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的朋友越多，想要给我吃东西的人就越多，就好像有6个犹太母亲一样。我是一个无法拒绝吃两次晚餐的人，因为你永远无法确定，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好吃的。尽管吃入的卡路里很多，但我的瑜伽做得越来越好，每天工作的时候可以举起80磅的水泥袋子；每个星期我至少跑30英里，所以并没有胖。没有毒瘾、不吃药、不喝酒，我猜一走到外面的世界，我要么会发狂，要么会变成像瑜伽珍妮特一样真正注重养生的人。

瑜伽珍妮特很快就会离开我们了。她即将成为自由人，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和她一起做瑜伽，仔细听她说的话，按照她的指示纠正姿势。以前，任何人离开这里回家，我都没有过欢乐与恐惧参半的感觉，因为能够回家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但是现在，一想到珍妮特要离开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非常重大的缺失。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这让我感觉不好意思。我还有4个月才能回家，不知道缺少了她的安慰和启发，该如何度过这最后4个月的漫长时间。瑜伽珍妮特教会我如何不放弃、不沉沦，如何充分利用服刑时间。我从她身上学会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如何有风度、有耐心、优雅地生活。她非常慷慨大方，我只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她那样。同时她也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绝不是弱者。

珍妮特的“10%日期”（一个犯人在联邦监狱的刑期只剩10%的时候，犯人可以去过渡教习所）已经过去了，她仍然在监狱里，因为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家日期。大家在回家之前都会变得焦躁不安，只有靠数着这些数字和日期度日。

但是，瑜伽珍妮特终于可以回家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先去布朗克斯的过渡教习所。她被释放的那天早上，我在早饭时间就去会客室，所有监区的人都是通过那里的前门离开。因为某种原因，一般都是去城里的司机把白色小型货车开到这道门前，那里一般都会有一小群人聚集道别，然后司机托妮会载着即将自由的女人驶下小山。大部分女人走出那道门的时候，手里只是拿着装有个人物品、信件和照片的小盒子。珍妮特的朋友们已经聚在那里跟她道别——修女、卡米拉、玛丽亚、埃斯波西托和甘达。甘达在啜泣，举止有点失常——任何她喜欢的人回家的时候，她都会这样。“不，亲爱的！不要！”她会嚎啕大哭，泪流满面。我不知道甘达的刑期到底有多长，但是应该不会太短。

通常情况下，我喜欢跟人告别。有人能够回家，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胜利。我甚至会在早上去会客室跟我不怎么熟悉的人道别——这让我很开心。但是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明白了甘达的感受。我不打算抱住瑜伽珍妮特的腿痛哭，但我有那种冲动。我十分努力地让自己去想着为珍妮特感到高兴、为她帅气的男朋友、为每一个获得自由的人。瑜伽珍妮特那天穿着一件粉红色钩编马甲，那是别人送给她的离别礼物（这也是与监狱规定相违背的另一个传统）。她是如此迫切地想要回家，所以一一跟我们道别需要她非常多的耐心才能坚持做完。

轮到我的时候，我用双手搂住她的肩膀，使劲拥抱她，把鼻子压在她的脖子上：“谢谢你，珍妮特！太感谢你了！你帮了我那么多！”我说不出其他话了，开始哭起来。然后，她就走了。

我感到非常失落，下午去了健身房。那里有一些锻炼录像带和一个可以当电视也可以当录像机的播放机。有两盘录像带是关于瑜伽的，其中一盘是珍妮特自己非常喜欢跟着一起做的。“只有我和罗德尼。”她会叹着气说。那盘录像带是由一个很受欢迎的名叫罗德尼的瑜伽修行者录制的——“我在监狱里的幻想对象！”她会大笑着说。我看录像带的封皮，上面有一个做幻椅式动作的男人，头上扎着很长的马尾辫。他看起来很眼熟。我把录像带放进播放机。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夏威夷海滩。太平洋的波浪轻轻拍打着海岸，罗德尼在香蕉吊床上出现了。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中国男子。一瞬间，我感觉好像与他似曾相识。他就是那个在芝加哥酒店频道上教瑜伽的人，我被宣判的时候，在拉里、我和家人住的那家酒店的电视上看到过他。我把这当作一种征兆，一种强有力的征兆……关于某些事。我觉得它是让我最好坚持做瑜伽，如果珍妮特都可以跟着罗德尼做，我肯定也可以。我取出一个瑜伽垫，开始做起了下犬式。

