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在我是一件付出极大艰辛和许多精力的事，是一件曾使我最倒霉最无奈的事，也是一件使我最后获得了一些光彩和成就的事，这样的事自然使我难以忘怀，因此决定写一写这段经历。
一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外滩上海总工会三楼的文教部办公室里，与几个同志一起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报道。上海总工会的特点是地下党同志多，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斗争，深深懂得没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得不到保护，是多么的可怕与可怜，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奋斗，就是盼着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当听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时，同志们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心跳。
那真是豪情满怀的岁月！如果没有那样的岁月，我是没有心绪和启示，没有胸怀和魄力想到来动手创作这样一部大作品的。那时我在上海总工会非常忙碌，但忙得非常有劲。我要给领导同志刘长胜、张祺、朱俊欣、汤桂芬等起草讲话稿，要编辑给上海工人用的文化课本，要负责安排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要代表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参加审查全市上映的电影，审查外界送来的一些书稿、剧本，有时要陪工作组下厂，后又要编辑上海工运史料并筹办展览会去大新公司展出，还要配合在上海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编辑一套“亚澳工人运动丛书”，参加筹备成立上海劳动出版社并创办《工人》并月刊……但就是这样，我的精力仍觉得多余，需要很好利用，假日的时间，我不爱下棋、打扑克、玩克郎球，也不爱逛马路、聊天……那时，我已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我总是手痒得想写点作品，抗战中我具有的独特的生活和题材，积累在胸中已经酝酿发酵，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我决定写一部一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我开始写《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利用业余时间慢慢地写。
虽然以后运动接踵而来，先是上海总工会进行了“整理机关、团结进步”的运动，又来了“镇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再来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占了许多工作和业余时间，但我的写作却断断续续一直在坚持。
最初，我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曾想用一百万字，写一写从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到1949年南京解放，写着写着，当然会起变化，想把这一大部头分成三部来写，用三句古诗做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后来，则又考虑再写一个第四部，即《春风又绿江南岸》，写内战爆发到南京解放蒋家王朝败走。再后来，则决定用《战争和人》为总名，集中精力写前三部，即从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在业余起步创作《战争和人》三部曲的，进度虽然较慢，但却雄心勃勃、劲头十足，一边出色地做好工作，一边利用夜晚和假日的零散时间认真地写长篇小说。
二
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在工人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兼通联组长，后在全国部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社任主编助理兼编委。那是火红的年代，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人民情绪奋发昂扬，我的工作依然繁重，常常出差，足迹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和上海、江苏……结合工作，写了不少东西。尽管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使知识分子都有沉重感，时刻想到头上有顶改造的帽子，但因为未涉及我自己，我的积极性仍旧很高。除给自己的刊物写文章外，还应一些出版社之邀，写作出版了一些作品。谁料，1954年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后，次年形势急转直下，公布了三批信件，错误地给胡风问题定了性，牵连甚广。由于我有一本小说《后方的战线》是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阵地”，就怀疑我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幸好该书的责编翟永瑚同志是中共党员，不是“胡风分子”，无问题，写了证明，搭救了我，停止了审查。塞翁未失马，于是，我长篇的创作仍继续进行。那段时间，消耗了所有假日的休息和娱乐，不看电影不逛名胜，长期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将腿拴在桌旁爬格子，看着一张张稿件越积越厚，我创作的兴致更高。只是，这时候，业余写作被人目为“种自留地”。有一种感觉，即使作品内容不出问题，写作本身总是被人目为“追求个人成名成家”“想攫取个人名利”。业余创作即使未影响工作也很不好，因此，写作时只要想到这，就有点感到“犯忌”，感到“倒胃口”了！怎么办？想不明白，觉得即使以后写，这时已经写下的许多也舍不得丢弃，遂在一种无奈的心态下，点点滴滴、拖拖拉拉，维持着自己的创作局面。
