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向妈妈保证我很好，告诉她没有人烦我或者伤害我，我的室友们都在帮助我，看守们也没有为难我。会客室里还有其他家庭，很多还都带着小孩子，这让我想到我们不是唯一遭受此难的家庭。事实上，我们只是数百万应付监狱系统的美国家庭之一。当母亲看到另一张牌桌上一个小女孩在跟父母玩耍的时候，她不说话了。她脸上显出的紧张抹去了我可能有的任何抱怨或自我怜悯。她在努力表现得很勇敢，但我知道她回车上以后会哭一路。
在监狱会客室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慰的时光。在那里，时间过得飞快，这是在监区唯一一个时间飞逝的场合。我可以完全忘记会客室大门另一侧拥挤的人群，而且每次会客之后的很多小时，我都还可以保留那种感觉。
但是我能够看出来，对于我的家人来说，看到我穿着卡其囚服，稍微体验一下我被看守们、陌生人和强大的控制系统包围着的感觉，他们会感到多么可怕和惊慌。不得不让他们看到这里的世界，我感到十分难过。每个星期，我需要向母亲和拉里重申我的承诺，向他们保证我一定能顺利度过这里的时间，告诉他们我很好。看到他们为我担心，我比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感到更加内疚和羞耻——站在法庭的经历已经相当痛苦。
监区就像高中校园或者急诊病房一样，有鲜明的紧张忙碌和安宁平静的节奏。紧张忙碌的时候，很多讲各种语言的妇女们来来往往，聚集成一群群地匆忙走动、无事闲荡，更多的时候是等待，而且几乎总是很吵闹，各种飞绕的语言中夹杂着噪音、口音和情绪。
其他时候，这个地方静寂无声……一天中的某些时候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当大部分囚犯都去做分配的工作，勤杂工也已经快速完成他们的清洗去小睡、编织或者玩牌。晚上10点钟以后，熄灯号已经吹过，大厅里安安静静，但时不时有女人穿着“姆姆”去盥洗室或邮件箱。靠着远处公共休息室传出来的微弱灯光，有人在那里坐着，可能是在违规看电视。
我对这些动作模式——吃饭、邮件点名、工作点名、排队吃药、物资供应日、电话时间——仍然很陌生。但我每天都了解到新东西，将自己学习到的信息归类，试图弄明白哪里是自己的位置。
信件和好书——大量的好书——开始从外界涌进来。邮件点名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那个同性恋色情明星都会大喊：“克尔曼！”然后用脚推给我一个塑料箱，里面装满了十多本书。他的表情半是厌恶，半是困惑。监区的所有人都会看着我领取邮件，偶尔会有人说句俏皮话——“你能一直收到那么多书吗？”
一方面，大家感叹外面有人关心我；另一方面，这么多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也表明我与众不同，是个怪物：“她就是那个有书的人。”安妮特和其他几个女人很高兴有这么多新的读物流入，尽情地（也征得我的同意）从我的“藏书室”里借书。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爱丽丝漫游仙境》填补了我的大量空闲时间，在精神世界陪伴我，但在现实世界里，我真的很孤单。我很谨慎地想要交朋友，但是就像在监狱里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件事需要小心操作。对于像我这样新来的人，监狱里有太多的地方很容易让我们失足，比如在食堂。
这里的食堂就跟高中的餐厅一样，谁对高中的餐厅有美好回忆？一个铺着油布的巨大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两侧固定着四张椅子。桌子沿窗户摆开，窗户直对着监区的主要后门，那里有停车场、残疾人坡道、一个被废弃的篮球架。早饭期间，食堂里比较安静，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犯人在那里吃早饭，主要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犯人可以在早上6：30这个程序中享受几乎可以冥想的宁静。吃早饭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排队等候——你拿起托盘和塑料餐具，靠近由其他犯人分发食物的地方。这些负责分发食物的犯人有些面无表情，有些很善谈。早餐可能是冷谷类食物，或者是燕麦粥，运气好的话会有煮鸡蛋。通常，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水果，苹果或者香蕉，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硬的桃子。盛着稀咖啡的大桶在冷饮售货机旁边，里面有水，还有一些类似“酷爱”的东西。