8月8日，玛莎·斯图尔特终于被带到了河的上游。一个星期以前，媒体已经宣布，她会被关押到奥尔德森，那是在西弗吉尼亚山区的一个大型联邦监狱。这座监狱建于1927年，由埃莉诺·罗斯福赞助创立，是美国第一所联邦女子监狱，建设之初是想作为教养所来用的。奥尔德森是一座完全的最低安全级别监狱，里面大概可以容纳1000名犯人。据联邦监狱局的小道消息称，那里是目前最好的女子监狱。丹伯里的女士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非常泄气。大家都希望，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她能够被分到我们那里，因为大家相信她的到来要么可以某种程度上提高我们所有人的待遇，或者至少也能娱乐。

那天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新闻直升机在丹伯里地域上空盘旋。我们都对它举起中指表达不满。没有人愿意被当作动物园里的动物。监狱里工作人员也有点生气。据说外围的守卫抓住了一个想要混到丹伯里监狱地盘的摄影师，那人企图以突击队队员那种匍匐爬行的方式蒙混过关。这很有意思，但是监狱里整体情绪是沮丧的——我们被遗漏了。

不过，犯人们的不快很快被监区内部的大戏冲淡了。费恩一直都不怎么在乎监狱规定的实施情况，却突然开始针对斯科特警官和科莫兰特发动了隐蔽战争。

我刚到监区的时候就发现，当斯科特值班的时候，有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一个很瘦的白种女人会出现在狱警办公室门口，在那里又说又笑地待上几个小时。她是勤杂工，每到斯科特值班的时候，都会用几个小时打扫他那间微小的办公室。“怎么回事？”我问安妮特。

“哦，那是科莫兰特。她和斯科特有一腿。”

“有一腿？安妮特，你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确定。没有人看见他们除了说话做过其他事情。但是，每当他值班的时候，她都在那个门口。”

其他犯人抱怨过这个古怪的情况，不管是出于怨恨、嫉妒还是真的不舒服。即使这段关系是柏拉图式的，仍然完全违反监狱规定。但是大家都明白，斯科特是伯特斯基的好朋友，所以什么都没能影响这件奇怪事情的发生，或许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没有人发现他们在一起做过除了谈话之外的其他事，每一个人都像老鹰一样密切注视着他们。艾米和科莫兰特住在一个隔间，她说他们两人之间会传情书，但是科莫兰特晚上都在自己的床铺上睡觉。

不管这段奇怪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费恩不喜欢，所以他做了在这个监狱体系内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追究科莫兰特的责任。谣言说，他曾警告科莫兰特，如果再发现她出现在斯科特警官周围，他就会给她写一次事故报告，说她不服从命令。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当费恩休息而斯科特值班的时候，科莫兰特仍然会在狱警办公室门口逗留。费恩很可能再也不会遇到另外一个这样的监狱职员了。当他不在的时候，一切照旧，直到他无法忍受。科莫兰特非常突然地被关进了禁闭室，费恩下达的命令。

这让大家都感到很震惊。伯特斯基春天的时候已经退休，而斯科特和费恩彼此不相容。科莫兰特现在成了这场混乱权力之争中的替罪羊。她被关起来的消息一在监区传开，大家都像知道斯科特接下来会做什么了。

