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问。
医生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又说，“公社。”
突然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提问，并且是针对我和继芳的。我赶紧回答，“成集。”
医生低下头去，大概是在纸上写“成集”二字。然后他又说，“大队。”这回没有抬头看我。
“大范。”我说。
“生产队。”
“大范一队。”
“成分。”
“贫农。”
医生第二次抬起头来，脸上总算是有了一点表情，但说不上来是什么表情。说话的句子也长了许多。“你们为什么不在村子里找一个接生婆，大老远地跑到县医院里来凑热闹？”说着用手拉了拉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
我赔着小心说，“不卫生。”
医生眼睛一亮，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奇，开始研究起我的面孔来。这时候，草帽被我抓在手上，并没有戴在头上。我不禁被对方看得发虚。过了半天，医生问我说，“你念过书？”
我说，“念过几天，高小毕业。”由于说了假话，心里更虚了。
医生的头又低了下去。“怪不得呢。”他说，“我要向医院的领导汇报，你们明天再来。”
向领导汇报？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在医院里生孩子吗？医院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于是我对医生说，“我们带了钱，不会欠账的，看看什么时候能……”
医生打断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明天再来。”
难道说，继芳肚子里的孩子有问题？看来事情只能是这样的了。情急之下，我不由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是不是检查下来，伢子不好啊？”我问。
医生说，“不是的，不是的，你想多了！”他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生不生？怎么生？是需要向领导汇报的，我们医生也做不了这个主！”
还真是这样，生孩子要领导批准。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不那么意外。这年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呀？什么事情不需要批呀？什么事情不要托关系、走后门……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城里人打交道了，不知道现在的规矩，但生孩子需要走后门也是说得通的。
我摸出那包大前门，递给医生——差点忘记了，幸亏他的提醒。“麻烦你帮我们说说，争取一下……”
医生看都没看，用手将大前门往桌边一扫。玻璃板到墙壁之间已经聚了一堆香烟，看来都是来看病的人孝敬医生的。不同的是，那些都是散烟，而我送给医生的是整整的一包。
医生挥了挥手说，“下一个！”护士应声开门出去叫人。
这时我才注意到，继芳站在我身后，颇为艰难地挺着大肚子，一只手抵在腰上。我和医生说话的时候，她就一直怎么站着。继芳的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当天，我们没有赶回老庄子上，因为第二天还要去县医院。我找了家小旅社，用卖生姜的钱要了三张铺位。我没有和继芳住一屋，她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另外三张床上都睡了人，并且都是女人。自从我成为为国后，还是第一次和继芳分开住，难免有点不习惯。
我和礼九住一起，我们的房间里也有四张床。一个采购员模样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开门进去的时候正呼呼大睡。礼九倒是不在意，一把年纪了，上床后竟然翻了两个跟头，也不怕碰着老胳膊老腿的。按照他的话说，这么些年在外面闯荡，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床，甚至连旅社的门朝哪边开的都不晓得。我心里想，就当住旅社是对礼九送继芳来梦安的酬谢吧，他也就不枉此行了。
闺女则被拴在旅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临睡前礼九去墙根那儿拔了一些草，丢在它的嘴边。女服务员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去看闺女，礼九进屋后她们还在看。我听见窗下有人惊喜地叫道，“牛拉屎了！牛拉屎了！”好像牛拉屎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一样。
第二天，我领继芳又去了县医院。礼九和闺女，包括那辆牛车就留在了小旅社里。由于没有牛车跟随，一路上我觉得轻松多了，也没有人围观我们。只是苦了继芳，走路的时候双手一直撑着后腰。她的两条腿似乎变细了，像鸭子似的摆着身子。不过，继芳的情绪始终很高昂，县城里的新鲜事儿真是看不完，也看不够呀。由于没人看我们了，继芳看起人家来就放肆多了。
到了医院，我以为又要排队挂号。出乎意料，昨天给继芳看病的那个医生已经站在大门口了。他伸着脖子，东张西望的。看见我们，马上跑了过来。医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对我们说，“走，走，跟我走。”
他脸上的表情已不再那么严肃，似乎还冲我笑了笑。
年轻医生没有领我们去妇产科，而是上了门诊部的三楼，在一扇钉着“会议室”牌子的门前停了下来。我不免有点疑惑，未及细想，就被年轻医生推了进去。
只见一张长条大桌子，有六七张吃饭的桌子拼起来那么大，四周放满了靠背椅。桌面上则蒙着一块蓝布，上面放了一溜带盖子的白搪瓷茶杯，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直晃眼睛。房间的窗户显得异常宽大，就像前面没砌墙似的。外面就是半空以及几根稀疏的树梢。虽然离窗口还远，我却觉得随时都可能掉下去。我心里暗想，这不过才是三楼。到底是离开南京太久了，对楼房已经不习惯了。
这时候一阵风吹了进来，将整幅窗帘吹得呼啦啦直响。我又想，这得用多少布票呀？包括桌子上的那块布。得用多少布票多少布？能做多少身衣服了。一面这么想，我一面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已经完全是个农民了。我自然无法顾及继芳，想来她的惊讶更甚于我。
