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挑着秧把担子，紧跟在大许的身后。他的前面走着礼贵，他们的肩膀上也都挑着秧把担子。田埂狭窄，两边的水田就像是摊开来的烙饼，一边已经被耙平，镜子一样地反射着天光，依稀还有白云飘过。另一边的水田正在灌水。一架水车竖立在河边上，为巧领着吴刚和另一个男劳力猴在架子上，赤着脚拼命踩踏。木链上的刮板顺着水槽正把河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水田里。
我们挑着担子经过时，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这时节忙天忙地的，谁都没有说闲话的工夫。
桑木扁担在我的肩膀上吱吱嘎嘎地响着，富于弹性和节奏，整个人的身体不禁随之起起伏伏。如果不是脖子酸疼、体力不支的话，我还是很喜欢挑担子的。但如果你一天挑到晚，而且一星期来天天如此，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那田埂湿滑不已，我穿着雨靴，脚不把地，为保持平衡消耗了更多的体力。到后来我已无心观赏四周春耕夏忙的大好景象，只是低头看路。视野里是大许晃动不已的小腿。他也穿着雨靴，卷着裤子，在靴筒和裤腿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腿肚子，肌腱分明，显得尤其饱满。倒是礼贵小腿细嶙嶙的，但走得飞快。这时候礼贵已经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脖子后面有一块圆圆的担茧，像个扁柿子似的趴在那里。
礼贵把我们甩出去很远，已经走得没有了人影。开始的时候大许还想赶上去，后来也不指望了。他索性慢下来。他一慢，我也跟着慢了下来。
这时，眼前的水田里已不再是空无一物，依稀浮现出一层淡薄的绿色，老庄子上的人在田里插上了秧。再走一段，就看见那些插秧的人了。大多是妇女，也夹杂着几个半大的孩子，通通弯腰撅腚，一只手上攥着秧把，一只手抠出一小撮稻秧，向水田里栽去。边栽边退，秧苗条条行行，远远看去整齐得就像小学生的练习本。退得最远的那个人是邵娜。她插得最快，把其他的人远远地撂在了前面。以邵娜为界，她前面的水田一片云雾似的淡绿，身后的水田则如同镜面。我和大许挑着秧把担子过来时，看见邵娜正一阵猛插，就像鸡啄米似的。听见响动，她也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
我和大许放下担子，提起秧把向水田里扔去，扔得七零八落的。既要尽量分散，又要分布均匀，送秧把的活儿技术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一环节了。不单需要膂力，更重要的还在准头。由于没人监督（礼贵不在），我故意瞄准了邵娜，扬起手臂，秧把朝她飞了过去，差一点没砸在她身上。落下后顿时泥水飞溅，邵娜的衣裤被打湿了一大片。邵娜终于直起腰来，一只手叉腰，一只手上捏着稻秧，像老庄子上的妇道那样地破口大骂，“你没长眼睛啊！”
我和大许笑得前仰后合，我太喜欢看见邵娜这个样子了。“不是我扔的，要骂你骂大许。”我说。
大许也不辩解，只是冲邵娜嘻嘻傻笑。邵娜说，“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说，“我来帮你插一路吧。”说着就要去脱雨靴。
“不承你的情！还是省点劲，挑你们的秧把去吧！”说完邵娜弯下腰去，又开始插秧。
她的屁股冲着我们，由于裤子湿了，紧贴着大腿，里面短裤的形状显露无遗。我不禁看了大许一眼，这家伙正盯着邵娜的屁股看呢。
正想喊醒大许，田埂上响起一阵脚步声，礼贵不知何时出现了，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跑过来。他肩膀上的担子不见了，满头满脸的大汗，完全没有了挑秧把时的轻巧劲儿。离得很远，礼贵就冲我们大声吆喝，“赶紧跟我回村上！”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转过身去，向来路上跑去。
我和大许挑着空担子紧随其后。没跑几步，礼贵又回头对我们说，“把畚箕子撂下，只带扁担绳。”
我和大许连忙解下畚箕上的绳子，扔下畚箕，只拿了扁担和绳子，跟着礼贵又跑。路上礼贵告诉我们，这是让我们跟他回家抬凉车子。
凉车子是当地人家的一种卧具，由树棍钉框、中间穿编草绳而成，下面有腿。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简陋的床，但并不是乘凉用的，平时村上人就睡在这种床上。可眼下是大忙时节，又是白天，要这凉车子干什么用呢？它可是卧具，不是农具，况且要三个人抬，简直就是浪费劳动力。一路上我心里直犯嘀咕。
进了礼贵家园子的桥口，一条脏兮兮的土狗吠叫着扑上来，不知道是欢迎礼贵还是要咬我和大许，被礼贵一脚踢到旁边去了。礼贵冲进屋里，一直来到里屋，在一张凉车子前面站住。他抬手掀掉凉车子上的席子，指示我和大许将凉车子往外面抬。我们一人一头抬着凉车子向门外走去，礼贵一个鱼跃跳坐上来，我们的肩膀不禁向下一沉。只见礼贵蹾了蹾身子，又跳了下去。“不成，这凉车子不结实，经不住。”说着他又冲向另一张凉车子。
屋里有两张凉车子，另外还有几张凉车子在其他屋里。礼贵家的儿女多，因此凉车子也多。他领着我们在他家的四间草房里跑进跑出，掀掉了所有凉车子上的席子、稻草和破被子。每张凉车子礼贵都要求我和大许抬起来，然后他跳上去试一试，最后总算选定了一张结实的。我和大许把扁担绳放在上面，把凉车子抬了出来。
礼贵走在前面，因是空身，走得飞快。我和大许在后面紧赶慢赶。那凉车子虽然不重，但抬起来很不方便。前面的人甩不开腿，后面的人看不见脚下的路。后来我们干脆把凉车子举了起来，一直举过了头顶。
我和大许高举凉车子，紧跟礼贵，在田埂上面走了很久，最后来到老坟地旁边的一块水田前面。那块田已经灌了水，但还没有耙过，一条条的泥块、土垡凸起在水面上，整块水田看上去就像是花的。礼贵脱下脚上的布鞋，鞋底相对一合，夹在腋下就走了下去。我和大许来不及脱下雨靴，也跟着走了下去。稀里哗啦地在水田里蹚着，带起的泥水都灌到靴筒里去了。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闺女。它不是站着，而是卧在水田里。明明是一头黄牛，却像水牛那样大半个身子浮在水面上。闺女的脑袋下面垫着两只倒扣在一起的畚箕，否则的话鼻子就浸到水里去了。一些泡沫从它的嘴角冒出来，就像螃蟹吐泡泡似的。礼九一身泥水，正趴在闺女身上。他一会儿扒开闺女的眼睛瞧瞧，一会儿又伏下身去，将耳朵贴在后者的身上听。对我们的到来置若罔闻。
