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是一个受欢迎的避难所——我可能是个怪人，但至少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我和老朋友阿尔菲在下海特区找到了一个住处。她是我以前在东部的酒吧一起工作的同事，现在也搬到了旧金山。我似乎患了“炮弹休克症”，感觉就像太空实验室一块冒着烟的东西冲破大气层坠回到地球。阿尔菲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坐在家里的地板上，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很震惊自己在迷途上走了那么远，那么情愿地抛弃了自己。我发誓再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或任何事而放弃自我意识了。

在黑社会生活过那么几个月后，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过着服务到位、充满异国情调、时刻焦急忧虑的生活。不过，我有几个住在湾区很要好的大学朋友，他们关心照顾着我，让我逐渐接触工作，带我去吃烧烤、玩垒球等健康的活动。我那时戒烟了。

我始终都担心自己没有钱，于是找了两份工作。我得一大早就起床，赶去卡斯楚区的第一份工作，7点钟准时打开乔茜的酒吧间和（有歌舞表演的）卡巴莱酒店。另外我在一家豪华的意大利餐馆做服务员。餐馆在太平洋高地，晚上回到家都已经是深夜了。最后，我终于在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找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那家公司主要制作商业信息广告。我的工作是把路人哄骗到公共场所奇怪的健身器材旁边、伺候现场的三线明星、用蜡给陌生人去除脸毛。我在全国各处飞来飞去，拍摄那些想要更苗条、更富有、更年轻、更合群或者更少毛的人。我发现自己可以跟任何人交谈，不管是布鲁斯·詹纳，还是长着胡子的妈妈，我都可以很快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我也想更富有、更合群、更少毛。我从一名普通的女事务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影片制作者，负责拍摄前的准备阶段、拍摄过程和拍摄后的剪辑。我热爱这份工作，这让我的朋友感到很有趣，他们会拿我总是忙碌到深夜的生活开玩笑。

我会出去跟人约会，但跟诺拉分手之后，我仍然感到非常迟钝和心有余悸。我觉得继续单身生活很好，偶尔也会有几次狂热的风流韵事，让我可以暂时远离工作。

我从未跟新朋友们谈起过与诺拉的故事，知道我秘密的人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对此释怀了，开始感觉好像不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只不过是一段疯狂的插曲。我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冒险的真实含义。我把跟诺拉在国外的那段时间看作一个速成班，让我看到了现实世界的黑暗、事物的丑陋和做真实自己的重要——哪怕是在冒险或者试验阶段。在那些旅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尊严似乎是有价的——价格千差万别——我就想，以后最好也为自己的尊严定个价，只是这个价格高到没有人能买得起。

尽管记忆里藏了那么多人情世故，我仍然感到非常幸运。体面的工作，要好的朋友，美丽的城市，丰富的社交。通过共同的朋友，我认识了拉里。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像我一样辛勤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尊崇安逸生活的旧金山。他经营一家名叫“改变网”的通讯社，是一个非营利的媒体机构。在影片剪辑室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我总是能在深夜把拉里叫出来一起吃饭或喝酒。

实际上，有什么事都可以找到拉里为伴。随便一个什么音乐节的普通票？拉里愿意去。星期六早起去田德隆区格来德教堂，然后连续6个小时的城市远足，偶尔停下来喝一杯血玛莉酒？他是犹太人，但也一定会跟我去教堂，而且唱赞美诗的时候会对口型跟着唱。他不是我仅有的异性恋男性朋友，但是我们共享着特别和谐亲近的幽默感，所以他很快就成了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可靠的乐趣来源。

作为拉里最好的女同性恋伙伴，我开始听他每一段感情的追求征服和逆转细节，听起来让人震惊又愉快。对于他关系的进展，我都毫无保留地把我的评价说给他听。为了感激我，他对待我像对待女王一样。一天晚上，信差把一个包裹送到我的办公室，包裹里是正品的费城椒盐脆饼，配有辛辣的芥末口味，这是拉里去东部出差时专门寄给我的。我边吃边想，他多贴心啊。

但不久后，一件烦人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女子强烈地吸引了他，令他在追求过程中显得有点懦弱。他明显不像以前那么有趣了。我不是唯一注意到他变化的人。“他被她牵着鼻子走！”其他朋友笑着说。我们无情地嘲笑他，但他并没有因此有多少改变。所以，我不得不亲自出马了。在一家肮脏夜总会黑暗的墙角，我为了拉里的尊严牺牲了自己，不偏不倚地亲吻了他惊讶的、说俏皮话的嘴。

这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当时想什么呢？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同时试图把自己的感情理清楚。拉里与我过去接触的男性都不一样。首先，我喜欢他。另外，他个子不高，斗志旺盛，急于取悦他人，拥有大大的蓝眼睛、灿烂的笑脸和非常浓密的头发。我以前至多跟个头高、有异域风味的英俊自恋者上床。我并不是特别想要与男人约会，而且这个男人甚至都不是我的菜！

其实，他是我的菜。拉里完全是我想要的类型。即使那次在酒吧进行过奇怪的亲吻之后，我们仍然不可分离。尽管他很迷惑，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不过他没有逼迫我，也没有要求我一定给他答案或者解释。他只是等待。想起那包椒盐脆饼，我意识到那个时候，拉里就爱我，而且我也爱他。几个月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真正的恋人，这让我们那些怀疑的朋友们感到非常震惊。