桌子背窗的那面，坐了五六个人。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看来是医生。居中的那人则是便服，穿着一件中山装，梳了一个大背头，看样子就气度不凡。果然，年轻医生一进来就喊“李书记”。
“李书记，人来了。”年轻医生说，也没有介绍我们。他拉开两把椅子，让我和继芳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李书记清了清嗓子，说道，“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经过研究，如果你们要在医院里生孩子，就必须施行剖宫产。”
“剖宫产？”我说，有点发蒙，一时想不起来这话的确切意思。
“就是动手术，从肚子里把孩子拿出来。”李书记说。
“这，这是为啥……”
李书记打断我，说，“并且剖宫产的时候不打麻药。”
这回我总算是明白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李书记停顿了片刻，大概是在看我的反应。然后他说，“我们打算施行针刺麻醉，就是用针灸的方式进行麻醉。你们放心，技术上非常成熟，我们的人专门去南京军区总医院里学习过。”
我小心翼翼地问，“有人做过吗？”
李书记一拍桌子。“问题就在这里！”他说，“梦安没有人做过，但南京、上海，全国做的人多了去了！也是县城里的人思想觉悟不高，不要说是剖宫产，就是自然分娩动个剪子什么的也要求打麻药。因此，这种体现了无产阶级医疗战线胜利成果的技术始终没有用武之地，你们是贫下中农……”
我脱口而出，“那我们也要求自然分娩，要求打麻药。”
李书记突然就动了气。他“呸”的一声吐出一口痰，大声说道，“要自然分娩你们回村子上找接生婆去，来这里干什么！”
李书记用鞋底在桌子下面擦着痰，口气稍稍缓和。“我劝你们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如果同意手术，费用我们医院全免了，每天还有补助。再说了，剖宫产明天就可以进行，自然分娩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这当口队上的农活忙吧？你在这里陪着媳妇也不是个事情，耽误挣工分。再说了，你们多住一天旅社就要多花一天的钱。”
的确说得句句在理，这孩子不是说生就能生的。这次检查以后我们还得赶回老庄子上，等继芳快生的时候再来。也不知道到底哪天生？要住多少天的旅社？不说住店上医院的钱，就是礼九送我们也得来回好几趟，人情大了也欠不起呀。但如果说，要平白无故地在继芳的肚子上划上一刀，我觉得还是没法接受。看来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回老庄子上找接生婆了，找为巧他妈。和老庄子上的人打交道，不仅是我的命，看来也是继芳的肚子里我孩子的命，是无法抗拒的。
想到这里，再多说也无益了。我站起来去搀继芳，对她说，“我们走。”
继芳赖着不动。她说，“能省钱呢。”看我的目光里充满了乞求。
见她这样，我就更不能让她的肚子上挨刀了。“你不懂。”我说，“剖宫产是要划开肚子的，能看见里面的肠子！”
“划就划嘛，我又没有那么金贵。”
继芳还是不肯动。她的身子那么沉，我一时半会儿也拉她不起。
这时，李书记又开口了。“还是女贫下中农的觉悟高。”他说，“再说了，剖宫产对男同志好啊，孩子不从下面走。”
我注意到，那几个呆若木鸡的医生互相看了看，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32
我终究没有拗得过继芳，最后我们同意在县医院里做剖宫产。当时继芳就被送进了病房里。我则回了小旅社，打发礼九先回老庄子。后者驾着牛车，哐里哐啷地出了旅社院子的门。我嘱咐礼九一个月以后再来，接我和继芳，还有伢子。自然我没有提剖宫产以及针刺麻醉的事。礼九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因此多说无益，说了也是白说。
礼九走后，我再次返回了县医院，找到了继芳的病房。继芳已经洗过澡了，换上了病号服。整个人焕然一新，甚至神采奕奕。继芳变漂亮了。一帮护士正围着她，又是量血压又是做记录。病房里四壁雪白，床单雪白，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开启以后，更是白得不可思议。
只有一张病床，继芳半躺在上面，盖着雪白的被子，正在吃一只削好的苹果。绕成一圈一圈的苹果皮还放在床头柜上呢。显然那苹果不是继芳自己削的。别说是苹果皮，就是苹果，在此之前继芳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吃了。站在这个富态的孕妇面前，我不免有点自惭形秽。这种感觉自打我们在一起以后还是第一次。后来我意识到，让我感到惭愧的不是继芳，而是这间病房。这样的地方，让人心里面多少踏实了一些。
那个年轻的医生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没有其他病人。晚上我可以在这儿过夜。说完，他就带着一帮如花似玉的护士出去了。
我在继芳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整整一夜，没有睡着。继芳让我上床来睡，我死活不肯。后来她也不再勉强了。
继芳也没有睡着，而是和我说了整整一夜的话。她如此兴奋，我想不是因为明天的手术，而是因为这张床。躺在这样的一张与凉车子天壤之别的床上，她又怎么可能睡得着呢？继芳说，“我们总算来对了，来巧了，不花钱，还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看。”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她目中所见都是不曾见识过的吗？也是，此行除了生孩子继芳见识过，其他的她都不曾见识过。就是生孩子继芳也没有见过剖宫产呀。
第二天，继芳被推进了手术室。我被获准在一边看继芳生孩子。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就是老庄子上的人生孩子也很忌讳有男人在旁边，说是很晦气。是那个年轻的医生问我，“要不要看你老婆生孩子？”
我说，“这不好吧？”
年轻医生说，“要是你想看，我就去和领导说。”
没想到，领导马上就批准了。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八成是医院方面怕出事，想让我现场做个见证。大概还有责任自负的意思。
于是我也进了产房。一个护士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在离手术床两米多远的地方坐着别动。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了。
