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呼他“于老伯”，对他印象挺好，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和蔼的长辈，而且他与父亲相交颇为知心。有时单身一人坐着汽车就来看望，有时还拉父亲同到小北方馆子里谈心吃面片。他仪表威严，满腹经纶，善诗词，又是书法名家，一笔草书，形神俱备，飞扬洒脱，以简漫稚拙出之，有独特风格。他叫父亲的字“铁庵”，父亲则习惯叫他“老于”。两人很谈得来。那时，总不外谈些思念大陆并叙叙年轻时反清讨袁等往事。有时两人一同感慨。父亲总说他廉洁。每次他来，我总要泡一杯香茗递到他手中，他常会说：“好！好！”
在那里，我实际并没有多少事干，由于父亲双目失明，我可以不定时地上班，迟到早退也无妨。我不喜欢特殊，所以在院内总是避免与于老伯多接近，仅在见到面时，轻轻叫他一声。而且，他说话的声音闷而低沉又是陕西话，有时会客，不是知己，他话很少，只是用手捋着大胡子，一下又一下。有时星期一，早上做纪念周，他给大家开会讲话，我也总觉得没有听到多少内容，有些话也听不清。
1951年的2月旧历年前夕，他大病了一场，是中风，卧床一个多月。他那时在台湾，很寂寞。病前身边只有一个由大陆刚送去不久的幼子于中令，十多岁，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老高太太和大女儿于芝秀等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大儿子于望德在国外，原来的秘书李祥麟也留在四川未跟他走。他身边换了个年轻的副官照料生活，那次大病，拖的时间很长，“监察院”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友人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看望他。他躺在房里床上，去看望他病的人除极少数人外并不会见，都在外边签名本上签个名表示心意，但每天副官都把签名簿拿进去给他看。
这当中，有一天，他的病似乎略为好些了。他要给大家见面讲讲话。可能因为他说话费劲，未到大会议室讲话，就在二楼上一间房里听他讲。那天，秘书长杨亮功也在，我们几十个人就都站着听。他坐在一张圆藤椅上讲话，非常吃力，声音颤抖，手也颤抖，大家估计他是来作临别讲话的。讲的内容大致是要大家忠于职守、廉洁自律等。话讲得不多，因疲惫就未再讲，而被搀扶回住处了。那年他七十三岁，大家估计他的病可能要摧毁他了。但却没有，春天以后，他却一天天又好起来了。
他的病渐渐好后，又常常写字。1952年年初，有一天，我陪父亲到他住处看望他时，他正写字，放下笔，我说：于老伯，您应当写幅字送我！他笑着点头说：行！但又说：等我以后写给你！他桌上文房四宝和一卷卷一摞摞的宣纸很多，向他求墨宝的人不少。说实话，我向他索字，也是一时兴起，未想到他却已牢记住了。
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的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要被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件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去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在这里也不应出大问题。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你于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那时，为了爱情我觉得再大的牺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离开父亲，但父亲最爱我，他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总说：想来想去，还是让我先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我就开始做好准备。
4月11号那一天，是于右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送一些水果和海味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当天，客人多，没有谈话机会。次日下午，于老伯派副官来说：院长有事请凌小姐去！我去到他那里，见他是把写好的一幅字拿给我看。他说：我想了又想，给你写了。也许你喜欢诗词但我写了段话给你，勉励你！
于是，我看到他写给我的一幅字。当时，他念给我听了，原文连署名一共三十九个字：
庶华仁仲正之（注：我又名凌庶华）
光绪十八年七月孙先生在西医书院毕业
各科学业成绩大部分都是满分
于右任
如果不是他亲自念给我听，有些草字我真不认识。他似乎对自己写的这幅字很满意，说：这字写得好！又说：我同你父亲都是孙先生的追随者，都是老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我是勉励你好好学习，年轻人哩！……于是，他讲了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后来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的事。
等他讲完，我接过字，谢谢了他，踌躇着说：于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诉您。父亲让我听听于老伯的意见……于是，我把我的事讲了，并且坦白告诉他王洪溥的父亲王开疆于老伯您也熟悉，他在法官惩戒委员会时做过您的秘书长……
