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月。亨利已经和埃塞尔约会五个月了。

她是加菲尔德高级中学的二年级学生，和她的家人住在山坡上的第八大道。亨利的父母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从许多角度来说，亨利都感觉埃塞尔是他的第二个机会。他希望，甚至祈祷惠子能回来，或者至少写信来解释一下她去了哪里，为什么。一无所知的痛苦和失去她的痛苦几乎是一样的——因为他永远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也许生活是复杂的吧。然而，他又以某种奇怪的、深情的方式，希望无论她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都能生活得幸福。

另一方面，亨利现在和埃塞尔在一起了。当然，和以往一样，他偶尔会和谢尔登在一起。亨利还是怎么也忘不了惠子。事实上，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都想着她，为他所错失的而感到心痛。接着他又会提醒自己想着埃塞尔，想象着有一天，多年后的一天，他能够真正忘掉惠子，忘掉一天、一周、一个月，也许更久。

南国王街和梅纳德大街转角处的一张公园长椅上，他和谢尔登坐在那里，沐浴着八月午后温暖的阳光。他的朋友不再经常到街头演奏了。他在黑麋鹿夜总会的固定演出足以养活他自己。而且，街道也和从前不同了，谢尔登抱怨道。他甚至沿着码头海岸区往北走，想找到新的街角，为新的旅客演奏，但他的心思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他属于夜总会。

“亨利，我会想念在这附近见到你的那些日子。”谢尔登说，剥开一颗咸干花生，把壳扔到街上，把袋子递给他的朋友。

亨利抓了一把。“我会回来的。这里是家，就在这里。我要回中国去，学到所有我能学的，见一些久违的亲戚，但那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这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这里是我的家。真不敢相信，再过一个多星期，我就要出发去南中国，去一个全是我从没见过的亲戚的村子，连他们的名字的读音我都发不正确。”

“你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对吧？”谢尔登问，嘴里吐出一片花生壳。

“我在等她——等惠子——而现在，我难道要让埃塞尔等我？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她说她会等，我也相信她。她会等。我的父母都喜欢她。我有多讨厌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父亲那么高兴，他就有多高兴。但他做了他该做的那部分。我告诉过他，如果他想要我去中国，就得帮我一个忙作为回报。他遵守了他的诺言。现在他无时无刻不想说话，但我不知道……”

“关于你爸？”

“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但已经有两三年不说话了。至少他不和我说话，不承认我的存在。但现在，他想要回他为之自豪的儿子。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让埃塞尔和他说话，好像效果不错。”

谢尔登剥开另一颗花生，摇着头，在扔掉花生壳之前舔掉了上面的盐：“说到……”

亨利抬起头，看到埃塞尔跑着横穿街道，融进车流中。

他们是从亨利在巴拿马旅馆等待的那天开始约会的。她会给他买午餐，他会给她买晚餐。虽然上的是不同的学校，但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多见面。星期六的时候，他们整天都待在一起——挽着胳膊沿着码头海岸区散步，坐6路公共汽车去森林公园，在浅水池塘里趟水，在动物园里追跑。他们在史密斯塔的顶层——三十五层上分享了他们的第一次亲吻，看着太阳从城市边缘落下，照亮了海港和远处朦胧的大山。亨利在钱包里保留了那里的门票，一张五十美分的皱巴巴的票根，它能提醒他想起那个完美的黄昏。

但是，有一个地方亨利从没带埃塞尔去过，那就是黑麋鹿夜总会。他甚至从没提到过奥斯卡·霍尔登接待倾慕者，和谢尔登曾作为后备乐手演奏的这个烟雾缭绕的地方。那里对亨利而言是特别的回忆，是他不能轻易分享的东西。谢尔登从没问起过这一点。他好像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理解。

亨利站起来的时候，她用胳膊搂住了他，紧紧地抱着他，摇着他，看上去疯狂而欣喜。

“嘿……嘿，什么事这么着急？我错过什么事了吗？怎么了，你还好吧？”见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出话来，亨利问道。

“嘘……”她拉着亨利的手，只能说出这些。她简直有些歇斯底里，放纵着自己的狂喜。“听!听!你能听到吗？”她伸出手去，也拉住了谢尔登的手。

亨利望向街道，惊呆了。南国王街上所有的汽车都停了下来，静止不动。有的正好停在通往第七大道的交叉路口中央。人们从商店和写字楼里涌出来，朝街上跑去。

亨利听到远处，四下里，都有铃声在响，接着汽车都鸣响了喇叭。停泊在终点处的通勤渡船响起粗声粗气的雾号声。从开着的窗户和店面里传出大声的呼喊和欢笑。不是空袭演练的时候哀鸣的警报声。不是在屋顶高声鸣响的刺耳、吓人的号角声，而是欢呼声——像波浪般高声响起，涌入唐人街、国际区、整个西雅图的所有地方。