手术床上，继芳脱得一丝不挂，当然下身是用床单盖着的。继芳的胸前竖立着一个支架，上面也担着床单——大概是怕继芳看见自己的肚子。此刻，那肚子高耸在床上，好大呀，大得异乎寻常，就像那床上只有一个肚子，继芳整个人就是那个肚子。不仅大，而且饱满，上面一丝皱纹都没有，肚脐眼几乎看不见了。
一帮医生、护士围绕着继芳，一概都穿着白大褂，还戴了白帽子和白口罩。一个医生（也许是护士）拿出了针灸用的针，我吓了一跳，那针和当年邵娜练习扎针用的针完全不同。邵娜的针最长也不过半尺，医生手上的针竟然有一两尺长。像头发那么细，拿在手上由于自身的重量弯成了一道弧，银光熠熠直闪。我觉得医生的手上就像拿着光线。
医生在继芳的光腿和肚子上涂上碘酒，然后将那根针刺进去。涂了碘酒的肚子又黄又亮，就像是透明的。银针在薄如白纸的皮肤下面移动，皮肤被顶起，针尖退回去，再次向前挺进。控制那针的是医生的两根白净的手指头。我真担心继芳的肚皮会被刺穿，针尖冒出来，但是没有。直到那针一直没入继芳的体内，肚子上只挂着一截针柄，医生这才住手。
继芳的肚子和腿上大概扎了有七八针，七八截针柄从不同的方向垂挂下来。
其间李书记和一个梳着小分头的人进来了一趟。李书记绕着手术床走了一圈，在主刀医生的肩膀上拍了拍，大概是鼓励的意思。然后他吐了一口痰，抬起脚来擦了擦，就出去了。小分头留了下来，从脖子上取下一部照相机，开始调焦距。
一个护士坐在继芳的头后面，用手按摩着继芳的太阳穴。手术过程中，她始终轻声慢语地和继芳说着话儿。继芳的回答也一如往常。
护士，“家里有几口人啊？”
继芳，“三口，还有一个男伢子。”
“马上你们就又有一个伢子了。”
“那就是四口子。”
说完，两个人笑了起来。
继芳又说，“要是算上他大伯一家，我们家就有九口子。”
“哪九口子？说出来听听。”
“我们两口子，加上两个伢子是四口。”继芳边说边算账，“他大伯和他大娘，他们家有三个女伢子，是五口，统共是九口子。”
护士夸奖继芳，“你头脑很清楚呀，肚子疼不疼？”
“不疼。”继芳说。
这时候，继芳的肚子上已是一片血肉模糊。手术器械落在盘子里叮当作响，纱布一团一团地塞了进去。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去了。好在这是一把靠背椅，不是老庄子上的长板凳，否则就真的坐不住了。由于有支架遮挡，这恐怖的一幕继芳是看不见的，否则的话她肯定会吓昏过去。
小分头似乎来了精神，举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着照片。他蹿高伏低，变换着各种不同角度，闪光灯频频闪起。“笑一笑，用劲笑一笑。”小分头说。炮筒似的长镜头对着继芳苍白的大扁脸。
继芳偏过头来，使劲地龇牙，整个牙龈都暴露出来了。牙花毕露，真是惨不忍睹呵。小分头说，“好好，就这样，别动！”然后闪光灯又是一闪，连着闪了好几下。只听“哇”的一声，孩子被从肚子里取出来了。浑身粘满黏液，血迹斑斑，像只剥了皮的小猫似的，被人提溜着双腿。难道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吗？震惊加上沮丧，我觉得自己昏了过去。
我昏过去大概有几秒钟，并没有人察觉。即使有人察觉，也不会有人过来抢救我的，他们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凭借自己的力量，我醒了过来，眼前的景象仍然如同一个噩梦，孩子哭，闪光灯闪，血光一片，白衣飘飘。手术床上的大肚子不见了，继芳的笑容僵住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要抽袋烟，比任何时候都想，完全的急不可待。于是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那把椅子，拉开手术室的门走了出去。
我下了楼梯，穿过一楼的走廊，推开尽头的那扇小门，终于来到了外面。抖抖呵呵地解下烟袋，抖抖呵呵地装烟、点上，抖抖呵呵地抽上了。一口烟下肚，我这才镇定下来。
透过医院围墙上的花窗，前面的县城大街上阳光灿烂，飞扬的尘土中自行车的钢圈闪闪烁烁。这个陈旧不堪的世界此刻在我的眼睛里是那样的新鲜欲滴，以致隔膜。我在想，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33
是个男孩儿，继芳异常高兴。对她来说，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她高兴也是为我高兴呀。继芳说，“我们总算是来对了地方，这一刀划得值得，一划就是一个大胖小子！”
似乎如果是为巧他妈接生、不是剖宫产的话就会是个女孩儿。这种时候，道理对继芳是说不通的，她也听不进去。
医院方面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医药费全免了，病房给我们当旅社住。李书记让人送来了一张行军床，支在继芳的病床旁边，晚上我就睡在上面，不必在椅子上过夜了。
护士们出份子，买了一个木马摇篮，摇篮的前面有一个木头做的马头。夜里，继芳只要伸出手，抓住马耳朵就能摇摇篮了。我们的儿子花团锦簇地睡在摇篮里，那一身的行头，从小衣服、小被子、小鞋子到尿布都是护士们送的。年轻医生拿过来一只半旧的煤油炉，告诉我可以在走廊里做饭。至于锅碗瓢盆油盐大米也都是医院里的人送来的。
大概是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继芳坐在床上，脑袋上包了一块青布，衣襟大敞，正在给孩子喂奶。病房的门开了，一伙人拥了进来。除了李书记还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派头似乎比李书记更大。当时我正蹲在地上洗尿布，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李书记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范为国，卢书记看你们来了！”
他指着继芳对卢书记说，“这是产妇。”又指了指我，“这是她男人范为国。”
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握住卢书记伸过来的手。对方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照顾产妇辛苦，也要注意身体呀！”
我想说，是洗尿布洗的，但又觉得不合适。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随即，卢书记提高了音量，大声说道，“你们辛苦啦！为人民立了新功！为梦安县贫下中农争了光！”
这话是对我和继芳说的，但又不像是对我们说的。卢书记环顾四周，我想回答点什么，又觉得人微言轻，没有必要。
