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邵娜走后，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平静，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以为我会有所牵挂，但是没有。这种平静只有当它降临的时候我才知道，也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是不平静的。
邵娜没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再见面了，我也很少会想到她。但她总是在那儿，在村子上，我摆脱不了干系。这一点邵娜比我更清楚，所以她说，当年把招工的名额让给大许，是为了在我身边“多待几天”。只要她还在老庄子上，就是在我的身边，哪怕，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呢。现在好了，她回了南京，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像是有一扇门关上了，把邵娜永远地关在了外面。就像是她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比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还要来得彻底。回应到我的心里就是平静，唯有平静。
当然，这不应该是距离造成的。南京到梦安也不过五百多里的路。隔绝是上升和堕落之间的差距形成的。招工回城的邵娜必将前途无量，有如身在天堂，自然是深陷于自留地上的我所不能企及的。我们之间相隔何止千万光年呵！
夏天的时候，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乘凉，星河不免璀璨。我总觉得邵娜是在一颗星星上。她在那上面，而不是在南京。星空之浩瀚、星辰之遥远给人的感觉就不是思念所能容纳的了，甚至也算不得空虚。它只能是那种叫作平静的东西。
我倒是经常会和继芳说起以前和邵娜在一起的事，会说起很多细节，而不需要有所顾忌了。当然我不是故意说的，是那些事已经不重要了，不再是某种可以触摸的现实。就像说故事似的，和我的女人唠叨句把两句，她也听得津津有味，何乐而不为呢？
如今不仅是老庄子上，整个成集公社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虽然没有做过调查，但现在去成集街上赶集，已经很难见到知青模样的人了。工农饭店里冷清下来，再也没有知青在里面聚会了。欢声笑语已然不再。只是一年的工夫，老于他们就走得没有了影子。不仅工农饭店里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也没有人传播他们的英勇事迹了。
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是一个知青，比如说是罗晓飞，孤单一人地留在农村，肯定会感到寂寞难耐的。就因为我是为国，对各大队知青的离去感到的只是平静，更加的平静，说快乐也不为过。现在，我再也不怕在什么地方碰见他们了，不怕他们认出我来了。因此我的活动范围不禁变大了，尤其热衷于去成集街上赶集。
公社人保组听说已经撤销，王助理他们也不见了踪影。即使碰见他们并被认了出来，我觉得我也不怕。原来这么多年来，我畏畏缩缩地做人，藏头夹尾地生活，怕的只是一种人，就是知青。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老庄子上，包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不可谓不大。我有所震动，但却无法真正搅扰我内心的平静。
首先是福爷爷死了，他的寿材终于派上了用场。出殡那天，老庄子上的人全部出动，葬礼的规模空前浩大。不仅我们村，其他生产队上也都来人了，毕竟，福爷爷是大范“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邵娜语）。大队上专门拨了经费，用于福爷爷的丧葬。那一天，老庄子上纸钱乱飞，人们抬着纸人纸马，招魂幡摇曳，一路向老坟地而去。放下棺材后，土坑边上摆上猪头三牲、七碗八碟，燃放了无数的鞭炮。孝子贤孙们披麻戴孝，一地雪白地跪满了老坟地。还请来了一帮吹鼓手，那凄惶的唢呐吹得人纷纷落泪。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的命运是直接和这个人有关的，无论好坏，都是按照他生前的意思一手安排的。
所有迷信的玩意儿那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以此方式庆祝一个富农分子的逝世（都说是喜丧，值得庆祝），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不禁说明了一件事：国家的形势的确是变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央文件在福爷爷弥留之际传达到了大范大队。开会的时候我也去了，因为可以记工分——这会儿我已经不怕见任何人了。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模模糊糊地还知道是一件好事。但究竟好在哪里？却不是很清楚。毕竟在农村待了这么多年，政治神经不那么敏感了。老庄子上的人也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听完传达他们并没有不高兴，至少是有话题了，有故事可说了。晚上，我和为好还喝了酒，以示庆祝。第二天我余兴未减，跑到瓦屋里去找礼九。也没有谈“四人帮”的事，两个人只是谈天，天南海北地胡吹一通。我只是觉得那天的吹牛尤其尽兴。
这两件大事后，老庄子上的日子照旧。只是领导班子做了调整，礼贵退了下来，仁军接任生产队长。但这是仁军的大事，并不是村子上的大事，更不是国家大事。
退下来的礼贵，渐渐地就变成了福爷爷。现在，队上所有的事都得听礼贵的，他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说话更算数了。礼贵不怒自威，也慢慢地像福爷爷一样的深居简出了。
再说我们家。
正月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在我的坚持下，他终于背上了书包，每天兴颠兴颠地往大队部的小学跑。我给正月子起了一个学名，叫作“范仁学”，说明了我的期待以及良苦用心。上学所需的钱不用担心。我们家的园子已基本建设完毕，自留地上出产源源不断，几乎每逢赶集都要挑些东西去成集街上买。我养过蚕，养过土鳖虫，勺过粉，副业搞得五花八门，各有成效。不仅能抵得上我不上工挣的工分，还能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为好家也跟着沾光，我们两家的日子基本上是伙着过的。我也曾经想让他家的三个闺女去上学，为好不同意，说是反正以后是婆家的人，上了也是白上。大闺女出门在即。因为我们家好歹也算是老庄子上的富户，讲究个门当户对，选择的女婿家里也颇为殷实。对这门亲事，为好两口子包括大闺女本人都很满意。总之，这日子是上了轨道，往好的方面走了。这也就够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操劳，绞尽脑汁。你说呀，庄稼人的日子，能吃饱喝足、平平安安也就足够了。大富大贵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不能指望的。
对园子里的事，我也不像以前那么上心了。即使不怎么上心，照样运转顺利，甚至于蒸蒸日上。有了闲暇，我就踱出园子的桥口去串门，最经常去的是瓦屋。我去那儿找礼九，天南海北地胡吹乱炫一通。
对了，我在老庄子上终于有了一个谈得来的朋友，无论如何这应该算是一件大事。
以前，我和礼九也有过交往。生银针的时候，就是他驾着牛车把继芳送到梦安县城去的。那会儿，我对礼九不免心存感激，但并没有真正地交心。后来，由于经常感觉到无聊，我也曾去找礼九说过话，那也是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跑，比起老庄子上的其他人来自然见多识广，有的可聊。我真正把礼九当成朋友是因为一件事。
一天，继芳因为一件小事，动手打了银针。并且是那种打法，用一把烂笤帚抽银针的屁股。我气得不得了，就去了瓦屋。看见礼九的时候，他正围着闺女忙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我不禁心有所动，便问礼九，“你一辈子没娶过媳妇？”
