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谁也没说话。最后是陈纳德轻声地问道：“惠特利先生，你想让贝丝怎么办呢？”
“我想让她搬出去。我要卖掉这所房子。”
贝丝看了他一会儿，说道：“那就卖给我吧。”
“你说什么？”惠特利问道。
“我可以买。不管你的抵押资产是多少，我都愿意付给你。”
“现在的房价可比当初高多了。”
“多少？”
“我要七千。”
她知道他当时购入时还不到五千。“好。”她说。
“你有那么多吗？”
“有。”她说，“但我要扣除埋葬我母亲而支付的费用。我会给你看收据的。”
奥尔斯顿·惠特利像个殉道者般长叹一声。“好吧，”他说，“你们两个可以起草文件。我要回酒店了。”他走到门口，“这儿太热了。”
“你可以脱掉西装呀。”贝丝说。
···
如此一来，她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了2000美元。她不喜欢钱这么少的感觉，但这没关系。在那堆邮件中有两份邀请函，请她参加两个高级别的比赛，奖金都很高。一个是1500美元，另一个是2000美元。还有一封厚厚的信来自苏联，邀请她七月去莫斯科。
她带着签署好的文件回家后，独自在客厅里走了几圈，轻轻地抚过每一件家具。关于家具，惠特利只字未提，但现在都是她的了。她已经问过律师了。惠特利甚至都没出面，陈纳德把文件带去凤凰酒店，让他签字，与此同时，她在律师办公室里一边翻看《国家地理杂志》一边等律师回来。这栋房子的感觉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全是她的了。她会买些新家具：一张做工精良的矮沙发，两把摩登风格、小巧的扶手椅。她可以想象出它们的样子，给它们配上淡蓝色亚麻布坐垫、深蓝色镶边。不是惠特利夫人喜欢的那种蓝色，而是她自己喜欢的。贝丝蓝。她希望客厅里的陈设更亮丽，更欢快。她想抹去惠特利夫人似有若无的存在感。她要在地板上铺一块亮色的地毯，把窗玻璃擦洗干净。她要买一套音响和一些唱片，为楼上卧室买崭新的床罩和枕套。去珀塞尔百货公司买。惠特利夫人生前是个好母亲；她也不想那么早死，那么早地离开贝丝。
···
贝丝睡得很好，醒来时却很生气。她穿上雪尼尔家居长袍，穿着拖鞋——惠特利夫人的拖鞋——踢踢踏踏地走下楼，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她付给奥尔斯顿·惠特利的7000美元，因而一肚子气。她很爱她的钱；她和惠特利夫人都很享受从一场又一场赛事中赢得奖金，并把钱攒下来生利息，她们喜欢看到钱生钱。她们总是一起展开贝丝的账户报表，看看又得了多少新的利息。惠特利夫人去世后，她可以继续住在这里，继续去超市买菜，想看电影的时候就去看电影，不用担心钱不够用，也不用考虑找工作、上大学或是靠比赛赚钱，当她确认这个事实后，心里很踏实。
她从纽约带了三本本尼的国际象棋的小图册；煮鸡蛋的时候，她在厨房里的餐桌上摆好棋盘，拿出上届莫斯科邀请赛的棋谱。俄语小册子是用昂贵的纸张印刷的，字体清晰而优美。虽说她读了大学的夜校课程，但并没有真正通晓俄语，不过她可以很轻松地读出名字和符号。不过，西里尔字母让人头痛。苏联政府不惜重金扶植国际象棋事业，甚至有专用的字体，和她熟悉的字母表都不同，这让她很恼火。鸡蛋煮好了，她剥掉蛋壳，把白煮蛋放进碗里，加了黄油，接着就摆起了彼得罗辛和塔尔对弈的那盘棋。格林菲尔德防御。半斯拉夫变例。摆到第八步，她把黑方的王翼马移到后线第七排后，突然觉得无聊了。她摆得太快了，来不及好好分析，她没有像本尼那样迫使自己停下来，去追索棋局上的蛛丝马迹。她吃完最后一勺鸡蛋，走出后门，来到花园。
那天早上很热。院子里的草长得过于茂盛，几乎盖住了通向那些残败的香水月季的小砖路。她回到屋里，把白方的车移到后线第一排，盯着它看。她不想研究国际象棋。这件事很吓人；因为如果她不想在莫斯科丢脸，她就需要做足准备、刻苦训练。她勉强压下心头的恐惧，上楼冲澡。擦干头发时，她看到自己的头发该剪了，竟然感到一阵释然。这就是今天要做的事。剪完头发，她可以去珀塞尔百货公司，看看有什么沙发适合客厅。但现在就买并不明智，她还需要多挣一点钱。还有，她要怎样修剪草坪呢？有个男孩曾为惠特利夫人干过这活儿，但她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的地址。