随后卢书记接过随行人员递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继芳的被子上。同时放下的还有一个大红包。“这是县党委、县革委给你们的奖励。”卢书记说，“我代表梦安县委各级机关向你们表示感谢！”
“谢谢，谢谢……”我说。再看那红包，已经不见了，被继芳塞到枕头下面去了。为抓那个红包，继芳差点没把那束花碰下床去。真是丢死人了。
李书记也是一挥手，跟随的医生递过来一些奶粉、麦乳精、水果罐头之类的营养品。李书记亲自将它们放在床头柜上，码放整齐。“这是我们医院的一点心意，感谢贫下中农的支持！”他说。
“谢谢，谢谢……”我说。
好在罐头之类的东西体积很大，继芳没法把它们藏起来。
卢书记说，“咱们拍张照片做个纪念吧。”
在手术室里见过的那个小分头钻了出来，手上拿着照相机。一帮人四散开来，奔继芳的病床而去，在床头两侧寻找着位置。继芳用手拍了拍被子，对卢书记说，“坐，坐，书记坐。”
卢书记当仁不让，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身体还朝继芳那边偏了偏。小分头走过去，捡起那束花，塞给继芳，让她抱着。突然卢书记想起了什么，说，“孩子的爸爸呢？”
我说，“我在呢。”
卢书记招招手，让我过去，站在他的边上。一阵忙乱之中，小分头硬是从枕头下面抽出了那只大红包。继芳的视线始终盯着红包，直到小分头把它交到了我手上。小分头让我将红包举到胸前。布置完毕，他这才退了回去，低头开始调整光圈、焦距。
“大家跟着我说，茄——子。”小分头说。
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茄——子。”
只见闪光灯哗啦一闪，小分头按下了快门。与此同时，孩子哭了起来。小分头说，“坏了，坏了，小孩没照上。”
原来小家伙被继芳捧在胸前的花束挡住了。要不是他及时啼哭，就被小分头忘记了，忘记还有孩子这回事了。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小分头说着再次奔到床前，调整鲜花摆放的位置。
“预备，茄——子。”小分头再次说道。
“茄——子。”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说，除了啼哭不止的孩子。
闪光灯又一次闪起，一张完美无瑕的照片于是就完成了。
然后，这帮人像一阵风似的卷出了病房，水泥地上留下若干鞋印和几块痰迹。门关上以后，继芳向我要过红包，打开来，开始数钱。
她数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数不清楚。是没有学过算术？还是钱太多了，数不过来了？或者是太激动了。
我拿了一把水果刀，开始撬橘子罐头。撬开后，用一把不锈钢的勺子，将玻璃瓶里的糖水橘子瓣儿舀出来喂给继芳。后者张开大嘴，非常配合。我问继芳，“好吃吗？”
她回答，“甜。”
这个“甜”字不完全指橘子，我想还指我们遭遇的一切。从亮如白昼的病房到白胖小子，到大红的红包，到花花绿绿的钞票，以及闪亮透明的罐头瓶，以及水果刀和不锈钢的勺子。所有的这些对继芳来说都是见所未见的，对我而言则是一个遥远的回忆，旧梦重温了。
继芳问我，“他们干吗要喊茄子？莫不是城里人生伢子要吃茄子？”
“不是的。”我说，“说茄子的时候牙就龇出来了，拍出来的照片好看。”
继芳“哦”了一声，算是明白了。她说，“城里人真有意思。”
这时候，我们的儿子又哭闹起来。继芳解开衣服，将一边的乳头塞进他的小嘴里。哭声立止。看着这个毫无特征的孩子，我真担心有一天会把他弄丢了。我对继芳说，“继芳，咱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继芳眼睛微眯，享受着孩子的吮吸。“按辈分是个仁，叫个范仁什么的。”她说。
我没有搭腔。继芳又说，“要是你不乐意，就让他姓罗。”
我只是想着给孩子起个名字，并没有想要姓什么，更没有想到辈分什么的。可继芳既然说了，我就不得不想。但一想之后，结论那还不是肯定的吗？我对继芳说，“孩子还得姓范。”继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那叫个啥名呢？”她问。
我不禁想起，为了来县医院生这孩子，我拼命地种生姜、卖生姜，怀揣着卖生姜的钱，这才心里踏实地前往梦安。虽然，后来那卖姜的钱也没有用上，但这番辛苦和心思还是值得纪念的。于是我说，“就叫生姜怎么样？范仁姜，要不叫范生姜、范姜生？纪念我们把他带到县城里来生。”
没想到，继芳一口否定。“这个名字不好听。”她说，“乡里乡气的，要纪念也要纪念是怎么把他生下来的，他爹，你说叫他银针好不好？”
“银针？”我说。说实话，这个名字的确比生姜好。但我觉得太显摆了，没有生姜来得朴实。我很纳闷，继芳什么时候变得时髦起来了？
“还是用老范家的姓，不用他们的班辈，就叫范银针。”继芳说。
“范银针，范银针……”我念叨着，努力想从这个名字里体会出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深意。
最后，银针的名字还是李书记拍板的。当他听说我和继芳的分歧后，再一次来到病房。李书记说，“生姜太土，土得掉渣儿，当然是银针好啦，而且意义重大！你呀——”李书记抬起手来，猛地在我的后背上击了一掌，“虽然读过高小，有一点文化，但真的没有女贫下中农的觉悟高，简直不能比！”
于是，我们的孩子就叫“范银针”了。
34
卢书记特地从县委调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回老庄子上。
到达大范大队部后，就再也没有公路往下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大队部里等着，范书记派人去一队喊礼九，让他赶着牛车来接人。司机被请进屋里，好烟好茶款待。继芳抱着银针死活不肯从吉普上下来，直到礼九的牛车叽叽嘎嘎地进了桥口。也难怪，从今往后，她大概再也没有机会坐汽车了，能赖一时是一时呵。
消息传得很快，和礼九一起来的还有老庄子上的乡亲们，男女老少一大帮。与其说来接继芳，还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看看我们是如何风光的。在大伙儿的注视下，继芳很不情愿地下了吉普，我扶着她上了牛车。那些个家当，从木马摇篮到煤油炉子以及锅碗盆勺、没吃完的营养品也都从吉普上被搬到了牛车上。
村上的人对我们不免刮目相看，都说这回我们赚大了，空身而去，回来的时候不仅抱着一个大头儿子，还得了这么些东西。敢情下回生孩子他们也得去县城的医院了，为巧他妈看来得失业。自然我们没有提剖宫产和针刺麻醉的事。
回到了久违的家里，继芳继续坐月子。从早到晚，来人不断，都是前来探望继芳的村上的妇女，围着木马摇篮啧啧称奇。一拨人走了，又来一拨。继芳也不知道疲倦，除了奶孩子，就是说那些县城里的新鲜事儿。她确确实实是风光了一回。好在老庄子上的人迷信，男人是不能进月子房的，否则，来的人还会更多。大伙儿看我的目光也有变化，不再那么奇怪了，而是充满了真心实意的羡慕。
