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特冷。我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我看着她那已经苍老但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我以为她一定会点头的，谁知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把头摇摇，苦笑着说：“不！”
我奇怪了，问：“为什么？”
她叹口气：“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我一时语塞愣在那里……
2002年，在我们的金婚日来到之前，我决定写下这个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的一段尘封的秘密。几十年来，我们都不愿多想这段往事，更不愿自己写出这段历史。但现在我们都老了，记忆也许会加速消亡。写出这段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是个纪念，让今天幸福的现代青年看看我们昔日那种多劫多难的爱情，也许不无解悟。
一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万产业工人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文教部工作了。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我狂热工作。到1949年年底，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当时，文教部长先是纪康后是李家齐，都是极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后，李家齐兼了社长，吴从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编审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为副总编辑，工作很是愉快。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两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10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冬季开始，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年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1951年2月，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接着，到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开展。我在这一连串从未懂得也从未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眼花缭乱，心情复杂，身体疲劳，神经紧张，从将革命想象得十分美妙轻松，变得开始理解革命是这样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并背上了思想包袱。
我本来一直认为自己经历简单，历史清楚。在运动中，当每个人要交代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经历，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关系及“一切你自己认为应当向组织交代的问题”后，我自认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于当时不懂阶级的划分，在干部登记表上误填了“官僚”。这是最最坏的出身了，在运动中自然没有“隐瞒成分”的可能，无须再查。我年轻，全部经历去掉小学、中学、大学及大学助教、新闻记者，简单而又清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前与地下党同志来往密切。我掩护并搭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从40年代中开始写作，写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应当说是进步的。那么，我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这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凌起凤（她本名凌庶华）随家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中，我却只能一次一次写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关系，并且将她的所有来信交给组织上看，将我寄发给她的信也在发出前先交给组织上看。
那时，同台湾通信须通过香港转去。我对她是这样地眷恋，她对我是那样地情深。在香港，我高中时的同学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俩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转信，懋桂当时在一家纺织染厂工作。起凤家有熟人王鹏程和邹金凤夫妇，王鹏程是个大商人，也可转信。一般情况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们通信，内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问好，就连谈感情也谨慎得无以复加。信总是既短又重复单调，双方的情况互相都难以交流，仅知对方安好就算通信达到了目的。