“你这是咋的啦？是老啦，还是病啦？”礼九对闺女说。
春耕生产开始以后，礼九就回到了老庄子上。这一阵，他更是起早贪黑地驾着闺女犁地耙田。此刻，一张笨重的木耙陷在水田里，由于自身的重量正逐渐下沉，已经快被泥水淹没了。在木耙和闺女之间拖着两根粗大的麻绳，也浸透了泥水，很难辨认了。
礼贵指挥我们将凉车子安放在水田里，四个人开始往上面抬闺女，礼贵、礼九抬前面，我和大许抬后面。终于，闺女被湿淋淋地掀上了凉车子。凉车子的四条腿向下陷去，木头框子看不见了，闺女就像是漂浮在水上。然后，在泥水中摸索着系上绳子，扁担穿入绳扣，仍然是礼贵、礼九在前，我和大许在后，把凉车子和上面的闺女担了起来。又黑又沉的牛身压得凉车子上的草绳向下兜去。
“闺女真重呀。”我说。
“有啥重的？”礼九说，“瘦成这样子，也就二百多斤，前两年少说也有四五百斤！”
大许接口说，“二百多斤，平均一个人也就七十来斤，不重不重，轻巧得很！”
他这么说，自然是想在礼贵面前表现一番。实际上大许和我一样，被闺女压得龇牙咧嘴的，脚底下踉踉跄跄。幸好礼贵他们在前面，看不见大许的表情。只听礼贵说，“不是轻巧活就不叫你们来了！”
把闺女抬上田头，稍事休息，我们就抬着它向老庄子的方向奔去。由于走田埂不方便，绕了不少路。一路上，水田里插秧的妇女纷纷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向这边瞭望。我在想，如果换成我也会觉得奇怪的：四个人抬着凉车子，上面卧着的却是一头牛，真可谓百年不遇。礼贵对大伙儿的好奇似乎很不满，一路上挥着手说，“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还不赶紧栽秧！偷懒耍滑的……”
终于到了瓦屋，跨过门槛进了院子。闺女被抬进牛屋里，凉车子落地。趁着最后一把力气，我们把闺女抬了下去，安置在一摊稻草上。礼九连忙扯过一把稻草，擦拭湿透了的牛身。他再次伏下身去，把耳朵贴在闺女身上。闺女发出很响的喘息声，就像刚才不是我们抬它进来的，而是它抬我们进来的。
礼九脑袋不离牛身，歪着头、翻着眼睛对礼贵说，“莫不是吃了发霉的山芋干，得了瘟病？歇几天瞧瞧。要是得了老病，就没有指望喽。”
礼贵跺着脚道，“这事情弄的，早不病晚不病，偏偏是这当口！还有四十亩水田没耙呢，等着栽秧，眼瞅着就要收麦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闺女站都站不起来了。”
大许在旁边插嘴说，“那就人当牛用，拉耙耙田。”
“人有人的活，要栽秧，要抽水，还要挑肥上粪、点稖头……”礼贵说，“再说了，四五个男子汉也抵不上一头牛的力气，人的力气短。”
这时礼九站了起来。他解开扎在腰上的草绳，紧了紧衣服，又重新扎上了。“那咋办呢？”他说。
礼贵解下烟荷包，装了一袋烟，边抽边琢磨着。
只听大许大声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定胜天！”
礼贵、礼九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也不便多嘴。牛屋里此时只能听见闺女沉重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礼贵说，“回地里干活！”
我和大许跟着他走出牛屋，在瓦屋的院子里仍能听见闺女的喘息，呼噜呼噜的，像人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在邵娜的草披里听见的隔壁福爷爷的哮喘声。
11
第二天，我和大许就没再给秧田送秧把了，礼贵领着我们拉木耙。除了我们三个，礼贵还叫了为国，这是队上最强壮的男劳力，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四个人背着绳子，在水田里弓身向前，耙田时下巴颏儿离水面只有一尺来高。我觉得光是那根又粗又湿的绳子就分量不轻，何况后面还拉着木耙，木耙上面还站着礼九。后者的手上照例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虽说没有抽在我们身上，但吆喝不止。习惯使然，礼九把我们当成闺女了。
最先耙的是闺女没有耙完的那块水田，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趟。礼九念叨着，“人不如牛，牛不如闺女……”念叨得我们心烦意乱，步伐也因此乱了起来。后来礼贵领头喊起了号子，“一——二！”
“哎哟——喂！”我和大许、为国接着喊。
“一——二！”
“哎哟——喂！”
总算团住了一股劲儿，把木耙拉得飞了起来。礼九站立不稳，差点没摔了下去。
站木耙是一项技术活儿，但毕竟比拉木耙轻松了许多。况且现在是人拉而不是牛拉，技术要求可有可无（除非人突然发力）。于是礼贵指示轮流站木耙，说这样大家可以轮换着休息。轮到大许站木耙时他不禁来了灵感，站在木耙上说，“队长，喊哎哟喂不好听，我们喊下定决心吧。”
“咋个下定决心？”礼贵问。
大许说，“就是我喊，‘下定决心’，你们喊，‘不怕牺牲’，我再喊，‘排除万难’，你们喊，‘去争取胜利’。”
礼贵说，“那你起个头。”
于是大许扯开了嗓子，用力喊道，“下——定——决心！”
我们接着喊，“不——怕——牺牲！”
大许，“排——除——万难！”
我们，“去争——取——胜利！”
耙完老坟地边上的水田，礼贵指示转移。为国一个人就掀起了木耙，拖泥带水地往肩膀上一套，我和大许负责拿绳子，一帮人越过了田埂。为国肩膀一歪，卸下木耙。那木耙平平地落在另一边的水田上，几乎都没怎么溅起泥水。
中间歇息的时候，我们爬上田头，光秃秃的路边连一棵树都没有，太阳晒得人发蔫。但怎么的也比在水田里当牛强呀。礼九惦记闺女，去了一趟瓦屋，礼贵嘱咐他快去快回。剩下的人走向一只歪放在地上的木桶，桶里面有半桶水，上面浮着一只葫芦瓢。我们轮流抓起瓢，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水。那河水清凉煞渴，沁人肺腑，只是喝到后来才感到了一股河泥的味道。水桶是大秃子挑来的，这几天他的任务就是往各处送水。