“没娶过。”他说。
“你不想娶媳妇？”
“咋不想呢？”礼九说，“继芳前头的男人死了，我还想顶他的窝子呢，没承想你捡了个大便宜！”
我笑了起来，对继芳的气愤顿时就烟消云散了。“是吗？”我说。
“我说笑话呢。”礼九说，“我、仁军、大秃子，哪个不想顶为国的窝子？我是长了一辈，仁军小了一辈，大秃子不成个‘猴子耳朵’，肥水可不就流外人田了？”
说得我不由得大笑起来。“还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礼九说，“都是命呵，你的命好，才喂了几天牛，就摊上了这么一个好女人，我喂了一辈子的牛，什么都没有捞着。”
我和继芳在一起，和牛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呵。在牛这件事情上我一向比较敏感，于是画蛇添足地说，“我可没有碰过闺女。”
“我晓得。”礼九淡淡地说。
“你咋晓得？”我赶紧追问道。
“牛只能跟牛配，跟人配，就要疯魔了。”礼九的语调仍然显得很不在意，甚至于有些木讷。
“是人疯魔，还是牛疯魔？”我问。
“人也疯魔，牛也疯魔。咱闺女不是没有疯魔吗？你也没有疯魔呀。”
“所以说我没有和闺女干过？”
“我也没有干过呵。要是人和牛配不疯魔，我早就和咱闺女配了，也轮不到你，肥水不流外人田呵！”
说完，我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捶胸顿足，心中的恶气一扫而光。完了之后我又很想哭。这么多年了，知道包括相信我没有和闺女干过的只有大许、吴刚、邵娜和继芳几个。大许和吴刚诬陷了我，不提也罢。邵娜已经回了南京。相信我没有和闺女干过的，整个老庄子上也只有继芳一个人了。现在，礼九竟然说我没有和闺女干过，你说不是我的知己又是什么？
当然了，礼九的那套说法不可验证，如迷信无异，这先不去管他。就算这说法是礼九杜撰的，我也高兴，甚至更加高兴了。为了开脱我，他故意杜撰了一个有根有据不容怀疑的说法，朋友交到这份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真的没话说了。
从此以后，我就把礼九当成了知心换命的朋友。
礼九视我为朋友，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也得经过考验。他的考验就是请我吃饭。
礼九无儿无女，是个老光棍，平时吃饭都是自己动手做。他长年住在牛屋里，没有专门的锅屋，只是在牛屋的堂屋里放了一只“缸缸灶”。所谓的缸缸灶其实就是泥缸，缸壁上面开了一个洞，作为灶门。锅架在泥缸口上就可以烧了。这种灶既无烟囱也无灶台，烧起来烟气弥漫，就像着了火。除了这缸缸灶和架在上面的一口破铁锅，牛屋里就再也不见其他灶具、餐具以及存放粮食的器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礼九做过饭，也没有见过他吃过饭，但他并没有饿死。礼九到底是如何填饱肚子的？的确是一个谜。
这天，我又在礼九那儿说笑，正月子跑来喊我，“爹，我妈叫你家去吃饭。”
我起身欲走，礼九突然说，“你就在我这摊吃。”
我说，“还是你跟我回家吃吧。”
礼九做出生气的样子，“我的饭你就吃不得？”
“不是这话，我家的饭是现成的。”
“你在我这摊吃一次，下回，我就跟你家去吃。”礼九说。
我只好打发正月子先回家。“家去跟你妈说，我在你九爷爷这里吃饭，吃完家去。”我说。
正月子颠着跑跳步出了瓦屋的大门。礼九开始做饭。
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团荞麦面，卷起一只袖子，伸出一条黑不啦叽的胳膊，就在那胳膊上开始揉面。敢情，那胳膊就是他的砧板呀。揉了又揉，荞麦面本来就黑，他的胳膊更黑，最后，那团面已经被他揉成一团泥了。礼九用手将那团像泥一样的面拽成几截，放进铁锅里去蒸。没有锅盖，礼九双手一抬，脱掉了身上的那件我从来没见他换过的紫红色卫生衣，罩在铁锅上。敢情那就是他的锅盖呀。然后礼九光着肋骨毕露的上身，蹲下身去烧火。柴草倒是不缺，扯几把闺女吃的草料就对付了。火舌从铁锅和缸缸灶之间的缝隙窜出来，烟气呛得我猛咳不止。礼九和闺女倒是无所谓，他们早就习惯了。
然后，我看见那卫生衣的颜色渐渐变深了，一些肥白的虱子在上面乱爬。想必它们原来就藏在衣服里，被热气蒸得受不了，就跑出来了。这一幕看得我恶心不已。老庄子上的人虽然穷，也没有见过这么做饭的，我算是长了见识。
那荞麦“馒头”蒸好以后，颜色深暗，隐隐发红，不用说是卫生衣掉色所致。礼九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掰成几截，递了两截给我。他说，“吃啊，吃啊，快趁热吃。”
敢情这就是他的筷子呀。我接过那筷子，夹起“馒头”递向嘴边，不顾一切地向里面塞去。
“香不香？”礼九问。
“香。”我说，嘴里的馒头差点没随着那个“香”字吐出来。
我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头，这没逃得过礼九的眼睛。“我的饭肮脏啊！”他说。
拼命地咽下那口馒头后，我说，“我又不是没吃过，当年，王助理他们审查我，你不给我吃，我还挺不过来呢！”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礼九叹了一口气，“我晓得你嫌肮脏，但是你能忍。”他说，“为国，不是我夸你，有了这一条，你就立住了！”
就这样，我通过了礼九的考验。从此他也把我当成了难得的朋友。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礼九那儿吃过饭，他也没有留过我。后来我才晓得，那天礼九是故意的，平时他做饭也没有那么马虎，没那么的肮脏。
倒是礼九经常被我拉到家里去吃饭。继芳对他非常热情，两个孩子也都喜欢他。礼九也很自觉，每次去我家都要事先拾掇一番。他会对继芳说，“弟妹，我这身衣服刚才才洗过，上面还有胰子味道，洗衣服的时候我顺便下河洗了一把澡。”
按辈分，继芳应该算是礼九的侄儿媳妇，但他这么叫，谁也没意见。继芳正在安排几样下酒菜，当然还有酒。她说，“他九爷爷快坐。”
礼九接着自个儿的话茬说，“怕人嫌呀，为国讲卫生。”
“九爷爷说的哪里话！日后有衣服拿过来，我一起洗了。”
“那敢情好。”
然后大家坐下来吃饭。我和礼九喝几盅山芋干酒，继芳照应正月子、银针吃饭。正月子吃也吃不安生，缠着礼九讲故事。礼九走南闯北多少年，肚子里的故事多，最关键的是口才练出来了。礼九说出来的故事好笑、有趣儿，不要说是正月子，就是我和继芳也很乐意听。随便什么无聊的事经他的嘴巴一说，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那年在大运河上，我们吃醉虾子，一个伙计吃死了。”礼九说。
“醉虾子？”继芳不解地问。
“就是活虾子用酒泡了吃，虾子活蹦乱跳的。”
“那能吃吗？”
“能吃，透鲜，比煮熟了还好吃呢。”礼九来了精神，“一个伙计吃醉虾子吃死了，晓得是怎么死的吗？”
“醉死的！”正月子举起一只手说。他上了几天学，养成了发言举手的习惯。
礼九哈哈一笑，“不是的，伙计吃了醉虾子，跑到船尾蹲下来出恭，掉到河里淹死了！”
我和继芳都笑了起来。那礼九说的事真是无聊，也真是有趣，无聊到了有趣。正月子却不依不饶，他说，“那还是醉死的，要是不吃醉虾子他就不会醉了，出恭的时候也不会掉下河去了。”
“还是我们仁学聪明。”我说，“你这个老把式，连个伢子都骗不过去！”
礼九不理睬我，他对正月子说，“我告你一个办法，到学校跟人说这故事，人家要是说醉死的，你就说是出恭掉河里淹死的，人家说掉河里淹死的，你就说是醉死的。”
我不禁扬声大笑起来，骂礼九道，“你这个老滑头！来来来，干了干了！”
38
这天，我又去瓦屋找礼九。闺女卧在一摊稻草上，耷拉着脑袋。礼九端了一只簸箕走过来，里面装的是捻碎了的豆饼。闺女睁开眼睛看了看，眼睛又闭上了。立刻飞来了几只小苍蝇，停在闺女的睫毛上。礼九就把碎豆饼拿在手上，赶开苍蝇，递到闺女的嘴边。闺女动都不动，看样子真的不行了。礼九十分不情愿地把豆饼放回了簸箕里，手指伸进嘴巴里舔了舔。
我问，“这回得了什么病？”
“老病，没得救喽！”礼九说着，用树棍般的手指在脸上抹了一把，似乎在擦眼泪。
看着这一牛一人，我心里怜悯顿起。
我点上烟袋，递给礼九。
礼九眼睛不离闺女，他说，“四九年，它妈来到我们家，生下它就死了，福爷爷让我好生照应咱闺女，东家说了这个话，我能不尽心吗？”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虽然我听过无数遍了，但还是问道，“它妈以前是福爷爷家的牛？”