我养成了去吃早饭的习惯，这样可以安静地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喝难喝的咖啡，而是观察其他犯人来来往往，透过朝东的窗户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
午饭和晚饭都与此不同：排队打饭的女人可以沿着窗户一直排到房间的尽头，有时候队伍还会排在屋外，嘈杂声惊天动地。我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很伤脑筋，总是小心地拿着餐盘向前移动，眼睛不停地望着在周围有空椅子的熟人，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能看到一张空着的桌子。与你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是冒险的举动。你可能会遭遇白眼和完全的沉默，或者直接被指出“这里有人”。不过，你也可能会遇到非常爱说的人或者爱问问题的人。每次我坐错桌子，饭后安妮特就会逮住我说：“你最好离那个人远一点。很快她就会追着你买她的东西。”
安妮特有一种自然母性的本能，帮助我应付那些官方规则，比如记下查数的时间和pac数字，以及我被允许拿着自己的衣服到洗衣房清洗的日子。但是她对大多数不是中产阶级和白人的犯人保持警惕。原来早期的时候，安妮特被一个年轻女孩玩弄了，这个女孩利用安妮特的同情心，让她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这个女孩因为硬逼新来的犯人买东西而臭名昭著，所以安妮特感到很受伤，变得异常小心谨慎。安妮特在与她们意大利人玩“拉米500”纸牌游戏时把我也算在内，那些人勉强地忍受着我拙劣的牌技。黑人女性在不远处玩着喧闹的“黑桃”纸牌。这些意大利人对此嗤之以鼻，说她们都作弊。
安妮特把我介绍给尼娜，她也是意大利人，与我同岁，住在与我们的房间相隔几间的屋里，她也把我纳为保护对象。尼娜刚从禁闭室出来（她因为拒绝铲雪而被关在那里一个月），正等着被分回到宿舍里。安妮特好像害怕大部分其他犯人，但是不害怕尼娜。尼娜具有布鲁克林区的街头聪明，和安妮特一样对别人防备心很足：“她们都很怪——让我恶心。”她生活得很艰辛，对监狱了解得很清楚，非常会搞笑，令人惊讶的是，她能够容忍我的天真。我像只小狗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她告诉我如何避免被其他犯人欺骗，我非常认真地听从。我对到底谁不是怪人非常感兴趣。
我与几个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相处得很好（加上我可以记住她们的名字）：与我一个房间、有纹身的拉丁人，她的车里被发现有12公斤可卡因却只判了6个月刑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意思的“红妈”，坚持说西弗吉尼亚的监狱比丹伯里的好很多，“尽管这里的北方人更多一些，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是……”
还有从布鲁克林区来的小巧的珍妮特，她慢慢对我亲切起来，尽管仍然觉得我的主动和友好有点奇怪。她只有20岁，是个大学生，因为假期里当“毒骡”偷运毒品被抓了起来。联邦调查局的人把她抓走之前，她被关在加勒比海的一个监狱，度过了特别悲惨的整整一年。现在她的刑期是60个月——她20多岁的大部分时光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一天，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另一个珍妮特坐到我旁边，跟我一起吃饭。她50岁左右，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惹人注目。我过去都在关注她，想知道她的故事——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姑姑。珍妮特与我一样，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毒品犯罪分子，她因为贩卖大麻被判2年刑期。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很友好，从来不执意强求，对于别人的私人空间非常尊重。我了解到她是一个世界旅行者、一个典型的反战知识分子、一个健身迷和瑜伽专家、一个具有歪曲幽默感的虔诚佛教徒，在监狱里这样的狱友是非常受欢迎的。