喝完水，礼贵和为国解下烟荷包，往烟锅里装烟丝。大许掏出一包纸烟，弹出一根递给礼贵，对方说，“我抽不惯洋烟。”没有接。大许就把那根烟给了为国，后者连忙收起了烟荷包。他们三个蹲在地上抽烟的时候，我则守着水桶。桶里的水虽然喝干了，但桶边上到底还是要凉快一些。
为国蹲着移了两步，向礼贵靠近，有些扭捏地说，“队长，我们家自留地上的麦子也要熟了，就这几天。”
礼贵看了他一眼，脸不禁挂了下来，“不是让你们兄弟两个不要种麦子的吗？这是啥当口，不是和队上抢劳力吗？”
为国说，“老大的事我不问，只要你放我一个工，木耙我一个人拉了。”
“说得轻巧！放你一个工，为好我能不放他一个工吗？”
“那让他来拉木耙试试。”为国说。
我总算听明白了，为国是在向礼贵请假，要收自留地上的麦子。礼贵不乐意，因为队上也要收麦子。更关键的是，如果放为国一个工（一天假），为国的哥哥为好家的自留地上也种了麦子，也得放为好一个工。为好、为国两兄弟分家以后仍然住在一个园子里，自留地也彼此相邻。兄弟俩一向不和，总是比着对方过日子，这在老庄子上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种麦子，另一个也要种麦子，现在弟弟要队上放工收麦子，哥哥自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大忙的天，闺女又病趴窝了，一下子要放两个强劳力的两个工，的确让礼贵感到为难。
礼贵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装了一袋烟，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先减一个人，你们几个拉着试试。说好了，他们换着站耙，你不换！”
为国“嗯哪”一声说，“再减一个也没事。”
“你没事，人家有事，哪个像你，一身的牛劲！”礼贵没好气地说。
然后礼贵就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这以后，就成了三个人拉木头耙，一个人站木耙。的确比以前费劲多了，那木耙就像钉在水田上似的，也像有一头牛在向后拉。我不免在心里抱怨为国，大许显然也不太高兴。礼贵不在，他就没有表现的必要了，甚至连号子也不喊了。大许不喊号子，其他人自然也不喊。倒是为国憋足了力气，弓身曲背，一往无前。后来我发现，即使自己不那么用力，那木耙也一样向前移动。并且为国说到做到，果然没有站木耙。我、大许、礼九轮流站上木耙，挺直身子，汗淋淋的经风一吹，真是说不出的快活惬意。
就这样，我们一共干了五天，剩下的水田基本上都耙平了。每天从田里上来，我的小腿肚子止不住地哆嗦，肩膀就像火烧一样地疼。幸亏有一副从南京带下来的帆布垫肩，围在脖子上，垫着钝刀一样的绳子，我才没有在水田里趴下。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村子的西边就响起了礼贵的喊工声，“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大约喊了三遍后，我才很不情愿地爬了起来。肩膀就像有记忆一样，马上疼痛不已，脚一落地，小腿肚子就开始颤抖。匆匆套上衣裤，我走进堂屋里，大许和吴刚正摇摇晃晃地从西边的屋子里出来。大许边系裤子边说，“这是什么世道，天还黑着呢！”
吴刚说，“简直就是半夜鸡叫。”
嘟囔了一番后，吴刚走到灶后面，开始烧火做饭。大许则在灶台上忙活。我从门背后找出三把镰刀和半块砖头，开了堂屋的门，然后就蹲在门口磨镰刀。门外天地清净，鸦雀无声，只有磨刀的声音喀嚓喀嚓地传出去很远。屋内，拉风箱的声音空咚空咚。粮食下锅以后，大许走回自己的房间里，一阵翻箱倒柜。再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抓着一把什么东西，正往嘴巴里塞。大概是什么补品。大许一面干咽着一面踱了过来。“今天割麦？”他问。
我说，“割麦，你可要好好表现呵。”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大许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每天早上喊工，礼贵都是一样的喊法，“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无论是什么季节，干什么农活，他都这么喊，也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扁担或者镰刀。老庄子上的人一般都不会带错农具。如果谁带错了，礼贵免不了会一通训斥。但作为知青，我们对带什么农具上工一向没有把握。八成是这几天耙田耙狠了，我一心想着麦收。只有麦收开始才是我们的解放之日，再不用赤脚下水田拉木耙了。都说麦收是弯腰头点地，但动用的毕竟不是同一块肌肉呀，“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辛苦毕竟不在眼前。
因此这镰刀我越磨越有把握，今天一定收麦！看我如此坚定，大许和吴刚也都不再怀疑。由于他们不再怀疑，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三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大拇指在刀刃上一抹，指肚子上的肉就像是要被吸进去一样。今天不收麦，镰刀可惜了。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大片大片的麦子被割倒了，一垄一垄地铺在地里，头归头，尾归尾，方向不一但无不整齐地排开远去。一些人在扎麦捆，更多的人正往前割。老人、孩子挎着篮子，散布在麦茬地里，撅着屁股捡麦穗。田边上插着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黄字“大范一队”，旁边竖着的木牌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半身像。这两件东西都是大许劳动之余制作的，之后被队上收藏，在麦收这样重要的日子里才拿了出来。
