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和另外8个刚到的囚犯开始接受为期一天的入狱培训，在电视室最小的一间房子里进行。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室友，她身体丰满，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她既阴沉沉的，又乐于助人，跟一般人不一样。她的胳膊上有一个小纹身，是靡菲斯特魔鬼和“jc”两个字母。我小心地问她这两个字母是否代表jesuschrist（耶稣基督）——说不定是为了保护她不受那个魔鬼的侵害？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十足的疯子，然后她翻着眼皮说：“那是我男朋友名字的首字母。”

坐在我左边靠着墙的，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我一看到她就喜欢她，没有理由地喜欢。她的头发被简单梳成一排排辫子，坚定的下巴看起来很强势，但这都不能掩饰她年轻漂亮的事实。我跟她闲聊，问她的名字、她的家乡、她的刑期，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可以问的。她叫珍妮特，来自布鲁克林区，她的刑期是6个月。她可能因为我跟她谈话而觉得我很奇怪。

房间另一边是一个小个子的白人女性，她很善谈，大约比我年长10岁，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点女巫风范。她的红头发零乱四散，鹰钩鼻，皮肤因为饱经风霜而长了皱纹，看起来好像住在深山里或者大海边。她因为违犯假释罪而再次回到监狱。“我在西弗吉尼亚坐了两年。那里就像一个大的校园，吃的也像样。这里就是一个垃圾场。”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伤感。一个重回监狱的人可以这么若无其事和乐观向上，这让我很吃惊。这些人里面另一个白人女性也是因为违法假释罪又回到监狱的，她就显得很悲伤，这让我觉得才合乎情理。里面其他人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她们倚靠在墙上，盯着天花板或者地板看。我们穿得都一样，都穿着难看的帆布鞋。

我们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丹伯里联邦监狱所有部门长达5个小时的繁琐介绍。这些部门包括：财政、电信、娱乐、物资供应、安全、教育和精神病治疗。这些专业头衔不知怎么就造就了监狱里低得惊人的生活水平。这些介绍人可以分为两大类：表示歉意的或者高傲屈尊的。表示歉意的一类包括监狱的精神病医师科克医生，他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很帅气，他是那种可以成为我闺蜜丈夫的人。科克医生羞怯地告诉我们，他每周四会来监区待上几个小时，而且除非是“紧急情况”，他“并不能真的提供”任何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他是丹伯里监狱里1400名服刑人员唯一的精神健康辅导师，他的首要职责是少量地发放精神病药物。如果你想服用镇静剂，就去找科克医生吧！

斯科特先生属于高傲屈尊的一类，他是一个自大的年轻狱警，从头到尾坚持与我们玩问答游戏，问的都是人际交流的最基本准则，并且不停地训诫我们不要“在狱中搞同性恋”。最差劲的是公共医疗卫生部的女负责人，她实在让人讨厌，我简直吃惊不已。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最好别浪费他们的时间，是他们来决定我们是否病了和什么情况才需要医学治疗，除非威胁到生命，我们不要指望现有的情况能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默默感激自己的身体还算健康。如果我们生病了，那可就惨了。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负责人走出房间之后，红头发的犯人说：“耶稣基督啊，谁在她的保健麦圈上撒尿了？”

接下来进来的是管理设备的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说话直率，眉毛特别浓密。“你们好，女士们！”他大声说。“我是理查兹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所有人，对于你们来这里，我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们来到了这里，但是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我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对你们来说没有多少安慰，但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们都有家庭有孩子，你们本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家。我希望你们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前面几个小时，我们都被当作不知道感恩、只会欺诈骗人的孩子，这个陌生人向我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体贴。我们都振作了一点。

“克尔曼！”拿着纸夹笔记板的一个囚犯把头伸进屋里叫道。“领囚服！”