当时，“镇反”运动中确实杀了不少镇压对象，台湾报上，对大陆的“镇反”每天几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夸大的报道。我们的报上也登载着台湾水深火热的情况及国民党当局为震慑军心整肃军队以“通共罪”枪决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等案件的情况。谁都能估量到这种情势对我心灵上的压力和影响有多大。
吴从云总编辑最初找我谈话，纯出好意地劝我：老王，形势很清楚，你同未婚妻想见面怕是没希望的事了！大家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的台湾关系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想劝你听我的话，一刀两断了吧！……
听了老吴的话，我心里火辣辣地难受。我是个讲忠诚和信义的人，又是个如老吴说的那种“恋爱至上”的人！我头皮发紧，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摇头说：“我不能！”
吴从云是个老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师中从事活动。他见多识广、通情达理，见我这样，说：“你该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来。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边会干些什么吗？不一定是她想干什么，而是也许会逼她干些什么。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有这样的台湾社会关系呢？！”
我确实觉得他说得在理，心里有无数的话想同他说，想告诉他起凤是一个多么单纯、洁净的少女，她的历史很简单，她的家庭很特殊。由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见过也熟识国民党里许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里的一些上层人物。但她不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从未认为国民党不腐败，新中国成立前，为搭救地下党员她出过大力。……但我明白：怎么说也得不到理解的，说了也于事无补，主要是现在的形势严峻，与台湾是处在敌对关系上，一提起台湾，使人想到的就是血与火，就是反革命、特务……我无法希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理解。像老吴现在这样来同我和颜悦色地谈话，已是难能可贵的恩惠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经体会到有一种危险的征兆出现了！
我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晚饭时，饭也吃不下，母亲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异常。这一向外边大张旗鼓搞运动，大喇叭整天哇哇响，宣传画、漫画和标语、口号贴满一墙，街道里弄中也一样在学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她找机会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坦率地告诉了她。她也叹息，她懂得有台湾的关系现在是多么可怕，却也懂得我的性格与为人，了解我同起凤的互相深爱。因此，她只好叹息了一声，又叹息一声，竟不知如何劝解我才好。
漫长的时光，烦躁的心绪。我照常紧张忙碌地工作，但运动的学习每天都占半天时间。起初，我并未成为目标，有一天，却忽然使我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成为“目标”了！不过，还是比较客气，是小范围的“帮助”，而不是大范围的追逼。用的是和风细雨的谈心方式。
但，几次会下来，没有成果，情况渐变，我感到空间狭窄而缺氧。老吴是一直参加的，还有p、w、s及老黄一共五人。这当中，老吴、老黄仍是态度平和、善意劝导性地讲话；s是位女同志，温和且富于同情心，基本不发言；p则像打手似的铁青着黑黄有络腮胡的脸，两眼敌视，语气凶狠，说话“左”得不能再“左”；w是p的同路人，只不过讲话时声音低半拍。后来知道，p和w都很想替代我的工作。据说，在一次未让我参加的小会上，p和w都提出：他有工作能力，但政治上不行！不能信任和重用！认为信任我是错误的。但老吴回答：信任产生于了解。过去在国统区工作，如果对人没有了解和信任，那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做地下工作一天也活不下去！p说：他有台湾关系！群众会有反映的！老吴说：不能不让人革命。当没有解放区的时候，我们的人原来都是生活在白区里的。革命总是多些人好！当年他给党做过不少工作，政治上有陈展同志做担保。陈展对他有很深的了解。……这样，p才说：那，你们决定吧！
现在，p对我严肃得冷酷地说：你在恋爱上搞了这么个社会关系，怎么行？！我劝你赶快悬崖勒马！他的阴冷口气令我窒息。
我年轻气盛，那是为了爱可以付出一切的年龄，我对p很反感，不会因在爱中受伤就失去了爱的勇气和对美好的追求，我横着心顶撞：我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是在悬崖上！
p狠狠地说：男女双方的结合归根结底是政治的结合。她在蒋匪帮那边，你不一刀两断就是敌我不分！你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点！你很危险了！
老吴、老黄和s有的沉默，有的平淡而并无同意他的表示，我诚实地顶撞p说：我没有因为爱情而放弃革命或损害革命！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应当忠贞于爱情？……
p居然更凶了，说：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尽管有难以抗拒的压力笼罩着我，我仍决定走自己认定的道路。我说：要我不革命是不可能的！要我放弃我的未婚妻也是不可能的！革命和爱情我都要！为什么不能都要呢？