“嗯哪。”礼九说，“公社成立以后，咱闺女就归了队上，但还是我喂它。”
我没有再搭腔。
“它跟我一样，一辈子无儿无女，我还有个闺女呢，就是它。”
话说到这份上，也真够伤心的。礼九大概也感觉出来了，他从地上站起来，对我说，“走，我们外头去说话。”
我们从牛屋里走到瓦屋的院子里。礼九取下了他的烟袋，递给我说，“你抽我的。”
我接过烟袋，点烟的时候古井边上起了一阵旋风（老庄子上的人叫作“鬼风”），把火柴吹灭了。那风冷飕飕的，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今年冬天你不走啦？”我说。
实际上，去年冬天礼九就没有走。前年，好像只走了个把月，他就病恹恹地回来了。
礼九说，“老啦，走不动啦，咱闺女又不见好。”
我心里想，他不走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了我这个朋友。我很想对礼九说，“就算闺女死了，还有我呢。我会经常来的。”可话到嘴边，到底没有说出口。
这时候，村东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不热闹。礼九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你们家有喜事，大闺女出门！”
“是的呢，这会儿准备送新人了。”我说。
“你咋不在家里待着？跑到我这个肮脏的地方来？”
“我怕热闹，就喜欢个清净。”
可不是吗？今天从一大早起，为好一家包括继芳就忙活开了，又是烧锅做饭，又是打扮大闺女。嫁妆从新打的箱子里翻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我根本就没有插手的地方。老庄子上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园子里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的人，就是继芳生银针的时候也没有过。于是我悄悄地递给为好四十块钱，让他交给大闺女，然后就溜了出来，到了礼九这儿。
礼九是个聪明人，意识到今天说闺女实在是不合适，他要让我开心。只见礼九捡起一根树枝，在泥地上横着画了六道杠，又竖着画了六道杠，画出一个棋盘来。“我们来盘六路洲。”他说。
我说，“那敢情好。”
“你走公棋走母棋？”
“走公棋。”
礼九起身，走到那口废弃的古井边上，从井栏边抠了两团湿泥。走回来后将其中的一团泥递给我。所谓的“公棋”，就是捏成尖状的棋子，母棋则是饼状的。我们两个，一人的手上拿着一团泥，不断地从泥团上揪下一小块，捏巴捏巴，做成公棋或者母棋的形状，然后按在“棋盘”上。
可别小瞧了这六路洲，下起来变化无穷，也其乐无穷。不一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第一盘我输了，礼九建议再来一盘。我说，“歇一下。”
两个人靠在牛屋的墙根，一面抽烟袋，一面晒着太阳。“说个故事听听。”我说。
“我哪来的那么多的故事？”礼九谦让道。
“你跑的地方多，见的多，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听。”
礼九在地上磕磕旱烟袋，“马王堆老太晓得不？”
我当然晓得，那可是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继芳曾经帮我从邵娜那里借过几本《考古》杂志，上面就报道过这件事。“你是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里的女尸？”我问。
“就是的。”礼九说，“那年我在长沙亲眼看见过，老太穿的是绫罗绸缎，扒下来身上雪白粉嫩的，比大姑娘还要白呢！”
礼九显然在吹牛。但我就是喜欢听他吹牛，看看他到底能吹出什么名堂来。
“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怎么可能呢。”我故意说。
“骗你不是人，城里的老太不比我们农村人呵。”
“那你没有上去摸一把？”
“解放军站岗，说是要献给首长，哪个敢上去？”
礼九说得我笑了起来，他也跟着笑。笑完以后，我们又下了一盘六路洲。
这时候，村子上又传来了鞭炮声，从村西一直向村东响了过去。礼九说，“接新娘的轿子到你们家门口了。”
我“嗯”了一声，埋头于棋局。
下到中途，我又抬起头问礼九，“这些年你在外头跑，还碰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礼九说，“碰是碰见过，说了你也不信。”他在吊我的胃口。
“又是什么奇怪的事？”我说。
“不说了。”
“你就说一下嘛，又不会掉一块肉！”
于是礼九就说了，“我碰见过仙人。”
“仙人？”
礼九的神情变得郑重起来，似乎不像是开玩笑。“在山东碰见的，一路把我背来家，比坐飞机还要快呢！”
“有意思。”我说，“前年你回来得那么快，敢情是仙人背回来的。”
“就是的，我晓得你不信。女仙人还和我配过呢！”
“呵呵，这么说你也不是一个童男子了？”
礼九不接我的话茬，十分严肃地说道，“他们不是地球上的人。”
“那他们是哪里的人？”
“人家有自己的地球。女仙人还告诉我，六十年以后在他们的地球上会有一个中国贫下中农的儿子出世。”
不由得我不发笑呵，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非常无聊，但又非常有趣，无聊到有趣了。我喜欢礼九就是这一点，能吹能炫，海阔天空。只听他嘟囔着说，“我晓得你不信！”
我逗礼九，“你说你和女仙人配过，感觉咋样啊？”
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比和人配快活多了，和女仙人配过就不想和人配了。”
“你又没和人配过，咋知道比和人配还要快活？”我说。
礼九一时语塞，苍老的脸上竟然泛起一阵红晕。“反正你不相信，说了你也不晓得。”礼九说，“和人配要比和牛配快活，和仙人配自然要比和人配快活了。”
“理倒是这个理。”我说，完了大笑不止——终于憋不住了。
看见我笑，礼九张开缺了门牙的嘴，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他低头看棋。“我输了。”他说。
鞭炮声又响了起来，这回异常猛烈。其间夹杂着唢呐和锣鼓声，经久不息，从村子的东边一直响了过来。我和礼九抬起头，通过瓦屋的院门向外面看去。虽然看不见人影，但燃放爆竹的烟气飘了过来，似有若无的，在树顶之上移动着。
“大闺女离村了。”礼九说。
39
时光飞逝，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这天，我从礼九那儿下完棋回家，锅巴窜出桥口来迎接我。它的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孩，恍惚之间我还以为是正月子呢，后来才看清是银针。在我的眼皮底下，他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家锅屋的顶上，烟囱正冒着烟，想必继芳正在做饭。我的心里不无踏实，甚至有一点愉快。一片苍茫静谧的暮色里，我看见银针的手上拿着一件什么东西，白晃晃的。银针正将那东西高高地举过头顶，摇晃着。
“信，爹，我们家的信。”银针跑得气喘吁吁的。
这事儿的确新鲜，难怪银针要跑出来迎接我了。
锅巴上蹿下跳，银针呼呼地吸着鼻涕。我接过来那封信，还没有看出个究竟，银针又说，“爹，罗晓飞是谁呀？这上面写的是罗晓飞。”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银针还没有到知道这些事的年龄。将来，等他长大了，我也许会告诉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谁知道呢？我问银针，“你认识上面的字？”
“不认识，是我哥叫我问的。”他说。
看来这封信引起了小哥俩的怀疑，我心里略感不安。我对银针说，“等明年你上学了，就认识字了。”
然后，我们父子就跨进了家门。我的手上拿着那封信，银针跟着我，他的身后跟着锅巴。我们从堂屋里来到灶间。
继芳正在锅上忙活，正月子坐在灶后的小板凳上烧火。他的身上斜挎着书包。现在正月子即使放学到家，书包也不舍得放下。喜欢学习，这是好事情。
继芳头也不抬地说，“是贵爷爷让大秃子送来的，我没让他们拆，是你家来的信？”
她说话也太不顾及场合了。我注意到，小哥俩的耳朵竖了起来，正在观察我的反应。继芳还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没啥，不是家里来的。”我说。
“莫不是邵娜写来的？她过得咋样呀？信上都写了些啥？”