要吃监狱里的食物，必须得有佛教的境界。食堂的午饭有时候很热，有时候不热，最受欢迎的饭是麦当劳式的汉堡肉饼以及最好吃的、也很罕见的油炸鸡肉三明治。只要是鸡肉，不管怎么做，大家都疯狂抢着吃。更多的时候，午饭是白面包加大红肠和橡胶一样的橙味奶酪，还有怎么也吃不完的廉价油腻淀粉——来自大米、土豆和可恶的冷冻比萨饼。餐后甜品变数大到不可猜测，有时候是真的好吃的自制饼干或蛋糕，有时候是吉露果子冻，有时候是用碗盛的布丁。其他人警告我不要吃布丁：“都是用标着‘沙漠风暴’的罐头做成的。如果上面已经发霉，他们只是刮掉霉掉的一层，剩下的就给我们吃。”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素食主义者，食堂提供组织化植物蛋白（tvp），那是厨房的人用令人厌恶的大豆粉做成的，几乎难以下咽，看起来就像虫子一样。有时候，如果她们增加了洋葱，还勉强可以咽下去。可怜的练瑜伽的珍妮特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食用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量粮食。
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食堂都有一个自助沙拉台，提供卷心莴苣、黄瓜切片和生花椰菜。只有某些女人，比如瑜伽珍妮特，会经常光顾沙拉台。我害羞地跟她们问好，她们是我不得不吃粗粮的姐妹们啊！偶尔会有其他蔬菜——花椰菜、罐装豆芽、芹菜、胡萝卜，或者特别罕见的时候有生菠菜。这些蔬菜会很快被抢劫一空，让人不可思议地带出食堂供犯人们自己做饭吃，在宿舍区附近有两个微波炉。我们能够得到的食物只能来自食堂和日用物资供应店。
食堂里总能见到一个人，那就是意大利尼娜的前室友波普。她50岁左右，仪表堂堂，是一个俄罗斯的大佬，用铁腕管控厨房。一天晚上，晚饭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正和尼娜坐在一起。波普过来坐在我们旁边，她穿着紫红色厨房工作服，前胸左侧附近有一块白纱，上面写着“波普”，仿照电视剧《拉维恩和雪莉》里的做法。我因为不知情，开始埋怨食物。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没有任何人会以在监狱里的工作为荣，但波普却是个例外。当我开玩笑说要绝食以抗议食物不好吃的时候，她受不了了。
波普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用手指着我说：“听着，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所以我明白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一次，我就来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做‘煽动暴乱’，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堆废话，绝食抗议那种垃圾话，那就是煽动暴乱。你会有大麻烦的，他们会立刻把你关进禁闭室。对于我来说，我不在乎你说的话，但是你不了解这些人亲爱的。有些人听到你说的那些垃圾，可能会告诉狱警，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尉把你关起来的速度有多快。所以，听我一句劝，留心自己说的话。”她说完这些，走了。尼娜看着我，无声地告诉我“你个蠢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避着波普，在食堂打饭的时候低着头避开她的眼睛。
2月是黑人历史月，食堂里贴着马丁·路德·金、乔治·华盛顿·卡弗和罗莎·帕克斯的海报。“哥伦布日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贴点东西。”一个名叫隆巴尔迪的女人埋怨道，她当时排在我的后面。她是真的反对金博士吗？我没有说什么。在丹伯里，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禁闭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关着大约200个人，有时候会噩梦似的高达250人。关在里面的大约有一半是拉丁美洲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哥伦比亚人），24%是白人，24%是非裔美国人和牙买加人，再加上其他少数人群：一个印度人、两个中东人、两个美洲印第安人、一个60多岁的小个子中国人。我总是想知道，如果你没有所属的种族，在那里是什么感觉。这听起来是那么像电影《西区故事》的情节——坚持你的种族，玛丽亚！