p一本正经地说：不可能的！他忽然拍着桌子用手指着我鼻子说：“看你这个样，哪像个干部！你是个大浪漫！”
他对我只有残酷打击，没有同情，使我厌恶。我想：什么大浪漫！我对事物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你这种粗暴的人能有吗？……但我没说。
老吴见我十分气愤，他要掌握会场，语气平和但很沉重地说：老王，你冷静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那应当对你有启发。
我们劳动出版社，当时由我终审签发出版了菡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缩写本《保尔》，发行量很大。我也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实话，保尔的一切都使我感动、钦佩，但对他同冬妮娅的爱情，我却有一种异样的不释和遗憾。冬妮娅给我好印象，我觉得她很好很可爱，为什么却要把她目为资产阶级小姐而在她与保尔之间画一条鸿沟呢？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就不能兼得？只能弃一个就另一个只机械地从阶级上分野呢？
听到老吴的话后，p又来劲了，说：我们要从政治上阶级上考虑。你的问题在于立场！我认为需要多对你进行帮助。我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该暂停你的工作！你也应立即停止与台湾通信！
面前像出现了一片能将人吞没的沼泽地。
我痛苦极了，豁出去了似的说：我不认为我立场有问题，发到台湾的信每封都给组织看过的。停止我的工作，我想不通。难道只有我同我的未婚妻一刀两断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而像我现在这样就是错误？
p说，想不通就再想想！革命，懂吗？这是高于一切的！
w也帮腔说：我同意老p的意见！老王必须当机立断！要革命不能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
我在心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革命高于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把革命同爱情无端对立起来。
我的脸烫得像火烧，感到委屈，也感到无奈，最后，老黄和s讲了些劝解性的话，我也没听清，“帮助会”的高潮就算结束了。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像在茫茫大海里沉浮，不知深浅，看不到边，有大风浪，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弄不清。我变得满腹心事，心情沉重。
我开始较为深刻地理解到革命的艰难。
我偏激地暗忖：要我放弃起凤，我这辈子心灵将永远蒙上阴影！心里杌陧，我想大叫，疯狂地想：让我死吧！大不了死吧！……幸好p还不是上总和文教部或劳动出版社的决策者，建议未被采纳，我工作一直在干。
一天，我找到文教部部长纪康同志。纪康同志原名季寿祖，苏北人，在上海邮局工作过，抗战期间做过很多抗日工作，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在苏北解放区也工作过。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主编工人刊物《生活知识》，这刊物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政交通局党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常委兼文教部部长。他是个严肃冷静，但是讲话时带有微笑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既有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对起凤与我的关系能够理解。他详细问清了情况，表示同情，但劝我应当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他没有驳斥我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思想。认为这两样都要当然好，但他说恐怕不容易做到。他不主张粗暴地批判我，但说希望我多思考思考该怎么办，叫我有事可以同吴从云同志多谈谈。他的方式方法使我比较心服。后来他调动工作了，文教部部长由李家齐同志担任。家齐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原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又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他立场鲜明，但很讲政策，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从不大而化之。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幸运。我这个烫手的问题暂时搁浅。只是，我耳边总回响着p的声音，眼前也总看到p那难看的脸色。像是重荷压肩，老在思索着革命的艰难和我面对的尴尬。
二
往事如烟，但镌刻在心上的事永生难忘。
