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说我是傻瓜，也没有人真正说过我是耻辱。他们不用说，我知道。然而，我的母亲、父亲、祖父母——我所有的家人——都说他们爱我。这让我难以相信。他们为我担心。他们会帮助我。我离开的时候，祖母紧紧地拥抱了我，她短小的胳膊紧紧抓着我。

尽管家人和了解我情况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很认真对待当时的处境，但他们仍旧怀疑像我这样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会真的被关进监狱。但是，律师让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联邦法庭对我刑事犯罪共谋的指控源于我前任恋人走私毒品生意的垮台。诺拉、杰克和另外13个人（有些我认识，有些不认识），包括非洲毒枭阿拉基，都跟我一样受到了控告。诺拉和杰克都被拘留了，他们两个中有人在指责别人，供出别人的名字。

不管和诺拉怎么不欢而散，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供出我来救自己。但是，当律师把检察官已经发现的材料寄来的时候——政府搜集的给我定罪的证据——我发现里面有一份她的详细证词，描述了我带大量钱财去欧洲的整个过程。我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共谋罪”和“强制最低量刑”将决定我的命运。

我了解到，共谋罪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非法行为，而是起诉很多人共同策划实施犯罪行为。某个人被指控共谋罪，一般都是因为“共谋者”或者“告密人”的证词，后者更糟：告密人为了获得自己的豁免权而出卖别人。检察官非常喜欢共谋罪，因为这让他们更容易从大陪审团处赢得指控，而且是让罪犯认罪的一个强有力杠杆：一旦有一个人败下阵来招供，说服那些共同被告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在公开审判时将毫无翻身的可能。因为被指控为共谋罪，所以对我的判刑将取决于我在犯罪过程中私运的毒品总量，而不是我在整个罪行中的作用。

强制最低量刑是美国20世纪后期“反毒品战争”中非常关键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会制定的指导方针要求联邦法官对毒品犯罪判以固定的量刑，不管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被判刑人的评价没有自由裁量权。各州的立法机关普遍复制了联邦法律。看到服刑的时间长度，我被吓死了：10年，12年，20年。对于毒品犯罪的强制最低量刑，是美国监狱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增到250万人的首要原因，接近300%的增长率。每100个美国成人中，就有1个被抓进监狱，这个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出许多。

律师温和但坚定地向我分析，如果想在法庭上拒不承认共谋罪，带着我的故事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将会是他代理过的最好的被告之一；但如果我没有打赢官司，就可能要承担最大量刑，很有可能会超过10年。如果我认罪，不要误会，我也会进监狱，但时间可能会短很多。

我选择后者。我跟拉里和仍然还没缓过来的家人进行了几次痛苦谈话。但做决定的那个人，仍然是我自己。律师为了我的利益，十分辛苦地与检察官进行了激烈协商之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允许我认罪，罪名是洗钱，而不是共谋，这样他们要求我在联邦监狱最少服刑13个月。

1998年的万圣节，拉里和我开车去芝加哥，我们打扮成“青少年”的样子。或许，我的不幸被这套行头伪装起来了。那天晚上，我们与朋友加布和艾德一起去市里逛。他们两个不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以为我是去芝加哥工作。第二天上午，我穿着最好的衣服，看起来笔直挺拔，面色或许苍白。我们去联邦大楼，法庭会在那里开庭。拉里一直在那里陪着我，我费力地说出铸就我命运的几个字：“我认罪，法官大人。”

我认罪之后不久，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阿拉基，西非的那个毒枭，在伦敦以美国发出的逮捕令被逮捕。突然，我要入监服刑的日子延期了——不确定多久——美国要想办法将其引渡受审。他们希望我在法庭上指证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衣服，而不是橘黄色的连衣狱服。

对于未来，我看不到明确的时间。接下来将近6年的时间里，我都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督着，每个月向我的审前监督人报告情况。监督人是一位认真的年轻女性，头发非常茂密，留着弯曲的胭脂鱼发型。她的办公室在曼哈顿珍珠街的联邦法院大楼里。每个月，我都会通过大楼的安检，乘坐电梯到审前服务部签到，在一间暗黑的房间里等着。那个房间里贴着励志和警示的宣传语，总会让我想起关于“毅力”和“使用避孕套”的海报。大部分情况是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等着。有时候会有年轻的黑人男子或拉丁男子和我一起等，他们要么默默地打量我，要么盯着前方看。偶尔会有一个年龄稍大的白人男人也出现在那里，他脖子很粗，戴了很多黄金首饰。他会直接用惊讶的目光看我。有的时候，也会有另一名女性出现在那里，但她不是白色人种。偶尔会有孩子们陪着她，他们总是忽略我。当监督人芬尼根小姐终于出现并招呼我过去的时候，我会跟着她去她的办公室，然后在那里坐几分钟，进行我们别扭的谈话。