可他辞职了，这更让大家震惊不已。从来没有人从联邦监狱局辞职过。他们都是干够20年直到退休，有些职员还曾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被转到其他联邦机构，比如林业部门。没有人知道斯科特警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们知道科莫兰特不会从禁闭室放出来的时候，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的犯人并不感到吃惊。联邦监狱局已经更改了对她的设防水平，她接下来的刑期都要在山下高度设防的重刑犯联邦惩教所度过。

波普说她见过比这情况更糟糕的。“在山下监狱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和一个警官好上了。一天晚上，他值班的时候来找她，把她带到工作人员的卫生间，在那里搞上了。后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得不跑出去，就把她锁在卫生间。她就待在那里，结果另一个警官走进来，所以她开始大声尖叫。”

在内部调查期间，她被关在禁闭室里好几个月。他们给她注射了很多治疗心理疾病的药——她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她最终被放出来时，都快成了僵尸了。“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波普说。“这里的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囚犯拥有的权利寥寥无几、不受保护、无法保障，所以有很少一部分人只要有机会，就非常迫切地想要获得权利。有时，有些人为了换取一些物资，就当起了监狱里的律师。想尽各种方法。在监区，只有两个自称是法律专家的人。但是，其中一个是完全不值得信赖的怪胎，而另一个又不怎么聪明。她们两个人的服务都是要收费的。当其他犯人请求我帮助写法律文件的时候，我总感觉不自在。

我只答应帮人写信，除此以外，一律竭尽全力拒绝。我对学习如何起草动议、人身保护令状或者其他常见监狱文件不感兴趣。而且我的服务都是免费的。那些为刑期寻求解决方法的人，一般服刑的时间都很长。对我来说，没有一个正式律师的话，她们的前景非常不容乐观。除此以外，她们各种努力背后的故事通常都非常糟糕，听了让人心碎——充满虐待、暴力和人生的失败。

当宾夕塔基过来找我，让我帮她给法官写一封信时，我感到很放心。她的刑期相对较短，只有两三年，但是她希望法官能够考虑到她对检察官提供的主动帮助，将她提前释放。宾夕塔基跟其他摇滚女孩一样，好像总是在寻找斗争机会。但是，她就像一个迷失的女孩。她跟我们谈论孩子的爸爸、她的男朋友，但是从不谈论她的家庭。她曾给我看过她姐姐的一张照片，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她讲过父母。宾夕塔基的男朋友来看过她几次，孩子的父亲也带着初学走路的孩子来看过她两次。我想知道，她出去以后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宾夕塔基比艾米更让我心烦，但是我更担心她。

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从监狱里得到过一点好处的人：那就是一排新牙。她最开始从县监狱来到监区时，前门牙齿明显能看出吸毒的痕迹——牙齿棕黄不完整，她那个时候几乎不敢笑。但是最近，与那个快乐的牙医（我唯一喜欢的监狱医生，也是我唯一觉得胜任的医生）和特别出色的监狱卫生学家交流过几次之后，她经历了一次很奇妙的转变。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帮助拔牙，但是这次不仅拔牙，还帮她镶上了闪闪发光的像白色斧子一样锋利的牙齿。宾夕塔基有了这些新牙以后，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现在模仿杰西卡·辛普森更像了，而且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会露出一个大大的假笑。

宾夕塔基和我在改装的储藏室里见面，那里现在是监区的法律图书馆，有一台陈旧不堪的打印机。“宾夕塔基，再跟我说一遍你想要在信里说的话。”我说。她解释了她与检察官合作的情况，然后说：“再写些其他内容吧，包括我怎么吸取了教训那样的鬼话。你知道该写什么，帕波！”

于是我开始写她与检察官的配合工作，然后写到了她如何利用被关押的两年时间认真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她有多么悔恨；我还写了她对自己女儿的热爱，和她为了做一个更好的、称职的母亲打算做哪些事；我加上了她是多么努力地工作，希望自己能被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说她意识到，可卡因夺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损害了她的健康、模糊了她的判断、毁坏了她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浪费了她的青春年华；最后表示她已经完全准备好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把信交给宾夕塔基，她立即开始读起来。然后瞪着大大的水汪汪的褐色眼睛看着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排队等了25分钟，就是为了能给拉里打电话，为了能听听他的声音。几乎每次我打电话他都能接着。