我没有回答。这时银针问他妈，“邵娜是哪个啊？”
我用眼睛看着继芳，她张了张嘴，就又闭上了。这时候听见“哐啷”一声，正月子把火叉戳到了锅上。他对他弟弟说，“是个女的，前几年在我们村上，你还小，不记得了。”
我看了看小哥俩，把信顺手塞进了口袋里。
晚饭后，继芳安顿小哥俩睡下了（我们打了一张高低床，支在锅屋里，小哥俩一上一下地睡在上面），我倚靠在床头（我和继芳的床也早不是凉车子了，而是一张正正经经地双人架子床），从枕下（枕头也不再是两块土墼，而是塞了稻壳的软和枕头）摸出一包纸烟。“这烟怎么就只剩半包了？”我问。
继芳说，“大秃子来送信的时候，我给了他几根。”
说着她也钻出了被窝，往床头一靠，和我坐了个并排。因为提到了信，继芳来了精神。我看了看身边的女人，她身上穿的也不再是什么肚兜了，而是我从梦安买来的乳罩。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我说，“是邵娜的信。”
“我说的吧？”继芳说。“她都说了些啥？过得咋样呀？”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我说，“她考上大学了，还说托人运动了一个单位，人家愿意接收我，让我回南京。”
“真的？”继芳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又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邵娜说，机会难得，让我去南京面谈，至于档案什么的以后再想办法。”
继芳“哦”了一声，眼睛更亮了。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回去的。”
继芳哗的一下在床上坐直了。她转过身子，从正面看着我。“干啥不回去？”
“这还用问吗？”我说，“我的家在这里，儿子在这里，你在这里。”
“别忘了，你姓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姓罗，姓罗的家不在这摊！”
我不禁愕然，继芳的反应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听说我要回南京她会千方百计地阻拦呢，会哭得死去活来呢。没想到呀没想到。难道说继芳说的是反话？正因为怕她有激烈的反应，我才把不回南京的话说在了前头。实际上，我也的确没有想过要回去，压根儿就没想过这回事……
只听继芳说，“你姓罗，银针也姓罗，你们是从南京来的。”
“我从南京来的不假，银针怎么也成了从南京来的？”我说，“你糊涂了不成？”
“我没有糊涂，银针是在县城里生的，是城里的伢子，南京也是城里！”
什么时候，继芳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了？什么时候她学会了据理力争（虽然说的都是歪理）？继芳激动得不得了，把被子都掀了起来。我说，“继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回南京？”
“这么多年了，我们罗家受了多大的委屈，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她说。
“我们罗家？继芳，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从你进这门的第一天！”
“我不信。”
“信不信都一样，我第一个男人姓范，第二个男人姓罗，现在，我是罗家的媳妇！”
她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我生怕吵醒了小哥俩。锅屋和我们的房间中间只隔了一间堂屋。虽说里屋的门上如今已经不是草帘子了，但那门是向日葵的秆子扎的，上面糊了一层泥巴，隔音效果自然很差。何况小哥俩已经有所怀疑了。我不禁柔声说道，“继芳呀，不要那么封建好不好？都什么年代了，什么罗家的媳妇，范家的媳妇？你是我的女人不就完了吗？”
“这么些年了，我不清不白的，你也不清不白的。”说到动情处，继芳哭了起来，“我对不起正月子他爹，也对不起你……”
哭了就好，继芳不再大叫大嚷了。我在床沿上掐灭香烟，拉过对方，将她搂得很紧很紧。继芳把脸埋在我的怀里，哭成了一个泪人儿。眼泪、鼻涕涂在我的胸脯上、肚子上，继芳还不断地磨蹭着，想在那一片泪迹的皮肉上擦去她的眼泪。当然了，只会越擦越多。我尽量温柔地拍打着继芳厚实的脊背，摇着头，“真没有想到呀……”
的确，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继芳要我回南京，更没有想到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况且，得到的这个男人——也就是我，比以前的男人还要称心如意。以前，我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我以为她也是这么想的吧？她不应该感到委屈，应该感到庆幸才是。这种感觉到底是继芳给我的呢？还是我本来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说，继芳不是人吗？不是一个有心有肺的好女人吗？不会因为发生的一切而感到痛苦吗？难道说，感到痛苦的就只有我和邵娜？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也是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那我们又有何痛苦可言呢？这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得到不同的男人或女人是一种损失，为什么继芳就是捡了便宜？还是那句话呀，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
这颗肉长的心，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和继芳的声声哀鸣就隔着一层皮肉。它总算是听见了。
40
两天后，我上路去南京。我换上了最好的衣服。继芳准备了一化肥口袋的土产，绿豆、小米、花生、晾干的黄花菜什么的，让我捎给邵娜。礼九驾上牛车，送我去梦安搭车。
如今，驾车的已经不是闺女了，而是两头年轻的公牛，一黄一黑。牛是新的，但车仍然是老的。礼九坐在车上，手里照例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这回他没有只做做样子，而是结结实实地抽了下去。两头牛护疼，将牛车拉得飞快。但再怎么快，也赶不上公路上跑的班车呵。成集到梦安的班车去年就已经通了。这时候，一辆前脸凸起的大红色的班车从我们的身边飞驰而过，灰土扬起，我不由得打了几个喷嚏。
“有班车不坐，要坐咱的牛车！”礼九嘲笑我说。
“多少年不坐汽车，不习惯了。”我说。
“到了县上，你还不是要坐汽车回南京？不至于我把你拉到南京去吧？”
“能挨一时是一时，我们也好说说话。”
“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你倒是满世界地跑起来，日后要听你说了。”
“我就去一趟南京，隔天就回，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跑就刹不住喽，我晓得！”
说完，礼九一抬手，给了黑牛一树枝。牛车颠动起来。“这两头牛没咱闺女拉得稳当。”他说。
“谁说不是？现在谁还买牛？都买拖拉机了。”
“仁军是想买手扶子，队上凑巴凑巴，也能买得起，但贵爷爷不依，仁军拗不过他。”礼九说着又给了黄牛一树枝，“也幸亏是牛，要是手扶子我还不晓得咋开呢，那是伢子们的事情了。”
过了东风桥，我就让礼九回老庄子上了。我扛着化肥口袋，穿过梦安县大街直奔县城的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车票。上车的时候，我要把口袋也扛上去，司机拦住不让。所有乘客的行李——包袱、箩筐、旅行袋都被放上了车顶，车站上的人在上面蒙了一块油布，然后用绳子带住。
车行途中，我的心里一直不很踏实，惦记着化肥口袋，生怕它从车顶掉下去，或者到南京的时候忘记拿了。一面这么想，我一面对自己说：你真的已经是个乡下人了，心系绿豆、花生，真是没出息呀！然后，我就心事重重满怀忧患地睡过去了。
中途醒了几次。窗外是田野、树丛、波光闪闪的小河，以及泥墙草顶的房子。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事物，这会儿看上去不免新鲜。但看得久了，也就不新鲜了，毕竟只是田野、树丛和小河。大平原此刻就像一只转动的圆盘，尽头的边缘呈现出一道明显的弧线。长途汽车就像在兜圈子，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了。莫不是碰见了老庄子上的人说的“鬼打墙”了？