在监狱里，种族歧视是正大光明的。管理犯人住宿的辅导师为3个主要宿舍明确过组织原则。宿舍甲被称为“郊区”，宿舍乙是“聚居区”，宿舍丙是“西班牙黑人住宅区”。房间区是所有新来犯人首先要住的地方，这里是个大杂烩。伯特斯基把住宿分配当作武器，如果你惹他生气，就会被塞进房间区。监区身体最病重的妇女或者孕妇——就像我刚到时见到的那个——住下铺，住在上铺的都是新来的犯人，或者有行为问题的人（在这里，这种人从不缺乏）。我住的第6房间，是一个病房而不是惩罚房，所以我很幸运。晚上，我会躺在黑暗中的床铺上，下面是打呼噜的波兰人。我会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越过所有的上铺望向窗外，窗户正好与我的铺位在同一水平线上。外面有月亮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杉树的树梢和远处山谷的白色小山。
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站在外面的冷风中，越过庞大的康涅狄格山谷向东凝望。我们的监区就位于这片区域里最高的一座小山上，能够看到下面连绵数英里起伏的群山、农田和城镇群。在2月份，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我冒着严寒登上摇摇晃晃的冰冷楼梯，那里直通体育健身房和监区冻结的跑道。我会穿着那件难看的棕色大衣，戴着令人发痒的军绿色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然后走向寒冷的健身房练举重。几乎总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这让我很高兴。我常常写信和读书。但是时间就像一只野兽，一只庞大、懒惰、不能动的野兽，无论我怎么催促它都无动于衷。
有些天，我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睁着眼看，闭着嘴不言。我很害怕，身体上的暴力倒是其次（我从未见到过），主要是害怕在公众场合因为搞砸事情而挨骂：要么是违反了监狱的规则，要么是违反了某个犯人的规则。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坐在了“别人”的位置上、侵入了你不能进的地方、问了不合适的问题，你都会被叫出去挨训痛斥。训骂你的人不是可怕的监狱看守，就是可怕的囚犯（有时候是说西班牙语的）。除了问尼娜一些问题和与我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交换些便条，我都是独来独往。
事实上，我的那些狱友们都在为我着想。罗斯玛丽每天都会给我送来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看看我情况如何。瑜伽珍妮特会特意在吃饭的时候与我坐在一起，我们会谈论喜马拉雅山、纽约和政治。一次在邮件点名时她看到我订的一份《新共和国》杂志时感到很震惊。她厌恶地说：“你最好还是看《旗帜周刊》吧！”
一次物资购买日——购买物资的时间是一周两次，都是晚上，一半的人在星期一晚上，另一半人在星期二晚上买——尼娜出现在6号房间门口。我的监狱账户里仍然没有钱，洗衣服都得用借来的肥皂，非常羡慕其他犯人每周的购物之行。
“嘿，帕波，来一杯漂浮沙士怎么样？”尼娜说。
“什么？”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她，同时感到很饿。晚饭吃的是烤牛肉，上面的配料带着一种奇怪的金属绿色。我只吃了米饭和黄瓜。
“我要去日用物资供应店买冰淇淋，我们可以吃漂浮沙士。”我的心顿时雀跃起来，然后又一跌万丈。
“我不能去购物，尼娜。我的账户还没弄好。”
“闭嘴吧，快点来。”
在日用物资供应店，你可以买到一品脱的便宜冰淇淋——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买了就必须立马吃掉，因为那里没有冷藏工人，只有一个为犯人准备的大型自动雪糕机。如果一个犯人把一品脱放进冰淇淋机，正好被另一个犯人看到，那可就惨咯！肯定会被别人嚷着说不注意卫生。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事没有发生过。
尼娜买了香草味的冰淇淋和两罐根汁汽水。她在塑料咖啡杯里制作漂浮沙士的时候，看着那甘美的棕色泡沫，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她递给我一杯，我抿了一小口，脸上长出了泡沫胡子。这是我自从进监狱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我感觉到眼泪刺痛了眼睛。我太高兴了。
“谢谢你，尼娜。实在感谢你。”
