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待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的卫生做得越来越好，因为每星期都有两次内务检查，不能因为个人拖整个房间的后腿，所以社交压力很大——内务检查优秀的房间可以优先吃饭，某些特别整洁的“荣誉隔间”是优先中的优先。卫生棉的用处竟然有如此之多——它们是我们最主要的清理工具。

在6号房间，气氛常因为谁打扫卫生谁不打扫而紧张。鲁兹小姐已经70多岁，而且患有癌症，所以理所当然不用打扫。睡在上铺的那个波多黎各女人不会说英语，但是她会无声地帮着我和安妮特掸掉灰尘和洗洗擦擦。睡在我下铺的那个顽固的波兰女人拒绝打扫卫生，这让安妮特非常恼火。跟我一起参加入狱培训那个有纹身的室友不怎么认真地跟着干一点——直到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很快搬到了另一个房间的下铺。联邦监狱局的人不喜欢打官司。

替换她的新女孩是一个个子很高的西班牙女孩。一开始，我使用政治上正确的术语“拉丁人”，史密斯女子学院的人都这么叫。但是，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肤色，听到我那么叫，都会像看疯子似的看我。最后，我被一个多米尼加女人纠正过来了：“亲爱的，我们在这里都称自己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女孩。”这个新来的年轻西班牙女孩直接坐在上铺的垫子上，看起来有点茫然。轮到我告诉别人在这里的窍门了。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亚·卡尔翁。”

“你家是哪里的？”

“洛厄尔。”

“马萨诸塞州的？我也是那里的。我在波士顿长大的。你有多长时间？”她茫然地看着我。“意思是，你的刑期有多长？”

“我不知道。”

这让我惊住了。你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刑期呢？我觉得这不是语言问题——她的英语很标准，没有口音。我有点担忧，她看起来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听着，玛丽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帮你的。你需要填一些表格，他们会马上给你需要的东西。谁是你的辅导师？”

玛丽亚只是无助地看着我，最后，我只得去找其他西班牙女孩来帮助这个新来的人。

一天晚上，广播系统大叫：“克尔曼！”我急忙赶到伯特斯基先生的办公室。“你马上搬到宿舍乙区！”他大声说。“18号隔间。你和马尔科姆小姐睡一间！”

我还没有去过宿舍区（参加入狱培训的犯人不允许到那边去）。我曾经想象过，那里是黑暗的窑洞，住着老练的犯人。“他喜欢你。”尼娜说，她对于监狱里的一切都很精通，她还在等着被分回宿舍甲区，和波普一起住。“这就是他为什么把你和马尔科姆小姐分到一起。她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另外，你们将永远都是‘荣誉隔间’。”我根本不知道马尔科姆小姐是谁，但是我知道，在监狱里，只有年长的或者受到高度尊重的人，才能被尊称为“小姐”。

我的东西很少，我把它们整理起来，一手抓着枕头，一手抱着装满囚服的洗衣袋，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朝宿舍乙区走去，那里也被称为“聚居区”。我还得再回来一趟拿书。宿舍乙区原来很大，半地下的房间，里面就像是米色小隔间的迷宫，每个小隔间里住着两个犯人。里面有一个双层床，两个金属存物柜，一个四脚活梯。18号隔间与卫生间相邻，靠着有狭窄窗户的唯一的墙。马尔科姆小姐在隔间里等着我。她是一个黑皮肤的中年妇女，说话有浓重的加勒比海口音。她看起来一本正经。

“那是你的存物柜。”她指着一个空柜子说。“这些是你的挂钩。那些挂钩是我的，不要用混了。”她的衣服整齐地挂在挂钩上，上面有厨师的方格裤子和紫红色的工作服。她在厨房工作。“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同性恋或者什么，但是，我希望不要在床铺上乱搞。我星期天晚上打扫卫生。你必须要帮着一起打扫。”

“当然了，马尔科姆小姐。”我附和道。

“叫我纳塔利就可以了。我会帮你铺床。”

突然，一个金黄色的头从隔间的墙上方探过来。“嗨，新邻居！”她是一个白人女孩，个子很高，娃娃脸，在食堂里洗碗。“我叫科琳！”科琳小心地看着我的新室友。“你好，纳塔利小姐。”

“你好，科琳。”纳塔利的语调透着对愚蠢女孩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听起来并不是不友好或者很刻薄，只是有点严厉。

“你叫什么，邻居？”

我做了自我介绍。她从上铺跳下来，跑到我和马尔科姆小姐隔间的门口。关于我又酷又奇怪的名字，她问了很多问题；还问我有多少时间、从哪里来的，我努力一个个回答她的问题。科琳是监区里的艺术家，擅长画花、童话里的公主和花哨的字体。她说：“该死，邻居，我要给你做姓名牌！把你的名字写下来给我。”科琳给所有刚到宿舍乙区的犯人画了有插图的隔间姓名牌。她的笔迹充满女性特征，每一个姓名牌都有独特的细节——除了那些在山下联邦惩教所待过的人，因为她们早就有看起来很正式的姓名牌——黑色塑料底板、白色字体，纳塔利的就是这样的。