他听了点头，但坐在那里沉默半晌，捋着须，不做声，后来叹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
这问题我也无从回答，但当时我却回答：我想没问题！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像疲劳似的坐在那儿闭上了眼。我心里想：他是不能表态的呀！他能怎么表态呢？反正，他知道了，没有反对，也就是表态了。他谈到了安全，也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了。
于是，我告辞。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
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我告辞时，他伸出手来。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但这次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后来，我办好了出境到香港的手续，急匆匆给王洪溥写了信告诉他：我正在做准备，估计不日就可以到香港。接着，坐飞机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在7月间到了上海，同洪溥团聚完婚。
起凤的这段叙述是写得非常平实的。实际上，她是抱着牺牲自己救我的命的态度离开台湾回来的！多少年来，她总不愿去触动那段永生难忘的奇特而伤心的遭遇。其实，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在以泪洗面，她当时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舟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当她取得两家铺保，拿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批准出台的证件坐飞机抵达香港后，她既牵挂着在上海不知什么情况的我，同样牵挂着在台湾的年迈的父亲。人情之常如此，她感到前途茫茫，就像漂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一样，不知自己会不会被海水和浪潮吞没，也不知她是否能同我见面，更不知她以后是否还能同老父见面。
她在“五一”前夕如约到了香港。她住在王鹏程夫妇家中。他们只以为她是到香港来购物和玩耍的，用对待上宾的态度对待她。她没有透露她到香港的目的。但她一到香港就又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已经飞抵香港的消息。
我是在干熬苦等中收到她从台湾发来的信件的，并且瞬即又收到了她由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这不啻喜从天降。我喜出望外却又能料想到她的为难。母亲和陈展也为我高兴。这时，离“五一”限期已没有几天了，我拿了信和电报向领导上汇报起凤抵港的情况。她的抵达香港使我激动得含着泪水充满了欣慰感激，用什么样的词汇都表达不出我当时的感情。只记得老吴也很为我高兴地说：我以为不可能的事居然可能了！好得很！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接着收到她从香港寄发的信，信上说：她因心力交瘁，不胜负担，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以前，她无论如何是回不来上海了！……
既然已经在“五一”限期之前离开台湾到了香港，组织上通情达理，也不计较什么时日了。老吴在将这种情况向上边汇报后，对我说：既然已经回来了，她又病了，也不急了，等她回来吧！……意思是说：“五一”前这个限期拖长些日子无妨了！我能体会到领导的好意，也深怀感激，但却十分担心起凤的病情。她少年时代，曾得过心脏病，这我知道。我能想象得到她的归来是多么不容易，她是个至孝父亲的女儿，她这次为了我舍弃父亲离台到香港，她的“心力交瘁”确不是一句假话或套话。我五内如焚地担心她的身体。
怎么办？为了她的病，为了使她能安全归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香港接她回来，但上海从刚解放直到“镇反”高潮之前，去香港是很方便很自由的。后来就严格控制起来了。我是干部，当然不可能去。她要回来，还得到上海公安局申请入境许可。这时候，母亲知道她病了，又见我焦急万分，提出：我去香港接起凤回上海！
母亲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当时，她因支气管扩张咯血刚刚痊愈。我自然不忍让她这样独自远行。只是她是个极有爱心的母亲，坚决要去，并自己到派出所申请办了去香港的证件，我也向领导上汇报了母亲去香港接起凤的事。
这样，母亲就在6月上旬坐火车离开上海去广州，由广州转赴香港，专程去接起凤回来！我忧心忡忡地数着日子等待。
四
当时，从广州到香港需要偷渡。
母亲到了广州，住在旅店里，找到了可以同去香港的旅伴，找到了负责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价，深夜离开广州上了木船，被藏在船舱板下，在茫茫夜色掩护下，偷渡去了香港。当时，偷渡的船上人装得太多，船舱里空气稀薄，母亲病后体弱，差点闷死，但总算平安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她找到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那时，懋桂住在九龙荃湾，在一家纺织染工厂做职员，美伦已有了孩子，老同学盛情可感，他们夫妇热情为母亲安排食宿，并陪同母亲找到了住在加连威老道王鹏程夫妇家的起凤。