我很幸运是在一个星期三到达的监狱。囚服都是在星期四发放，所以，如果你是在星期一主动服刑的，你可能要难闻上几天。到底有多难闻，要看你紧张的时候是否出汗。我跟着拿笔记板的囚犯沿走廊向前走进一个小房间，那里是发放囚服的地方。这些囚服都是之前这里关押男囚犯时剩下来的。她们给我发了4条有松紧带的卡其裤子和5件混纺系领衬衣，衬衣前面口袋上还印着之前穿的人的名字：玛丽亚林达·马尔多纳多、维奇·弗雷泽、玛丽·桑德斯、卡罗尔·赖安和安琪儿·车瓦斯科。发放的囚服还包括一套白色保暖内衣、一套让人发痒的水洗羊毛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5件白色衬衣、4双直筒袜、3件白色运动胸罩、10条保守型内裤（我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些内裤洗几次之后就会失去弹性）和一件肥大得让我哈哈大笑的睡衣（大家都把这样的睡衣称为“姆姆”——夏威夷妇女装）。

最后，一直沉默着给我发囚服的监狱看守问：“鞋穿几码？”

“9号半。”

他把一个红黑相间的鞋盒子推给我，里面装着笨重的黑色钢头鞋。自从在一个样品处理会上用50美元买了一双鱼口拉尼克高跟鞋以来，这是第一双让我如此高兴的鞋。这双宝贝很结实，一看就很耐用。我对它们一见钟情。我把那双帆布鞋还回去的时候，脸上挂着非常灿烂的笑容。现在，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坚毅的犯人了，我觉得一下子好多了。

我穿着钢头鞋昂首阔步地走回培训室。狱友们还在那里，她们的眼睛因为不停歇的低沉单调声而昏昏欲睡地向上翻。管理设备的那个好人已经被托里切拉取代，他是与伯特斯基搭档的辅导师，前一天晚上让我给拉里打电话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在“喃喃而语”。他海象一样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提高过嗓音，除了轻微的恼怒以外，很难看出其他情绪。他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跟我们见面的是库马·得布典狱长。

我一下子有了兴趣：我对典狱长一无所知。她是这里的头儿，还是个女性，她的名字是这么与众不同。在我进监狱的24小时内，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一句话。她会像温迪·威廉姆斯还是护士长拉契特？

都不像。得布典狱长走进房间以后，坐在了我们对面。她顶多比我年长10岁，看起来很健康，皮肤是橄榄色，面容姣好，很可能有中东地区的血统。她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难看的人造珠宝。她跟我们说话很随意，假惺惺地好像对我们很关心。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参加竞选的人。

“女士们，我是库马·得布典狱长。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丹伯里，当然我知道这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负责你们的生活，负责你们的安全，负责你们顺利服刑完毕。所以，女士们，以上就是我的职责范围。”

她以这种口吻继续说了一会儿，偶尔会提到个人责任（我们的），然后还说到性。

“如果这里的任何人想要强迫你们发生性关系，如果任何人威胁你们或者伤害你们，我希望你们直接来找我。我每个周四的午饭时间都会在监区，所以你们可以过来告诉我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事。我们对丹伯里发生的任何不当性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她指的是监狱看守，不是潜行捕食的女同性恋。很明显，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性和权力是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到过他们的担心，因为在监狱里，看守比囚犯更危险。我环视介绍室看了看我的狱友们，一些看起来很害怕，大部分都显得无动于衷。

得布典狱长讲完她的演说后离开了。一个囚犯试探性地说：“她看起来人很好。”

那个之前在丹伯里被关过的假释罪犯人哼了一声：“斯利克小姐，不要指望会再见到她，除了每隔一周的周四能在队伍里看到她15分钟。她说得很好听，但她最好自己不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她当家。那个‘零容忍’的废话？女士们，记住，他们各说各的理。”

每个新到联邦监狱的人，大概第一个月生活得都有点像炼狱一样，尤其是在“a＆o”（入狱培训阶段）时。接受入狱培训，囚犯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工作，不能去参加普通教育课程，不能去吃饭（直到其他人都吃完才能去），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比如在凌晨几点接到命令去铲雪的时候）。官方的方针是，不管你的各项医疗测试之前到达什么神秘的水平，它们必须回到正常水平后你的监狱生活才能真正开始。在监狱里，任何文书工作都进行得非常慢（关禁闭除外），囚犯也不可能有什么方式加速进程，任何事情都如此。