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景象的确富饶。但干活干久了，并且身在其中，也就无所谓了。从天不亮开始到天黑地黑，我们已经割了整整三天的麦子，到这会儿不免腰酸背疼，大腿肿胀，手都抬不起来了。真的还不如在水田里拉木耙呢，那样至少能在站耙的时候休息片刻，就是拉耙也可以掂量着用劲……
天色越来越暗，礼贵仍然不喊“家去！”——收工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喊，就像上工的时候他总是喊，“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这时候眼睛已经不管用了，割麦全凭感觉。好在几天下来，动作已十分机械，既不需要眼睛，更不需要脑子。伸出镰刀兜住几棵麦子，左手拉住麦秆，右手连拉带割。到后来，镰刀也钝了，拉的劲儿就超过了割的劲儿，一次也割不了一把，只能割几棵了。视觉减弱之后，听觉和嗅觉明显地增强。一片昏黑之中，只听咯啦啦的割麦声，被太阳烘干的土味儿和麦秆断裂处的草味儿直冲鼻子。
直起身子擦汗的时候，我发现远处的田边移动着几条奇怪的人影。大腿以下被麦子挡住了，就像坐在一条船上似的。人影向老庄子的方向而去，我数了数，一共是五个人。一个人在前面，四个人跟在后面，其中的两个人肩膀上似乎还背着枪。我正在纳闷，旁边割麦的大许也直起腰来。“那不是王助理吗？”他说。
大许经常去公社革委会大院里串门，自然比我更熟悉王助理。由于他认出了王助理，后面跟着的那几个人肯定就是人保组的勤务员了。这帮人从田埂上拐上了一条小路，腿部以下露了出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条大狗，一颠一颠地跟在后面，不用说，便是那条大黄狗了——“王助理媳妇”。他们此时此地出现在这里，是路过，还是专门冲我们村来的？
这时吴刚也站直了身子。“麦子熟了，鬼子进村喽。”他说。
大许说，“嗯，看来是来骗吃骗喝的。”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麦收时节，社员偷队上麦子的事时有发生。看来是出了什么案子，公社人保组的人才会这会儿出动的。
队上的人这时也都不割麦了，在地里站成一大排，异常兴奋地议论着。礼贵也不加以制止，他好像也很莫名其妙，仰着脸向西边张望着。天际渐渐地暗淡下去，一缕淡薄的晚霞沿着地平线拉得很长。那队人马剪影似的映在上面，由于距离和时间关系越来越模糊了。黑乎乎的老庄子的上方，瓦屋的轮廓显示出来，线条格外分明。
礼贵终于喊了声，“家去！”
12
我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呼啦一下坐了起来，顿时感觉到身上酸疼难忍。我听见自己问，“上工了？”没有人回答我。
砰砰的敲门声持续着，伴随着沙沙的声音，似乎门框上的土都被震落下来了。门外有人大声地吆喝说，“许韶华开门，我们是工作组的！”
“就来，就来，马上就来。”大许的声音从西边的屋里传来。
许韶华是大许的学名，已经很久没人这么叫了，这会儿听上去十分怪异。还有“工作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大许偷队上的麦子了？
一阵磕磕绊绊的声音，大许到了堂屋里。系皮带的声音，拉门闩的声音，堂屋的门门轴转动的嘎吱声，一阵狗吠声涌了进来。脚步声响，大许走了出去，但他没有关上门。我听见大许怯生生地问，“找我？”
一个操着当地方言的声音说，“我们王组长让你去一趟。”
“王组长？”
“就是王助理。”
“哦，那好，那好。”
然后，脚步声杂沓，向桥口走去。听声音，对方不止一个人，至少也是两个人。狗吠声再度扬起，大概他们已经到了村道上。
我空嗵一声倒在床上，打算接着再睡。吴刚只穿了一条大裤头，摸到我的屋里来。他紧张不安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大许带走了……”
我自然无可奉告，敷衍说，“没准儿是好事，大许入党的事批下来了。”
吴刚说，“不像，不像，我瞄了一眼，带他走的两个人手上都端着枪。”说着，竟然要往我的床上爬。
“睡觉，睡觉，明天还要割麦子呢！”说完我翻了个身，背对吴刚，就不再搭理他了。
我听见吴刚走回堂屋里，关上了堂屋的门，但没有插上门闩。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房间里。
过了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再睡着，但也没有想什么。或者说是想不动了。实在是太累了，脑袋似乎被卡住了。之后，我就满怀着某种忧患的情绪睡过去了，好像还做了两个噩梦。再次被惊醒的时候，屋子里仍然黑洞洞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睡过去多久，可能只有两分钟，也可能天已经快亮了。
狗吠声这时又起，响成了一片。有人咚咚咚地走近知青屋，并且脚步不停，推门进来了。脚步声非常地熟悉，是大许。他进了吴刚的房间，我不禁从床上坐了起来，侧过耳朵细听。
“工作组让你去一趟。”只听大许说。
“到底什么事？”吴刚害怕地问。
“没什么大事，调查一下情况……兄弟，你听我说……”由于大许压低了声音，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
突然，吴刚叫了起来，“这怎么可能！”
大许“嘘”了一声，说，“你小声点。”
说话声又低了下去，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了好一阵。我正准备爬起来去探个究竟，门外有人喊了起来，“咋回事情啊？穿个裤子要这么长时间！建立攻守同盟是咋的？”
原来屋外有人，大许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只听大许忙不迭地说，“就来，就来了……”
吴刚磨磨蹭蹭地往外面走，大许叮嘱他，“听哥的话没错，记住了！”
吴刚答应一声，就拉开堂屋的门出去了。
脚步声向桥口走去，狗吠声又响了起来。而此刻的知青屋里却声息全无，格外安静。我以为大许会来我的房间里，说明情况，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难道说大许也跟了出去，不在知青屋里？或者正待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这屋里的寂静有点儿鬼魅了。我终于忍不住，冲堂屋的方向喊了起来，“大许，大许，你在吗？”