起凤确实病了，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见到母亲，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心事重重，处在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中。抵港后，一些认识她的人，劝她别冒冒失失回来。有的还说起许多“三反”“五反”及“镇压”运动中的传闻，那都是些十分可怕甚至悲惨、残酷和神秘的事。她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怎样，这使她处在进退维谷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她离家孤身到达香港后，格外想念父亲和家人，她估计得到如果离开香港到上海，从此与台湾的父亲及家人将永远告别，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这使她留恋、踌躇、依依不舍。她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父亲，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自己的家，她无法想象她从被视为蒋匪帮盘踞的台湾回来，从此与父亲及家人永别，会是怎样一种心情与处境。
同时，更令她难以处理的是她的两家铺保的问题！
当时的台湾，有恐怖的“戒严令”，特务可以任意抓人、杀人。50年代初，台湾由于重建特务机构，控制舆论，形成了大屠杀大恐怖，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有如抗战前南京雨花台的地位，传说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不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大有人在。……这两家铺保，是起凤父亲和她依靠情面取得的。起凤如果不回台湾，就会追究保人的责任。起凤如果由香港回到“共区”，那罪名可就更吓人！她可以牺牲自己，却不能让人家因她而遭祸，到香港后，看到报上关于台湾的种种报道，她对台湾的实情看得比在台湾时清楚得多了。她除了怕连累两家保人，又多了怕连累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家人的顾虑。她觉得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才好了。
她见母亲很憔悴，母亲见她也很憔悴。她问起我的情况，母亲据实以告，劝她回上海，并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实际的方法，但她泪流满面地说：她本来到香港前是决定回上海同我见面的，但现在，她再三再四考虑，觉得没法回来了！她觉得自己与政治本来离得很远，但如今却不能不从政治上多加考虑。因为这涉及她父亲和家人的安危，也涉及两家保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幸福，害这么多的人呢？因此，她原来的决定只好改变了！她希望母亲能理解她！
真是一波三折！牵涉生死的事情确实就是这么摆在面前，谁也觉得难以处理。两难的境地！险恶的命运！使起凤和母亲都像进入了天门阵，找不到出路。哪里能有两全的办法呢？为起凤考虑，事情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她仍然回台湾去，母亲仍旧回上海来，恢复原来的态势。这样，才会使新产生的矛盾得到解决！
但是按这办法恢复原来的态势也不行呀！那样一倒退，起凤和我的问题怎么办呢？那样，我们之间就一定永远无法相见相聚了。本来，她来香港是为解决我同她之间的问题来的，可是如今为了不连累保人和家人，又倒退到起先的始点上去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无法两全其美！无法两全！一切都似乎注定要以悲剧结束了！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屠格涅夫的《前夜》，叶莲娜是在海上失踪的！难道我与起凤的爱情必然成为一个大悲剧吗？
母亲同起凤一筹莫展，十多天下来，没有起程回上海的消息。信息反馈到了上海，原本以为起凤立即可以回来的希望，忽然像天上美丽的彩虹瞬间消失了。我心里冷了半截，简直目瞪口呆了！
我将情况告诉了陈展，也将情况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情况是真实的，这情况也是使人为难的。他们都有点同情我，没有谁逼迫说：“一定叫她立刻回来！”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只是知道了这情况，而办法却交由我和起凤自己拿主意。
起凤的归来，似乎完全不是照着一个正常的态势在发展，是喜剧还是悲剧，这时谁都判不清弄不明！
真是难办啊！5月天已经开始炎热，我丧魂落魄，连阳光在我眼里看来也显得憔悴，但要起凤回来的意志毫不动摇。我能体会到她的为难、她的处境与压力。我也绝不希望她的回来造成对她的父亲、家人及保人的灾难。人在巨大灾难降临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心灵之美使我肃然起敬。但是，我爱她，不能没有她，好不容易使组织上同意让她回来参加革命，好不容易使她出了台湾到了香港，如今使情势倒退回去，怎么行呢？
我把许多事仍都扔在夜晚的乱梦里，也将许多烦忧融化在淅淅沥沥的夜间雨声中！
在这过程中，我心情灰暗，大学时的同学兼好友王善本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常给我友情的安慰和劝解，使我减少了不少烦忧。