我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初秋在四川江津同凌起凤正式交往的。那时，我们都是十八岁。我在父亲去世后万里迢迢从沦陷了的“孤岛”上海来到大后方，在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就在江津国立九中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学。江兄是律师，江嫂凌伯平就是起凤的大姐。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属于国民党的元老辈人物，安徽人，同我父亲也是旧交，见了我特别慈祥、亲切。起凤是他最小的女儿，排行第七，大家都叫她“七姐”。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里去，在客厅里见到她时，我站起身来，她礼貌地大大方方说了一声：“请坐！”就不知去忙什么事去了，给我的印象是聪明、文静而且漂亮。她与我先后在国立九中同学，从那开始，我们就相处得很好。我上学是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感坝，离乡背井的流亡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我总摆渡过江到江津“鼎庐”他们家去玩。
那时，他们凌家住在江津东门外的“鼎庐”里，那是一幢有着一道深灰色围墙的西式平房。在抗战时期，算是很好的寓所了。
在他们家里，常有些下江的年轻人聚会，我们有时一同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同回忆江南，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头常涌起流亡的苦痛和抗日的激情。
他们一家都喜欢我，不过那时我与起凤还没有谈到爱情。后来，我高中毕业考取了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每次回江津，也总在他们家盘桓。
起凤的母亲去世得早，她的二姐仲正当时主持家务。她善书画，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她嫁给了飞行员黄葆荃，但在一次日寇轰炸重庆的空战中，黄葆荃驾驶的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负伤，他用飞机猛撞敌机，机毁人亡。二姐得知噩耗后，不久即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二姐生前风姿绰约，异常美丽，上街时街上的人常常惊讶她的美丽会招呼许多人跑过来看她。有一次，我陪二姐上街，一家商店里的人都拥出来看她，我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朝我笑笑，用眼指指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真漂亮呢！我顺着她的眼光，恰巧看到起凤从对街迎面走来。她穿一件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朴素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确实好看。天下事就是这么怪。从这天开始，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掺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而引起她对我注意的是有一次她父亲突然问我：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提到过将军向宠，这向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因为读过陈寿的《三国志》就回答说：《三国志》上有向宠的传，在火烧连营寨时，蜀军都乱了，但向宠率领的部下全部完整有序地撤退，毫无损失，所以刘备夸赞他能干。这引起了她父亲和她对我的重视。
那时，在江津有位安徽出名的博学的老先生名叫郭寿康，我与两位同龄人同去请他讲授古文，老先生讲得精辟生动，但同去的朋友对文学无兴趣，一次听他讲课时竟睡着打起呼噜来了，郭老先生颇为生气。命题作文时，我的文字较好，背诵课文时，郭老先生也欣赏。于是，他逢人就夸我，还用“倜傥”两字形容我，使起凤一家对我也刮目相看，有了好印象。
年轻的男女在一起，产生爱情是很自然的。她有冰雪聪明妩媚美丽的一面，也有大家闺秀的一面。为人善良平和却又解人心意，并且幽默风趣，同她在一起就有一种心灵上的愉快。我第一次向她表露感情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那时，我在北碚读复旦大学，有爱国的情愫，但离乡背井孤单寂寞，心情寥落，常想念江南。我童年在南京长大，秋天常到栖霞山看红叶，在北碚也爱去缙云山游览，曾在那里拜见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有人嘲讽他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而葱茏的缙云山风光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正是这些回忆与游子的感慨，加上对起凤的爱情，所以玩笑性质地戏填了一首词，只是没敢把词拿出来给起凤或别人看。一次，在“鼎庐”玩，起凤突然笑着对我说：“你在北碚上学，怎么常回江津，影响学业不？”我胸中荡漾着年轻时的风花雪月和产生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就冲动地将戏填的那首长短句抄在宣纸上悄悄送给了她。那词是：
一天香云绕碧山，
心随鸟飞烟散。
只因庭园残，
爱上禅林凭栏杆。
起家立业在江南，
凤舞龙蟠钟山，
而今栖霞岭，
已经七度血斑斓。
我用宣纸录了这首词，在无人注意时递给起凤。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这首词，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她聪明，看出了我的机关，当时微微一笑，一双如湖如水的眼睛平静无波，并未退还，但也无表示。
时光滔滔，似水流年！
以后，抗战胜利了。由四川回到下江，我们在上海、南京又常在一起，了解加深，感情也加深。我们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我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雪花落满她长长的黑发，像给她戴上了一顶灿烂的银冠。然后，出了公园，我们用身边的零钱沿途一个个递给老年的乞讨者。……那真是难忘的记忆。终于，在她随家去香港前，我们订了婚。