邮件点名的时候，我依然幸运地收到大量的信件，每一封信我都会认真阅读回味。有些信来自我的好朋友们，有些来自家人，有些来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们都是我朋友的朋友，听说我的故事后，拿出时间用笔和纸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安慰。拉里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告诉了她家人我的事情，她的父亲决定阅读我亚马逊心愿书单上的每一本书。在短期内，我通过邮件积累了：前同事凯莉寄来的漂亮明信片和朋友阿兰用精美信纸给我写的信，这在这种单调丑陋的环境下简直是珍品；还有比尔·格雷厄姆给我寄来的7张打印纸，上面都是史蒂文·赖特的笑话；一本关于咖啡的小书，里面有朋友彼得的手绘插画；以及很多猫的照片。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是我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叔叔温斯罗普·艾伦三世给我写道：
帕波，
你的网页很受欢迎。我把网址转发给我的几个朋友和熟人，所以如果你从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一些旧书，不要觉得惊讶。
信里附的是一本《日本街头俚语》，说不定某一天，你可能需要它来泄愤。《乔·奥顿》不需要介绍，不过书前面有一段他的简介。《帕金森》写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笨蛋，他发明了帕金森法律，不过我记不太清楚了。不，我现在想起来了，里面讲了很多可以填满时间的任务。你进行完你的集体治疗会议、安全性交讲座和12步布道后，可能就可以测试下这个假说。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所有书里我最喜爱的一本。跟你和我一样，他永远都是有害的。
《万有引力之虹》，我所有喜爱文学的朋友都认为这是自《火山之下》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我却两本都没看完。
我还寄去了两张海报，这样玛莎给你寄去装饰品之前，你就可以先开始整理你的住处了。
致以诚挚的问候。
温斯罗普，最糟糕的叔叔
我收到一个名叫乔·洛亚的人写来的信，他是一个作家，是我旧金山一个朋友的朋友。乔说他了解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我能给他回信。他告诉我写作可以说救了他一命：他曾经在禁闭室被关了两年。我很吃惊，他的信写得很亲密，但同时也让我很受触动，知道外面有人明白我目前所处的超现实世界，这让我感到很安心。
整个监狱只有修女收到的信比我多。我来监区的第一天，就有人好心地告诉我，这里有一个修女——鉴于当时还处于迷惑状态，我模糊地以为她们是说有一个修女选择与犯人们住在一起。我这么理解是对的，至少部分是。阿笛思·普拉特修女是一个政治犯，是几个和平运动修女之一，她们被联邦政府判了很长刑期，原因是在科罗拉多州“民兵2”导弹发射井进行过非暴力抗议。每个人都尊重修女（大家都认识她），她今年已经69岁高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的存在让我们感到温暖，她像小精灵一样闪亮可爱。巧的是，修女是瑜伽珍妮特的室友——每天晚上，她喜欢被珍妮特扶到床上盖好被子，给她一个拥抱，并在她那柔软且长满皱纹的前额上亲吻一下。意大利裔美国犯人对于她的困境感到最为恼火。“他妈的联邦政府的人除了关修女就没有什么可做了？”她们会吐唾沫，以表示厌恶。修女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的大量信件。
一天，我收到好朋友克里斯汀的一封信。我们在史密斯学校的第一周就相识了。信封里是写在一张飞机图形上的便条和一份剪报。我展开剪报，发现是2月8号周日版《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比尔·坎宁安的“街头”时尚栏目。占了半个版面的是十几张女人的照片，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不同的种族、个头和体形，都穿着亮橙色的衣服。文章的标题是“未被控制的橙色”，克里斯汀用蓝色便笺纸写道：“纽约人和帕波一起穿橙色！亲亲抱抱！汀。”我小心翼翼地把剪报塞进存物柜的门里，这样每次打开存物柜，我都可以看到好朋友手写的话语和穿着橙色衣服的女人们的笑脸。她们穿着橙色的大衣，戴着橙色的帽子和围巾，甚至婴儿车都是橙色的。很明显，橙色成了新流行色。
wendy.o.williams，美国歌手、音乐创作人和演员。
nurseratched，小说《飞越疯人院》中的一个虚构人物，个性冷酷无情、古板专制。
一种冷饮的商标名。——译者
冰淇淋的一种。——译者
billcunningham，《纽约时报》御用摄影师，被誉为“街拍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