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南京。我之所以知道是到了南京，是因为车停了。司机按了按喇叭，一面跨出座位一面说，“到南京了。”
果然是南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车站上的房子灰蒙蒙的，空地上停了一溜脏兮兮的大客车。一个人提着一只破铁桶，正把桶里的水往一辆车的窗户上泼去。泥泞不堪的地面上印着横七竖八的车辙。下了车的乘客扛着行李、提着旅行袋满院子乱走，在寻找出口。一概都是灰头土脸的，满脸的焦虑。这一切和我记忆中的南京真的很不一样。随即，我反应过来了，不是和记忆中的南京不一样，而是和想象中的南京不一样。关于南京，我早就失去了记忆，只有想象了。
我觉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空气中飘荡着汽油和煤烟混合的气味，非常难闻。充斥于耳的南京口音也让我不知所措。然后，我就看见了大许。
他比以前胖多了，还戴上了眼镜。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尖头黑皮鞋。即便如此，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显然，是邵娜让他来接我的。
大许奔了过来，非常热情地在我的肩膀上又打又拍。“你终于来啦，你终于来啦，多少年了……”他说。
“是呀，是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没变，没变，还是那么的精神那么瘦，这就好，这就好……”
大许拉着我向车站出口走去。我不作他想地跟着他，差一点真的把嘀咕了一路的化肥口袋忘在了车顶上。
然后我们上了三十三路电车，前往南京工学院。邵娜在南工的招待所里帮我登记了房间。她的父母是南工的老师，这我以前就知道，不知道的是邵娜目前就读的大学也是南工。大许告诉我，他们（他和邵娜）现在也住在南工的一间宿舍里。
总之，在那辆拥挤不堪汗味熏人的电车上，大许说得最多的就是“南工”这个词，“南工”这“南工”那的。敢情他们的南工就是我的老庄子。而关于老庄子我什么都没有说，大许也没有问。
开门进了招待所的房间，大许让我收拾一下，然后去他们家吃饭。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把化肥口袋从肩膀上卸下，往水泥地上一撂，都不带磨正的。之后，我就在那张被日光灯照得一尘不染的床上坐了下来，搓着手，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大许问我要不要洗把脸？我摇了摇头。他又问我要不要上厕所，撒泡尿？我这才意识到膀胱胀得厉害。感谢大许的提醒，我去了趟卫生间，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白瓷马桶是那么的洁净，打扫得那么干净，我都舍不得撒呀，但还是撒了。好歹我是个南京人（有点恢复自我意识了），知道冲马桶，而无须大许的提醒。他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我撒尿的时候大许始终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看着，看看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然后，我们就带上了房间的门，走了出去，来到了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我跟着大许在一栋栋的大楼间穿行，楼面上的窗户里都已经亮起了灯，真的是灯光熠熠。我似乎听见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实际上不过是我的幻觉，并没有什么人在读书。校园里只有人声汹汹，黑影条条，那些楼，不过是一些宿舍楼罢了。关于大学，我的想象力不过如此，除了知道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就不知道别的了。
大许的家（同时也是邵娜家）住在一幢筒子楼里。到了楼内，灯光反而昏暗下来，不像在外面看见的那么刺眼了。我们顺着破旧的楼梯向上爬去，来到二楼的一条走廊里，光线更加暗淡，和点煤油灯也差不了太多。实际上，那走廊里根本就没有灯，灯光是从一扇扇半敞的宿舍的门里透露出来的。走廊的两边堆放着纸箱、木箱、煤墼、破桌子等杂物。几乎每张破桌子上都放了一只煤油炉，一些男人或者女人正扎着围裙在上面做饭。油烟味儿混合着肉香弥漫了整个楼道，嗞嗞的煎炸声和咔嚓咔嚓的炒菜声此起彼伏。
邵娜亦然，正站在自己家的门口炒菜。看见我和大许走过来，她打了个招呼，让我们进屋去坐。她那么的随便，就像我每天都来他们家串门一样。面庞在门口的灯光里一闪，我也没有看清楚，大许就把我拉到里面去了。
他们住的房子只有八九个平方，有一张大床和两张拼起来的课桌，墙角上放着几只摞起来的皮箱以及纸板箱。此外就是一个脸盆架子，两张凳子，一只竹子做的小书架。锅碗瓢盆作料瓶子沿墙根放了一溜。到处都是书，小书架上根本不够放，蔓延到各处。地上还放着一捆捆的没有拆开的书。这些无处不在的书不仅使房子里显得十分凌乱，也让我不禁自惭形秽。
大许让我在床沿上坐下，那是他们家最好的座位了。桌子上面已经放了好几盘炒好的菜，一个肉丝炒芦蒿，一个清炒马兰头，还有一盘从外面剁的盐水鸭。都是典型的南京特色。看来他们把我当成外地人了，或者是为了照顾我的思乡之情，也是说得通的。
然后，我的目光上移，看见了床头的墙上挂的大许和邵娜的结婚照。闪亮不已的镜框里，他俩一个穿着白色的婚纱，一个西服领带。两颗幸福的脑袋紧紧地挨在一起，胸前捧着一大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我怎么觉得照片上的这一对比照片外的那一对更相配呢？显然，我是嫉妒了。但也许我嫉妒的不是大许，而是大许和邵娜，是他们俩。
“娜娜，别忙了。”大许冲着门外叫起来，“晓飞又不是外人。”
“不要忙了，不要忙了。”我也说。
邵娜端着一盘香肠炒鸡蛋走了进来。她扎着围裙，手上拿着白铁锅铲，身上一股炒菜的味道。终于来到了灯光里，胖了，也老了。但即使再老，也比继芳年轻呵。邵娜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说，“也没有什么好忙的，家常便饭。”
大许拿出一瓶通化葡萄酒，动用开瓶器很不熟练地将其打开。然后将酒分别倒进三只玻璃杯里。三个人坐下来开始吃饭（同时喝酒）。由于相隔已久，不免生疏，开头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邵娜问我坐车是否顺利？家里可好？等等。突然大许举起他的玻璃杯，在我的杯子上咣啷碰了一下。他喝了一大口葡萄酒，说，“晓飞，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对不起你呀！”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哪里，哪里……”
“我对娜娜说了，晓飞的忙我们一定要帮，不帮你那帮谁呀？”大许说。
邵娜打断大许，“喝酒，喝酒，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
大许不理邵娜，继续对我说，“晓飞，我心里有愧啊！”
这是前兆，我太了解这个人了，接下来……于是我赶紧说，“我过得挺好的。”
“你过得好那是你的事，我们对不起你，那是我们的事。”
“你喝多了吧？说些什么哪！”邵娜说。
“我没喝多。”大许说，然后又转向了我。“晓飞，这次联系南京肉联厂，是我们家的老关系。”
“了不起！”邵娜讽刺道。
我说，“谢谢，谢谢。”
“谢什么谢呀，我们欠你的情这辈子也还不清呵！”
“是你欠他的吧？”邵娜说，“别把我也扯上！”
“我欠他的不就等于你欠他的？”
“不等于。”
“好好好……”大许一时被噎住，找不出词儿来反驳邵娜了。
他俩一来一往地戗上了。这样也好，我就可以不用说话了。
看这架势，他们经常抬杠。虽说是抬杠，我觉得这里面却包含着某种甜蜜和默契。大许和邵娜就像是一对老夫妻，或者说是一对可以过到老的小夫妻。邵娜越是表现得和大许对立，这一点就越是体现得非常明显。我注意到他们长得也越来越像了。