到1957年，我写的以民族英雄节振国烈士为题材的小说《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在《中国工人》上连载，又在工人出版社出书，意外地引起轰动，中央台连播，袁阔成说书，还被改编为话剧、京剧（以后又被译成外文，出现在银幕、荧屏上），这给了我鼓舞，继续写作就成了我的决心。我觉得只要小心注意，我是不会写出问题来的。
谁知，1957年至1958年间的反“右”派运动，使我非常震惊。全国批判了许多作家，“一本书主义”成了一顶吓人的大帽子，“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同作家的辛勤创作挂上了钩，明明是香花突然都变成毒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胡乱“对号入座”、到处寻觅“含沙射影”，一字一句都能上纲上线。“左”风使正确的话也成了“恶毒攻击”，使自己的同志成了“反动派”，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我终于进一步体会到“弄文”太容易陷入“文网”，创作确是一条无法由你自己做主的太危险的道路。我所在的刊物的一位同志，不是不会写文章，但却从来不写，每次运动都有人会因文的牵连倒下，他却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他没有可被人揪住的辫子。
我开始谨小慎微，将长篇和其他写作努力停下来，就是任务所迫非写不可，也多多思索怎么才不会出问题。写了稿尽量不署名，既避免了成名成家思想，也说明我的“公”心。我帮助工人作者写作，付出极大劳动，但都用工人作者的名字发表。我替一些人写采访记，总用“本刊记者”的名义刊出。我还起了不少笔名，诸如田炎、山铸、江枫、艾凤等等轮换了用，避免我的个人色彩。
但，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两年，我就又“故态复萌”了。创作是我的兴趣爱好，是我的寄托，平生有个习惯，做事总不喜欢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心里老惦记着未写完的长篇，觉得既已开头写了那么多，何不把它完成打上一个句号？因此，利用零星的业余时间，又悄悄地投入长篇创作之中。这时节，外边正在热气腾腾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左”的狂热气氛浓烈。一方面，那种意气风发的情绪也激励着我工作时全心全意；另一方面，那种密云骤风般的压力同样冲击着我。我无法再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写长篇，加班加点地工作成了家常便饭，出差下厂时也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炼钢到插秧，从种树到收割稻麦，都干过。记得一次在北京全总干校挥锨挑灯夜战，给的任务是深翻地五米，整整干了一夜未停，浑身水洗一般，筋疲力尽，日上三竿才完成任务，把地下的生土全翻到了地面上。庄稼其实是无法种的，种了也不会结籽的，幸好那夜挖出了一个古墓，还挖出了一盆黄金，还不算无效劳动。中午时分回家休息，太累了反倒亢奋起来，铺开稿纸想续写上几百字再睡，但力不从心，伏在桌上竟然呼呼睡着了！
三
接着，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那是天灾人祸的惩罚。北京城里处于饥饿状态，商店柜台吃食全部空空如也。东四我家附近有一家“青海餐厅”，连猫肉也当佳肴高价出售，有人排队进食。每个人的粮食定量自报公议，我的定量最低早申请降为每月九公斤，批准为十一公斤，全家大小整天处于饥饿状态。绝大部分同志都因营养缺乏浮肿了，我没浮肿，但每天拖着沉重脚步去办公室也感到累乏。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我产生出一种悲壮的感情，我的这部即将写满一百万字的长篇再艰难也该完成，它也许无法出版，但我写的是苦难中国过去了的一段长长的悲壮历史，是真实的生活的感受。书里有我的希望、信念、理想及要表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书即使不出版，即使我将来不在世了，这部稿子我也该留给孩子阅读，让孩子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有过这么一段抗日的光荣历史。对我来说，也是利用生命中的许多边角料时光做了一件应该做值得做的事，因此，我又顽强地用剩余的时间在夜间伏案动笔了。迄今，我犹记得深夜听着窗外北风呼啸，暖气不热，忍着寒冷，腿上盖着毯子（至今仍有寒腿病），胃里空空，费力地在北京东四猪市大街100号三楼我那寝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奋笔疾书的情景。
那是1961年年初，一个阴冷的上午，我正要率一个工作组到西安转赴延安去为《中国工人》组写一批宣传“延安精神”的稿件，突然得到中宣部通知：将在外出差的人全部叫回来有重要指示传达。延安之行遂作罢。几天后，仍是一个阴冷的天气，正式听到传达：《中国工人》停刊！《中国工人》因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每期出版后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而这一期上，毛泽东同志在上面批了“拆庙搬神”四个字，于是，一切按此办理！
是怎么回事？早已无法求证，据说是同《刘志丹》事件有关。我在指示下达后，负责做结束工作，写了告别读者的文章，安排处理完稿件等未了事宜，将所有原稿密封送去化为纸浆，然后，决定下放山东。在这期间，我前途未卜，觉得我写的这个长篇也该告个段落结束了才好，就决心用拼搏的方式将它写完。那些日子，起早睡晚，不管如何艰苦，常常空着肚子，每天自己规定任务，不完成不离桌，总算突击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三部曲初稿。是年6月底得到通知：带中组部介绍信率队去山东，不经过省委，一竿子到底去沂蒙山区支农，并说去两年就回来，又说只要《中国工人》复刊就调我回来。走前，我将厚重的书稿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我自己则于1961年7月1日启程带队离北京绕道江苏徐州去著名的山东老根据地临沂。
那时，国家正在困难中，到处看到饥荒萧索的景象，到达临沂后，被地委安排到一个省属重点中学——临沂第一中学做行政领导工作。几个月后，得到出版社通知，让去谈长篇的修改工作，他们认为这部长篇“是百花园中，一朵独特鲜花”。我取回原稿，在临沂改了稿件又寄去北京，谁知，这时各出版社均已下达“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指示，都在检查书籍和工作，长篇小说已停止出版。我的小说处于搁浅状态。此时《刘志丹》一书已成立中央专案组审查，一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使人压抑，我决定置那部在北京的书稿于不顾，专心致志于我所担负的学校领导工作。
