趣了，也宁愿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我发现监狱里的女人可以教会我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我曾经努力做一个好女孩，但被证明是失败的。而做一个好女孩远不如做一个好人那样迫切。我希望这是祖母能够同意的事情，她或许可以原谅我无法在她患病的时候陪伴照顾。

感恩节的第二天，我的祖母去世了。我安静地哀悼服丧，朋友们都过来安慰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抹布。我盯着山谷的那边凝视了好几个小时，追忆过往不可自拔。我在跑道上慢慢行走：没有收到过关于出狱事假申请书的任何回复，就像波普说的，我什么也没有等到。

大约一年以后，我已经回到外面的家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丹伯里的信。信件很正式，有一点不太自然，是罗斯玛丽寄来的。信封里面有两张我祖母的照片，是表妹在我坐监狱的时候寄来的。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至少看了几百遍。第一张照片上，我的祖母刚刚打开了一个包装好的节日礼物，是一件特大码的黑色哈雷戴维森t恤衫。她的脸上露出毫不伪装的恐惧。第二张照片上，恶作剧的礼物放在她的腿上，她对着照相机眉开眼笑，眼睛都因为微笑而特别明亮。罗斯玛丽写道，她希望我在外面一切都好，她是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发现的这些照片，并认出了上面的人是谁。罗斯玛丽说，她知道我十分爱祖母。她还说，她想我。

fallujah，伊拉克安巴尔省城市，位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纳杰夫附近。——译者

主张禁欲、淡泊、虚无恬淡。——译者

babepaley，上世纪中叶纽约社交名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创始人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