“嘿，宝贝。你打电话来我太高兴了。我想你。听着，我的父母这个星期五要去看你。”

“太棒了！”他的父母，也就是卡罗尔和卢，在这之前曾来看过我一次，但是因为路上遇到了车祸，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会客时间只剩下15分钟了。拉里怒火中烧，他们两个慌乱不安。

“是，他们还准备顺道选购一些装饰植物，所以我就告诉他们直接来就行，在当地定一家旅馆。我到时候来不了——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我惊恐不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不跟着他们一起过来？”

“我来不了，宝贝。没关系的——他们想要看的人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里令人愤怒的滴答声响起来，这是告诉我15分钟马上就要到了，监狱系统会自动切断谈话。

我去找意大利“双胞胎”。“我未来的公公婆婆要来看我……拉里来不了！”

这让她们捧腹大笑：“他们会给你提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要求！”

波普并不觉得很好笑：“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愿意来看你。他们是好人。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想的？”

我喜欢家人来看我。我的母亲、父亲——他们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显得那么镇静，充满爱意，让我感到安心可靠。和他们坐在折叠牌桌前，我在心里一遍遍提醒自己，这种局面最终会结束的，我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做艺术家的弟弟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穿着一身从旧货商店买的意大利西装。“我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来监狱！”他说。姑姑带着我的3个表弟妹来看望时，小伊丽莎白搂住我的脖子，瘦瘦的小腿缠在我的腰上，我感动得几乎哭出来。他们都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他们应该爱我，不是吗？

与拉里的父母一直关系很好，但是我真的很紧张接下来3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别人说服我去监狱沙龙剪了头发，新发型看起来有点不整齐，不过没有给我留刘海真是奇迹，因为那个星期监狱里特别流行刘海。

星期五的时候，我尽可能地打扮好自己，还用卷筒卷了下头发。然后，他们就到了。他们两个看起来也有点紧张。我们一坐到牌桌前就安心了许多。卡罗尔有无数个问题要问我，卢则去看了看会客室的自动贩卖机，我感觉他是在衡量如果他在我这种处境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对于卢来说，食物是最重要的。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他的前景非常不容乐观，因为我们只有老式自动售货机里面贫血一样的鸡翅。时间过得飞快，我们都没怎么提起拉里。卡罗尔和卢都很开心、很正常，就好像我们是在新泽西州他们家的厨房聊天一样。我很感激他们抽出时间来看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挥手，直到看不见。

那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我很担心我的妈妈。她一直都表现得很支持、很积极、很专注，但我被关押的事实对她来说肯定打击很大，而且我知道她一直都在为我担心。面对我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她的坦率让我们刮目相看——她主动告诉了自己的同事和朋友们关于我的事情。我虽然知道有不少人可以支持她、安慰她，但是如何帮助我顺利度过在监狱里这段时间的重任也落到了她的肩上。每个星期来见我的时候怎么都能显得那么高兴？我在每次会面的时候都想从她的脸上发现原因，但只是看到了第一流的母性：无条件的爱。

之后波普问我：“你跟妈妈的会面怎么样？”

我说担心自己的烂摊子给她带来的压力。

波普听我说完后问：“那么你的母亲——她跟你一样吗？”

“什么意思，波普？”

“我的意思是，她也开朗、有趣、有朋友吗？”

“嗯，当然了。我很多方面都随她。”

“亲爱的，如果你们两个是一样的，那么她肯定不会有事。”

玛莎·斯图尔特被送到西弗吉尼亚后，丹伯里监区就突然“开放”了，一下子进来很多新犯人，把所有的空床铺都填满了。只要进来新犯人，不管多少，都会带来问题。因为随着新人进入我们这个团体里，工作人员和犯人需求的各种不足便显现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排队吃饭、洗衣服，忍受更多噪音、更多诡计以及更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