我是极不愿意她去香港的。但她随家不能不去。她对父亲又极为孝顺。而我，又无法立刻同她结婚使她留下不走。因此，她去香港我十分难过。只是我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从香港回来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完全想不到她随家去香港后过了一些时日，她家竟去了台湾。一道海峡无情地将我们分开，竟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分离局面。
我心中有如寒凝大地，一片萧瑟。本来，我们分别时，曾经山盟海誓。我对她说：这道难题这么突然地从天而降，我真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我问你，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身边吗？那时，我想得十分幼稚，只认为她随家到了香港，由香港回来是很方便的。
她的眼睛亮汪汪，点头说：我会回来的！
我觉得我能捕捉到她的灵魂的存在状态。临分别时，我又向她说：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她凄然如同宣誓：永不变心！
我们后来就像在梦幻中似的分开了。但谁知天下事总不如主观想象中那么单纯。她这一去，我们的再相见突然演变得成为完全不可能了！
天下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过去曾经拥有而未十分重视甚至未曾介意，当那种幸福来在身边时我们却已错过。
有天晚上，母亲在替我缝补袜子，灯光照在她那睿智但是憔悴的脸上，她略带慈爱地叹了一口气。我心中似能明白她想对我说些什么。半晌，她终于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结合呢？这太难以想象了！……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她仇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思想倾向进步。由于她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化有功，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未等她说完我就说：妈！当我同她相爱并了解后，互相都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只能在每个人的心上降落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我可以等待……
妈没说别的，只告诉我：今天下午，陈展来过，他就是来谈你这个问题的。
陈展是我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认识的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为掩护他，我通过七姐将他南京的户口报在她家里，上海的户口则由我报在上海我家中。陈展在上海时和到南京时，也常到凌家坐坐。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社会的事和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起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可是他主张抗日，也反对内战。他是国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过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凤“七姐”。当南京的派出所查陈展的户口并了解情况时，凌老伯将他们吆喝走了！1948年，陈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务逮捕后，起凤特地陪父亲到上海，多方设法营救。当时，由于陈展被押解到苏北南通，由第一绥靖区军法审判，营救未能生效，但终于由我陪同母亲到南通，用金条将陈展的“人头”买了下来。陈展保释出狱后，重返苏北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由于我们有一段好几年同生死共命运的交往，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我对起凤都很了解。如今在激烈的运动高潮中，他自然关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过我谈话，要我从实际出发同起凤一刀两断，说：“我是了解七姐的，但情势如此，我只能劝你从实际出发，台湾一时是不能解放了，你们的结合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了！从你和七姐双方考虑，你们都该实际一些，互相为对方多考虑，大家可以解脱……”
但，我回答他：一个人的感情历程是他品行的最好鉴定，我不能自私地毁约！我奇怪，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不能兼得，好像我要革命，就必须同她一刀两断，而如果我要爱情，就不能革命！
陈展用近视眼镜下两只略带警惕性的眼睛瞪着我。他1932年入党后，在白区工作多年，被捕不止一次，受过种种酷刑，身体不好，眼睛里常露警惕性也是他工作养成的习惯。他说：我相信你，也了解七姐，但我确实不赞成你坚持要维持这个台湾关系。爱情固然重要，事业更重要嘛！你组织上找过我不止一次了！意思就是要我劝你同她一刀两断，甚至有人说，可以为你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女党员。我们这里也有同你很般配的女同志，你们可以志同道合地并肩干革命……