她要把这个家好好打扫一下。扫去蜘蛛网，床单和枕套看起来乱糟糟的。她可以先买一套新的床上用品。再买些新衣服。哈利·贝尔蒂克把他的剃须刀落在浴室里了；她要不要把它寄给他？牛奶变酸了，黄油放的时间太长了。冰箱里四壁冰霜，还有一些以前买的冷冻鸡肉饭堆叠在最里面。卧室里的地毯积灰了，窗玻璃上有指纹，窗框缝隙里有沙砾。
贝丝尽可能把脑子里的一团乱麻甩出去，然后和罗贝塔约好两点去剪头发。她会顺便打听一下，去哪儿能找到清洁女工来干几星期的活儿。她可以先去莫里斯书店，订购一些棋书，然后在托比餐厅里吃午餐。
可惜，她熟悉的那位店员那天不上班，代替他的女店员对棋书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订购。贝丝好歹让她找出了一本目录，订了三本关于西西里防御的专著。她需要特级大师们的比赛棋谱，还有《国际象棋情报》。但她不清楚这份期刊是哪个南斯拉夫出版社出版的，新来的女店员也不知道。这让她有点恼火。她需要一个堪比本尼的藏书的国际象棋图书馆。想到这里，她终于气恼地意识到：她可以回纽约，把这儿所有乱七八糟的琐事抛在脑后，重新和本尼在一起，继续他们中断的训练。可是，现在的本尼还能教她什么呢？还有哪个美国棋手能教给她更多东西呢？她已经超越了他们，所有人。现在，她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她必须靠一己之力跨越美国国际象棋界和苏联国际象棋界之间的鸿沟。
托比餐厅的领班认识她，把她安排在靠近前门的好位置。她点了法式油醋汁浸芦笋作为开胃菜，并吩咐侍应生说，她先吃开胃菜，再点主菜。“您想来杯鸡尾酒吗？”侍应生愉快地问道。她环视静谧的餐厅，看了看正在享用午餐的客人，看了看餐厅入口用天鹅绒绳栏圈起来的甜点桌。“一杯吉布森，”她说，“加冰块。”
酒眨眼间就送来了。看上去太美妙了。平底玻璃杯爽洁明净；杯中的杜松子酒晶莹剔透；两颗小小的白洋葱宛如珍珠。抿第一口时，酒精刺痛了她的上唇，喝下去时又以一种甜蜜的挑逗刺痛了她的喉咙。酒一下肚，立刻缓释了胃里的抽紧感；任何能让自己放松的事都值得一做。她慢慢地喝完这杯酒，内心深处的怒火开始消退。她又要了一杯。在餐厅那头的阴影里，有人在弹钢琴。贝丝看了看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活着真好。
她压根儿就没点主菜。到了两点，她走出托比餐厅，眯着眼睛眺望阳光，没等红绿灯就穿过主街，走向大卫·曼利的葡萄酒店。她用俄亥俄州寄来的两张旅行支票买了一箱保罗·梅森红葡萄酒、四瓶戈登杜松子酒和一瓶马提尼和罗西苦艾酒，她让曼利先生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现在，她讲起话来口齿清晰又干脆；走起路来很稳健。她吃了六根芦笋，喝了四杯吉布森。她已经和酒精暧昧多年了。现在是时候确定关系了。
进门时，电话铃一直在响，但她没去接。出租车司机帮她把那箱酒搬进屋，她给了他1美元小费。等他走了，她把一瓶瓶酒拿出来，放进烤面包机上方的柜子里，摆得整整齐齐，挡在惠特利夫人以前买的意大利面条和辣椒罐头前面。然后，她打开一瓶杜松子酒，再拧开苦艾酒的瓶盖。她以前从没自己调过鸡尾酒。她把杜松子酒倒进平底杯，加了一点苦艾酒，用惠特利夫人的一柄长勺搅拌一下。她小心翼翼地把这杯酒端去客厅，坐下来，喝了一大口。
···
每个早晨都很可怕，但她都挨过去了。第三天，她去了克罗格超市，买了三打鸡蛋和一份冷冻的电视晚餐。此后，她总在喝第一杯酒之前吃两只鸡蛋。到了中午，她通常已昏睡过去。她会在沙发上或椅子上醒来，四肢僵硬，后脖颈被热汗濡湿。有时，她觉得头很晕，还觉得肚腹深处有一股浓烈的怒气，就像下颚脓肿破裂时的疼痛那样强烈——牙痛如此厉害，除了喝酒，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缓解疼痛。有时，酒会遭到身体的抵抗，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喝下去，但她照样喝。她会把酒喝下去，然后等待抵抗的感觉渐渐退却。就像调低音量那样。