为好一家更不用说。为好媳妇帮着照顾继芳，大闺女在边上递递拿拿。为好则替我应付来客。他站在园子里，送往迎来，俨然是一家之主。看得出来，他非常高兴，觉得很有面子，脸上有光。二闺女、三闺女领着正月子在两边的屋里屋外窜进窜出，一个劲地疯跑着。两家人越来越像是一家人了。回首为国被为好打死的往事，我真的不敢相信呀。
转眼到了中秋节，为好决定要拜月。
这天傍晚，我和为好把他家堂屋里的那张大桌子抬了出来，放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挨着井台。二闺女和三闺女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从屋子里端出一些碗碟，放在桌上。那些碗碟里分别放着月饼、瓜子、咸鸭蛋、菱角之类的吃食。与此同时，为好家锅屋上的烟囱火星直冒，风箱拉得咣啷直响——为好媳妇和大闺女还在灶上忙活。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二闺女、三闺女竟然从屋子里端出了八大碗，有鱼有肉的，桌子上都被放满了，简直比过年还要丰盛。看这架势，为好一家忙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好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香炉。虽然是泥巴做的，但毕竟是香炉，有一个插香用的“肚子”和三只脚。往八大碗中间一放，拜月仪式于是开始。
这时候，继芳抱着银针出现在为国家堂屋的门边，被为好媳妇瞅见，她问，“你咋出来了？月子里头是不能离屋的。”
继芳说，“我早离屋了，我们是从县城来家的。”
为好媳妇一时语塞，竟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出来干啥？”
“我也要拜月呢。”继芳说。
“抱着伢子怎么拜？明年再说。家去，快家去！”说着为好媳妇走过去，硬是把继芳推回了房子里。
看她俩这劲头，哪里像是妯娌？简直就是母女。
为好领着一大家子对着一桌酒菜跪了下来。他和正月子跪在前面，后面是三个闺女。为好媳妇将继芳推进屋里后，跑回来，也空咚一声在三闺女的旁边跪下了。都跪好以后，为好变戏法一样地摸出几支香，抓在手上，另一只手上抓着火柴。将划未划之际，看见站在一边的我，为好问，“你怎说？”
我说，“我不拜，看你们拜。”
为好也不勉强。“也行。”他说，“正月子代你们家拜到了。”然后划着了火柴，点燃了手上的香。
为好晃灭香头的明火，额头触地地拜起来。一大家子都跟着他磕起头来。月光照耀着这伙匍匐在地的人，每个人的身下都有一个清晰的影子，只是大小不同。想到与他们非亲非故、本无关系，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孤单隔绝的感觉。我有点后悔没有加入进去，也趴在地上磕头。
大约磕了十几个头，为好爬起来，走向大桌子，将手上的香插入香炉中。然后，他捏了一角月饼，用手指捻碎，向前面的半空中撒去。之后又抓了一把瓜子，散了出去。为好分别从每只碗碟里都抓了一些东西撒出去。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嘴巴里念念有词，目光始终看着天上的月亮。
终于拜完了，为好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取下旱烟袋，笑呵呵地向我走了过来。孩子们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正月子大喊着，“放炮仗喽！”飞奔进屋。再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竹竿，竹竿头上绑着一挂鞭炮。我正在让为好换上纸烟（在梦安买的），于是叫住正月子，点了一根烟，屁股朝前地递过去。
“拿上点炮仗。”我说。
正月子接过香烟，撒腿向桥口的方向跑去。二闺女、三闺女尖叫着，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鞭炮声响了起来，震耳欲聋。自然不是我们一家在放炮仗，老庄子上的很多人家都在放，显然都已经拜过月了。我向前面的村道看过去，月色下面一片青灰。鞭炮燃放所产生的烟雾已倏忽不见，或者说已融入了那片寂然不动的青灰色之中了。家家户户的狗都狂吠起来。
放完炮仗，为好媳妇领着孩子们一人装了一碗饭，来到桌子边上夹菜。然后他们端着饭碗，进屋里去吃了。房子外面只剩下我和为好。为好拖过一张长板凳，让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另一张长板凳上。为好从桌子下面拎出两瓶山芋干酒，用筷子将瓶塞子捣下去后，倒在两只饭碗里。之后我们便开始喝酒。喝了半天，彼此无话，不免有些尴尬。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既大又圆，照得园子里面以及小河对岸的田野上一片白惨惨的，空气里一派青蒙蒙的光。只听为好感叹说，“月亮真圆呀！”
我吓了一跳。此话出自这么个粗人之口，我不免有点惊讶。我对为好也像是对自己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团圆，团圆，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为好自然不懂诗。“可不是吗！”他说，“我说不好，这，这月亮看得人心里怪不好受的。”
然后为好举起酒碗，咣啷和我碰了一下。“兄弟啊，多谢你啦！”他说。
“哪里的话，要谢也要谢你啊。”
“不是这话，我要谢你，你不得谢我，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我们一家……”
“都是一家人，说这个干啥？”
突然，为好就像是僵住了，瞪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但眼神是散的。“为国，我对不住你啊！”他说。
我一个激灵，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我早就已经是为国了，但为好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他总是喊我“兄弟”，而我总是喊他“老大”，两人从不直呼其名。显然为好喝多了。
“为国，我不是有意的呀！”说着为好竟然哭了起来。看来他真的把我当成那个死人了。
为好边哭边离开了长板凳，手脚并用地向我爬过来，要给我磕头。我慌忙弯下腰去，扶住为好。一瞬之间，我不禁百感交集，既感到厌恶又觉得怜悯。面对这个趴在地上的可怜人，我又能怎么办呢？那就满足他一回吧。