我估量了一下：依起凤父亲的地位与社会关系，受到她回来的不利影响是可能的，但还不至于有生命及满门被捕的危险，因为她确实单纯是为婚姻而离台回来的。至于保人，被作为替罪羊，那确是难办的事。但她不回来又怎么办呢？转眼已到6月，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在7月上旬，到王善本家里，同起凤通了一次长途电话。那时，从上海打电话到香港是可以传呼的，但价钱很贵。我在善本的家里通过电话局传呼起凤。
终于，听到了她那我十分熟悉的声音。
起凤的声音回来了！
但，快乐与伤感交融，我们的对话重复而单调。
我说：我们一直盼望着中国能强大，现在有这希望了！你快回来我们一同干革命吧！我感觉到她是在悲哽饮泣，她那压抑的呻吟使我揪心。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回来吧！无论如何你一定回来！而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我说：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无问题的！如果你不回来，那我们的一切就完了！但她仍是说：不能回来，我不能！……
这样，一再重复，一再僵持，电话两头的人都哽咽，足足十几分钟，她那伤心欲绝的声音一再萦绕在我耳际，我恨不能用手穿过话筒将她拉回来。但无论我怎么说，她仍是哽咽地说：我不能回来！我不能！……而后，她平静地沉默了，听不见她说话，但我明白她仍在听着我的恳求。终于，最后是电话断了，她的声音回来了又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像空了似的，留在我心头的只是一片失望和悲伤。
她最后的平静，平静得让我心惊，也让我心碎。她的情况使我想起丹麦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那篇故事。那位最小的人鱼公主，为了爱情，她失去了夜莺般的歌喉成了哑巴，失去了鱼尾，长出了腿，但每走一步路就像走在锋利的刀刃上，但她无怨无悔，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有害于别人……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完电话，我又给母亲打电话，这才明白，原来她已做了决定：她既然摆脱不了这种矛盾——她不回上海，怕影响我；她不回台湾，怕影响家里和保人，她打算在香港去修道院做修女。她并不信仰耶稣基督，但实在无法处理她面临的困境，她只有牺牲自己出此下策了！她是见到香港街上那些穿黑衣的修女得到启发的。我明白：她熟悉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丽莎为了爱情后来是做了修女的。当年在江津时，我与她谈《贵族之家》，为丽莎的结局深深抱憾。而现在，她竟要走上丽莎的路出家做修女去了！这真是从何说起呀？！
我理解，对她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和信任。正因为她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她才会这样。起凤超乎人情超乎爱的品德使我起敬而且迷恋。那些天，我每天写一封信给她，历述要她回来的理由，恳求她慎重而又慎重，千万别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一心要用爱情打开她的心锁。我写信告诉她，我不是《贵族之家》中的拉夫烈茨基那样消极无为的人，新中国也不是那种时代，你不该学丽莎，你该回来，我们可以一同为新中国出力。
台湾起凤家中有信给她，建议她回去！那自然是老父和家人得到了什么信息不放心，对她的悬念和惦记才使他们这样做的。只是这却促使起凤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她觉得既不能对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对不起我，她只有用死来超脱痛苦、越过障碍，放弃生命的痛苦，用自杀来解脱难题。幸亏母亲的日夜紧紧陪伴，加上我每天一封信用怀旧的内容恳求她珍视我们的感情，使得她的轻生未能草率实现。
说实在的，我并不愿意起凤为我做出偌大的牺牲，受到偌大的痛苦，我宁可我付出牺牲与痛苦，甚至于死！但为了我爱她、她爱我，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我虽撕心裂肺，心里流泪，实在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让她排除干扰回到我的身边。我将通电话及起凤的现状依然及时向领导上作了汇报。我很感谢当时领导上对限期已过却一点也没有催逼我的意思。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的信任、尊重人性人道，而且是相信我会而且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我了解起凤，她善良、孝顺，是个忠诚、烈性、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未婚妻，她更是个绝不自私、为人着想、不愿连累别人的好少女。我当时为她的处境担忧，也为母亲的处境担忧。母亲去香港后滞留在那里瞬忽一两个月了，像一只船搁浅了似的，动弹不得，她不能丢下起凤自己回来，又无法陪起凤一同回来，尴尬无奈的局面怎么结束呢？我六神无主，思绪走进了死胡同，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我唯有不屈不挠。我多次写信给懋桂，请他帮助母亲劝起凤回来。其实，懋桂早就帮助母亲不断在慰劝起凤，只是未曾奏效而已。起凤平时话不多，但有主见也有性格，在面临艰难选择关头，思绪显然也走进了死胡同。僵持在那里，天天被母亲盯守在身边，回来的事却杳无音信。远离香港，我有力也使不出，除了苦闷只有苦闷，心里只担心着起凤出事，却又希望能忽然翩翩归来。