我没容许他说下去，就拒绝了，说：我不会要的！我也不会放弃的！
话是谈僵了！所以陈展来找母亲谈心，让母亲劝我了。当母亲告诉我陈展找她谈话后，我立即说：我能猜得到陈展同您说了什么，但我宁可死，也不会同意的！
听我说到“死”，母亲不再说了。那个阶段，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王善本爱好越剧，他也会写越剧剧本，曾将鲁煤等写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剧本《红旗歌》改编为越剧剧本在劳动出版社出版，因为上海工人中喜爱越剧的特多。他陪我看了范瑞娟和傅全香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的确是一出十分美丽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又到化蝶，无论情节、唱词抑或舞蹈，都使我触动神经。看后，我有特殊的震撼的感受，说到“死”，同这也有关系。母亲明白我的个性，她的人生阅历也使她了解，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恋爱问题上是常会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那样破釜沉舟的。我说出“死”字，不是吓唬谁，更不是胡乱用词。母亲叹口气，就什么也不说了。
起凤给我来信，有时附寄照片，有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里照的。她的样子雍容华贵。但照片我也不留下都连同信件一并交了上去。我向组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
上海总工会面对黄浦江边。在我这十分苦闷的阶段，中午休息时间我常与善本及其他同志到外滩江边散步。心情郁闷，有时有蒙蒙雨雾，沐着江风，看到江水潸潸流淌，能够抒发些胸中的块垒。这时，一位女同志x有意无意地同我一起散步。有时似是偶遇，有时是她约我。她为人极好，工人出身，但有文化，长得也俊秀。有一次，老吴对我说：x还没有对象，她喜欢知识分子……什么意思？我也不去多琢磨，但感到他不是无心说的，但却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想起了陈展说的那些话。同x散步，互相都并不多谈什么，只要触发起对起凤的思念我的心里就烦透了！我认为x是会体悟到我的心情的。她丝毫未表露什么，却依然大大方方地对待我，而且我会感觉到她对我的同情和关心。只是，以后她未再约我散过步了。
许多个夜晚，都是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面对黑暗和虚无，心里叹着气。我怎么办呢？那时常有夜雨，我总睁着眼在黑暗中看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得见淅淅沥沥的雨声，那种感觉，至今想起仍是新鲜。有什么好办法呢？形势这样严峻，运动这样火爆。有两次，又开我的“帮助会”，不但p依然杀气腾腾，一次再次地拍桌子敲板凳，连老吴也自我批评说自己右倾了，改变了和缓的态度，紧逼并无情起来，说起凤去了台湾，就是站在反革命一边了，说我不一刀两断，实际上就是同反革命同流合污。总的目的就是一句话：立刻一刀两断！只要一刀两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老吴对我说：老王，在革命和个人利益关系矛盾时，绝不能牺牲革命的利益满足个人的利益，而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你说你革命和爱情都要，实际你是只想要爱情，为了爱情可以放弃革命。……
我大声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大学里的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他的话当然不错，但我思想不通。见我脾气犟得要命，也许怕逼出人命不好，领导上宽宏大量容忍了我的顽固，把我的事暂搁在一边，只偶尔由老吴同我关心似的谈谈开导一下，态度和缓而耐心。
心里老是空荡荡的。只要不失眠，睡着了我常会梦到蔚蓝的大海、白浪滔滔的海峡，更常会梦到起凤。那有时是甜蜜的梦，有时是恐怖的梦，以前同在一起时种种情景的梦使我甜蜜，古怪的噩梦使我恐怖。梦醒后，什么也模糊了，只感到黯然神伤，心跳、心悸、紧张和疲惫。
这期间，起凤信少了，而且写得极短，只是在老套地问问好。什么原因？我可以想象得到：绝不是她变心或别的，而是“镇反”运动等的报道震慑了她。她担心我，怕连累我，所以才这样的。虽然她的信少了，但读到她寥寥数十字的短信反而更加深加重了我的思念。我们年轻时，会唱一支黄自谱的歌《燕语》，歌词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君莫问别来在何处/君莫笑画梁依附/君更莫虑旧时巢/受尽风风雨雨/我但愿共春同住/我但愿主人无故/我便从头筑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想起当年唱的这支歌，我心情凄黯无比。厄运笼罩，我不怕我自己倒霉，我只怕因为我的毁损而招致起凤毁损。
该怎么办呢？夜里失眠我思索着答案，白天工作我也想着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死，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轻松了，什么都不管了！但想到我要做一个革命者的初衷，想到起凤，想到母亲和家人，我理智地否定了这个廉价却容易的方法。我觉得既然要革命又要爱情，就该在这个目的下努力找出钥匙来。这答案其实也简单：维持现状解决不了矛盾，解决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状——让起凤回来！我意识到她要回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台湾。这等于把皮球踢给她把难题推给她了！她能不能突破这一关呢？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知道，我们有约在先，只要我去信，她就是面前有九九八十一难也会挺身前行的！但台湾有严厉的进出控制，他家里能同意她回来吗？当然，我估计，依她父亲的地位和人事关系，她也许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但水有多深，事有多难，谁料得到呢？
