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乔兰妮的名字不在列克星敦的电话簿中。贝丝又查了路易斯维尔和法兰克福的名录。都没有乔兰妮·德威特。她可能结婚了，改了夫姓。她也可能去了芝加哥或克朗代克；自从贝丝离开梅修茵孤儿院的那天起就没再见过她或听闻她的消息。如果非要找到她，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她的收养文件存放在惠特利夫人的书桌抽屉里。她拿出那只文件夹，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信笺上方有梅修茵的红色官方标志、院名和宣传用的口号。电话号码也印在下面。她紧张地拿着那张信纸看了好一会儿。下面有一个蝇头小字的签名，字迹很整洁：海伦·迪尔多夫，院长。

当时已近中午，她还没有喝过酒。有那么一瞬间，她确实想用一杯吉布森来稳定情绪，但是，连她自己都无法否认这种想法有多愚蠢。一杯吉布森就足以代表她的决心崩塌。她也许算是酒鬼，但不是傻瓜。她上楼去，拿起一瓶在墨西哥买的利眠宁，吃了两片。等到紧张感舒缓下来了，她走到前一天大男孩刚刚修剪过的院子里。香水月季一度盛开。现在，大部分花瓣都凋落了，在一些花茎的末端、花朵曾经绽放的地方还留有圆滚滚的小球，好像仍在孕育着什么。这些花在六七月盛放时，她连瞧都没瞧过它们一眼。

回到厨房，她感觉自己更稳定了。镇定药见效了。每一毫克的镇定药会杀死多少脑细胞？再怎么样，药也不会像烈酒那么有杀伤力吧。她走到客厅，拨通了梅修茵孤儿院的电话。

梅修茵的接线员让她稍等片刻。贝丝伸手拿起药瓶，摇出一颗绿色的药，吞了下去。听筒里终于传来了声音，那么清脆、清晰，让她一惊。“我是海伦·迪尔多夫。”

她一时语噎，说不出话来，只想挂断电话，但她用力倒吸一口气，说道：“迪尔多夫夫人，我是贝丝·哈蒙。”

“真的是你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

“是我。”

“哎呀。”这声感叹后是短暂的停顿，贝丝心想，迪尔多夫夫人大概没什么可说的。她可能和自己一样，觉得这样聊天勉为其难。“说起来，”迪尔多夫夫人说，“我们一直在看关于你的报道。”

“夏贝尔先生还好吗？”贝丝问道。

“夏贝尔先生还在我们孤儿院。你打电话来是为了问这个吗？”

“我打电话是为了问乔兰妮·德威特的下落。我要找到她。”

“我很抱歉，”迪尔多夫夫人说，“梅修茵不能把收养人的地址或电话号码告诉外人。”

“迪尔多夫夫人，”贝丝的语气突然冲破了礼仪，充满了感情，“迪尔多夫夫人，就为我破个例吧。我必须和乔兰妮谈谈。”

“有法律……”

“迪尔多夫夫人，”贝丝说，“求求你了。”

迪尔多夫夫人的语气变软了。“好吧，伊丽莎白。德威特住在列克星敦。这是她的电话号码。”

···

“我他妈的见鬼了！”乔兰妮在电话里喊道，“耶稣他妈的基督！”

“你还好吗，乔兰妮？”贝丝好想哭，但好歹克制住了颤抖的哭腔。

“哦，我的上帝，孩子，”乔兰妮说着，笑出了声，“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你还是那么丑吗？”

“你还是黑人吗？”

“我是黑女士。”乔兰妮说，“至于你嘛，你不丑了。我在杂志上看到你了，芭芭拉·史翠珊上的杂志都没你上的多。我的名人朋友。”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嫉妒。”

“乔兰妮，”贝丝说，“后来有人收养你了吗？”

“妈的，没有。我是从那个地方毕业的。你到底为什么不给我寄张明信片，或来盒小饼干什么的？”

“我今晚就请你吃饭。你能在七点赶到主街的托比餐厅吗？”

“我旷课也要去。”乔兰妮说，“狗娘养的！载入史册的全美国际象棋冠军。真正的赢家。”

“这就是我想和你谈的事。”贝丝说。

她们在托比餐厅见到彼此时，这股发自内心的冲动已淡去。那一整天贝丝都没喝酒，还去罗贝塔的美发店剪了头发，还打扫了厨房，又和乔兰妮说上话的兴奋感让她停不下来。她提前一刻钟就到了托比餐厅，侍应生提议给她先上杯酒水，被她紧张地婉拒了。乔兰妮到达时，她的面前摆着一杯可乐。

