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冲进家门。比平常从学校回家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他不在乎，他的父母似乎也不在乎。他得和谁谈谈。他得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办，对吗？他们难道会不知道吗？亨利得做点什么。但是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只有十二岁而已。

“妈，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他喊道，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亨利，我们正盼着你早点回来!有客人来了，要准备茶。”他听到母亲在厨房里用广东话说。

她走了出来，朝他“嘘”了一下，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催他到他们狭小的客厅去：“来，你来。”

亨利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幻想中。惠子跑了；她在这里，很安全。也许她全家都逃走了，当联邦调查局的人破门而入时，只看到一座空空的房子——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起。他从没见过他们，但他能清晰地想象出他们沿着小巷跑去，留下联邦探员们不知所措，困惑不已。

他绕到就座区，突然感到他的胃猛地下沉，好像掉到了地板上，滚到沙发下，丢在了不知什么地方。

“你一定是亨利。我们在等你。”亨利的父亲对面坐着一个身穿棕褐色西装的年长白人。他的身边坐的是查斯。

“坐，坐。”亨利的父亲说着中国式的英语。

“亨利，我是查尔斯·普雷斯顿。我是一名建筑开发商。我想，你认识小查尔斯——我们都叫他查斯。你愿意怎么叫他都可以。”亨利也有不少备用名，而且还是两种语言的。他朝查斯挥挥手。查斯甜甜地笑着，亨利居然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的酒窝。

不过，他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是在他自己家里。“你们……”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想这样问，但剩下的话被他吞了回去，因为他意识到那天早上父亲为什么穿上了西装——他只有在重要的会晤时才会穿这套衣服。

“你的父亲和我正在努力讨论一桩生意，他认为你会是一个绝佳的翻译。他说你正在雷尼尔小学学英语。”

“你好，亨利。”查斯挤挤眼睛，转向他的父亲，“亨利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一。他什么都能翻译。我打赌，他还能翻译日语。”说最后那几个词的时候，查斯嘴里好像含着冰块似的，同时又朝亨利堆出一脸笑容。亨利能感觉得出，查斯和他一样不愿意待在这里，但他很满意可以一脸无辜地坐在普雷斯顿先生的旁边，和亨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亨利，普雷斯顿先生拥有这附近的好几座公寓大楼。他现在有兴趣在日本城的梅纳德大街上开发一些房产，”亨利的父亲用广东话向他解释道，“因为我是中华公所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他需要我的支持，需要这个国际区里的华人社群的支持。他需要我们的支持，以争取市议会的许可。”他的语调、他的眼神，还有他矫揉造作的举止，让亨利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非常严肃，同时又非常狂热。并没有太多事情能够让父亲感到兴奋。他会带着极大的热情谈起的，除了中国对日战役中寥寥可数的几次胜利外，也只有亨利在雷尼尔的奖学金了。不过，今天不一样。

亨利坐在他们之间的脚凳上，感到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在他看来，他被两块高耸的、成人形状的花岗岩包围起来了。

“需要我做什么？”他用英语问，然后又用广东话问了一遍。

“你只要尽你所能把我们两个人说的话都翻译一遍就行了。”普雷斯顿先生说。亨利的父亲点着头，竭力想听懂查斯父亲放慢速度所说的英语。

亨利抬手抹去眼角的沙粒和煤灰，心里仍在担心惠子和她的家人。他想着黑麋鹿夜总会里，脸朝下趴在肮脏地板上的那三对身着晚礼服的日本男女。他们被拉了出去，不知关在了什么地方。他望向普林斯顿先生，这个男人要买土地，他要买的是，那些为了不被称作叛贼和奸细，而正在烧掉他们最宝贵财产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