四
真是令人难忘的艰苦时代。学校师生都吃不饱，教职工食堂常吃干地瓜秧切碎煮成的“渣豆腐”。煮南瓜两角钱一瓢，外加吃带着沙土的高粱面的窝头、方块。所幸，苦日子随农业开始好转而结束，市场供应渐渐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文学》和江苏的《雨花》向我约稿，我写去的稿很受重视，我就又似乎离不开创作了。这时，出版社让我再次修改长篇，根据新精神提的意见改起来难度很大，我只好仍旧安排时间认真修改。那时，抓阶级斗争成了全党的头等大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已被收缴销毁，批了电影《北国江南》，又批电影《早春二月》。我悸着心改稿，再也改不出来了，在“四清”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中，我放弃了修改，实际也放弃了创作。
再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想不到我这部从50年代初开始动笔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写成的长篇小说，竟成了“文艺黑线的产物”，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受尽摧残，险些“永世不得翻身”，稿子被拿去展览，“批斗”了我无数次。“文化大革命”中遭难的情况，在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中反映得很详细。我被夜审、活埋过，也在两派武斗中逃亡过上海，我曾厌世。在那本书中，我说：“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略的野史留在人间，但它是真实的。那段时日，白昼变得可怕，梦乡反倒能给我带来慰藉。我总是借着繁重劳动和残酷批斗后的沉沉睡眠来摆脱痛苦和辛酸。只有在梦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码的尊严和权利。……‘文化大革命’像无底的苦牢和深渊，步履艰难，我看不到一点希望，而人性之沦丧变成兽性，又令我发指。我内心悲苦消沉，我的心和身体都太累了！”虽然到了1972年，支左的六十军副政委刘相同志下命令解放我，恢复原职务，但书稿已化为灰烬，“文化大革命”已使我的心受伤滴血。幸亏，有了难忘的1976年十月风云，接着是拨乱反正，推翻了“两个凡是”，停止了再搞政治运动，平反了冤假错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在山东，突然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挂号信，热情地索取当年我那个长篇，这是当年中青社的编辑黄伊同志建议写的。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想到书稿荡然无存不禁唏嘘。我去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和遗憾。这时，国内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我迷恋文学，已决定仍做作家写些好作品，但重写三部曲的想法是没有的，因为那需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久后，黄伊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谈了这部书稿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砚章同志又来信询问这部稿子并鼓励我重新把它写出来。编辑和作者的至诚交流和合作，使我在希冀“合浦珠还”的愿望下，于1980年动笔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
为了给重写做准备，1980年我特地到南京、苏州等地跑了一圈，我的一个学生崔晋余是位苏州通，陪我漫游苏州。我们去了枫桥镇和寒山寺，面对那条潺潺的古运河，我们谈着张继的《枫桥夜泊》。听着钟声，看着河水静静流淌，想着历史的演变，人世的沧桑。……诗的意境、诗的感情盎然降临，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逗起我的遐想，心扉开了！灵魂震惊！我情不自禁了！回去就开始动笔。传说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学院里见一块已经闲置在那儿四十六年的大理石，他提议给他一个机会，利用大理石做点东西，然后，他完成了他的名作《巨人》。我觉得我仿佛也在学他，将一块闲置了许多年的“大理石”进行雕琢，虽然笨拙、艰难，但充满希望和热情。
我不拘一格地写这部小说，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一本具有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感情的丰富。我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地再现那段多棱角的历史，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真实地从生活出发，塑造各式各样情况复杂、性格迥异的人物。
五
重写《战争和人》是十分艰难的，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公斤重的稿纸，要摒弃多少生活乐趣，要损害多少健康，要增添多少白发。我早已熟悉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的故事。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明史《国榷》一书，大功告成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不料一天夜晚，全部手稿竟被一个撬门入室的小偷窃去，这时他已五十五岁。经历这场横祸后，他伤心而不灰心，发奋重整旗鼓，重编《国榷》，奋斗了近十年，终于又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国榷》。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提出重写的要求时，我也正是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究竟精力不比年轻时代，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一番从心理到生理的大摧残，高血压一直苦苦缠着我，自然使我的创作过程变得分外艰苦。