“嗯……你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

“哦……这个案子持续时间真长。”

时不时地，她会略带歉意地对我进行毒品测试。我的结果总是呈阴性。后来，芬尼根小姐离开这个部门去法律学校进修，我被转给态度同样温和的桑切斯小姐。她的指甲很长，涂着芭比粉色。“你是我负责的最轻松的一个。”每个月，她都会高兴地说这句话。

在等待的这5年多时间里，我对监狱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猜测。当时，我认识的人几乎都不知道我的处境。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任何人这件事，都会很糟糕、很震撼、很靠不住。后来因为引渡事件而推迟，再跟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起这件事，似乎又太怪异：“我要进监狱了……某一天？”我觉得我只能以沉默坚持到底。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我情况的朋友很善良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上帝是想让我再等一等。

我十分努力地想要忘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网络公司有创意的制片人的工作中，与拉里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在纽约玩乐。我需要资金以不断支付昂贵的法律费用，所以会与一些特别的客户合作。这些客户在我那些时髦的同事眼里并不性感、难以接受，比如大电信公司、大石油化学公司和大而神秘莫测的控股公司。

我跟其他人的交往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当然拉里除外。只有在他面前，我才可以显露出恐惧和羞愧。对于那些不知道我犯罪过去和逼近关押状况的人，我只是跟以前的我有点不同——生气勃勃，有时候很迷人，但冷淡、疏远，或许甚至待人漠不关心。即使跟那些了解情况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能全神贯注——我总是在用一种无法明说的态度观察自己。考虑到即将面临的生活，我感觉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在不远的将来，就是灾难，就是哥萨克人和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的到来。

随着时间一年年流转，家人似乎开始相信，我会奇迹般地被宽恕赦免。母亲经常去教堂为我祈祷。但是，我从未允许自己陷入这种幻想——我知道我要进监狱。有时候会感到非常压抑，不过一想到虽然我闯了这么大祸，家人和拉里还依然爱我，了解情况的朋友们也从未嫌弃我，虽然表面上我的人生被毁了，但我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工作、有朋友；慢慢地，我开始不那么害怕未来，由于对幸福的期望，甚至不那么恐惧监狱了。

这主要是因为拉里。我受到指控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相爱的，但我们那时也只有28岁，而且是刚到纽约，对于未来没有太远的打算，最远只是想到租房给我们的那个人如果从伦敦回来，我们要搬到哪里去住。当我犯罪的过去浮出水面的时候，如果他让我坐下来，对我说“我之前可没想到你会有这么一摊子事。我原以为你是好人，可没想到竟是这么吓人的疯狂”，谁能怪他呢？谁又能想到他，一个新泽西州的善良犹太小伙子，会怎样接受他的女朋友曾经是波希米亚风格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同性恋者，而且很快就要成为被判刑的罪犯？

谁能预料到，我那外向、雄辩、活力四射的男朋友，竟会如此耐心、能干和足智多谋？谁能预料到，当我哭得喘不上气来的时候，他会抱着我的头安慰我？谁能预料到，他会保守我的秘密像保守自己的一样？谁能预料到，当我由于长时间的抑郁而误入一些很恶劣的地方时，他会强行把我带回家，即使那意味着回来之后将面对十分艰苦的斗争和难熬的日日夜夜？

2003年7月，我们在马萨诸塞州我家的海滩小屋里。一天早上，阳光明媚，拉里和我乘坐皮划艇到豌豆岛去。那座小岛由石头和沙子构成，位于巴泽兹湾的一个小港里。小岛非常平静，无人打扰。我们在水里游泳，然后坐在面对海湾的石头上。拉里在泳裤里摸索什么，我侧着头看他，奇怪他在做什么。他从泳裤里抽出一个塑料袋，拿出一个金属盒子。“小帕，我给你买了这些戒指，因为我爱你，我想让你戴上它们，因为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里总共有7枚戒指，每一枚代表我们在一起的一年。如果你不想结婚，我们可以不结。但是我想让你戴着它们……”