第一眼，贝丝没有认出她。朝餐桌走来的年轻女子穿着酷似可可·香奈儿的短外套、留着浓密膨胀的非洲爆炸头，那么高挑，贝丝简直无法相信那就是乔兰妮。她看起来像个电影明星，或者摇滚偶像——身材比戴安娜·罗斯还丰满，酷劲儿堪比莲娜·霍恩。但当贝丝看出来这真真切切就是乔兰妮时——她的笑容和眼睛仍是她记忆中的乔兰妮——她尴尬地站起来，两人拥抱在一起。乔兰妮身上的香水味很浓。贝丝觉得浑身不自在。她们拥抱的时候，乔兰妮拍了拍她的背，说：“贝丝·哈蒙。我的老贝丝。”

她们坐下来，有点别扭地互相打量。贝丝心意已决：为了这场面，必须喝一杯才行。但当侍应生过来、欢快地打破沉默后，乔兰妮点了一杯苏打水，贝丝就吩咐他再给自己拿杯可乐。

乔兰妮带来了一样东西，用马尼拉信封装着。她把信封放在贝丝面前的桌上。贝丝去拿。手一碰到信封里的东西，她就知道那是一本书。她把信封扯下来。《现代国际象棋开局》。她那本快被翻烂的旧书。

“干坏事的一直都是我。”乔兰妮说，“因为你被收养而气得要死。”

贝丝苦笑了一下，翻到书的扉页，那上面还有当年幼稚的笔迹，写着“伊丽莎白·哈蒙，梅修茵孤儿院”。“还因为我是白人吧？”

“谁能忘了这茬儿呢？”乔兰妮说。

贝丝看着乔兰妮漂亮的脸蛋、醒目的发型、长长的黑睫毛和饱满的嘴唇，先前的自惭形秽渐渐消散，身心都有种简单纯粹的轻松感。她露出开心的笑容，“很高兴见到你。”她真正想说的是：“我爱你。”

晚餐的前半段，乔兰妮谈的都是在梅修茵的事——在礼拜堂从头睡到尾，恨死了那儿的餐食，也说到了夏贝尔先生、格雷厄姆小姐和星期六的基督教电影。说到迪尔多夫夫人的时候就太好笑了，她一个劲儿模仿迪尔多夫紧张的声调、甩头的样子，极尽搞笑之能事。她吃得很慢，笑得很开心，而贝丝发现自己也在和她一起笑。贝丝已经很久没笑过了，她和任何人——甚至包括惠特利夫人——在一起都不像这样轻松。乔兰妮点了一杯白葡萄酒配小牛肉，贝丝犹豫了一下，然后向侍应生要了杯冰水。

“你还不够老吗？”乔兰妮说。

“不是一码事。我十八岁了。”

乔兰妮挑了挑眉毛，继续吃她的小牛肉。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你去了你那个幸福之家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打排球。我十八岁就从梅修茵毕业了，大学给了我一份体育教育系的奖学金。”

“你喜欢念这个吗？”

“还行吧。”乔兰妮回答得有点快。过了一会儿又说道，“不，真不行。这个屁专业毫无用处。我不想以后当个健身教练。”

“你可以做别的事情。”

乔兰妮摇摇头。“直到我去年拿到学士学位，我才真正想明白。”她讲话时嘴里一直有食物，现在，她吞下去了，手肘支在桌上，身体往前凑，“我本应去法律行业或是政府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大学这几年真算是好时光，但我把好日子都耗在练习侧身跨跳和腹部核心上面了。”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我是黑人，我是女性，我是孤儿。我应该去哈佛上学。我应该像你一样，让自己的照片登上《时代》杂志。”

“你上芭芭拉·沃尔特斯的节目应该会很好看的，”贝丝说，“你可以谈谈孤儿们的情感缺失。”

“但凡我有机会，”乔兰妮说，“我就要讲讲海伦·迪尔多夫和她那些该死的镇定药。”

贝丝迟疑片刻，继而问道：“你还在用镇定药吗？”