“我在。”大许说。声音就在隔壁，就在堂屋里。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也没什么大事，公社工作组来调查情况。”
“调查什么情况？”我问。
“大忙时节，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大许说，“主要是调查福爷爷，他不是富农吗？”
我说，“吃饱了撑的！”
“睡觉，睡觉，明天还要割麦呢。”说完大许从堂屋里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再也睡不着了，躺在黑暗中莫名地紧张。心脏空咚空咚地跳着，似乎不在我的身体里，而是在这间房子里。我禁不住微微发起抖来，腰酸背疼的感觉反倒减弱了。我坚持着，或者等待着什么。
终于，狗吠声又响了起来，一串杂乱的脚步声奔知青屋而来。堂屋的门哐啷一声被撞开了，一伙人拥了进来，刹那间就到了我的房间里，到了床前。手电筒光柱乱晃，最后固定在我的脸上。眼皮感觉到光线刺入的疼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拽了起来。然后，两只手都被反剪到了身后，交错在一起，一个人在我的手腕上系上绳子。我试图挣扎，一根黝黑的枪管几乎戳在我仰起的脸上，把我吓了一跳。围着我忙活的人喘着粗气，我闻到一股难闻的大蒜气味，还有酒味儿。“大许！吴刚！”我拼命地大喊。
没有回答，他俩早就不见了踪影。我对抓我的人说，“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对方回答，“你干的好事，自己知道！”
我说，“我是知青，不是反革命！”
“老子抓的就是知青！”
然后，我的背上挨了一枪托，就被他们连拖带搡地押了出去。
我又听见狗叫了，如此真切，其间夹杂着零星的蛙鸣。那声音和在房子里听上去的完全不同，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已经是第六次了，第六次狗叫。就像你在读一个可怕的故事，读着读着突然就读了进去，发现自己已身在其中。此刻，狗叫声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同时钻入两边的耳朵。空气新鲜得就像能用皮肤呼吸。脚下高低不平，实在得可怕。逼真的感觉让我久久地不能忘怀。
工作组的人推搡我，一帮人走过隐约发白的村道，最后来到了瓦屋前面。
我被他们带进瓦屋。从院子里经过时，我朝牛屋那边看了一眼，屋子里黑灯瞎火的，看来礼九已经睡死了。然后，我就被他们推进了正对院门的主屋里。
主屋的门敞开着，柱子上面挂了一盏马灯。王助理坐在供桌后面的那把太师椅上，一只手撑着秃脑门正在打瞌睡。硕大的影子投射在桌上的一叠材料上。
直到这会儿我才认出来，押我来的是二号勤务员和三号勤务员，另一个我没见过。王助理的身后还站了一个勤务员，也很面生。那条大黄狗卧在桌子下面的阴影里，我们进来的时候它发出几声威胁性的低鸣，但显得很疲惫。王助理被惊醒后喝止住大黄狗，他也显得非常疲惫，大概是折腾了一夜的缘故吧？
王助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你是连夜交代呢，还是明天再说？”
我问他，“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王助理说，“那好，明天再说。”
他站起身来，用手堵住了一个哈欠，就走出去了。大黄狗也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跟了出去。那个站在王助理身后的勤务员也跟出去了。
留下来的三个勤务员，一个将王助理刚才坐过的太师椅推向我，一个按着我坐了上去。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刚想站起来，第三个勤务员已经绕到了椅子后面。他掏出一根麻绳，一头拴在我手腕上的绳子上，一头在椅子的背上捆了个结实。干完这件事以后，也不和我打招呼，三个人就相继出了主屋。他们从外面带上了主屋的门，并哗啦几声锁上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待在空旷的主屋里了，简直就像做梦一样。那马灯虽然挂得很高，但照出去的范围毕竟有限。墙上领袖们的画像位于黑暗中，只能看出大致的脸形，比完全看不见还要瘆人。一股古老的霉味儿从房子的深处缓缓地飘过来，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很想站起来走一走，但绳子限制了我。现有的长度只能允许我站起来，却无法迈步。当然，我也可以拖着太师椅在这宽敞的地方散步，但如此一来势必会惊动工作组的人。于是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坐下去后又站了起来，如此五次三番。在这张坚硬硌人的椅子上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有时候脑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刚要睡着，手腕被绳子拉得一阵剧痛，我立刻就清醒了。
后半夜，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些癫狂了。浑身潮热，头脑也不那么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开始拖着身后的椅子在房子里奋力而行。不用说发出连连巨响，回声四起。工作组的人居然没有被吵醒，这就更让我愤怒了。我拖着那张太师椅不停地走着，弄出尽可能惊人的声音，可受到惊吓的只是我，并没有谁前来看个究竟，包括礼九。不知何时，在这轰然巨响的伴奏下我竟然睡过去了，甚至连礼贵喊工都没有听见。
13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主屋的门大敞着。我发现自己滑落到太师椅的下面，双手背在后面，吊在椅背上。两条手臂已经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从地砖上挪回椅子上，手臂开始有了感觉，立刻疼得钻心。