我当然记不得他后面说的什么话，因为我惊讶、震惊、感动和激动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只是大喊道：“我愿意！”那个盒子里有7枚金戒指，每一个都像马尼拉纸一样薄，要叠在一起戴。他也给自己买了一枚戒指，是一枚薄薄的银环，他有点吃力地将它戴在手指上。

我的家人感到非常高兴。拉里的父母也很高兴。不过，虽然我和他们的儿子交往了很长时间，但关于未来的儿媳妇，他们对很多情况不知情。他们对我总是很亲切友爱，但是我很害怕他们了解到我那肮脏的秘密时会怎么反应。卡罗尔和卢与我曾经当过嬉皮士的父母不同：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恋人，比反传统文化流行的年代还要早。他们仍然住在见证他们成长的田园式县城，会一起去看橄榄球比赛和参加律师协会的宴会。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理解我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迷恋社会软肋，为什么会加入国际贩毒，为什么很快就要入监。

那个时候距离我被指控已经过去了5年多。拉里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父母实情。我们打算先在其他人身上练习练习，拉里把这种策略称之为“说了实话就跑”。大家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我们的朋友会大笑，然后被告知这是事实之后，会感到惊骇、替我担心。尽管朋友都是这么反应，我还是非常害怕把事实告诉未来的公公婆婆时，运气不会继续这么好。

拉里给他的父母打电话，说我们有重要的事需要当面跟他们商量。我们在一个8月的晚上开车回他家。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大家吃了一顿典型的夏季晚饭——牛排、煮玉米、大而多汁的新泽西州西红柿，以及美味的黄桃馅饼。拉里和我在他们家餐桌上面对面坐着。卡罗尔和卢看起来特别紧张，但不是特别害怕。我觉得他们猜测是与我有关，而不是跟拉里有关。最后，拉里说：

“坏消息，但不是癌症。”

我慢慢把事情原委说出来，拉里时不时会打断给我补充一下。虽然我们说的不是很连贯，但至少情况像碎片一样说出来了。

卡罗尔当时就坐在我的旁边。她抓住我的手，使劲挤了挤，说：“你那时候太年轻！”

卢试图在自己头脑里将这些激进的新信息转化成律师模式，询问我指控的细节、我的律师、哪个法庭，和他能为我做些什么，我是不是海洛因吸食者。

关于拉里家庭的美丽讽刺是，当一些小事情出错的时候，就好像泰坦尼克号下沉一般；但一旦真的发生了灾难，他们却是你想放进救生筏搭救的人。我曾预期过他们会大声指责我、严厉拒绝我，但是他们没有，反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最终，英国拒绝将阿拉基这个毒枭引渡到美国，反而将他放了。我的律师解释说，作为一个尼日利亚人，他是英联邦的公民，享有英国法律的一定保护。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他在非洲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商人土匪，可以想象他很可能有强大的保护伞，让引渡条约变得无效。

终于，美国芝加哥检察官办公室愿意继续我的案子。为了在宣判时发言，我写了一份个人陈述，并把我的事情告诉了更多的朋友和同事，请他们写下几句话为我的人格作保证，向法官求得宽厚处理。接近我已经认识多年的人，向他们坦白我的处境，请求他们的帮助，这个经历让我感到非常羞辱和艰难，他们一致的反应让人很难受。我已经让自己习惯接受别人的拒绝，因为我清楚，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拒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相反，每次有人写下几句话，不管是描述我的童年、我的友谊，还是我的职业道德，我都为他们的仁慈和关心感到万分感激。每个人都想写出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方面，这让我在现场感到深深惭愧。

我大学的好朋友之一凯特给法官这样写道：

我相信，她决定参与犯罪活动，部分是由于她感觉在世界上太孤独，需要自己照料好自己。自从她做了那些决定，她与别人的关系改变了、加深了。我相信她现在很清楚她的生命是与那些爱她的人缠在一起的……

终于，我的审判日期临近了。在这将近6年的等待时间里，我脑子里经常回响着那句老话：“死里逃生会让你更加坚强。”我不得不考虑这句话的真理性，就像大多数古老的、多次被人重复的思想一样。我已经把欺骗、暴露、羞耻、几近破产和自我强加的孤立之牌发到了自己手上。想要打好这副牌真的很难。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游戏的舞台上，我不是一个人。尽管我在过去曾是那么堕落、疯狂和鲁莽，处理自己问题的方法是“我是一个孤岛要塞”，但是我的家人、朋友、同事，这些好人都拒绝抛弃我。或许，正是这些好人对我的爱帮助了我；或许，我并没有自己感觉的那么坏，可能我身上还是有东西值得他们爱我。