消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幢屋子传到另一幢屋子，从一个街区传到另一个街区——日本投降了。亨利的视线所及，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潮水般涌向街头，在停着的汽车车顶上跳舞。成年男子像小男孩般尖叫着，成年女人，即便是清心寡欲的中国女人，都坦然地淌下喜悦的泪水。

谢尔登拿出他的号角，把安上簧片的吹口放到嘴边，吹出尖啸的声音，昂首阔步地在南国王街中央一辆送牛奶的卡车和一辆警车中间走来走去。那警车的警灯正转着慢悠悠的圈。

埃塞尔用胳膊搂着亨利。他低下头，吻了她。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就连陌生人也相互拥抱和哭泣。还有人端出了一杯杯的酒，一杯杯的其他东西。

在内心深处，亨利早已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他曾好奇过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高兴？轻松？他曾好奇过，日本投降后，父亲会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接着，他再次想到，战争会在父亲的头脑中继续。中国的战乱还将继续，父亲的也一样。

尽管在雷尼尔小学拿了这么多年的工读奖学金，在每天早上上学路上被那群中国孩子叫了这么多年“白鬼”，如今，庆祝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亨利从没有比现在更感觉自己是美国人。这种愉快既纯粹、意想不到，又带有一点宁静。这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当埃塞尔最终放开他，她的嘴唇因为亨利的吻而仍旧湿润、柔软，这些话像一个秘密的供认一般说了出来。不管怎样，它是讲得通的。不管怎样，它是合宜的。即便亨利过去曾经有过怀疑，那些疑问也已经被鸣响的教堂钟声和欢呼的、哭泣的人群冲掉了。

“埃塞尔……”

她捋顺头发，拉拉裙缝，努力让自己在这个狂热的时刻中看上去镇定一些。

“你愿意嫁给我吗？”亨利刚说出这句话，脑子里就响起了警报声。这样的话不是可以说着玩的，他心里充满了紧张。他不后悔这样问，他只是有点惊讶他这么做了。毕竟，他们还年轻。但是，许多从日本来的照片新娘比他们还小。而且，一周内他就要启程去中国了。他至少要去两年的时间，她说过她会等他。现在，她有值得等的东西了。

“亨利，我可以起誓，你刚刚叫我嫁给你了。”

爵士乐手们开始从南杰克逊街上的俱乐部里涌上街头，有人在欢呼，有人在自发地即兴演奏。

“是的。我现在要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一言不发。她的眼中，西雅图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给她带来的泪水，因为一个全新的理由，再次淌了下来。

“这是答应，还是拒绝？”亨利问道，突然感觉自己赤裸而脆弱。

而埃塞尔，则好像有了灵感。亨利看到她在警官下车阻止她之前，爬上了一辆警车的车顶。转向街上的人群，她大喊：“我要结婚了!”人群欢呼起来，男男女女们端起酒杯，为她庆贺。

她在警官的帮助下爬下了车顶。看着亨利的眼睛，她点点头。“我答应，”她说，“我答应，我会等你……是的，我答应，我愿意嫁给你。所以，快点回来吧，我可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

就在这一刻，在这个对话发生的时候，亨利的脑子里，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人群、号角、警报声，都静了下来。他第一次注意到人群中有几个日本家庭。他们竭力不引人注意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太走运地与输了的一方有关系，或者因为不可控的不幸境况，来自城里错误的一侧。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些日本家庭，实际上是许多日本家庭，曾陆陆续续回到这里。但他们发现，他们的财物所剩无几，而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更少。即便有美国教友会——一个帮助日本家庭寻找住处和租赁房子的组织——的援助，留下来的仍然非常少。

就在这个忙里偷闲、静静忧伤的时刻，亨利看到了他最想看到，也最怕看到的。街的对面，一双漂亮的栗棕色眼睛直直地注视着他。他在它们里面看到了什么？他说不清。悲伤和愉快？还是他投射了自己内心的东西？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比以前高了——头发也长多了，随着夏天凉爽的微风，在她的肩头飘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