星期六早上，她把酒洒在厨房里的棋盘上了，星期一，她不小心撞到桌子，把一些棋子撞到了地上。她任由那些棋子倒在地板上，直到星期四——那个年轻人终于来修剪草坪了——才把它们捡起来。她躺在沙发上，喝着那一箱里的最后一瓶酒，听着年轻人的电动割草机发出的轰鸣声，闻着割下的青草的气味。她把钱付给他之后，独自走到外面，看着、闻着被剪下来的一堆草。一时间，她被那场景感动了，看到草丛发生如此巨大的改观，与之前的模样大相径庭。她回到屋里，拿上手袋，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律规定不允许把葡萄酒或烈酒送货上门。她只能亲自再去买一箱。两箱或许更明智。她要试试爱玛登酒庄的红酒，据说比保罗·梅森更好。她要试一下。也许，还可以再来几瓶白葡萄酒。她还需要食物。
午餐是直接从罐头里倒出来的。只要你加点胡椒粉，再配一杯红酒，辣椒的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爱玛登比保罗·梅森好喝，没那么涩。不过，吉布森还是很强劲，好像棍子抽打在身，她开始对这种酒多加小心，特意留到昏睡前才喝，有时候，也会攒到大清早，当作第一杯喝。到了第三周，有些晚上，她去睡觉时都会带一杯吉布森上楼。她把酒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口上压一本《国际象棋情报》，以防止酒精挥发，半夜醒来时就把酒喝光。就算半夜不喝，也会在早上醒来后、下楼之前喝光。
电话有时会响，但她只在头脑清晰、口齿清楚的时候才会接听。她总是先大声地说几句话，以检查自己够不够清醒，然后再拿起听筒。她会念一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如果念得好，她就接电话。有个女人从纽约打来电话，邀请她上电视节目《今夜秀》。她拒绝了。
直到开始喝酒的第三个星期，她才翻开她在纽约时寄来的那堆杂志，发现《新闻周刊》上登了她的照片。他们在体育栏目里给了她一整版的篇幅。照片拍的是她和本尼的对弈，她还记得拍照的时刻：就在对局的开局阶段。照片清楚地拍出了棋盘上的局面，她一看就知道自己的记忆无误：她刚刚走了第四步。本尼一如往常，看起来若有所思，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篇文章称她是维拉·明契克之后最有才华的女棋手。喝得半醉的贝丝读着读着，越来越生气，气明契克占了那么多篇幅，作者还写到她如何死于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大轰炸，然后才指出贝丝的棋比明契克下得更好。说真的，身为女性和下棋有什么关系？她比美国所有男性棋手都要好。她想起《生活》杂志的那个记者曾问过她：作为女性，身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有何感受。让她见鬼去吧；等她一锤定音了，这个世界就不再由男人主宰了。已到午时，她把罐装意大利面条倒进平底锅加热，再把文章读完。最后一段的力道最大。
十八岁的贝丝·哈蒙已确立了美国国际象棋女王的地位。她可能是摩菲或卡帕布兰卡之后最有天赋的棋手；没人知道她的天赋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在这个脑力惊人的年轻女孩的身体里到底蕴藏了多么巨大的潜能？为了得出答案，为了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国际象棋界有没有摆脱在世界棋坛中的劣势，她将不得不去大男孩们的聚集之地。她将不得不去苏联。
贝丝合上杂志，倒了一杯爱玛登酒庄的夏布利，边吃意大利面条边喝。那已是下午三点，热得要命。酒的库存越来越少了；烤面包机上方的搁架上只剩下两瓶了。
···
读完《新闻周刊》报道后的那一周，星期四，她早晨醒来时浑身难受，晕得无法下床。她想坐起来，却怎么也坐不住。头和胃都在悸动。她还穿着前一晚的牛仔裤和t恤，这些衣物闷得她快窒息了。但她竟然没法把它们脱下来。t恤粘在上身，她浑身无力，甚至无法把衣摆拉过头顶。床头柜上有一杯吉布森。她使劲翻了个身，双手捧住杯子，在开始反胃前吞下了半杯。一时间，她以为自己要被噎住了，还好终于喘上气来，她再把杯中的酒喝光。
