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达巴黎，我就直接去印尼航空公司的柜台取前往巴厘岛的机票。那里的工作人员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当时很害怕，在机场的一家餐馆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想着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手机和电子邮件还没有普及，我不知道怎么通知诺拉。我猜测这中间一定漏掉了一些信息。最后，我站起来，走到一个杂志摊，买了一本巴黎旅行指南，选出了一家位于第6区的便宜旅馆（我唯一一张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很低），从那个小房间可以看到巴黎的很多屋顶。我给杰克打电话，他是诺拉的老朋友和她当时在美国的生意合伙人。杰克是个骗子，总是高高在上，与妓女鬼混在一起，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人。

“我被困在巴黎了。诺拉告诉我的都不对。我应该怎么办？”我问他。

杰克听到我的电话很不高兴，但还是不能不管我。“去找一个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网点。明天我会给你汇一些钱买机票。”

几天后他才把钱汇过来，不过只要汇过来就行。我在巴黎兴奋地闲逛，想把一切都看个遍。在大多数法国女人面前，我看起来像一个青少年。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成熟，我买了一双漂亮的黑色编织长筒网袜来配马腾斯博士靴和迷你短裙。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还能够离开巴黎，一个人在这里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从巴黎到巴厘岛的航程有13个小时，当我从那冒着烟的飞机上下来的时候，竟然看到以前酒吧的同事比利在等我。他长着雀斑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在印尼人群中看起来高大挺拔。比利头发微红而金黄，眼睛呈浅蓝色，说他是我的兄弟别人一定不会怀疑。“诺拉在度假村等着呢。你会爱上这里的！”他说。在奢侈豪华的房间与诺拉团聚的时候，因为我对环境还不熟悉，所以有点害羞。但她表现得好像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巴厘岛是个纵酒宴乐的圣地：我们每天晒日光浴、喝酒、跳舞，不管时间早晚。和我们一起玩乐的有与诺拉一起工作的男同性恋者、所有愿意帮我们花钱的当地俊男靓女，还有我们在库塔海滩酒吧里遇到的年轻欧洲人和澳洲人。我去街边市场用雕刻面具和银制饰品换了一套比基尼和一件布裙，在努沙杜瓦乡间小道上漫步，与友好的当地人攀谈。我们还去寺庙远足，参加水上帆伞运动和潜水活动——教潜水的巴厘岛教练很喜欢我脖子上饰有宝石的美丽海豚纹身，那是我在新英格兰的时候刺的。这些人都很迫切地向我展示他们自己的纹身。不过，我们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诺拉和阿拉基或杰克之间会不断地打一些紧张的电话。

他们开展生意的方式很简单。阿拉基从西非告诉美国客户他有毒品（通常都是定制的行李箱，海洛因被缝进行李箱的内层里），可以“下订单”——这些毒品会在世界各地出现。像诺拉和杰克（本质上来说是转包商）这样的人会安排将这些行李箱运到美国，然后传递给一个匿名人。他们要负责完成运输——招募快递员、训练他们如何通过海关的检查而不被发现、支付他们的“度假”所需和其他费用。

与阿拉基一起工作的不只诺拉和杰克。事实上，诺拉当时正在与乔纳森·毕比竞争，毕比就是当初为这个工作培训过诺拉的“艺术商”。我发现诺拉的压力主要来自有多少“订单”、她和杰克能否完成这些“订单”，以及这些毒品能否真的如期抵达美国——所有因素都有可能随时变化。这个工作要求有很大的机动性和大量现金。

诺拉在资金不多的时候会派我去不同的银行取回阿拉基汇寄过来的钱——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本身就是犯罪。我在雅加达的时候与一个同行的毒品快递员跑过一次这样的差事。他是芝加哥人，年轻的男同性恋者，非常喜爱哥特摇滚乐，不过把自己收拾得倒挺干净利索，看起来很像大学预科的运动选手。他对豪华旅馆已经厌烦了。在穿越城市连绵不绝的漫长炎热旅途中，我们会因为交通堵塞而目瞪口呆，因为路边待售的一笼笼吠叫的小狗而不知所措，因为东南亚大都市的社会阶层而震惊不已。在红绿灯前，一个乞丐躺在地上请求施舍。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并且没有了双腿。我摇下窗户，把身上带的卢比给了他一些。

我的同伴在座位上一边向后缩，一边气呼呼地喊道：“不要！”

我疑惑并厌烦地看着他。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接过我的钱，从他的窗户把钱给了那个乞丐。接下来我们谁都没说话。

我们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所以在很多地方放松娱乐，比如巴厘岛海滩的俱乐部，雅加达军队的台球房，以及像“塔纳姆”这样类似妓院的夜总会。诺拉和我四处购物、美容，或者去印尼的其他地方旅行——只有我们两个，属于女生的时间。但我们相处得并不总是那么融洽。

去喀拉喀托火山的时候，我们雇了一个导游领着我们在山里远足。山上到处都是茂密潮湿的灌木丛。天很热，我们不停地流汗，还在一个瀑布顶端的美丽河池边吃午饭。在河里面裸泳后，诺拉问我敢不敢——确切地说是打赌我绝对不敢——从瀑布上跳下去，那个瀑布至少有35英尺高。

“你见过有人跳吗？”我问导游。

“哦，是的，小姐。”他笑着回答说。

“你跳过吗？”