“我晓得你不是有意的，我晓得。”我回答说。
为好瘫坐在地上，早已哭得泣不成声。他仰起一张老脸，月光下，泪水在沟渠般纵横的皱纹里蜿蜒着，胡须上面挂着晶莹发亮的泪珠。为好鼻涕呼啦的，一面用那脏不啦叽的袖口擦揩着。“看在咱爹娘的份上，为国你不要在意啊！”
“我不在意，我不在意。”
“你哥心里苦，他不是人啊！老天爷让他绝后，生了三个闺女，给了你一双儿，为国，你要知足啊！”
“我知足，我知足。”
“我不是人……”为好举起手来，啪唧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连忙抓住为好的手。他又举起另一只手来，也被我死死地抓住了。为好急得在我的怀里双脚直踹，拼命地挣扎着。“你打我！打我！打死我！为国，你打死你哥吧！”他说。
突然为好就松弛下来了，不再动弹，也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呜呜地哭着。身后的房子里，孩子们的喧闹声早已平复下去。唯有月色照耀着我的尴尬和非人非鬼的处境。
35
两年后，兄弟俩家的园子已初具规模。南边沿河的一片泡桐树长得又高又直，已经有一握粗细了。泡桐树叶肥厚宽大，整片泡桐业已成林。从桥口到房子前面的小路两边，向日葵亭亭玉立，花盘镶着金边，面朝东方。太阳落山的时候，它们便慢慢地扭转了脖子，看向园子西边的一溜菜地。那儿种着瓢儿菜、矮脚黄、高秆白等新品种的青菜。在此之前，老庄子上的青菜只有生菜。那生菜味淡清苦，还刮肚子里的油。瓢儿菜和矮脚黄则味道甘甜，尤其是瓢儿菜，降霜以后，甜得就像是放了白糖。
那些老庄子上原有的蔬菜，在我科学种田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实践中，长势也非比以往。我们家菜地上结的冬瓜最大的竟有四五十斤。菜地以外的自留地上则种了花生，收益相当可观。不再种小麦等正经庄稼了。房子后面一片苍翠的竹林，房基地边上点缀着点点黄花（黄花菜）。这黄花菜不仅好看，也非常非常地好吃。
那口井自然还是三年前挖的，但井台、井栏都用砖头、水泥重新砌过了。屋前空地的左边是一个大草堆，比当年的草堆那是大了许多，几乎高过了屋顶，金黄耀眼不提。右边则是一个花坛，种了各种不知名的草本花木，五颜六色地绽放着。花种是我们托邵娜从南京的花木公司里搞的。这些花毫无使用价值，纯粹是为了好看，因此也不需要知道名字。种子往土里一撒，就长起来了，就开花了，也不费事。
园子里另有鸡笼、猪圈、狗窝、鸭舍。猪圈里养的猪通体雪白，品种是叫作约克夏的洋猪，不像村子上的人养的猪，黑不溜秋的，最多只能长到两百多斤。那约克夏据说能长到一千斤。我们家养的鸡也是白鸡，老庄子上从没有过的品种，叫作来亨鸡。下的蛋也是白的。只是我们家的狗是黑的，属于当地土狗，狗爸爸、狗妈妈都是本村的。但这狗却有一个名字——锅巴。名字也就那样，随便取的，但考虑到村子上的狗都没有名字，都叫“狗”，因此值得一提。
园子里还有其他很多变化，但最大的变化就是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长了两岁。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照例都端了碗蹲在屋外的墙根或者坐在门槛上。几只来亨鸡在空地上走走停停，用一侧的眼睛打量着我们。锅巴在一边嗅来嗅去，一会儿又蹲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主人。约克夏在猪圈里哼哼着。所有的畜生都知道家里的人吃饭了，因此变得有些紧张。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因为看着它们高兴，会从饭碗里拨出一些饭食，丢在地上。畜生们不免一拥而上，弄得鸡飞狗跳的。
约克夏却无法离圈。但家里总会有一个人端着饭碗，靠在猪圈栏杆上，边吃边看。看得高兴，自然会与约克夏分享。猪圈栏杆边的位置往往属于为好。
突然锅巴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朝南边的桥口跑去。继芳正抱着银针，也在吃饭。她将嚼过的饭食吐进银针的小嘴里，然后用筷子伸进去捣捣，自己再划拉一大口。只听继芳说，“又来人换鸡蛋了。”
大秃子挎着一只竹篮子，在向日葵的夹道欢迎下走了过来。离房子还远，他站了下来，大声地叫唤着，“为国！为国！”
大秃子怕的是锅巴，喊的却是我。于是我对正月子说，“去把锅巴按住。”
正月子丢下饭碗，跑了过去，按住了锅巴。
“你来干啥？给我们家送鸡蛋？”继芳调侃大秃子。
后者的篮子里大约装了二三十个鸡蛋，但不是来亨鸡的鸡蛋，而是当地草鸡的鸡蛋。不是白颜色的，而是米色和浅褐色的。大秃子回答，“不是的，我妈让我来换白鸡的鸡蛋。”
“不是白鸡，是来亨鸡。”为好端着饭碗，站在猪圈边上说。
大秃子看了他一眼，将脸又转向了继芳。“我妈让我来换来亨鸡的鸡蛋。”他说。
“换鸡蛋干啥？”继芳明知故问。
“我们家的老母鸡抱小鸡了，我妈说，来亨鸡下蛋狠，换鸡蛋家去抱小鸡。”
“下蛋狠，鸡蛋还大呢。”继芳说。
“就是的。”
“怎么个换法？”
“一个换一个。”
“那我们家不是吃亏了吗？”继芳用筷子敲敲碗边，“要换，就上秤称！”
“我妈说，一个换一个。”
“不上秤称就不换！”
说话的时候，继芳始终笑嘻嘻，一副很傲慢的样子。看她把大秃子捉弄够了，我开口说道，“继芳，你就不要难为他了，给他换了吧。”
继芳对站在门口吃饭的大闺女说，“大闺女，去看看白鸡蛋还有几个？”
大闺女进屋去拿鸡蛋的时候，继芳继续调侃大秃子，“你在我们家一个换一个，到家和你妈上秤称，想得不错呀。”
“不可能。”大秃子说。
猪圈边上的为好又开腔了，“不赚几个他才不会跑这趟呢，我是看着他光腚长大的。”
“不可能呢。”
这时大闺女从房子里出来了，抱着一只大瓦罐。她将白花花的鸡蛋两个两个地拿出来，放在地上，又一五一十地数了一遍。大秃子也将篮子里的鸡蛋拿出来，放在地上，数了一遍。换完鸡蛋，大秃子挎上篮子就走了。我嘱咐他说，“大秃子，不要吃生鸡蛋，有寄生虫。”
大秃子急急忙忙的，也没顾得上回答。经过猪圈旁边时，为好说，“听见没有，有寄生虫！”
大秃子“嗯哪”了一声，说，“我晓得。”就出了桥口。
为好进屋去添饭。路过房子前面的空地时，他对我说，“他笃定要吃生鸡蛋，村上人都说来亨鸡蛋养人呢。”
当天晚上，我坐在灶后的草堆上烧火。一只手握着火叉，架起灶膛里的柴草，一只手哐啷哐啷地拉着风箱。继芳抱着银针在锅上忙活。锅里面煮的是黄灿灿的玉米面稀饭，锅边上贴的是黄澄澄的玉米面饼，热气缭绕不已。由于抱着银针，继芳单手贴起玉米面饼来就没有那么利索了，一团玉米面还掉进了锅里。好在锅里煮的也是玉米面，玉米对玉米，和着吃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我和继芳，一个在灶后，一个在锅上，边做饭边说着白天大秃子来换鸡蛋的事。正月子在堂屋里和锅巴玩耍着。突然，雾气缭绕之中，继芳像是不在意地说，“他爹，说是邵娜要走了。”