忽然，一连多天杳无音信，又完全出乎意料，母亲突然从广州发回了一个电报。打开一看，电文很简单，大意是：我已陪七姐立即坐火车同回上海！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电报从天而降，她们怎么突然已从香港到达广州了呢？
像梦一样，令我完全出乎意料，却又明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不是梦！
起凤真的回来了！但她是怎么回来的呢？
收到电报后隔了一天，那是最炎热的7月中旬里的一个下午，我看到起凤真的同黑瘦了的母亲一起出现在我们家——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楼下的厢房里了！
当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快要跳出胸膛，那种期待、兴奋与激动及眼的湿润，是无法忘怀并形容的。在惊心动魄几乎绝望之中突然祥云降临，我觉得房里布满了金色的光辉，空间明净深远，世界是这样值得爱恋。我颇有一种快从高岩绝壁上跌下去却被人一把拽住了的感觉。起凤消瘦，像经过大灾大难生还的人，她的眼睛经过长期泪水浸泡，明显肿着，黑黑的眸子依旧明亮好看，但有悲哀深不可测。她穿一件黑白小方格子的丝光旗袍，长长的烫发剪短了依然风度翩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见到我，走到我身边脸上十分严肃只对我轻轻叮嘱了一句话：“今后，你要对七姐好点！”这九个字实际包含了起凤抛家舍命回来的千辛万难与一切。
我的心猛烈跳动，浑身发颤。非常高兴，心里也非常难受，充满了感激，猜得到母亲把起凤带回来经历了多少磨难，猜得到起凤归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我还猜不出是用什么办法是什么情况才使起凤能撇开死神撇开修道院毅然归来的！
五
这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曲里拐弯不寻常的历程！
谜底是这样的：那天，母亲和起凤又开始了一遍又一遍内容重复的谈话。母亲仍是劝她回来，她仍是想死和去做修女。
母亲说：“老先生（这是母亲对起凤父亲的称呼）原来同意你回上海才放你到香港的，如今来信要你回台湾，我认为是怕你出事不放心你在香港。你无论如何不能自寻短见或去做修女。”
“但我觉得只有死或者做修女才能解决难局。洪溥可以重新成家；我家里和保人不会受连累。我对不起大家，包括伯母您。但我实在筋疲力尽了！”
“天下事，总有一个最好的答案：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两全之计。如果死能解决难题，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死’！昨夜我一宿未睡着，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马上独自搬到旅馆里去住……”
后来，多年后，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明月天涯》，1981年发表在《花城》杂志第1期上，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我摘录在下边。因为这几段文字实际上真实地记录了母亲当时在香港为起凤导演的一出假自杀：
香港德辅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
这是下半夜了。从一间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高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来，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
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漱洗用具，茶几上放着飞机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
男侍推开围观的众人，用手带上了门，对女侍：“人去跳海了，赶快德律风报告差官！”
女侍从男侍手里接过照片来看，众人围观。这是一张六吋的半身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气质高雅美丽的女郎。她微笑着，带着向往的神情。……
〔同上地点，下半夜。
房门外拥挤着大批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也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闪发亮，记者正在摄影。
一个警方人员在询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男侍：“也许是上半夜十点钟。”
一个记者用手扬扬那张美丽的照片叹息：“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房里，女主角的飞机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说：“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去跳海了！”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一个巡捕说：“这是绝命书！”
我们看到了“绝命书”：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绝笔
无边无际的大海，掀起汹涌波涛拍打着岩石和沙滩的大海……高高飞翔的海鸥。