在这场小夫妻无谓的争论中，大许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言语也比较收敛。而邵娜控制局面则显得游刃有余，异常的有把握。所以说，我也不必过分担心，大许并不会像当年那样的借酒撒疯，弄得难以收拾。
果然，大许不再提谁欠谁的事了，抑制住了他的感情。但大许就是大许，不甘寂寞。又喝了几杯后他说，“哎，晓飞，这次来要不要见见吴刚？他听说你来了可激动了。”
“下次吧。”我说，“这次来主要是办事，明天还得赶回去。”
“那也好，等你办回了南京，大家见面的机会那还不多吗？”大许显得很通情达理。他那澎湃的情绪始终被邵娜压制着，也真够难为人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吴刚他现在在干什么呀？”
“没啥出息，”大许说，“在四川酒家干厨师。我虽然在厂子里，好歹也考上了电大，娜娜就更不用说了，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
“你越说越没劲了。”邵娜说。
大许也不以为意，哈哈一笑，“我罚酒，我罚酒。”端起杯子，一口干了。
大许还要再开一瓶葡萄酒，被邵娜拦住了。“晚上还要办事呢。”她说。
吃完饭，邵娜领我去了金处长家。
这金处长是我办回南京的关键性人物，南京肉联厂的人事处处长。人虽然在肉联厂上班，家却住在南工的校园里，可见和南工是有渊源的。至于是什么渊源，我没有多问。你说呀，要是金处长和南工没有一点关系，邵娜的家里又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大许说是他们家的“老关系”，显然是以邵娜的家人自居的）？
去金处长家以前，我回了一趟招待所，去扛那个化肥口袋。邵娜在招待所门口的路灯下面等我。口袋扛下来后，我说，“里面的东西有一半是给你和大许的，先去你们家放下。”
“不用了，不用了，”邵娜说，“办事要紧。”不由分说，她就拐上了一条向右的砖铺小路。
那条路和他们家的筒子楼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好扛着口袋跟在后面，一面很后悔没有将给邵娜他们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变笨了，像个傻瓜似的，任人牵着鼻子随便摆布。
金处长家的房子也很破旧，是老房子。看得出来，他们一家在里面住得有些年头了。客厅非常窄小，放了一张吃饭的方桌。金处长家已经吃过了。黑乎乎的天花板上垂下一只二十瓦的白炽灯泡，照着桌子上的一只贴了胶布的纱布菜罩，里面罩着几碗剩菜。房子里有一股隐约的饭菜馊味儿。一个小姑娘正趴在桌子边上做作业。
我们进去的时候，金处长正在一只脚盆里洗脚。他不急不忙地抬起腿来擦脚，一面让小姑娘进屋里去。擦完脚，金处长趿拉着拖鞋去倒洗脚水。他说，“你们再不来，我可要去睡觉了。”
倒完洗脚水回来，金处长说，“自己找个地方坐。”
邵娜在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
一个半老太婆模样的女人从里面的房间里端了两杯茶出来，放在桌子上。邵娜和她打招呼，“阿姨，打搅你们了。”
女人微微一笑，没做回答，就又进去了。
这时候，我仍然站在门口，肩膀上扛着化肥口袋。因为金处长让“自己找个地方坐”，似乎不是对我说的。他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过我，就像我压根儿不存在一样。还是邵娜说，“把东西放下吧。”我这才放下了口袋。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活跃一下，于是从怀里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上前一步递给金处长。“处长，吃烟。”
“我不抽烟。”金处长说，总算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是罗晓飞？是从南京下去的知青？”
“是。”我说。
金处长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吹开茶叶，喝了一口。敢情，那两杯茶并没有我的份呀。
“这就奇怪了，我们经过外调，说是罗晓飞七二年就死了。”金处长说。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在踌躇，邵娜开口了。“金叔叔，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听我解释……”
“小邵呀，”金处长打断邵娜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你爸爸也帮过我的忙，说起来都是自家人。正因为如此我就更要对你负责任了。这年头，什么样的人没有呀？你可不要上了坏人的当……”
我不由地脸红起来。这个“坏人”显然是指我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邵娜也急了，嚷嚷着说，“他不是坏人，我们是中学同学，下放的时候也在一个生产队上。”
金处长蹙眉沉思。“你和他多少年没见了？”
“四年。”
“还是呀，四年没见，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吗？我们外调的结果，罗晓飞七二年就死了，也就是说他七年前就死了。”
金处长的意思很明白，我是一个冒牌货，冒名顶替罗晓飞，也就是我自己。这事儿的确够荒唐的，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荒唐。让我感到荒唐的只是这里面的逻辑，然而羞愧慌张的情绪却告诉我，金处长说的没错，是一个事实，我被揭穿了。此刻，这个骗子就站在这里，被他们议论着。我真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算了。
只听邵娜说，“如果他七年前真的死了，那我四年前见的又是谁呢？”
逻辑严谨，不容辩驳，甚至于咄咄逼人。看来邵娜也真是急了。她一急，本性就暴露无遗。邵娜的本性在我看来就是不依不饶，还有让人受不了的冰雪聪明。金处长顿时语塞。
邵娜刹不住，“难道说，我见的是鬼不成？”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金处长，你得听我解释。”
一个自称“我们”，一个称对方为“金处长”，显然事情已经谈崩了，连我这个出土文物都看出来了。下面就看怎么收场了。
金处长说，“小邵，不是我不听你解释，你一个人的解释也没有用，我们办事得凭材料，只要他能拿到梦安县知青办公室的证明，证明他是一个知青，我们厂就接收，其他事情我们不想问也问不了……听说那个罗晓飞还是畏罪自杀的……”
“不是那么回事。”邵娜说。
“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只要他能拿到知青办开的证明，不管是谁我们都接收。”
“只要能拿到证明？”
“只要能拿到证明。”
金处长总算下了台阶，邵娜也总算是抓住了一根稻草。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我们就走了。刚走到门口，金处长叫住邵娜说，“让他把东西拿走。”
邵娜还在推让，我上前一步，扛起化肥口袋就出门去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口袋里还有继芳让我捎给邵娜的黄花菜呢，不能就这么白白地给糟蹋了。
走到楼下，邵娜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她责备我不识时务，没有把化肥口袋留在金处长家。看她着急上火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邵娜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吗？于是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扛着化肥口袋，准备反身上楼送回去。邵娜把我拦了下来。
“算啦，”她说，“你交给我吧，回头我再递过去。”边说边来抢我的口袋。
这哪成呀。于是我们就在金处长家的楼下拉扯起来。我说，“现在我扛，哪天送来的时候你再扛。”
“我就不能现在就扛吗？”邵娜说。
最后，邵娜抢下了口袋，扛在肩膀上向前一阵疾走。看着路灯下婆娑的树影里邵娜别扭的姿势，我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已经很久没有干体力活了，况且是扛口袋。这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邵娜坚持侮辱自己，我也没有丝毫办法。