我不但为自己设想，也为起凤设想，不愿使她为难，不愿使她伤心！但不这么办又怎么办呢？
那天，我终于把这决定——写信要起凤立即回来——告诉了母亲，同她商量。
母亲仍是叹气，说：好是好，只怕不容易办到吧！最后，我们都沉默着，半晌，母亲建议：找陈展去商量下吧！
我去到陈展那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同他商量。他吃惊地瞪着眼说：叫她回来，这想法固然不错，但不切实际啊！能成吗？
我确实也无把握，只能回答：我想她会努力办的！我们有约在先，她是个讲信义有血性的姑娘……但我也不禁无把握地说：当然，这一定很难！非常难！……
陈展斟酌了又斟酌，说：你找领导上谈一谈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也同他们通通气！
我去市委宣传部找了白彦副部长，他比我年长五六岁，是延安时代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延安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在三野担任过军职，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他为人朴实沉稳。平时我去市委向他请示工作时，对他印象极好。他也没有架子。听我讲了情况，他说了很诚恳的意见：首先建议我放弃，后来表示我可以试一试。但他认为可能办不成，劝我应以革命为重。但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气使我感到温暖。
这样，我就找了老吴，把我的想法说了。
老吴听了，忽然说：啊呀！你这想法真像开玩笑一样！叫她从台湾回来，怎么回来呀？你认为有把握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硬着嘴说：我想，她会努力办的！
老吴摇头：怕不好办呢，《四郎探母》这出戏你是知道的，这不成了四郎探母差不多的事啦！
那时，京剧中的《四郎探母》等节目均已被作为糟粕剔除、禁演，《四郎探母》是作为政治上敌我不分等理由挨批判的。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发凉，闷不作声。
幸好老吴知冷知热地说：老王，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向上反映吧！
这时，已是1952年初春节时分了！“镇反”正在谨慎收缩，处理积案，“三反”打虎高潮已过，“五反”还轰轰烈烈。我等待着上边的答复。有一天，我去找陈展，他对我说：你的领导又已找我谈过你的问题，据说有人认为你要这样做很好，有人则认为不现实必须要你死了心一刀两断才行。现在仍在研究。陈展说：党对你的问题可说是十分慎重、十分讲政策了！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实在太少，革命队伍里也许就你一个，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怪事。你也别心急。现在他们忙得很，让他们研究研究吧！会给你答复的！
我等了些天，依然没有回答，我想起了刘长胜同志。
长胜同志是山东海阳人，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1922年在苏联海参崴当码头工人，1927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共产国际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由他带密码回国后送到中共中央。他化装商人历尽艰险完成任务。后来他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日寇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进军上海，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市委书记、上海特别市市长，后来形势变化，取消了上海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他留沪协助刘晓同志一起主持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及上海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胜利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贡献。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并先后担任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2月在上总第一届委员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这时，我就冲动地写了一封信给长胜同志。我曾替长胜同志起草过好几次例如《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等的讲话稿，见面时他总是很亲切。我在信中说了我的情况及想法，告诉他我认为既要革命又要爱情是可能的，没有错。我引用了古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我说希望争取起凤回来，好一同参加革命……
