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在中国的学业？”
亨利点点头，但好像在道歉。为了屈服，为了放弃。
“那你的父母一定会很骄傲——”
亨利打断了她：“我不是为了他们这么做的。不管怎样，认识你很高兴。”他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朝门口走去。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年轻职员的脸上不只是悲伤。有些事情注定不能长久，亨利想。
一个月后，亨利和他说过的一样，在巴拿马旅馆的台阶上等待着。从这个高处看去，景色完全变了。那些纸灯笼、宇治理发店和相知照相馆的霓虹灯，都不见了。它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普利茅斯服装店和瀑布餐馆。但巴拿马旅馆仍留在这里，像一个壁垒，抵制着不断上升的投机式发展的浪潮。
亨利拂拂西服裤子，整理了一下领带。穿着外套太热了，所以他把它抱在了膝头上，偶尔把风吹散到脸庞上的头发拂到一侧。这套西服——父亲给他买的，母亲给他改过的——现在穿起来刚合身，他总算长大到能穿它了。不久，他就要穿着它，出发去中国。去和亲戚们一起生活，上一所新的学校。在那里，他又将成为特殊的一个。
亨利坐在那里，看着挽着胳膊闲逛的一对对年轻情侣，不由得允许自己思念起了惠子。几个月前，在开始收不到她的信的时候，他就把那样的感觉推到了一边。他知道，时间和空间并不总会让心灵缅怀——有时候恰恰相反。每当想到惠子不会再回来，或者更令人恐惧、然而又更现实的可能性——她忘掉了他，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亨利就会不再那么担心，而是变得绝望。放学后，他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和谢尔登一起，沿着梅纳德大街走下去，观望曾经生机勃勃的日本城如今还剩下什么。他曾经在那里度过的那些时间，送惠子回家，坐在那里，看她在速写本上涂抹或勾勒——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是别人的人生。他真不觉得她会出现。但他必须试一试，给出最后一个高贵的姿势，这样，当他登上轮船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给出了他的全部，才能无悔地离开。最后一个希望。他所拥有的也只有希望。像差不多三年前冈部先生带着家人乘火车离开时说的那样：希望足以让人战胜一切。
他的西服口袋里装着父亲的银怀表。亨利把它拿出来，打开，凑近去听它急促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想确认它没有坏掉。是好的。已将近正午了，正午就是他说过他会在这里等待的时间。他看着自己在怀表的抛光晶体表面上反射的模样。他看上去长大了，更成熟了。他看上去很像青年时期的父亲，这让他感到惊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听到远处的波音公司吹响了午间笛声，几乎同时，托德造船厂的午餐时间信号也顺风传来。
时间到了，又过了。他的等待完成了。
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女式高跟鞋敲击路面响起的清清楚楚的嘚嘚声。一个长长的、瘦瘦的影子覆上台阶，挡住了怀表表面上反射出的他的模样。秒针和时针重合到一起，十二点整。
她站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好看的黑色皮鞋，露着小腿，长长的蓝色百褶裙在早春清凉的空气中飘来荡去。亨利不敢抬头看。他等得太久了。他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听——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的声音，汽车呼啸而过，摊贩们在闲谈，附近某个街角有萨克斯管响着如泣如诉的声音。他能闻到她的茉莉花味的香水。
他睁开眼睛，抬起头，看到了一件短袖衫，白底，有小小的蓝色斑点和珍珠色的纽扣。
他望向她的脸，看到了她。有一瞬间，他看到的是惠子的脸。她长大了，长长的黑发拢到一侧，化着一点淡妆，让她线条柔滑的脸庞显得轮廓分明。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她走到一旁，阳光照进了亨利的眼睛，他赶紧眨了眨眼。她再次挡住那强光，亨利又看到了她。
不是惠子。
他看清楚了。她年轻又漂亮，但她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她把手里拿着的一封信递给他：“对不起，亨利。”
是那个职员，邮局的那个年轻女人。两年多来，亨利在邮局进进出出，寄信去米尼多卡，总是和她打招呼。亨利以前从没见过她穿成这个样子。她看上去是那么不一样。
“这封信退回来了。没有拆。是上个星期的事。上面写着‘退回发件人’。我想，她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或者……”
亨利拿过信，研究着那个丑陋的黑色退信戳。它就盖在他用最好的笔迹深情写下的地址上。油墨淌在整个信封上，像一条条的泪痕。他把信翻过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被打开过了。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但我心里太难过了。想到你坐在这里，等着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我讨厌这个念头。”
亨利因为失望而有些发呆，同时又有一点困惑：“所以你就来到这里，给我带来这个？”
他注视着她的眼睛，用他以前从没尝试过的方式看着她。他注意到她看上去是那样痛苦。“事实上，我是来给你这个的。”她递给亨利一束星火百合，上面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我不时见到你在市集上买这种花，我想，它们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也许，应该换别人送给你了。”
亨利有点目瞪口呆。他接过那些花，看着每一朵，闻着那馥郁的香气，感受着它们在他手中的分量。他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她那诚挚的、充满希望的和怯生生的微笑。
“谢谢你。”亨利心里涌起感动。他的失望消失了。“我……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她的笑容变得灿烂：“我叫埃塞尔……埃塞尔·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