二号勤务员拄着一杆老掉牙的枪，蹲在门槛外面。他转过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王助理站在东厢房的屋檐下，手上拿着一只搪瓷茶缸，正在刷牙。他仰起脖子，哈啦哈啦地漱着喉咙，完了一低头，将漱口水十分有力地喷在地上。我正是被这漱口的声音吵醒的。
大黄狗在瓦屋院子里溜达。它抬起一条后腿，将狗尿滋在废弃的井栏上，然后一颠一颠地跑到院门外面去了。
瓦屋院子的门也已经打开。由于主屋的房基较高，我通过两道门一直看见了前面的村道。人影晃动，大概是工作组的其他人在附近转悠，大约是在欣赏这乡村早晨清新的景象吧？牛屋那边则毫无动静，看来闺女仍然卧病不起。礼九不用说早去上工了。
突然我想到今天不用去上工了，不用弯腰割麦子了，不由得一阵高兴。但很快，这高兴的情绪就没有了。周身的疼痛和疲乏提醒了我，我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待在这里。唉，还真的不如去割麦呢，那至少说明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提审在主屋里。麻绳的一头被从太师椅上解下，拴在了供桌的一条腿上。我被他们按在一条长板凳上，唯一的太师椅自然属于王助理。他正面而坐，对着主屋的大门。他的边上坐着一个瘦猴似的勤务员（就是昨天晚上去抓我的人中的一个），前面的桌上摊着几张稿纸。瘦猴不断用蘸水钢笔在墨水瓶的口上刮擦着。昨天晚上站在王助理身后的勤务员仍然站在王助理身后，抱着粗黑的膀子。审讯过程中，他不时地双手互掰，骨节发出喀吧喀吧的声音。二号、三号勤务员则待在屋外，背枪的身影偶尔在窗前晃一下。大黄狗自然待在桌下，在它和供桌之间也拴了一根绳子。不，不是绳子，是一根皮带，和我的待遇到底有些不同。
王助理问我想通了没有？是不是准备交代？我则反问他为什么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王助理说，“你没犯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抓你？”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问王助理，王助理则问我，简直就像猜谜一样，来来去去好几个来回。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这年头，什么方面出问题都是可能的。昨天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已经反复思索过了，可能的方向有很多。当然最可能的是他们抓错人了。后来王助理不耐烦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道，“给你脸你不要！”
我吓了一跳。
“我认你狠，你不说，我说！”王助理说，“我问你，队上的牛是怎么趴窝的？”
原来如此，我多多少少放下心来。想必他们认为闺女趴窝是有人搞破坏，即使有人搞破坏，那也不可能是我啊。这么一想我就有了底气，微笑着对王助理说，“牛趴窝八成是生病了。”
“生的什么病？”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兽医。”
王助理又是一拍桌子，这回动了真气，桌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边上记录的瘦猴连忙用手按住。
“那我告诉你，是你日的！”王助理说。
没等我从惊愕中缓过神来，王助理再次一字一顿地说道，“是你，罗晓飞，奸污了生产队上的母牛！”
我不禁笑了起来，只觉得两股气流从鼻孔中哧地泄出。“王助理，开什么国际玩笑，这牲口也是人干的？闺女生病是因为吃了发霉的山芋干，不信你去问礼九。”
王助理说，“刚才你怎么不说？”
这时，我的心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正想着用什么话应对王助理，仁军端着一只脸盆进来了。脸盆上面冒着袅袅的热气，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大秃子跟在仁军的身后，捧着一摞饭碗，一只手上抓着一把筷子。仁军对王助理说，“王助理，队上穷，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长让下的挂面，新下来的麦子。”
“你先搁这儿。”王助理说。
仁军在供桌的一头放下脸盆，大秃子开始摆放碗筷。我数了数，桌上一共是六只碗。仁军拿着一双筷子，将脸盆里的面条分挑到六只碗里。他们进来的时候，二号和三号也跟了进来。在场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仁军分面条，房子里一时只听见挑起放下面条的啪嗒声。
突然王助理说，“多一碗。”
仁军转过脸，看了看拴在桌子腿上的我。
王助理说，“他不吃，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呢！”
听闻此言，大秃子飞快地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手指扎进一碗面条里，搅了搅，挑起一根面条吸进嘴里。动作之快，简直就像食蚁兽一样。仁军在他的后脑勺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骂道，“你这个嘴尖皮厚的东西！”
大秃子也不护疼，去抢那碗面条。仁军伸出胳膊向外一挡，大秃子没有得手。王助理说，“倒一半给警犬，剩下的让他端走！”
警犬？突然我反应过来，就是那条大黄狗。那大黄狗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土狗，只不过吃喝不愁（据说有专门的口粮供应），长得比老庄子上的土狗肥壮一些罢了。
只见仁军端起那碗面条，倒了大半碗在门口的地砖上。二号解开拴狗的皮带，大黄狗从桌肚里窜了出来。它在面条前面刹住，伸出狗嘴，吧嗒吧嗒地吃了起来。
仁军将剩下的面条，连同装面条的碗塞给大秃子。大秃子接过，那碗几乎都扣到脸上去了，他就这么边吸面条边跑了出去。仁军拿起空脸盆，说了句“王助理慢用”，也跟了出去。