不多天，答复真的来了。老吴单独找我谈话，说：你给长胜同志的信他看到了，你的事领导上慎重研究过了，肯定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想法争取她回来吧！但就怕想是这样想，实际却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再不讲理了！你说呢？
真是波折太多了！我何曾想到会要有这样的承诺？！
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再讨价还价吗？当时我意识到领导上对我确实是既特殊又合情合理了！我还该怎么样呢？我觉得像p那样一些残酷打击的话能毁掉我的生命，而好几位领导同志那种讲政策知冷知暖的话却会愈合我心上的伤口，使我看到前进的路。这时已是2月底了！时间确是很紧促了！但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好！我立刻给她去信！
我去找陈展，把情况告诉了他，又回去把情况告诉了母亲。但我心里面老是在嘀咕：万一起凤回不来怎么办？天下事难以预料，这时节从台湾归来，可能是谁都想也不敢想的事，倘若她回不来，我就真同她一刀两断了吗？是的！我已等于向领导上做出了承诺，但我明白：如果起凤不回来，不是她舍弃了我，而是她无法回来，那我能负心地同她一刀两断吗？这真是两难的局面！我是死也舍不得这样同她一刀两断的！但我承诺了老吴代表组织向我提出的条件，我能怎么办？那我只能停止同她通信，但我绝不会另找对象。我将会终身不娶！自然，这都是内心活动，我用一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态度，面对现实，对什么人也没有透露。我要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面都对得起！
夜间，我立刻写信。写到深夜。我同起凤往昔在江津相处时，曾热衷于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特别是《前夜》和《贵族之家》。《前夜》那位保加利亚的革命者英沙罗夫和俄罗斯姑娘叶莲娜的爱情故事令我们深深感动。我写信时，谈到英沙罗夫和叶莲娜，这她看得懂。叶莲娜为了英沙罗夫离家，与父母永远告别，叶莲娜和英沙罗夫间那种理想的爱情，以及叶莲娜纯洁高尚的女性之爱曾给我们当时的青年男女极大的感动和满足。我在信中隐约地用怀旧的方式暗示她效法叶莲娜。因为怕遗失，信一式两封，一封我让在香港的施懋桂、柏美伦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一封我让王鹏程、邹金凤夫妇代转台湾给起凤，为的是一封遗失还有另一封可以到达。我要她在“五一”前一定要回来结婚。我用沉重的语气说：生命犹如单行道，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今生将永远不能再见面了！结尾我一连写了好几个：你一定要立刻回来！你一定要立刻回来！……
第二天，我便将信送交领导，但这次出乎意料，老吴说：“领导上对你是信任的！不用看了！你快发出就是！”
于是，我冒着淅淅沥沥的冷雨，亲自去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将信用航空寄发到香港。回来后，想想不放心，怕信件检查被扣留或不幸遗失，又一式大致照原样写了两封信再次寄出。
发出了信后，我又决定每隔几天再照样寄发类似的信，力争起凤在“五一”前能够回来。
我历来喜欢唐诗宋词，陆游的《沈园》二首及那首《钗头凤》熟记在心。那个阶段，想起往事，心中常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不禁潸然。但又暗自谴责，一个革命者，沉浸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感情里怎么可以？！于是，强自振作，摒弃不想，用积极工作排遣心绪，心里总处于亢奋状态。
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们这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意！我在寂寞中等待，确实似有把握又毫无把握。我每天工作之余，读马列主义的书排遣，那是一段心情矛盾十分少有的特殊难熬的时日。
三
起凤在台湾是3月里收到我要她在“五一”前回来的信的，而且信收到一封又一封，都是同一内容，急促而严肃、坚定而冷峻。她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全，她怀疑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已面临什么危险，要不然绝不至于用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要求来表达。用她的话说，当时收到信真如晴天霹雳，变得眼前昏天黑地了！
一些年后，她根据刚回来时写的材料记录下这一段回忆，写了她在台湾及收到我信后的情况。我现在将她写的这段回忆照录如下。她是个感情上比较含蓄腼腆的人，叙述也失之于简略，但为了存真，所以我认为用她写的比较合适：
……那时，我在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至台湾后，国民党政权的中央一级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办公的地点起初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里的几间房屋办公，开会时另借济南路的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及住处则在中山北路的一幢楼房里的一间屋子，办公条件很差。我们的办公室与闽台监察使署毗邻，于右老当时总在家里办公，住处是那种日本式榻榻米房屋。进门后，右边是花园，左边是他住处。他睡的房间很小，会客和他写字的房间大些。父亲和他是老朋友，抗战前及胜利后，我曾陪父亲在南京宁夏路2号看望他。他有时也来看望父亲。抗战时在重庆，也在上清寺住所见过他。在台北，也是于右老主动让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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