事实上，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我到那时为止经历的最简单的情侣关系。和他在一起，我不可否认地感到幸福。所以当拉里来告诉我，在东部有一个特别好的杂志想要他过去工作的时候，我内心依然保持平静沉着，而他对此感到十分纠结和困惑。我接下来的行动如此明显和自然，不用明说就可以知道我做出的决定。我辞掉了喜爱的工作，和他一起搬回东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精彩的一次冒险。

拉里和我于1998年在纽约安顿下来——他是一间男性杂志社的编辑，我是自由制片人——我们住在纽约西村没有电梯的公寓里。一个5月温暖的下午，门铃响了。我当时正在家工作，还穿着睡衣。

“谁啊？”我通过对讲电话问道。

“克尔曼小姐吗？我们是马洛尼和黄警官。”

“有什么事啊？”我奇怪当地警察怎么会来这所公寓。

“我们能上去跟您聊一下吗？”

“关于什么啊？”我突然变得很怀疑。

“克尔曼小姐，我觉得咱们最好面对面地谈。”

马洛尼和黄个头都很大，他们穿着便装，爬上5楼，坐在我家的客厅里。

马洛尼一个人负责谈话，这期间黄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克尔曼小姐，我们是美国的海关警察。我们来这里是通知你，你被联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钱。”他递给我一张纸。“你需要在指定的日期和地点出现在法庭上。如果没有出现，我们将会对你进行拘留。”

我惊愕地看着他，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两边太阳穴的血管突然猛烈地怦怦跳，我好像刚拼命跑了几公里一样。头脑里的声音让我感到害怕。我已经把过去放下了，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那段经历，甚至对拉里都没有讲过。但是，完了。我不知道恐惧会给身体带来那么大的变化。

马洛尼拿出垫板和纸，谈话式地问我：

“你愿意现在提供证词吗，克尔曼小姐？”

“我觉得我最好先跟律师谈一谈。你说是吗，马洛尼警官？”

我蹒跚着朝拉里的办公室走去，差一点忘了换掉睡衣。我嘟嘟哝哝地也没说清楚，就把他拉到了西二十二街。

“怎么了？你生我气了吗？”他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因为不然的话，我根本说不出话来。“我被联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钱。”

“什么？”他好像感到很好玩。他向周围看了看，好像我们正在参加秘密街头戏剧。

“是真的。不是我编的。我刚从家里过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去了那里。我需要用一下电话。我需要一个律师。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等一下，说不定我不能用电话。说不定所有与我可能有关的电话，包括拉里公司的所有办公电话，都会被监听。诺拉告诉过我的任何一件疯狂的妄想的事都在我的脑子里重现。拉里看着我，好像我已经疯了一样。

“我需要用一下别人的手机！谁有手机可以让我用用？”

几分钟后，我在拉里办公室外面的逃生梯上，用他同事的手机给我旧金山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好的大律师。他接了电话。

“华莱士，我是帕波。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刚来我家，说我因为洗钱和走私毒品被起诉了。”

华莱士笑了。我后来告诉朋友们我的困境时，他们最开始的反应也是如此。我都已经习惯了。

“华莱士，我是他妈的认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都快吓死了！你必须得帮帮我。”

“你从哪里打的电话？”

“逃生梯上。”

“找个投币式的公用电话打过来。”

我走回到拉里的办公室。“我需要找一个投币式公用电话。”

“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看起来又生气又担心，还有一点苦恼。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打个电话，待会儿回来找你。”

后来，当听了我的简要（很可能一点都不连贯）解释之后，爱说话的他变得非常安静。他没有因为我隐瞒认识他之前是个罪犯而朝我大吼大叫。他没有因为我曾是一个没头没脑而又自私的白痴而惩罚我。当我为了支付律师费用和押金而花光所有的积蓄时，他并没有觉得我可能因此而毁了自己的人生，包括他的人生。他说：“我们会解决的。”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我爱你。”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迷宫里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跋涉。华莱士帮我找到了一个律师。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人生的终结。因为这件事脑子一团糟和感到害怕的时候，我摆出一贯的姿态：将自己封闭起来，告诉自己，我现在陷入这摊烂泥，完全是自己的错，怪不得任何人。我不得不自己一个人想出解决方法。

但我不是一个人——家人和信任我的男朋友跟我一起经历了这次艰难的旅行。拉里、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的祖父母——他们都一直站在旁边支持我，尽管他们因为我这段隐藏的犯罪过去而感到惊骇和羞耻。父亲来到纽约，我们一路开了折磨人的4个小时车到达新英格兰，祖父母正在那里过夏。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时髦、酷、冒险无畏、反传统文化或反叛。我只感觉到，因为任性，我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让他们失望了，也让自己的人生偏离了正轨。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所作所为。在祖父母的客厅里，我们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我备感羞耻地坐在那里，接受他们几个小时的质问，试图跟他们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究竟把那钱怎么处理了？”祖母最后很迷惑地问。

“奶奶，我当初并不是因为钱才参与进去的。”我弱弱地回答道。

“哦，帕波，我的天啊！”她厉声说。我不仅是全家的耻辱，还是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