“不了，”乔兰妮说，“该死，别提了。”她笑出了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把那一整罐药砸了，就在多功能厅里，当着他妈的孤儿院所有人的面，老海伦都快傻成一根盐柱了，我们这些人的下巴都快掉到地板上了。”她又笑了一通，“你就这样成了英雄，真的。你走后，我老是把这件事告诉新来的孩子们。”乔兰妮吃光了盘中物；现在，她已经不凑在桌边了，把盘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然后，她靠着椅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包健牌香烟，盯着烟盒看了一会儿。“你的照片登在《生活》杂志上那天，是我把杂志钉到图书馆公告栏上的。据我所知，现在还在那儿挂着呢。”她用一只小小的黑色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女版莫扎特震惊国际象棋界》。哎呀，哎呀。”

“我仍在吃镇定药，”贝丝说，“吃得太多了。”

“哦，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乔兰妮用挖苦的腔调说道，看着她的香烟。

贝丝沉默了一会儿。她们之间的沉默过于明显了。她就接着说道：“我们吃甜品吧。”

“巧克力慕斯。”乔兰妮说。甜品吃到一半，她停下来，朝桌子对面看。“贝丝，你看起来不太好。”她说，“你整个人都是浮肿的。”贝丝点了点头，吃光了她的慕斯。

乔兰妮开她的银色大众送她回家。开到简威尔街时，贝丝说：“我想请你进屋坐一会儿，乔兰妮。我想让你看看我家。”

“好呀。”乔兰妮说。贝丝告诉她把车停在哪里，下车时，乔兰妮说：“那栋房子是你的了？”贝丝说：“是的。”

乔兰妮笑了起来。“你不是孤儿，”她说，“现在不是了。”

但她们迈进前门、经过玄关时，令人吃惊的是一股烂掉的水果味扑面而来。贝丝以前从没注意到这种气味。她打开客厅台灯、环顾四周时，尴尬的沉默盘桓在她们之间。她也没看到电视屏幕上的灰尘、脚凳上的污渍。客厅天花板靠近楼梯的角落里有一张密密的蜘蛛网。整个房子里处处阴暗，散发着霉味。

乔兰妮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边走边看。“你不只是一直在吃药吧，亲爱的。”她说。

“我一直在喝酒。”

“这话我信。”

贝丝在厨房煮咖啡。至少，厨房的地板还算干净。她打开面朝花园的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她的棋盘仍然摆在桌上，乔兰妮拿起白方的后，捏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我厌倦比赛了，”她说，“但从没真正学会下棋。”

“要我教你吗？”

乔兰妮笑了。“那以后我有的可吹嘘了。”她把后放回棋盘，“他们已经教过我打手球、壁球和板球了。我还会打网球、高尔夫、躲避球，还会摔跤。不需要国际象棋。我想听的是酒的事。”

贝丝递给她一杯咖啡。

乔兰妮把杯子放下，抽出一支烟。她一身亮蓝色的海军裙、顶着非洲爆炸头，坐在这个乏味的厨房里简直就像凭空出现的新焦点。

“是因为吃药才开始喝的吗？”乔兰妮问道。

“我曾经很喜欢那些药，”贝丝说，“真的很爱。”

乔兰妮把头摇向一边，再摇向另一边。

“我今天什么酒都没喝，”贝丝突兀地说道，“我明年要去苏联参加比赛。”

“卢申科，”乔兰妮说，“博尔戈夫。”

贝丝很惊讶她知道这些名字，“我很害怕。”

“那就别去。”

“如果我不去，也没别的事可做。我会一天到晚喝酒的。”

“不管你去不去，你现在好像就在这样做。”

“我只需要把酒戒掉，再把那些药也戒掉，把这个家打理好。你看炉子上的油污。”她指了指炉灶，“之前，我每天要花八小时在国际象棋上，还要参加一些比赛。他们想让我去旧金山参赛，还想让我上《今夜秀》。我应该全部完成这些事。”

乔兰妮在端详她。

“我想要的是喝一杯，”贝丝说，“假如你不在这里，我大概会喝掉一整瓶。”

乔兰妮皱起眉头。“你这话就像苏珊·海沃德在那些电影里说的。”她说。

“这可不是电影。”贝丝说。

“那就别再像那样说话了。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明天早上十点，你到欧几里得大街的校友健身馆来。那是我健身的时间。带上你的运动鞋和运动短裤。做出任何计划之前，你首先要摆脱这副浮肿的样子。”

贝丝盯着她，“我一直讨厌健身……”

“我记得。”乔兰妮说。

贝丝想了想。她身后的柜子里就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希望乔兰妮尽快告辞，这样她就能迫不及待地拿下一瓶酒，拧开瓶塞，给自己倒满一杯。她的嗓子眼里都能感觉到酒的滋味。

