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终于再次睁开眼睛，可他只看到一片黑暗。几点了？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着眼睛，挤着眼睛，脑子里飞快地想着这些问题，竭力想要清醒过来。一束银色的月光从厚重的遮光窗帘的边上透进来，照在他卧室的窗台上。

是有什么东西吵醒了他。是什么？声音吗？这时，他再次听见了，是厨房传来的电话铃声。

他伸了个懒腰，再次适应了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然后把脚探到冰凉的木地板上，坐了起来。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到房间里放着一个托盘。母亲体贴地为他留了晚餐。她甚至还把插着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盘上，作为简单的装饰。

又响了一声——确定无疑是他们家的电话铃在响。亨利还是不太习惯那巨大、刺耳的声音。在西雅图，拥有电话的家庭还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美国宣布对轴心国作战时，父亲执意装上了一部电话。他是街区保卫员，保持联络畅通是他的职责所在。不过和谁联络，亨利就不知道了。

电话铃又响了一声，哐当哐当，就像到了点的闹钟。

亨利开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他现在知道我住在这里了。他可能现在正在外面等着我。等着我毫无察觉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然后他就会猛扑上来，报复我，再不怕老师或是操场监督员的阻拦。

他揭起厚重的散发着霉味的窗帘偷偷往外望，两层楼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旷，因为刚下过雨，地面是湿的。

厨房里，他听到母亲对着电话用广东话说：“喂，喂？”

亨利打开门，沿着通往浴室的过道走去。母亲对着电话，在嘀咕着什么不会说英语之类的话。看到亨利，她朝他挥挥手，指指电话。电话是找他的。大概是。

“喂？”他用英语说道。亨利习惯了接打错的电话，他们通常都说英语。或是负责亚洲人社区的人口普查员打来的电话。还有奇怪的女人，她们问亨利多大年纪，是否是一家之主。

“亨利，我需要你的帮助。”是惠子。她听上去很平静，但又很直接。

他迟疑了，没想到是惠子温柔的声音。他赶紧放低声音说话，然后才想起父母听不懂英语。“你还好吗？你没来学校。你的家人还好吗？”

“你能不能到公园来见我，我们上次见面的那个公园？”

她说话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亨利可以自由说话，但明显她不能。他想到了经常监听的接线员，这才明白过来。“什么时候？现在？今晚？”

“你能不能一个小时内来见我？”

一个小时？亨利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天已经黑了。我怎么和父母说？最后他同意了：“一个小时，我会尽力的。”我会想出办法。

“谢谢你，再见。”她停了一会儿。当亨利以为她还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她挂断了。

一个尖厉的、快活的声音切了进来：“对方已经收线，你还想让我帮你接打什么电话吗？”

亨利迅速挂断，好像偷东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他转过身时，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她脸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惊奇还是担心。“怎么？或许，你有一个女朋友？”她问道。

亨利耸耸肩，用英语说道：“我不知道？”说实在的，他确实不知道。不知道母亲是否觉得打电话给儿子的小姑娘没说中国话，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会认为，所有的家长都在强迫孩子说他们的美国话。谁知道呢？也许他们都这样。

亨利琢磨着怎样才能去神户公园，在放学后，在灯火管制后。他很庆幸他早睡了一会儿。显然，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夜晚。

亨利在房间里等了几乎一个小时。惠子打电话来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九点了。他的父母晚上九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劳累，而是因为早早上床关乎节俭。对于亨利的父亲来说，为了战争而努力省电是一件神圣之事。

亨利听了一小会儿，没听到父母的动静，于是打开窗户，爬到了防火梯上。这梯子并没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悬在半空，但距一个回收废旧轮胎的有盖垃圾桶已经很近了。亨利脱下鞋子，朝垃圾桶跳过去，穿着长袜的双脚落到厚重的铁盖子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要再爬上来可能要费点劲，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后穿上了鞋子。

亨利沿着潮湿的人行道朝前走去，呼出的空气变成萦绕的薄雾，融入从水面飘来的雾气中。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满了恐惧，胃也因此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晚还独自待在外面的经历。不过，来到大街上后，来来往往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南国王街上，到处都充斥着违反灯火管制令的霓虹灯招牌。他跳过的每一个水坑里都映射着红红绿绿的酒吧或夜总会招牌。偶尔有汽车驶过，昏暗的蓝色车头灯扫过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尽管现在还实行着战时的定量配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