她吓坏了。她独自一人在火炉般的房间里，害怕死去。胃里难受极了，每个器官都在疼。难道她喝下去的红酒和杜松子酒已经毒害了自己？她又试了试，想要坐起身，刚刚喝下去的杜松子酒似乎起作用了，她总算坐起来了。她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才脚步不稳地走进卫生间，开始呕吐。吐干净了，整个人好像被荡涤过了。她终于把衣裤都脱掉了，还很怕在洗澡时滑倒，像蹒跚的老太太那样摔断臀骨，所以她在浴缸里接满温水，泡了个澡。她应该打电话给惠特利夫人以前的医生——麦克安德鲁斯——预约中午前后就诊。假设她能独自赶到他的诊所的话。这不仅仅是宿醉；她病了。
但泡完澡后，到了楼下，她的状况好多了，毫不费力地吃了两只鸡蛋。拿起话筒给别人打电话的念头似乎已是恍如隔世。不管电话线连通的是哪个世界，反正，在她和那个世界之间有一重她无法穿透的屏障。她会没事的。她会少喝一点，一点一点减少。也许再喝一杯，她就会想给麦克安德鲁斯医生打电话了。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夏布利，开始小口啜饮，酒像魔药般治愈了她。
···
第二天早上她吃早餐时，电话铃响了，她不假思索地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自称埃德·斯宾塞；过了一会儿，她才想起他是本地赛事的主管。“我来敲定一下明天的事。”他说。
“明天？”
“明天的比赛。我们想问一下，您能不能提前一小时来？路易斯维尔的报社要派摄影师来，我们相信，wlex电视台也会有人来。您能九点来赛场吗？”
她的心一沉。他说的是肯塔基州锦标赛，她忘了个干干净净。那是她的卫冕赛。她应该在明天早上去亨利·克莱高级中学，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为期两天的比赛。她的头很痛，血管悸动，拿着咖啡杯的手也不稳了。“我不知道，”她说，“你能不能过一小时再打来？”
“当然可以，哈蒙小姐。”
“谢谢你。我一小时后再答复你。”
她感到很害怕，她不想下棋。从奥尔斯顿·惠特利手里买下这栋房产后，她就再也没看过一页棋书，也没碰过棋子。她甚至不愿去想国际象棋。昨晚的酒瓶还放在烤面包机旁的台面上。她倒了半杯，但喝下去时，嘴里感觉刺痛，酒味酸臭。她把没喝完的杯子放进水槽，从冰箱里拿出橙汁。如果她的头脑清醒不了，不去参加比赛，明天只会醉得更厉害，病得更重。她喝完橙汁，上楼，想到她这些日子里喝掉的那些酒，想到此时此刻肚子里的酒。她觉得体内有种被虐待后的污浊感。她需要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
去也是白去。贝尔蒂克不会参加的，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优秀。在国际象棋界，肯塔基州无足轻重。她光着身子站在浴室里，开始复习西西里防御的列文费舍变例，她眯起眼睛，想象着棋子在棋盘上的场景。她过完了前十几步棋，一步也没错，虽然幻视中的棋子不像一年前那样清晰。在第十八步棋后，她有所犹豫，黑方在这步棋中将小兵移到马线第五排，取得均势。斯米斯洛夫—博特维尼克，一九五八年。她想过完整盘棋，但是头太痛了，她停下来，吃了两片阿司匹林，之后却不确定兵的位置了。但她完全记得前十八步。她今天会保持清醒，不碰酒，明天再下。两年前，她轻而易举就蝉联州冠军了，很简单。除了她自己，也许还有哈利，肯塔基州就没有别的特别强的棋手了。戈德曼和西泽摩尔都不算劲敌。
电话铃再次响起时，她告诉埃德·斯宾塞，她会九点半到赛场。半小时拍照绰绰有余了。
···