“没那么讨厌的。”乔兰妮说，“我会给你带几条新毛巾，你可以用我的吹风机。”

“我不知道怎么去。”

“坐出租车呗。见鬼，大不了走过去。”

贝丝一脸沮丧地看着她。

“你得让你自己动起来，姑娘，”乔兰妮说，“你不能总陷在自己的忧虑里。”

“好吧，”贝丝说，“我会去的。”

乔兰妮走后，贝丝喝了一杯红葡萄酒，但没有喝第二杯。她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在后院把酒喝完，那天差不多是满月，月亮就挂在后院的小工具棚上。微风清凉。那杯酒，她喝了很久，让微风吹进厨房的窗户，吹起窗帘，吹过厨房和客厅，尽情荡涤屋里的空气。

···

健身馆四面白墙，天花板很高。日光从两侧墙上的大窗户照射进来，墙边放着一溜看起来很奇怪的机器。乔兰妮穿着黄色紧身衣裤和健身鞋。早上很暖和，贝丝穿着白色运动短裤上了出租车。健身馆的另一头，有个身穿灰色运动短裤、表情沉郁的年轻人仰面躺在长椅上，把杠铃往上推，一边发出吃力的呻吟。除了他，就只有她俩了。

她们先坐上了固定在地板上的健身自行车。乔兰妮把贝丝的自行车的阻力设置为10，她自己的为60。骑了十分钟，贝丝就浑身大汗，小腿抽痛。

“你比以前更糟糕。”乔兰妮说。

贝丝咬紧牙关，继续蹬车。

躺在练习臀背肌肉的器械上，她掌握不好节奏：不得不用腿抬起重量时，屁股却在仿皮长椅上滑来滑去。乔兰妮把腿部承重设定为40磅，但即使这么轻，贝丝似乎仍然吃不消。之后的器械要求她用脚踝抬起重量，一使劲，大腿肌腱都鼓起来了，感觉好疼。再之后的器械让她联想到电椅，她不得不坐直，用肘部拉起重量。乔兰妮说：“让你的胸肌更结实。”

“我还以为那是一种鱼。”贝丝说。

乔兰妮哈哈大笑，“相信我，亲爱的。这就是你需要的。”

乔兰妮指定的项目，贝丝全做了——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看到乔兰妮设置的重量比她的重得多，她就更气恼了。但她必须承认，乔兰妮的身材无可挑剔。

运动后冲澡感觉酣畅淋漓。花洒喷水的力道强劲，贝丝畅快地冲了一通，把汗水都冲刷干净，再用香皂彻底抹了一遍，在微烫的热水下冲去泡沫时，她低头看着泡沫在脚下的白色瓷砖上转成小漩涡。

乔兰妮把她的托盘移到贝丝的托盘边时，食堂的女服务员正把一只盛放了索尔兹伯里牛肉饼的盘子递给贝丝。“这份不行。”乔兰妮说着，抢下盘子，递还给女服务员。“不要肉汁，”她说，“也不要土豆。”

“我又没超重，”贝丝说，“吃土豆没关系的。”

乔兰妮没说什么。她们把托盘往前移，跳过果冻和巴伐利亚奶油派时，乔兰妮也摇了摇头。“你昨天晚上还吃巧克力慕斯呢！”贝丝说。

“昨晚是特殊情况，”乔兰妮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她们十一点半吃午餐，因为乔兰妮十二点有课。贝丝问是什么课，乔兰妮回答说：“二十世纪的东欧。”

“这是体育系的课程吗？”贝丝问道。

“我昨天没来得及说。我在读政治学硕士。”贝丝瞪着她看。乔兰妮又说，“心怀邪念者蒙羞。”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贝丝的背和小腿都很酸，她决定不去健身馆了。但当她打开冰箱想找点东西做早餐时，看到了成堆的冷冻即食晚餐，突然想起惠特利夫人卷下丝袜后露出的苍白的双腿。她厌恶地摇摇头，把那些冷冻餐盒从冰霜里撬了出来。一想到冷冻的炸鸡、烤牛肉和火鸡，她就觉得恶心；她把它们全都扔进了一只塑料购物袋。当她打开橱柜，想看看有什么罐头食品时，跃入眼帘的却是三瓶爱玛登酒庄的高山莱茵河白葡萄酒，罐头都在酒瓶后面。她犹豫了一下，关上了柜门。她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早餐吃了吐司和黑咖啡。去健身馆的路上，她把那袋冷冻晚餐扔进了垃圾桶。