我愣了一下，随后缓过神来。这两年知青回城的风很盛，老庄子上的知青走得只剩下邵娜一个人了，她早晚是要走的。我明知故问地说，“要走了，走到哪里去？”
“回南京呀。”继芳说。
然后，我们好半天没有再说话。只听风箱拉得呼呼的。堂屋里正月子在对锅巴说，“趴下！趴下！……”后来我问继芳，“什么时候走啊？”
继芳好像一直在等我这句话，马上回答，“明天一大早。他爹，你不去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我说。
继芳的玉米面饼已经贴好了，但她仍然站在灶前。热气蒸得银针不舒服起来，他哭叫着要下地。突然我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向继芳吼叫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孩子大了，不要老抱着，掉进锅里怎么办！”
我的说法显然是很荒唐的。继芳也不在意，顺从地放下了银针。她弯下腰去对银针说，“去，找你哥玩去，饭好了叫你们。”
银针摇晃着跑出锅屋。继芳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她这些年也不容易，再说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我说，“是邵娜让你带话的吧？”
继芳不接我的话茬，只是说，“你去看一下吧。”
也许，我真的应该去看一下？但人都已经要走了，去看一下又有什么意义呢？明天这会儿，邵娜已经在南京了，再也不是这老庄子上的人了。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娜，她的事也懒得去打听。这会儿人要走了，却想起来要见面，早我干什么去了？我又能干什么呢？走了好啊，一了百了，不仅我们这些年不见面说得通，就是那些年我们天天见面也不用去想了。
这时候灶膛里的火已经熄灭了，灶洞黑乎乎的像骷髅似的瞪着我。我发现自己坐在柴火上，就像是生产队上的那头母牛，就像闺女一样。孤零零的，被同类和岁月抛弃了。它再也看不见其他的牛，我也失去了我的同伴。——“你们是一起来的。”
继芳似乎生了气。“你不去我去。”她说，“正月子、银针，端碗吃饭！”
36
晚饭后，我和继芳去看邵娜。继芳抱着银针。她用一块手帕包了几个玉米面饼，让我拿着，然后我们就出了桥口。
邵娜的草披子里亮着灯，柴巴门半开半闭，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像当年一样。直到我们走了进去，我才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倒也不是很久没有来了，而是房子被彻底搬空了。虽然来以前我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吃惊不小。
那草披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最要紧就是那张床了，也就是福爷爷的寿材。此刻上面的铺盖被撤了下去，棺材完全被暴露在外。一盏火苗调到最小的煤油灯放在上面，照得棺材板闪闪发亮。屋子里的其他地方则一团漆黑，真是比棺材还要黑呀。
我们进去的时候，邵娜正蹲在地上捆行李，脚下踩着一截草绳。她抬头看见我们，也不吃惊。“继芳，来啦。”她说。
“你还没吃饭吧？”继芳说着将玉米面饼递过去，“趁热吃。”
“我已经在福爷爷家吃过了。”邵娜说。
“那就带在路上吃吧。”
邵娜把玉米面饼连同手帕放在棺材盖上。她们说话的时候，邵娜并没有看我。自从走进这间草披子，她都没有看过我。我问邵娜，“你明天就走？”
邵娜“嗯”了一声，就又弯下腰去捆行李了。
继芳说，“他爹，去帮个忙。”
于是我走过去，帮着邵娜捆行李，她还是没有朝我看。
继芳装模作样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了一圈，最后到了门边。她对邵娜说，“回了南京，可别忘了我们呵。”声音里明显带着哭腔。
“怎么会呢。”邵娜回答。
“我们家的猪还没有喂呢。”继芳说，“我先家去，你和银针他爹说说话……”说着继芳就往门外走。
这自然是假话，村上的人哪有这工夫喂猪的？邵娜说，“继芳……”意思是要挽留对方。这时候继芳已经走到了外面。她边走边说，“银针也要睡觉了。”
邵娜跟着继芳也跑了出去。我听见她们在房子外面站了下来，隔着空地在说话。
“邵娜，你可别忘了我们呵！没事来老庄子上看看。”
“你和银针也要来南京啊！”
然后一阵脚步声响，邵娜追在后面说了句，“谢谢你的玉米饼！”之后她就回到了草披子里。
我当然明白继芳的意思，她是想让我和邵娜单独道别。她让我来这里就是这个目的。现在人送到了，任务已经完成，继芳就先走了。我当然也想这样，和邵娜单独话别，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觉得十分别扭。唉，他们总是这样，把我推来搡去的，也不打声招呼，使我陷入无法自主的境地。当年，把我和邵娜分开、让我和继芳在一起他们是这样干的，现在，仍然是一种强迫，说是阴谋也不为过。
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邵娜，她的行李还没有捆完。但我们已经不捆了。捆了一半的行李散开来，绳子也已经松了。我甚至觉得，刚才邵娜一声不响地捆行李也是阴谋的一部分。此刻，她靠在福爷爷的棺材上，两眼不加掩饰地盯着我。我在想，邵娜是否会扑过来一把把我抱住呢？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并没有谁要把我们撮合在一起，那不过是我的一个错觉，一厢情愿而已。并没有人要那么做。还是那句话，明天的这个时候，邵娜已经在南京了，而我仍然会在老庄子上。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问邵娜，“这次是什么单位招的工？”
她说，“鼓楼区建筑大队。”
“你要去爬脚手架？”我有些吃惊。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邵娜说。
“也是呵，你是我们大队上最后走的知青，听说大招工快要结束了？”
突然邵娜有些激动，她说，“还有你，你还没有走。”
“我不能算知青……”
邵娜就像没有听见，“六年前，我们下来的时候是五个人，只走了四个！”她说。
这倒是实情。可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不算，我不算，我已经在这儿扎根了。”
“扎根的也已经走了，像楚赵大队的刘洁晨……”邵娜说的是一个女知青，和当地农民结了婚。想必也招工回南京了。
我说，“我有孩子了。”
“刘洁晨也有孩子，比银针还要大呢。”
“我是男的。”
“扎根又不分男女，没有那样的政策。”