虽然很渺茫，但她暗自希望唐斯会带着相机出现，不过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路易斯维尔的报社派来的男人也没来。她在第一台为《先驱报》的女摄影师摆了个姿势，用三分钟做完了当地电视台的男主持人的采访，然后匆匆告辞，在比赛开始前在附近街区走了一圈。比赛前一天，她果然做到了——没有喝酒——还在三颗绿色药的帮助下睡了个好觉，但胃里还是有想吐的感觉。时间还早，但阳光太刺眼了；她发现自己刚走过街区的拐角就开始出汗了。脚也很疼。十八岁，她却觉得自己像四十岁。她必须戒酒。她的第一个对手叫福斯特，等级分1800。她将执黑，但应该很容易取胜——如果他先把王前兵移到第四排，让她进入西西里防御，那就更容易了。
考虑到福斯特在第一轮就与全美冠军交手，他显得足够镇定。他很有自知之明，没有走王前兵开局来对付她。看到他把兵移到后线第四排，她当即决定不采用后翼弃兵，而要尝试用荷兰防御将他引入不太熟悉的局面。也就是说，她把兵移到了王翼象线第五排。他们按谱着走了几步，结果，不知怎么了，她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石墙结构”。她很不喜欢这个局面，而且，在一番通盘考虑后，她开始生自己的气。应该打开局面，直击福斯特的软肋。她已经陪他玩过了，现在，她只想尽快了结。她的头还在隐隐作痛，即便坐在上等的转椅里，她也觉得不舒服。房间里的旁观者太多了。福斯特二十多岁，淡金色的头发；他移动棋子的动作谨小慎微，让人抓狂。第十二步之后，她看了看棋盘上的紧张局面，飞快地冲了一步中心兵，弃兵；她要打开局面，展开攻势。她的等级分大概比这个神经质的家伙高出600；她会把他杀得片甲不留，然后去吃顿丰盛的午餐，喝几杯咖啡，准备好下午迎战戈德曼或西泽摩尔。
然而，弃兵的举动太仓促了。福斯特用马吃掉了那个兵，而非她预料中的兵，这一步之后，她发现自己要么防守、要么只能再丢一个兵。她恼怒地咬着嘴唇，寻觅足以威慑他的办法。但她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她的头脑转得很慢，迟钝到可恶。她退象保兵。
福斯特看到这步棋后，微微扬了扬眉毛，把车移到了后线，也就是她弃兵后打开的那条线。她眨了眨眼。她不喜欢这盘棋的走向。她头痛欲裂，痛得越来越厉害了。她起身离开棋桌，走到主管那里，问他要阿司匹林。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药，她吃了三片，用纸杯里的水送服，然后再回到福斯特的棋桌。当她走过主赛场时，大家的视线都暂离各自的棋局，抬起头，盯着她看。她突然为自己答应参加这种三流的赛事而生气，更气她不得不回去和福斯特较劲。她讨厌这种情形：就算她打败他，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但如果他打败她，她的脸往哪儿搁？但他不会打败她的。连本尼·沃茨都赢不了她，这些来自路易斯维尔的神经兮兮的研究生又怎么能把她逼到死角呢？她肯定能找到战术组合的机会，然后左右开弓把他撕个粉碎。
然而，找不出任何组合的可能性了。她一直盯着棋盘，眼看着局面随着一步又一步棋逐渐变化，却没有给她留下活路。福斯特下得很好——水平显然比他的等级分要高得多——但他还没好到那种程度。挤满这个小房间的人默默地看着她渐渐处于防守状态，看着她努力不让自己的表情泄露出已然开始支配她的着法的惊慌。她的脑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她已经一天两夜滴酒未沾了。问题出在哪里？在内心深处，她开始觉得惶恐。万一，她以某种方式损毁了她的天赋呢……
之后，到了第二十三步，福斯特开始在棋盘中心进行子力交换，她发现自己竟无法阻止，眼看着自己的棋子接二连三地消失，她只觉得从内到外泛起一阵恶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局面越来越坏，残兵败将越看越荒凉。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败局，被一个等级分1800的棋手以多两个小兵的优势所压倒。她无能为力了。他可以将一个小兵升变为后，再尽情地羞辱她。
在他那样做之前，她推倒了自己的王，没有看他一眼就起身离开，挤过一群人，避开他们的目光，几乎屏住呼吸，走到赛场外的主厅，止步在前台。
“我很不舒服，”她对主管说，“我不得不退赛。”