屋子里一片稀稀哗哗吃面条的声音。王助理、勤务员，包括大黄狗个个吃得不亦乐乎。我眼睁睁地看着，肠胃不禁一阵响动，之后噗噗地放了两个空屁。
王助理挑起一筷子面条，边用嘴吹着边说，“不要以为我对你们队上的情况不了解，范礼九每年冬天都要出门要饭，他不在的时候牛是你喂的。”
我说，“是我喂的没错，但我没干那种事。”
王助理吸入面条。“监守自盗也是说得通的。”
我说，“我可没有盗窃队上的牛，闺女不是在牛屋里待着吗？”
“我打个比方。”王助理喝了一口面汤，“看来，你是不肯认账了？”
“没有干过的事怎么认账？”
“你没干过，那许韶华干没干过？”
“他也没干过。”
“那吴刚呢？他干没干过？”
“吴刚也没有干过。”
这时王助理吃好了，把碗一推，然后将两根粗短的手指伸进嘴巴里，开始抠牙。他呸呸地向空中吐着看不见的肉丝或者菜梗。瘦猴及时地递过去一支烟，那个黑壮的勤务员划着火柴，为王助理点上。王助理这才开口说道，“你说他们没干过，但他们说你干过。”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们说我干过什么？”
“奸污生产队的母牛啊。”
“是大许、吴刚说的？”
“总不能是牛说的吧？”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不禁想起昨天晚上不祥的狗叫声以及大许他们进进出出的情景。继而我想到，干牛的事的确是没有的，但作为游戏也确实是存在的。但那也是大许和吴刚的游戏呀。为什么干过的人会说没干过的干过呢？没干过的又要说干过的压根儿没干过呢？一时间我思绪纷飞，心情恶劣到了极点，脑子也转不动了。我听见自己说，“王助理，我冤枉啊……”
王助理来了精神，“说啊，你怎么冤枉啦？”完了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开始梳他的秃头。
我说，“报告王助理，干母牛的事是有的，但不是我。”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
“是大许、吴刚，他们干过，我没有干过。”
“你不是说他们没有干过吗？”王助理不无嘲弄地说。
我无言以对，只是嘟囔着“恶人先告状”之类的自己都不能理解的话。
王助理也不以为意，他清了清嗓子，总结道，“看来，这奸污母牛的事的确是有的，不是假的，铁板钉钉，你们三个都认账。下面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这样啊？”
我说，“反正我没有干过，是他们干的。”
“你说他们干的，他们说你干的，这就扯球不清了！”
“反正我没干过。”
“他们是两个人，你是一个人，你说我到底听谁的？要不你们三个都干过？”
“我没干过。”
“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听他们的了，你说呢？”
“我没干过。”
14
下午的提审没什么进展，我始终不承认闺女是我干的。王助理也显得无精打采。按他的话说，初战告捷，下面的事就慢慢来吧，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看哪个磨得过哪个。
天还没有黑，审问就结束了。我被工作组的人带到牛屋靠北的那间房子里，扔在一堆刚割下来的麦秸上。终于可以把身体放平了，鼻子里闻着好闻的麦草气味，虽说饥饿难当，双手仍然反剪着，但我已经快活得热泪盈眶了。然后一阵睡意袭来，我就睡死过去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完全黑了。东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透露出青白的天幕，几根窗棂映现其上，看上去就像牢房的窗户。隔壁的堂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想必是闺女。它和我一样，想来也卧在一堆麦草上。一墙之隔，一人一畜，一个在生病，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么想的时候，我不禁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觉得人和牛亲近，甚至交配繁衍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大逆不道的。自然，我的思绪又开始混乱了。
这时，院子里有人喊吃饭，当然不是喊我吃饭。脚步声杂沓。一个人问，“去哪儿吃饭？”
一个人回答，“去会计范为巧家。”
一个人说，“要留人看守奸牛犯。”
一个人说，“我们吃完了来换你们。”
然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东边墙上的窗户完全黑了下来，就像一只盒子被人关上了。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堂屋里已经亮起了灯。灯光昏黄，从门框那儿照了进来。礼九正在和什么人说话。我听了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和闺女说话。礼九说，“农以田为本，田以牛为力，你是牛，就要出力啊，总归不能就这么卧着，偷懒耍滑啊。牛通人性，会六国的话，不要装听不懂，只要你爬起来，赶明儿我就去牛王庙烧高香。看什么看啊，礼九这辈子没吃过牛肉，吃过牛肉我不得好死，下辈子变牛……”
夹七夹八的，礼九说了很久，充满了迷信的内容。闺女自然没有回答。
这时有人在北屋的窗户下面说话，我的注意力转移过去。听声音好像是二号和三号。只听他们中的一个说，“这牛有什么好日的？又不是狗。”
另一个说，“狗屄有锁，猫屄有火。”
第一个声音，“牛屄那么大，怎么日啊？”
另一个声音，“尽一边嘛。”
两个人不无猥亵地笑了起来。
这两边的谈话都很奇怪，我闻所未闻。更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我，提到这个案子。我就像是被他们遗忘了。躺在这一片昏黑之中，只有麦草相伴，我在想，也许一直躺到死也不会被人想起来。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那倒也不错呀。