“哦，没有，小姐！”他仍然笑着说。

尽管如此，挑战仍是挑战。我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开始沿石头向下爬，那块石头看起来是最合适的起跳点。瀑布咆哮着。我看到下方深处翻腾的浑浊的绿水。我很害怕，突然觉得不那么好玩了。石头很滑，我准备像螃蟹一样一点点挪回去，却做不到。我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跳，没有退路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纵身一跃，朝着下面绿色峡谷一边坠落一边尖声地叫喊着。再从水面出现的时候，我大笑不止，兴奋不已。几分钟后，诺拉吼叫着向我跑过来。

她走到我跟前气呼呼地说：“你疯了！”

“你是说，如果我表现得太害怕而不敢跳，你就不会让我跳了？”我惊讶地问。

“才他妈不会呢！”她回答道。那时那刻，我应该明白不能信任诺拉了。

在印尼，好像可以体验的东西没有界限，但有一个危险黑暗的边缘。去雅加达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贫穷，巨型工厂里的资本主义气息，在旅馆大厅喝酒的石油公司经理们慢慢说出得克萨斯州口音的英语。你可以在酒吧花一个小时跟一位慈祥的英国人聊天，聊旧金山的可爱之处，聊他在英国的珍贵灰狗。当你准备离开时，他递过名片，随意地解释自己是军火商。黄昏时，我乘坐电梯到达雅加达君悦酒店顶层，走进上面青葱的花园，在屋顶的跑道上跑步，整个城市的清真寺向穆斯林信徒发出祈祷的指令声都能听到。

很多星期之后，我离开了印尼回到“西方世界”，心情既忧伤又轻松。我想家了。

在这4个月期间，我一直都跟诺拉在各地旅游，偶尔会在美国待几天。我们的生活充斥着紧张不安，但同时又常常枯燥无比。我除了在诺拉跟“毒贩们”交易时陪着她，其他时间无事可做。我会一个人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游荡。尽管身在人群之中，我却感觉自己与整个世界分离，是一个来去无牵无挂、虚无缥缈的人。这不是我渴望的冒险经历。关于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我都没有对我的家人说实话。我已经逐渐厌烦了我的毒品“家庭”。

有一次我在美国短暂地停留了几天，回到了真实的、对自己充满怀疑的家庭。我在家接到诺拉的电话，她需要我在芝加哥与她会合。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是出了名的“安全”机场。不管“安全”指的什么，至少毒品是从那里转运。我在密歇根大街上的国会酒店与她见面。我觉得这里真是糟糕。我已经习惯了文华东方酒店。诺拉简洁地告诉我，她需要我第二天出国一趟，把一些现金带到布鲁塞尔。她不得不为阿拉基这么做，而我不得不为她这么做。她以前从未要我做过什么，但她当时口气不容置疑。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没有办法拒绝。我很害怕，但还是答应了。

在欧洲，局面有点不利。诺拉的生意越来越难维持，她在与快递员进行不计后果的冒险，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她的合伙人杰克在比利时与我们会合，形势陡转直下。我觉得他很贪婪、淫荡、危险。而且我可以看出来诺拉对他的相信程度远远高于对我的关心。

我很害怕，也很痛苦，所以我们3个从比利时去瑞士的时候，我一路几乎都一言不发。诺拉和杰克进行谋划的时候，我在苏黎世一个人闷闷不乐、百无聊赖。我连续看了3场《钢琴别恋》，边看边哭，跟随电影情节转换时空、感动不已。

当诺拉十分明确地提出希望我携带毒品的时候，我知道除非能帮她挣钱，否则我对她将没有任何价值了。按照她的指令，我“弄丢”了我的护照，补办了一个新的。她让我戴上眼镜和珠宝，还有一双很丑的平跟船鞋。她想用化妆品把我脖子上的海豚纹身遮盖住，但没能成功。她让我去剪一个保守的发型。那是一个寒冷的周六下午，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把我又长又乱的金黄卷发剪成正式发型的理发师，我冒着暴风雪蹒跚地走进一家很小的沙龙，那是我走进的第5家理发店。在之前的4家，他们的接待都非常冷漠，但进入这家，我听到一个温柔的熟悉口音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当看见向我问话的人时，我差一点叫出来。他是一个南方年轻人，名字叫芬威克，长得很像特伦斯·特伦特·迪阿比。他接过我淋湿的外套，让我坐下，给了我一杯热茶，帮我剪了头发。当我对自身相关信息和剪短头发的原因有所回避时，他很好奇，但依然文雅。他谈到了奥尔良、音乐和苏黎世。“这个城市很好，但这里的吸毒问题很严重。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迷迷糊糊吸过毒的人。”我感到很惭愧。我想回家。离开沙龙的时候，我不停地感谢芬威克，感觉他是我那几个月结交的唯一的朋友。

任何时候，只要打一个电话，我的家人就会把我从自己铸造的这一切混乱中拯救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我认为必须自己坚持下来。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样不幸的遭遇，所以也应该由自己来将其结束，尽管当时很担心结果可能非常凄惨。

诺拉和阿拉基设计了一个详尽而危险的计划，准备在苏黎世机场调换行李箱。但幸运的是，她想让我携带的毒品没有出现，所以我侥幸没有成为运送毒品的人。其实灾难好像总会降临，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知道我必须得逃开。回到美国之后，我乘坐最早的航班前往加州。在西海岸安全的保护伞下，我切断了与诺拉的所有联系，想要忘却这段罪恶的经历。

earthakitt，美国知名的歌唱家、舞蹈家和电视演员。

mchammer，美国说唱歌手。

terencetrentd'arby，美国知名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