我被邵娜逼得无话可说，只有如实相告了。“我也不算是扎根的，又没有正式结过婚。”
这真是令人羞愧呀，连扎根都不能算。但总算堵住了邵娜的嘴，她没有再说什么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心里想，今天来可不是谈我的事情的，因为谈了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邵娜就不一样了。她前途无量，就要展翅高飞，虽说走得有点晚了。“一年前，晨光机械厂招工你怎么没有走啊？”我问她。
“大许不是走了吗？”
“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把名额让给了他，说是来成集招工的晨光厂招工组组长是你爸爸以前的学生？”
邵娜笑了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的笑容了，还是那么的令人心动。涂着口水的白牙在油灯的灯光里闪烁着，嘴角的笑纹荡漾开去。和以前不同的是，那笑容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愁。“我把名额让给了大许，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邵娜问。
“你们感情好啊。”说完，我有点后悔。难道说我是在妒忌吗？
邵娜说，“你啊！”竟然哭了起来。“我，我，我不过是想在你身边多待几天……”她说。
邵娜蹲下身去，反身抱住了棺材，伏在上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那棺材里真的躺着一个死人似的。油灯的灯焰摇曳起来。单薄的衣服下面，邵娜的两片肩胛骨像翅膀那样地抖动着。她的一头黑发披散开，落在棺材盖上，黑过了那口棺材。
“别这样……”我说，伸出一只手，想拍拍她的后背。也许，这样的接触才能止住她身体的抖动。但最终，那只犹疑不定的手也没有落下去。
大约过了一分钟，邵娜转过身来，就像趴到棺材上去一样突然。她已经不哭了，并且变得非常沉静。泪水涂抹开来，均匀地贴在脸上，闪烁着，就像是一层透明的塑料。邵娜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那亮光就没有了，收敛到了她的眼睛里。她以从未有过的认真和安静的眼神看着我。“罗晓飞，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我不由地问。
“你一定要办回南京。”
……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要你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有机会的。”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你知道。”我说。
邵娜再次笑了起来，苦涩全无，甚至于明朗。似乎还带着一丝轻微的嘲弄。“你不要想歪了。”她说，“我只是让你办回南京，不是让你抛弃继芳，她也不容易。”
说完邵娜就站了起来。“我回南京以后就会和大许结婚。”她说，“我们已经说好了。”
“我知道了。”
邵娜离开了棺材，走到墙角的水缸前，舀了一些水在脸盆里。她背对着我洗了一把脸，然后边整理衣服边走了回来。“你走吧，我还要和福爷爷道个别，明天还要起大早。”
我问，“福爷爷还好吗？我也有几年没有看见他了。”
“病了，在床上躺了有半年了。人老了，恐怕快不行了。”邵娜的口气依然很平静。
不知怎么的，我也很想去看福爷爷一眼。如果这是离别，那就让它们一块儿来吧。“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邵娜抬起头来，不无好奇地看着我。她什么都没有说。
礼寿撩起蚊帐的门，用帐钩钩住。福爷爷躺在床上，一条被头很宽的被子一直盖到他的下巴下面。福爷爷的脑袋深陷在枕头里，胡子稀稀拉拉的，只剩下了一小撮，向上翘起指着蚊帐的帐顶。他比以前瘦多了，两腮深陷下去，没牙的嘴张开着。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异味儿。福爷爷不仅是生病了，而且就快要死了。
邵娜在床前蹲下去，捡起床沿上福爷爷的一条枯柴般的手臂，用她的手在福爷爷的手背上摩擦着。“福爷爷。”邵娜呼唤道。
福爷爷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声。“谁呀？”声音低得几乎都听不见。
“是我，邵娜。”
福爷爷的头向床边歪了歪，想转过脸来，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礼寿紧张地看着他老子。
邵娜久久地抚摩着福爷爷的手。“福爷爷，明天我就要走了。”
“哦、呵……”说不清是喉咙里的痰在咕噜，还是福爷爷的回答。
我站在邵娜的身后，这时也俯下身来，叫了一声，“福爷爷。”
“谁啊？”这次的声音很大。大概，福爷爷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受到了刺激。
我说，“我、我……”似乎也被痰卡住了，不知道该回答“我是罗晓飞”还是“我是范为国”。
只见福爷爷一阵挣扎，在礼寿的帮助下，终于转过脸来。“邵、邵娜的对象，人、人才不错……”福爷爷终于可以说话了，但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两、两口子，守守着日子，好、好好过吧……”
我不禁觉得头晕目眩，时空顿时错位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呵。邵娜将她的脸埋在福爷爷的手心里，又呜呜地哭开了。
显然福爷爷是老糊涂了，神志不清。但你不得不承认这老头儿的魔力，即使是快死了，也能搅得你心里面翻江倒海。
“闺女呀，莫难过。”这回福爷爷是完全清醒了，竟然挣扎着要坐起来。
礼寿赶紧跑过去，将一个圆硬的老式枕头塞在他爹的腰后。邵娜也爬起来帮忙。终于把福爷爷扶了起来，在床上坐好。福爷爷呼呼地喘着粗气，但脸上有了光彩，眼窝也不那么深了，能看见里面的眼神了。
“都是报应啊，上辈子你、你欠他的！”福爷爷指了指邵娜，又指了指我。
我想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么说没有根据。”但福爷爷不容我开口。
他继续说道，“他欠为国的！”说着，手往我的旁边又是一指，就像为国也站在边上。吓得我更不敢吭气了。
“都是报应，都是有因缘的！”福爷爷说，目光越发地炯炯有神，简直是精光四射。
考虑到他刚才还奄奄一息，眼前的光景实在是有点儿非比寻常。
只听邵娜顺从地说，“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