她脚步沉重地走在主街上，心神不宁，尽量不去想那盘棋。这太可怕了。她尽由这个比赛试炼自己——酗酒者施加给自己的那种严峻考验——却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她回家后一定不可以再喝酒了。她必须看书、练棋，让自己振作起来。但一想到要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她就心慌害怕。她还能怎么办呢？她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也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她输掉的这盘棋无关紧要，就连这个比赛本身也不算什么，但奇耻大辱的感觉让人无法承受。她不想听到任何人讨论她怎么会输给福斯特的，也不想再看到福斯特。她绝对不能再喝了。再过五个月，她将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万一她已经毁掉自己了呢？万一她已用酒精溶解了大脑表层构成天赋的那些交错的突触呢？她记得在什么书里读到过，有些波普艺术家买过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原画，然后用一块特软橡皮把画擦掉了，让画纸上空无一物。这种暴殄天物的浪费行径曾让她惊骇。现在，她想象着自己大脑表层的棋艺天赋被抹杀时也同样震惊无比。
回到家里，她试着去研习一本苏联的棋书，但无法集中精力，看不进去。她转而复盘和福斯特的那盘棋，把棋盘放在厨房里，但其中的某些着法让她痛苦不堪。该死的石墙变例，该死的仓促弃兵。所谓的“帕泽尔走法”：下得很烂的棋。宿醉者的棋。电话铃响了，但她没接。在那个时刻，她坐在棋盘前，痛苦地希望自己可以给谁打个电话。哈利·贝尔蒂克会回到路易斯维尔。但她不想告诉他自己输给了福斯特。不过，他很快就会发现的。她可以给本尼打电话。但本尼自从她去巴黎之后就一直很冷淡，她不想和他说话。没有别的人了。她疲惫地站起来，打开冰箱旁的柜门，拿下一瓶白葡萄酒，给自己倒了一整杯。内心有个声音在号叫着制止这种暴行，但她置若罔闻。她一口气喝了半杯，站在原地，等着酒劲上来。接着，她喝完了这杯酒，又倒了一杯。就算没有国际象棋，人也能活下去。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第二天早上，她在沙发上醒来，仍然穿着她输给福斯特时穿的那身在巴黎买的衣服，她的恐惧又上升到了新的层次。她分明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被酒精弄混浊了，方位感变差了，动作变得笨拙了，思维如坠雾中，无法深入。但吃过早餐，洗过澡，换了衣服后，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个动作几乎是机械性的；她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过脑子地完成这个动作。当务之急是先吃几片吐司，这样酒就不会灼伤她的胃了。
她一连喝了好几天，但对这次败局的记忆、对损毁自己惊人天赋所带来的恐惧都未曾消失，除非她醉到无法思考的程度。周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她的文章，配了一张那天早上她在高中拍的照片，标题是“国际象棋冠军退出本次比赛”。她看也没看文章，就把报纸扔了。
之后有个清晨，她在一夜阴郁的乱梦后醒来，突然有种陌生的、已然不习惯的清醒：如果她不立即戒酒，她必将毁掉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她放任自己陷入了这个可怕的泥潭。她必须找出一个办法，找到新的立足点，让自己重新自由地站起来，从酗酒的泥潭里站起来。她将不得不寻求帮助。她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知道自己想从谁那儿得到帮助——这带来了莫大的解脱感。
原文为法语。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