拉里和我再次飞到芝加哥，在审判开始的前一天见到了我的律师帕特·科特。我们希望刑期能少于30个月，帕特做了很多细心的、辛苦的、说服性很强的法律工作。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考虑到案子已经拖了这么久，最后不反对我们的动议。我给帕特看了我准备出庭时要穿的衣服：一套裁剪精细的“创意制片人”女裤套装、一件女式海军紧身外衣——这是我所有衣服里面最保守的。还有一个额外的选择，就是一件20世纪60年代的西装裙套装，那是我在网上抢拍到的，柔和的米色上配有淡蓝色方格图案，看起来非常有乡间俱乐部的风格。“穿这一套。”帕特指着西装裙套装说。“我们想让他看到你的时候，能够想起自己的女儿、侄女或者邻居。”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拉里把宾馆的电视调到瑜伽频道，电视里一个帅气平静的瑜伽修行者正在夏威夷海滩上做盘腿催眠动作。我当时多么希望在那里的是我。

2003年12月8日，我站在查尔斯·诺格勒法官面前，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坐在法庭的听众席上。宣判之前，我在法庭上做了一个陈述。

“法官大人，十几年前，我做了在行为和道德上都很糟糕的决定。我那时候很自私，不顾别人，明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还向爱我的家人撒谎，与真正的朋友们拉开距离。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面对我那些行为的后果，接受法庭对我的任何惩罚。我真诚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感到抱歉，我知道法庭会公正地处理。

“借此机会，我想感谢我的父母、我的未婚夫、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今天都在现场，他们一直都很爱我、支持我。我也想向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我让他们感到痛苦、担心和尴尬。

“法官大人，感谢您倾听我的陈述、考虑我的案子。”

我被判入联邦监狱15个月。我可以听到拉里、我父母和我的朋友克里斯汀此时的哭声。判决只有15个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等的时间太久了，我想要尽快把这15个月过完。然而，虽然这么长时间的法律延迟让我很紧张、疲惫和沮丧，但是跟我父母的痛苦比起来，这都算不了什么。

我还要继续等，这次是等待分配服刑监狱。这很像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希望能被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录取！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会严重影响拉里或家人探监的次数。西弗吉尼亚，500英里之外，是第二近的联邦女子监狱。当联邦执法人员寄来的薄薄信封到达手上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因为这封信让我在2004年2月4日去丹伯里的联邦惩教所报到。

我努力将所有的事物安排妥当，为消失一年做好准备。我在亚马逊上看了有关监狱服刑的书籍，不过这些书都是给男人写的。临走前我去爷爷奶奶那里看了看，努力不让自己担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去服刑前的一周，拉里和我在东村第六大街上乔的酒吧里与几个朋友聚了聚，算是给我送别。这些都是我们在城里的好朋友，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并尽全力给我以各种帮助。我们玩得很开心——打撞球、讲故事、喝龙舌兰。已近深夜——但我并没有打算放慢自己玩乐的速度，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控制自己喝龙舌兰的量，我愿意放纵自己最后一次狂欢作乐。已进入凌晨，最后，有人不得不回家了。我跟他们拥抱告别，因为喝了很多酒，所以拥抱得十分用力，因为我意识到，这次是真正的告别。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见到我的任何朋友，或者再次相见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子。我开始哭起来。

除了在拉里面前，我从没有在任何其他人面前哭过。但是当时我哭了，我的朋友们也开始哭起来。我们十几个人，凌晨3点钟在东村的酒吧里抱头痛哭，看起来一定像是一群疯子。我哭得停不下来，跟每一个人告别的时候都在哭，好像结束不了了。刚平静下来一分钟，又一个朋友要离开，然后我就又开始哭。我当时已经顾不上尴尬了，因为心里实在难受。

第二天下午，我的眼睛肿得老高，几乎看不到眼珠。这是我最难看的时候，不过心里感觉却好一些了。

律师帕特·科特前来送他的白领客户去监狱。他向我建议道：“帕波，我认为对于你来说，最难的事是面对由一些无聊的人执行的无聊规定。有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不要跟任何人做朋友。”

brucejenner，美国前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卡戴珊家族成员，于晚年完成变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