这里有数不清的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规定、日程表和礼节。快速地把它们都记下来，否则就要承担各种后果，比如：被认为是白痴、被叫做白痴、招惹到其他囚犯、招惹监狱看守、招惹辅导师、被迫清理厕所、在可吃的饭都没了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在档案里被放入“炮弹”（或者叫事故报告），或者被送到特别住宅单位（也被称为禁闭室、黑洞或者隔离室）。如果问了一个不是官方规则的问题，最常见的回复是“亲爱的，你不知道在监狱里不应该问问题吗？”其他所有的一切——非官方的规则——需要通过观察、推理或者小心地问你希望能够信任的人。

我们的入狱培训是在那年的2月（闰年，日子也没少多少），我们感到混乱又单调。我在监区大楼的周围走动，不仅受联邦执法人员的限制，还受天气的制约。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还没有电话使用权，我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多亏监狱里有书，还有其他犯人送给我的信纸和邮票。我已经等不及了，希望周末快点到来，这样就可以见到拉里和我的母亲了。

星期五，下雪了。满脸愁容的安妮特晃动我的脚把我叫醒。

“帕波，他们一直在叫入狱培训的人去扫雪！快起来！”

我坐起来，困惑不解。外面天还黑着呢。我在哪里呢？

“克尔曼！克尔曼！速到狱警办公室，克尔曼！”广播系统大声叫喊着。

安妮特惊得目瞪口呆。“你现在必须得去！快穿衣服！”

我仓皇地穿上我的新钢头鞋，然后去了狱警办公室，完全没有时间洗漱刷牙。值班的狱警是一个金发女同性恋者。她看着我，好像刚做完三项全能训练，能把我这样的新犯人当作早饭一样吃下去。

“克尔曼？”

我点点头。

“我半个小时前就叫入狱培训的人要扫雪。你当时在哪里？”

“我在睡觉。”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春雨后在路上蠕动的一条蚯蚓。“哦，是吗？穿上外套，带上铁铲。”

早饭怎么办？我穿上保暖内衣和那件拉链坏掉的难看的冬季便服，出去找那些在刺骨冷风中清扫人行道的伙伴们。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微微的有点亮光。铁铲不够每人一把，我使用的那把是坏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回到屋里，所以撒盐的人比扫雪的人还要多。

其中一个犯人已经70多岁，是个矮小的多米尼加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把围巾给她，帮她围严实，让她在风吹不到的门口等着——她太害怕了，根本不敢走进去，尽管让她和我们一起在外面的冷风中干活简直荒唐。另一个其他种族的女人在风中告诉我，这个老人因为“电话线指控”而被判了4年刑，具体就是给她做毒品生意的男亲戚传达了电话信息。我想知道，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到底从这次判刑中能获得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我担心大雪让拉里没办法开车从纽约赶到这里，但是也没有途径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在下午3点探视时间开始之前，我都在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洗了个澡，穿上我觉得最不难看的囚服，站在破旧盥洗室的荧光灯下看着镜子里的那个妇女，相当陌生。我没有化妆，似乎不像女性——没有一点珠宝首饰，没有一点化妆品，没有一点装饰品。我的卡其衬衣胸袋上是别人的名字。拉里现在看到我会怎么想呢？

我到大的娱乐室外面等着，会客都在那里进行。会客室的墙上安装着红色的灯。犯人如果看到来探望她的人在往小山上走，或者广播系统里叫到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按一下会客室双层门旁边的灯开关，门另一侧的红灯同时也会亮，告诉会客室的狱警该犯人已经就位，等待会客。狱警看到红灯之后，站起来，走到门前，轻拍一下这个囚犯，允许她进入会客室。

我在会客室旁边的楼梯平台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在主厅里来回走动，既感到无聊又有点紧张。当听到广播系统叫我名字的时候——“克尔曼，准备会客！”——我快速走上楼梯。一个烫着卷发、化着淡蓝色眼影的女狱警在楼梯口等着我。我伸展开胳膊和双腿，她的手指头在我的四肢上走动了一遍，还有我的衣领下、运动胸罩的下面和腰带周围。