〔晨，香港一条马路上。
卖报的小童用广东话高声叫卖：“新闻纸！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尽！看德辅道旅馆里发生奇案，少女香消玉殒！……”
行人纷纷买报，报纸标题：
妙龄少女自台湾来港投海自尽
遗书声明无限厌世自杀与人无关
深圳，罗湖桥头。正逢升旗。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代国歌”的旋律。那面鲜艳飘扬的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母亲陪剪短了长发的女主角一起走过站着边防哨兵的罗湖桥头。
这是一个晴朗的鸟语花香的碧云天，绿草在欣悦地生长，蓓蕾在无声地开放……
是炎炎如火烧的7月中旬。
“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她心里爱着一个人，她怀着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回来了！
起凤离开香港前，托一个熟人将她身边的全部首饰、现金等一起带回台湾交给家里。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只能不写告别信，她的全部随身衣物为了要证明她的自杀是真的，全部遗留在旅馆里了，所以她回到上海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离开香港的那夜，懋桂悄悄送母亲和她上船到澳门。然后，她们又由澳门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起凤回到了上海后，我陪她到上海市公安局去谈话并报进户口。公安局谈话的同志很有礼貌也很和蔼亲切，听她讲了全部回来的经过和心路历程，说：你的情况包括在港台的情况我们全部都掌握，我们也同上海总工会有联系。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马上就给你报进户口。上总领导和我的同事们知道起凤回来了，也都为我高兴。上总当时正要开一次晚会，演出文娱节目，邀请起凤参加了晚会。许多同志都上来同起凤握手表示祝贺。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我和起凤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当时，只需每人交两张照片并付五角钱即可结婚。在布置得带有喜气的厅堂中，一位和蔼的名叫钱学淳的法官询问了我们一些问题，诸如是否结过婚、是否自愿而非包办等，书记官是位年轻带笑容的姑娘，然后，法官起身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发给了结婚证书。他的祝贺使我感到我和起凤的婚姻是合理合法的，得到这一声祝贺，在我和起凤是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我当时是供给制干部，这种仪式既节约又庄重，感到很好。但我年迈的外祖母当时却有那么一点想不通，说：“只知道离婚要去法院，还从没听说结婚也到法院的！”
我们险些遭到毁灭的爱情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我终于既得到了革命，又得到了爱情。
1953年3月，我从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起凤随调北京，组织上瞬即为她安排了工作。她穿上灰布制服，参加了革命。中央统战部曾有两位同志两次来找她，希望她动员父亲回来，但那自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自从她回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十年间，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就一直隐姓埋名从未同台湾的家人及友人通过信息……
尾声
啊！爱并不是一时的激情，爱代表一路同行。
要想得到多多的爱情，理应付出多多的代价，在失去与获得之间，我懂得了许多。我们正因为结合来得这样困苦艰难，因而特别珍惜我们的爱情。在后来的“左”风盛行时期，我们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职务、工资上始终没有什么进步。起凤也只能做点一般的工作，但我们已满足。共同生活几十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从山东到四川，有过贫穷苦难，有过风和日丽，也有过风霜雨雪，但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起凤是个苦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贤妻良母，人所共知。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几十年共患难共欢乐的相亲相爱，我和起凤两个人的世界正像金色池塘中那两只交喙游弋的天鹅。1990年8月，我在后来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的书上放上了我们的合影，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
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书成之日，请允许我用这张合影作为纪念。