41
第二天，我执意要回梦安，邵娜也没有阻拦。她的意思是让我快去快回，去县知青办开了证明，尽快赶回南京。
大许一大早就去厂里上班了。邵娜上完两节课，送我去长途汽车站。由于时间尚早，我突然想起来去看一眼父亲。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压制不住了。邵娜反复地劝阻我，但无济于事。
邵娜的意思是我现在的身份特殊，老人没有准备，何况胜利在望（我看不出来），千万不要有什么差池。等有关的手续办妥了，再去看我父亲也不晚呀。邵娜又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让我再咬牙忍一忍。
是啊，是啊，这么多年了，我甚至很少会想起父亲。我认为我们这辈子肯定是见不着了。我从来都不敢想和自己的父亲见面的情景。可现在，有什么已经起了变化，我已经来到了南京。父亲就在不远处的那栋房子里，正凭窗而立，等待着他的儿子。再让我遵守当年的誓言已经不能够了。
一股莫名的勇气突然升起，在它的支撑下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不顾街上车来人往。好在回家的路我非常熟悉，况且目标异常明确。邵娜跟在我后面，一路小跑着。她不断地提醒我，“当心！当心！”
来南京后还是第一次，不是别人带着我，而是我领着邵娜向某处进发。
街景这时候也起了变化，滚滚向前的车流不再像以前那么令人畏惧了，城里人看上去也不再那么的凶悍霸道了。由于疾走，我不禁带起了一阵风，路边的行人纷纷避让。甚至那些高楼大厦也不再一味高大，显示出可亲的一面。
过马路的时候，我差点没被一辆带挂斗的解放牌卡车撞倒。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大声地骂道，“不想活啦，二哥！”
我并不觉得这是骂人话，就像我真是他的二哥一样。邵娜赶紧上前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脸色吓得煞白。然后我们过了马路。
终于到了北下路旁边的三条巷。十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的僻静。脚下的石子路隔着鞋底硌着我的脚，让我觉得那么踏实。我又看见了煤炭店、老虎灶、剃头店门前旋转不已的幌子。卫生院长长的围墙上探出盛开的月季，似乎还是十年前的模样。这番光景不禁使我激越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变得复杂难言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邵娜终于和我走成了并排，她仍然在劝我，“晓飞，还是别去了吧。”
“我就看一眼，没准爸爸不认识我了呢。”
“别把老人吓着了。”
“不会的，我有数，你尽管放心。”
“等把手续办完了，回了南京，再向你爸爸报喜也不迟呀。”
“要是办不下来呢？再说，我也不想再来南京了。”
邵娜急了起来——八成是故意的。“你怎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办这种事哪有那么顺的？总会碰到困难的。金处长不是说了吗，只要知青办出一个证明，他们就接收。”
“谈何容易，”我说，“要是我爸他还能动，让他跑一趟肉联厂，证明我是他儿子，也省得我去开证明了。”
“你真是在乡下待久了，脑子转不过来。”邵娜说，“这种事得单位出面，私人证明哪能行呀！”
反正，她就是不希望我去看父亲，这点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也懒得多费口舌，对邵娜说，“反正我想去看看。”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四十八号大院门口。邵娜知道不可能再阻止我，蹙着眉头说，“那你进去吧，我这儿等你。”
我也不勉强，用手整了整衣服领子，就推开铁皮大门进了院子。
我们家住在院子东边的那排平房里，左手第二个门。很久以前，左手第三个门也是我们家。“文革”以后、我下放以前那间房子就被父亲单位的一个军代表的亲戚给占了，理由是我们家一共两个人，一间房子够住了。这当然和父亲遭到批判有关。他长年待在“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实际上后来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和父亲掉了个个儿，我去了广阔天地，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参加生产劳动，回了南京。父亲的问题也有了初步结论，叫作“靠边站”。工资照拿，但需要在当地居委会的监督下从事改造。一段时间以来，四十八号大院里的公共厕所就是归我父亲打扫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下放的头几年里从父亲不多的几封来信中得知的。毕竟十年过去了。
此刻，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院子变小了，就像以前院子的一个缩小的模型。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比例不对。是我长大了？还是在广阔天地里待久了？或者时间化作空间，使往昔变得窄小？
其次是院子里过分安静，几乎没有人——当年它可是非常热闹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哐的一声将自行车提过院门的门槛。
右边的平房前面，一个女人在两棵大树间拉着的铁丝上晾被子，一面晾被子一面拿眼睛觑我。
父亲的房子门窗紧闭，那门窄小得令人生疑。但无须怀疑，当年我用铅笔刀刻画的一个小人儿犹在，只不过刻痕已经暗淡，变脏了。我瞄准那小人儿，用右手指关节在上面叩击。就这样敲了好一会儿，门后终于有了一些响动。啊，我的老父亲趿拉着拖鞋来开门了。我告诉自己，无论父亲多么老迈都不要吃惊呵。可门打开后，我还是惊讶不已，万万没有想到，门后站着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少妇。套着一件宽大的男式圆领汗衫，下面是一条印花睡裤，满头的卷发器摇曳。
少妇面颊浮肿，眼睛里的一丝惊愕瞬间转变成了厌恶。“你找谁？”
我怯生生地问，“请问罗家生在吗？”
“不认识！”说着少妇就要关门。
我心里想，这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我的父亲就永远地被关在了后面。情急之下，我伸出一只脚，插在门扇与门框之间，问少妇道，“这里是罗家生的家吗？”
“不是！”少妇说，又要去关门。
我稍一犹豫，脚缩了回来，那门便在我的眼前重重地关上了。
院子里的那个女人这时已经晾好了被子，手里拿着一柄“爬山虎”在被子上面噗噗地拍打。空洞的响声在四周回荡着。我在平房前面徘徊了几步，最后鼓足勇气，再次返回去敲门。
这次门开得很快，就像那少妇关上门后就一直站在门后。她不无愤怒地看着我，头上的卷发器互相磕碰起来。
“我想问一下，罗家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里没有姓罗的！”
然后砰的一声，门又被关上了。一句“二哥！”随着空气被从门缝里挤出来。这回，我再也无法领会它亲切的含义了，意义分明，是在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我走出四十八号大院。一面走一面心有不甘地回头张望着。邵娜蹲在路边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下面，看见我，站了起来。我告诉她说，“我爸不住在这儿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邵娜没有搭理我。她的脸色蜡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问。
邵娜没说话，转过身去就走。我只好跟在她后面。现在又变成她领着我了。
“邵娜，你到底怎么啦？”我再次问道。
她突然就停了下来，和走的时候一样突然。“叫你不要去，你不听！”邵娜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里一阵发毛。
她的反应不可能是因为在生我的气，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我脱口而出，“我爸他怎么啦？”