“克尔曼？第一次，是不是？好了，他在里面等你呢。注意身体接触！”她拉开会客室的大门。

为了犯人会客方便，这个大房间里放了很多打牌用的轻便小桌和可折叠的椅子。我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桌子边坐满了人，拉里就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看起来有点担忧又有点期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他跟前，一把用双臂抱住他。他看起来很高兴。我感觉以前的自己又活过来了。

会客的开始和结尾时可以拥抱和亲吻（不许用舌头！）你的探视者。一些看守允许握着手，一些不允许。如果哪个看守有一天、一周或者一生不怎么顺利，我们都能够在那个铺着油布的阴冷会客室里感觉到。会客室里还一直都有两个犯人在那里帮助狱警，她们可以跟狱警闲聊几个小时。

拉里和我在牌桌两边坐下来，他只是笑着看我。我突然感到有点害羞，想知道他是否看出我的变化。然后我们开始说起话来，希望一下子能填补这几天的空缺。我告诉他自从他离开监狱大厅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我他不得不离开的感觉。他说他已经跟我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了，说他们都还好，说母亲明天就来看我。他列举了所有打电话想知道我情况的人的名单，以及都有谁想要过来探视我。我跟他解释说我的探视者名单最多可以有25个人。我们的朋友提姆建立了一个网站，拉里在上面粘贴了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一个常见问题解答）。

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周五的探视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拉里对到目前为止监狱里发生的一切都很好奇。跟他一起坐在牌桌前，我可以放松一直紧绷的警觉和谨慎（在过去的3天，我几乎每一步举动都没有放松过），都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即使在跟他分享新生活的每一个发现时都是如此。跟他坐在那里，我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爱着，因而更加自信地认为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我无数次向拉里保证我很好。我让他向周围看一看——其他犯人是不是看起来那么不好相处？他觉得她们看起来还好。

7：45的时候，拉里和其他探视者应该离开了。我的整个心都揪了起来。我不得不离开我们牌桌周围的爱情泡沫。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再次见到他。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问。

“没有，还没有，没有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监狱时间来进行的——慢动作。”

分别是痛苦的，不仅我们俩分别如此。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不想离开她的妈妈，爸爸奋力给她穿防雪装时，她嚎啕大哭。探视者和犯人们分别的时候，边走边停地往门口挪。我们都被允许与探视者拥抱一下，然后看着爱人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一些有经验的犯人已经开始解开鞋带，准备好接受光身检查。

这个程序——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重复了成百上千次——从来没有改变过。脱掉鞋子、袜子、衬衣、裤子和t恤，拉起运动胸罩露出双胸，把脚底抬起来接受检查。然后背对着女狱警，拉下内裤蹲下，露出自己的私密处。最后，用力咳嗽一下，理论上说，这样可以将任何藏起来的违禁品挤出来掉在地上。一个是别无选择只得脱光接受检查的人，一个是命令别人如此做的看守，对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我总是觉得轻快活泼、公事公办。但是有些女犯人觉得脱光检查很丢脸，甚至宁愿放弃探视以避免接受这种侮辱。没有亲人的探视我根本撑不下去，所以也愿意咬紧牙关快速通过检查。这是监狱系统的交换物：你想要跟外界有联系？准备好展示你的屁股吧，每一次都要。

把衣服穿上之后，我走回到大厅里，脑子里满满都是拉里说过的话。有人说：“嘿，克尔曼，邮件点名叫你的名字了！”我径直走向狱警站，他递给我16封美好的信（包括拉里的！）和6本书。外面还是有人爱我的。

第二天，母亲应该来看我。我只能猜，过去的72小时对她来说有多难熬，我担心她看到这里的铁丝网会害怕——高高的铁丝网让人感到原始的恐惧。广播系统上叫我名字、看守拍我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稳了。我快速地跑过会客室的大门，急切地寻找母亲的脸庞。当看见她的时候，好像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淡成遥远的背景。她看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当时那样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