这段平实的话，其实是包含着许多曲折和辛酸。我的一位作家好友鲁之洛看了以后说：“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创作丰收喜悦之情和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感激之情，浓重得令人读罢久久萦绕着一股甜甜的暖意。”看到这段话后，已故的萧乾先生生前多次写信给我时，都称起凤为“大后方”。
起凤的父亲我的岳父凌铁庵先生1962年在台湾去世，1995年他的骨灰由起凤的哥哥凌跃龙捧回安徽，在外孙余望周到安排下隆重安葬。是年4月2日《安徽日报》以“辛亥革命志士凌铁庵魂归故里”为标题发了新闻，说：“祖籍定远县的凌铁庵先生，辛亥革命志士，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东渡日本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回国后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北伐中战功卓著……凌先生一生爱国，为人正直，晚年在台湾赋闲日夜思念家乡。临终前嘱咐亲人将其骨灰运回故里。”起凤和我前去参加了葬礼。他墓前石柱上镌刻着老友于右任生前赠他的一副对联：“尽国民天职，盲目不盲于心；是革命人豪，寿己兼寿夫世。”起凤与他哥哥跃龙兄妹见面，跃龙从台湾将当年于右老写赠给起凤的那幅字带来交给起凤。于是，过去了的许多往事又像放映电影般地重新浮现在眼前……
刘长胜同志1953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派往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工联做领导工作，1967年“文革”中含冤逝世。李家齐同志20世纪50年代中由上海总工会副主席调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续任上总副主席，80年代又任上总顾问，主编过《上海工运志》等，他既有水平又谦和平易。主编的《上海工运志》中在“人物”栏里竟不放自己的小传，可见其为人。他如今仍在上海。
纪康同志后来调到世界工联及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于1964年病故。白彦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1997年病故。吴从云同志在任上海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文革”开始，含冤去世。陈展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文革”后任上海宝钢副总指挥，1992年病故。施懋桂、柏美伦夫妇定居加拿大，懋桂已病故，他们儿孙满堂。王善本退休前在陕西主编《人生报》，现在在宝鸡安度晚年。王鹏程病故已多年，邹金凤随子女定居美国。我母亲在“文革”中病故，葬于苏州凤凰山公墓……对这许多位同志、好友、亲人，我们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段如梦似幻的记忆。过去了的我们的辛酸苦涩的特殊遭遇，无异像一滴水反映海洋似的折射出当时历史的缩影。1999年5月，我任团长率大陆作家访问团出访台湾，心中涌出独特的感受，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实现，由衷感到更加急切。
每个人都曾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和起凤的生命有自己的一套专属的价值观和精神认知。我们用这做到另一种许多别人也许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我们在决定自己的选择时，都有全心全意的付出，那就是我们会永远牢记的虽有风浪却又能换成美好的时光。年轻时的“大浪漫”早成过去。我们的青春早像黄鹤飞走。尽管受尽劫波，有过无限辛酸，但却真的无悔。因为当时我坚持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观念和追求终于实现。我们在当时还是幸运者！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永远不老！生命的意义中如果寓含悲壮与高尚，回想时能存有使自己悠然神往的境界，那就可以说自己未曾辜负此生，即使在生命已经老化并且走向枯寂时仍有一种安慰。
这些年，我见闻过许多海峡两岸亲人见面或想见面而一方已经死去的悲伤故事。我感到我和起凤是幸运的。我们共守爱情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如果当初起凤不回来，我不坚持，组织上和一些领导同志不关心，我们也许又是一段很悲惨的爱情故事了吧？唉！谁知道谁能说呢？！我们互相带着年轻时的浪漫走进婚姻，又以爱来互相滋润各自的心田。我们的爱情始终充满魅力。当我挥去历史的尘土揭开记忆的箱盖时，我愿同时掸去的是我所经历过的那个特定时代有过的不幸与无奈，只留下爱和温馨。然后将它留给今天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们。过去的事离你们这样遥远，你们现在不会再经历我们所曾经历过的困苦，但希望这样的回忆带给你们的不仅是往昔有过的叹息而是值得珍惜的今天的美好。过去有过的那种使当事人心痛的波折，在记忆中已成了一种“泰然”。我们还将幸福地在共和国一同生活下去，五年、十年……我们的肉体当然不会永生，但我们有过的忠贞和追求绝不会失去光彩。那种在特殊年代存在过的倔强的爱情会是永生的，永生在知道这件事的我们的亲友及后代心中……
（本文写于2002年春，刊于2002年第5期《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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