乔兰妮在午餐时告诉她，那些愿意以每小时两美元的价格做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杂活儿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公告栏里贴小广告。去教室的路上，乔兰妮带她到公告栏看了看，贝丝记下了两个电话号码。当天下午三点就有一个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她的后院拍打地毯，还有一个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在擦洗冰箱和厨房里的橱柜；贝丝没有盯着他们干活；她用那些时间研究了尼姆佐-印度防御。

到了下周一，她用上了所有七台鹦鹉螺牌健身器械，之后再做仰卧起坐。周三，乔兰妮帮她把每台器械的重量增加10磅，做仰卧起坐时，也在她胸前增加了5磅重量。又过了一星期，她们开始打手球。贝丝在球类方面非常笨拙，很快就喘不过气来了。乔兰妮把她打趴下了。但贝丝顽强地坚持，气喘如牛，大汗淋漓，有时还会被小黑球擦伤手掌。她花了十天，再加一点运气，才第一次打赢了乔兰妮。

“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开始赢球。”乔兰妮说着，她们站在球场中央，汗流浃背。

“我讨厌输。”贝丝说。

就是那天，她回家时收到一封信，寄信方自称“基督教十字会”，信封的一侧印有浮雕十字架图案，下面署了约有二十个人名。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哈蒙小姐：

由于我们一直无法通过电话和您取得联系，因而冒昧致函，询问您是否有意接受基督教十字会在即将到来的苏联国际象棋大赛中给予您必要的扶助？

基督教十字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为传播基督神谕打开封闭的心门。我们欣然认同：您曾在梅修茵孤儿院，一所基督教院校内修习，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我们与您共享基督教的理想和热望，因而，我们很乐意助您一臂之力，迎战即将到来的赛事。若您有意接受我们的支持，请随时联系我们在休斯敦的办公室。

您虔信的

克劳福德·沃克

基督教十字会外事部

她差点儿就把信扔了，又猛然想起本尼曾说过：他去苏联那次就是由一个教会团体出钱的。之前，她把本尼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对折后塞进了她的棋钟盒；现在，她把那张纸拿出来，拨通了电话。本尼在第三声铃响后接起了电话。

“嘿，”她说，“是我，贝丝。”

本尼有点冷淡，但她把信的事告诉他时，他立刻说道：“接受吧。钱都送上门了。”

“他们会出机票钱吗？我一个人往返苏联的机票？”

“不只是机票钱。如果你提出要求，他们还会让我和你一起去。当然，考虑到他们的信仰，要有两个单独的酒店房间。”

“他们为什么肯出这么多钱？”

“他们希望我们为耶稣打败对手。两年前为我支付部分费用的也是他们。”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你会回纽约吗？”他很谨慎，保持不温不火的语气。

“我要在肯塔基州多待一段时间。我在健身馆锻炼身体，还要参加加州的一个比赛。”

“好。”本尼说，“听上去还不错。”

她当天下午就给基督教十字会回信，说她对他们的提议非常感兴趣，还想让本杰明·沃茨作为助手与她同行。她用的是淡蓝色信纸，划掉了信头上“奥尔斯顿·惠特利夫人”的名字，写上了“伊丽莎白·哈蒙”。她步行到街角去寄信，继而决定索性去市中心，买新床单和枕套，还有厨房用的新桌布。

···

旧金山冬季的日光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她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景色。高楼大厦在那种阳光中显出清晰、透彻的轮廓线，当她爬上电报山的山顶回望时，陡峭长街两旁的房屋、鳞次栉比的酒店一目了然，显得格外立体，再下方的海湾展露出完美的蓝色，她不禁屏息惊叹。拐角处有个卖花摊，她买了一束金盏花。回头再去眺望海湾时，她看到一个街区外有对年轻男女正朝她的位置而来，他们一步一步爬得很辛苦，显然都喘不过气来了，便停下来休息。贝丝惊讶地意识到攀登这段山路对她来说很轻松。她决定在旧金山的这一星期里进行一些长途散步。说不定她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健身房。

清早，她步行上山去参加比赛，空气依然清新可人，到处都是鲜亮的色彩，但她很紧张。大酒店的电梯里挤满了人。有几个人盯着她看，她仓促地移开视线。她刚走到报名处，台前的男人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