无数个淅沥微雨、落叶打窗的夜晚，当我在山东沂河边上的故居里默默执笔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眼前总会出现我这部书未来的责编于砚章那张瘦瘦的戴着眼镜、较为严肃的面容，仿佛听到他在催我：“王火同志，快写吧！”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关心作者、仔细认真而且有水平的好编辑，使我倾心，在我整个写作过程和后来《战争和人》的出版工作中，他同我通过一百多封信，我珍藏着，因为我珍视这种友谊，不是他持久不断的鼓励，我的重写未必那么顺利。
我记得1977年夏秋之交，为了重写节振国烈士的长篇传记小说《血染春秋》，我到大地震后不久的唐山深入生活，遇到过一个插曲。一天，我无意中在烈士陵园发现两部被丢弃在一边的无主的手稿，灯下翻阅，竟在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冀东闻名的包森司令员传记的稿末，发现了红卫兵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此稿系从黑帮管桦家抄来。”10月里，我做了一件好事，将这两部管桦同志失落的手稿寄回北京“完璧归赵”。管桦同志当然高兴。重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时，我有时劳累极了，不禁浩叹：他的稿子失而复得如此容易而幸运，我自己的稿子失而复得为什么这样艰难困苦？
幸好，勤奋耕耘是使失落的东西重新获得的一个好方法。从我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写此稿开始，几个年头过去了，断断续续，苦写苦熬，用极大的恒心和自信心，悄悄埋头拼搏，“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终于在山东又完成了初稿。欣慰之余，我也不免心里感到酸楚：十年浩劫，失去的光阴太多了！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做过的事又重来，多么冤枉！不然，能多写多少新的作品，多做多少新工作啊！这使我不禁沉浸在一种难用言语表述的感慨之中。
1983年秋，我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好友马骏（张希文），邀我到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负责文艺方面的副总编辑，山东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很好，盛情挽留，但我去意坚决，由于山东和四川两省组织部门领导的支持，一个多月我就成行了，因为《战争和人》的第二部、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这促使我愿意重临旧地深入生活便于写作。我是带着已完成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手稿赴成都工作的，并且决心在四川将这三部曲予以完成。
六
由山东调到四川成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感到文学创作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了，但工作很忙，为了做好工作，我简直抽不出时间写作。我特别感谢山东省朱奇民省长，他在担任中共临沂地委第一把手时，与宣传部部长王树群同志等就一直关心我的写作。那时，他让我自己决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强给任务；让给我报销一切差旅费用，让给我政治待遇以利写作。有时，夜里十点钟了，还来我住处看望并谈心。我调四川后，他立即派秘书李春逖同志来看望，并说了三条意见：你在山东时工作很好，创作很好，到成都后要依然这样好，希望写出好作品来。四川“文革”时可能留有一些后遗症，不要介入这些事。工作如果顺心，就很好；如不顺心，可以回山东，我给你安排。得到这样的温暖，自然也增加了我的动力。
可是，人间的有些事是常会出人意料的。1985年5月间，我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第一任主要负责人。那天，我手拿一部书稿的清样去出版部门，当时，正兴建出版大厦，工地上到处沟渠纵横。天下着雨，我听到小孩的哭声，发现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掉进一条约一米宽的深沟正在哭，沟边有个青年看着小孩哭却不下去。我毫不犹豫跳下深沟，沟深齐到我的胸部，我抱起小女孩用双手将她托上沟去，她跑走了，可是我自己却上不来了。那青年这时已走，雨下大了，我急着想上来，用皮鞋尖在沟内土壁上踢了一个可踩脚尖的凹形，踩着往上一纵，双手托住沟沿拼力一跃，没想到头部猛撞在一根钢管上，“乒”的一声，撞得太凶了！我双手抱着头又摔进了沟里。我捂住头痛得咬牙蹲在地上，半晌，才勉力又用老办法纵身出了深沟，但左侧面全部瘀血，于是，先是出现脑震荡症状，接着颅内出现了出血点，严重时，见到人不认识，说不出话，其实，更大的灾难是当时左眼视网膜负伤，结成一个伤疤。经过治疗休养，颅内出血与脑震荡总算治好了，但到1987年9月，由于劳累，左眼伤疤破裂，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竟造成了左眼失明。
搞创作的人，做编辑出版工作的人，依靠的是眼睛。遭到左眼失明这样重大的不幸，打击自然很大，我很快就离休了，但坚持完成这部可以失而复得的长篇的决心更坚定。美好的形势促进着我想把过去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这心愿激励着我，要将这部我认为有独特价值和独特生活的作品献给读者的志向鼓舞着我。
于是，我全力以赴，用仅有的一只右眼写呀写，继续写。为山九仞，我不愿功亏一篑。我的三部曲是写完一部交一部、出版一部的。责编是于砚章，终审是王笠耘同志，三部曲一百六十余万字，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却并不勉强作者按他们的要求改。终于，《战争和人》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在1992年出版，三部曲并以《战争和人》为总名于1993年7月结成一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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