邵娜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十分柔和，脸庞发亮，就像夕阳一样映入我的眼中。那是一种纯粹、深入而又如此遥远的关切之情。从邵娜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却干巴巴的，“罗伯伯两年前就去世了。”
“是吧。”我说。
42
车到梦安时已是傍晚，没有班车去成集了。即使有班车，我也不会马上就赶回去，因为已经答应了邵娜，要去县知青办开那个证明。离开南京以前，邵娜曾对我说，办回南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事了，而是她的事。如此一来，我反倒是有了一些动力。想起自己千里迢迢地前往南京，不也是因为继芳吗？这是两个给予我动力的女人，或者说是左右我行动的女人，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我在继芳生银针的时候住过的那个小旅社里登记了一个床位，脱了鞋就上床了。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同住一屋的人进进出出，但我并不觉得受到了打扰。比起在南京住招待所的单人房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想起了父亲，有些难过，但也不是那么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是想见而没有见到他，几乎见着了，但终于还是没有见到。
邵娜说我父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就好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和我想见而没有见着的不是同一个人。一个已经去世，另一个则不见踪影、无处可寻。这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自打七年前在老坟地我对父亲三鞠躬后，他就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是不会再死的。如果我不去南京，就不会有这档子的事儿了。当然啦，如果那天开门的不是一个戴着卷发器的少妇而是一个衰弱不堪的老人，还有我父亲已经死了这回事吗？父亲从那扇我熟悉的门后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说不清楚呵，也想不明白，生与死。然后我就睡着了。
蓦然醒来，看见父亲就站在我的床前，满脸苦愁地注视着我。不，那不是我父亲，而是一个半夜进来住店的人，一个和我父亲同样老的却活着的老人。
“小伙子呀，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大了，像开火车似的，能不能小声点？”他说。
于是后半夜，我就不敢睡着了，听着那和父亲同样老的老人打着我这样年纪的人才打的呼噜。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县委大院，梦安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就设在大院里。我生怕在门口被门卫拦下。还好，进门的时候很顺利。也许是在南京待了两天，我的气质有了变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我，甚至还向我指点了知青办的所在。
那知青办设在一栋平房末尾的一间房子里，门庭冷落，十分萧条。顺着平房向前走的时候，草越来越深，几乎都长到砖头铺的小路上来了。知青办的牌子也已经歪斜，字迹也已褪色。看来，知青工作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快收摊子了。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著名的戴主任，其名头在知青中间如雷贯耳，我则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另一个看来是普通的办事员，甚至连办事员都不是，也许是勤杂工。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用一把拖把在拖水泥地。戴主任则坐在桌子后面，用一把指甲刀在修剪指甲。那指甲刀拴在一个钥匙圈上，钥匙圈上挂满了钥匙，并有一根银色的链子连在腰带上。因此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有稀稀哗哗的声音发出。
我说明来意，请他们给我开一张知青身份的证明。戴主任给我的感觉是，这件事与他们无关，我跑错地方了。虽说如此，他并没有赶我出门的意思。大概是太无聊了，正好来了一个人，不免可以消磨一番时光。我倒是愿意他们尽快打发我走人的，无论这证明开还是不开。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可以给邵娜一个交代了。对继芳也是一样。
“怎么才能证明你是罗晓飞呢？”戴主任问。
“要是我能证明，就不来找你们了。”
“只要你能证明你是罗晓飞，我们就给你开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
“这么说，你们是不准备开这个证明了？”
戴主任撅起嘴，吹掉玻璃板上的指甲屑。他说，“罗晓飞是知青不假，但他七二年就已经死了，我们有他的档案，你得首先证明他没死才行。”
“我没有死，我就是罗晓飞。”我说，“你说的那件事我也知道，是王助理办的案子，七二年的时候他是我们公社的公安助理。但我今天来不是要翻案件，只是求你们开一个证明，这是两码事。”
戴主任不禁有点生气，把指甲刀往桌子上一拍。“你不要跟我绕，别想把我绕糊涂。”他说，“你说你是罗晓飞你就是罗晓飞啦？”
“我们能不能不谈我是不是罗晓飞的事？我要的只是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跟他的死活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说。
戴主任抬起头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了会意的笑容。“我晓得你的意思。”他说，“就算是罗晓飞死透了，化灰成泥，我们给你开这个证明也没有用！”
“怎么没有用？”
“这都想不过来？罗晓飞是畏罪自杀的，奸污生产队的耕牛，破坏春耕生产，就算他没有死也是个现行反革命，应该被开除知青队伍。罗晓飞不管死活都不能算是知青。我说你们这些社员群众，也不动动脑筋，尽想好事儿了！就是想好事儿也要找对路子呵！”
“找对路子？”我问。
“是啊，至少也得找个正常死亡的，要是能找到为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那就更好了。找个反革命，那不是找死吗！”
“找死？”
“便宜没占到，还要背一辈子的黑锅，不是找死又是什么？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戴主任的话是建立在不相信我是罗晓飞的前提上的。看来，证明我是罗晓飞的确是必要的，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蒙混过关。这个人并不傻，戴主任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真正傻的是我们，我和邵娜，以为跳过翻案一节就能糊弄过去，就能开出知青身份的证明。我故作无辜地问对方，“你怀疑我冒名顶替？”
戴主任哈哈一笑，说，“不是怀疑，你就是！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这二年知青大返城，也不是你一个人动这种心思。也有社员办成功的，花钱孝敬、找关系走后门，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天津，去哪里的都有。但人家的路子对呀，像你这样的，就是肯花钱，我们也不敢帮这个忙。给你开了证明也是白开，人家单位也不会接收，那不是骗你吗？”
我赶紧接过戴主任的话茬说，“南京的单位我已经联系好了，只要你们开证明他们就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