我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室友。纳塔利刑期有8年，那时已经接近尾声了。她处事宁静端庄，能给我很好的建议和劝告。因为她的口音很重，我必须认真听才听得懂，但是她从来不说废话。她在厨房是首席面包师，每天早上4点起床开始工作。她的朋友圈不大，仅限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朋友和厨房的同事。没事的时候，她会安静地读书、沿着跑道散步、写信，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我们几乎不谈论自己在狱外的生活。但是，我在丹伯里遇到的任何问题，她几乎都知道怎么办。她从未说过她犯了什么罪而入狱，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纳塔利怎么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就能睡着，因为那个时间宿舍乙区非常吵闹。在那里睡的第一夜，我躺在上铺，像一只老鼠一样安静，试图听清满是女人的大房子里的大声吵闹和喧哗。我还担心自己永远睡不着，担心自己会在吵闹声中失去自己的理智。但是当大灯熄灭之后，那里很快就安静下来，然后我在其他47个人的呼吸声中，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吵醒了。我从床上坐起来，迷迷糊糊地满心疑惑。房间里还很黑，犯人的集体睡眠像毛毯一样盖住了一切。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听到有人在说话，虽然不是大吵大闹，但能听出来很生气。我看了看下铺——纳塔利已经起来去工作了。我非常缓慢谨慎地朝前探探身子，往隔间外面望去。

距离我们两个隔间的地方，我看到一个西班牙女人，她前一天晚上动静尤其大。她看起来很不高兴。我猜不出来是什么惹她不高兴了。突然，她蹲下了一小会儿，然后站起来，昂首阔步地走了，在我隔壁的隔间前面留下了一个水坑。

我揉了揉眼睛。我刚才看到的是我认为的事吗？大约一分钟以后，一个黑人妇女从隔间里出来。

“莉莉！卡夫拉莱斯！莉莉·卡夫拉莱斯！马上给我回来，把这里打扫干净！莉莉……！！！”人们都不喜欢被这种方式叫醒，所以整个大房间里冒出几句“他妈的给我闭嘴！”我把头缩回来，避免被人看到——我可不想让这两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发现我看到了整个过程。我能听见有人在小声地咒骂。我非常谨慎地偷偷看了一眼：那个黑人妇女很快用一大卷卫生纸把水坑擦干净了。她看到我在偷看，有点不好意思。我快速躺下，盯着天花板看。我坠入了兔子洞。

第二天是情人节，是我在监狱里过的第一个节日。刚到达丹伯里的我惊讶的是，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女同性恋的行为。房间区离狱警站很近，是礼节的堡垒，大家不敢有越轨的行为。在任何公共的房间里，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或者任何明显的性活动。有人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个犯人曾把健身房当作自己的爱巢。但是，我每次去那里的时候，都是空着的。

考虑到这些，情人节那天早上，我被宿舍乙区的情感爆发震惊到了。大家互相交换手工制作的卡片和糖果，这让我想起了小学五年级教室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诡计。在有些隔间的外面粘贴着“属于我”，而有些明显是柏拉图式的。但是，有的情人节礼物能看出花了很多心思和工夫，是用从杂志上剪下来和废物中提取的东西用心制作的，对我来说，这样的礼物暗示着真正的激情。

我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对任何犯人提起自己女同性恋的过往。即使我只是告诉一个人，最终整个监区的人都会知道，这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关于亲爱的未婚夫拉里，我谈论了很多，监区里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对于“那种人”一点都不感到害怕。坦白说，那里的大部分女人在我看来连“真正的女同性恋”的边都沾不上。她们只是，像斯科特警官说的那样，“出狱前的同性恋”，这是监狱版的“毕业前的同性恋”。

很难看到一个人在如此拥挤的环境里维持一段亲密的关系，更不要说是非法的关系。从实际层面上看，在监区里，哪里可以单独待一会儿而不被发现呢？我观察到的很多浪漫关系更像是中学女生之间的暗恋，能维持一两个月就不错了。需要安慰的孤单女人和真正的、活生生的女同性恋者，很容易就可以区分开。这里的确有几个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对于想要长期维持关系的爱人，监狱里有其他的大障碍，比如两人的刑期相差很多、住在不同的宿舍区，或者被根本不是真正的女同性恋者迷住。

我们隔壁隔间的科琳和她的室友从其他犯人那里收到了很多情人节的礼物。我一件这样的礼物都没有收到，但是那天晚上的邮件点名证明了还是有人爱我的。最好的礼物是拉里给我的聂鲁达诗集，小书的名字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曲绝望之歌》。我决定每天都读这里面的一首诗。

我们甚至遗失了这个黄昏。

今晚无人看到我俩手挽着手，

当蓝色之夜降临世间。

我透过我的窗户看见，

远山之巅落日的祭典。

有时，一枚夕阳，

如同硬币在我双手间焚烧。

我忆及了你，我的灵魂紧攥于

你所熟悉的我的哀伤中。

彼时，你在哪里？

与谁同在？

私语些什么？

为何当我悲伤而感到你遥不可及，

全部的爱情会突然降临？

惯于在暮色中打开的书简掉在地上，

我的披肩蜷缩在脚下，像只受伤的小狗。

向来，你向来借助夜色隐没，

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方向。

2月17号，我终于可以去购买物资了，我买了：

特大号短裤，24.7美元——给我拿错了，但又不让退还

一块可可油，4.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