过了一会儿，二号、三号离开了窗下，走到一边去了。通向堂屋的门外突然扔进来一个东西，落在麦秸上。由于我的手上拴着绳子，不方便去取，只好将脸伸了过去。原来是一只黑馒头（没去麦麸的面蒸的）。我朝堂屋里喊了一声，“礼九……”
礼九没有出现，只有声音，“莫作声，赶紧吃。”
于是我叼住馒头，大口地吞咽起来。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再到肚子里，那馒头就像没经过嘴巴似的一路下去了。
刚咽完，又一只馒头扔了过来。只听礼九说，“慢点个，莫噎着。”
这两只馒头吃得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但丝毫没有伤感的意思。
15
第二天，仍然是早饭以前开始提审。王助理的开场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则强调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于是王助理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还说我“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
他说，“赶紧交代，不要废话啰嗦的，否则就是自掘坟墓！”
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正僵持着，仁军端着脸盆进来了。脸盆上面依然冒着热气，只是香味儿有所不同。大秃子跟在后面，拿着碗筷。
仁军对王助理说，“队上穷，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长让做的疙瘩汤，新下来的麦子。”
“你先搁这儿。”王助理说。
仁军放下脸盆，大秃子摆放碗筷。和昨天不同，大秃子只拿来了五只碗，因此放在桌子上的也是五只碗。仁军用一把铜勺在脸盆里搅了搅，将疙瘩汤分装在五只碗里。那疙瘩汤做得很稠，里面尽是面疙瘩，绿菜叶子也不少。
王助理突然说，“少一碗。”
我心里一惊，难道说王助理也想分我一点疙瘩汤？仁军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他回头看了看我。
“警犬不吃吗？”王助理说。
仁军反应过来，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对对，我咋给忘了呢。”他推了大秃子一把，说，“快去拿个碗来。”
大秃子奔出门去，跑向东厢房。王助理和勤务员们这几天就住东厢房，早中两顿饭都是在那儿的灶上做的。
旋即，大秃子跑了回来，手上拿着一只空碗。仁军接过，装了一碗疙瘩汤，让大秃子放在门边的地上。大黄狗走过去，伸出鼻子不停地嗅着。大秃子看得出神。仁军吆喝一声，“看什么看？还不快走！”然后就拿起空脸盆，推搡着大秃子出去了。
主屋里响起一片稀稀呼呼吃疙瘩汤的声音。王助理故意把嘴巴咂得吧唧响，边吃边说，“香，真香，新下来的粮食就是香！”
所有的勤务员都跟着喊香。
“香，真香！”
“都要赶上吃肉了！”
“吃肉也没有这么香！”
我也觉得非常香。不过那是嗅觉而不是味觉，并且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王助理停下筷子，叮叮当当地敲着碗沿，对我说，“老子有的是工夫，一天三顿饭，有鱼有肉，队上还给换花样……你要不要也尝尝？”
不等我回答，他转过脸去对瘦猴说，“小七子，把地上的那碗端给他。”
地上的那碗也就是大黄狗的那碗了。由于疙瘩汤很烫，大黄狗边吃边甩头，还没有完全吃完。小七子，也就是瘦猴，走过去的时候，大黄狗龇出犬牙，发出护食声。小七子吓得手缩了回去。
我说，“我不吃。”
王助理说，“你想吃，警犬还不肯呢！”
勤务员们发出一片哄笑声。
“狗吃过的东西人哪能吃啊。”我说。
“你什么时候讲究起来了？”王助理说，“连牛都日的人，狗吃过的东西就不吃了？谁相信哪！”
我说，“我又没有日过狗。”
王助理不说话了，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勤务员们也都停下来不吃了。我心里想，这下坏了，闯大祸了。可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祸可闯呢？正一惊一乍的时候，一阵脚步声响，邵娜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她卷着衬衫袖子，手上提了一把镰刀，头发上粘着几片麦草屑子，显然是直接从麦地里过来的。我自然吃了一惊，王助理他们也很惊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转向了邵娜，谁也不说话。几天不见，邵娜的脸晒得更红了。由于喘息，单薄的衣服下面胸脯起伏不定。
邵娜并没有看我，她大声地说，“我找王助理。”
王助理身体向后仰了仰，“你是什么人？”他问。
邵娜说，“大范一队的知识青年，我叫邵娜。”
“你有什么事？”
“找王助理证明罗晓飞的清白。”
王助理没说话，盯着邵娜开始上上下下地打量。后者突然意识到什么，当啷一声扔掉了手上的镰刀。
“你怎么证明？”王助理问。
“我，我，我是罗晓飞的女朋友。”邵娜说，“我们是恋爱关系。”
王助理“哦”了一声，来了兴致。他把装疙瘩汤的碗往旁边一推，说，“说说看！”
邵娜于是说，“罗晓飞曾经对我说过，他没有干过你们说的那些事。”
“我们说的哪些事？”
“就是，就是和母牛的事。”
邵娜的脸色越发地红润起来，显然不完全是割麦的时候太阳晒的。王助理紧追不放，“和母牛的什么事？”
“就是，就是……”邵娜说，她在选择词汇，也可能是在下定决心。
“就是什么呀？要说也说说清楚！”
“就是，就是，就是和母牛交配的事！”邵娜说，毫无必要地提高了音量。
王助理大笑起来，“交配，哈哈哈哈……你一个大姑娘，怎么说得出口的！”
勤务员们也跟着大笑起来，捶胸顿足，拍着桌子。装疙瘩汤的碗被震得当啷直响。
我喊了声“邵娜！”，大概是想制止邵娜，但自从她走进这间房子就没有看过我一眼，这会儿也没打算朝我看。
之后邵娜就安静下来了，就像是从众人的嘲笑声中获得了某种奇怪的镇定。王助理他们笑完以后，邵娜淡然说道，“反正他没有干过。”
王助理喘着粗气，由于刚刚笑过，脸上线条柔和了许多。他说，“既然没有干过，又怎么会对你说起干过……不对，是交配，又怎么会对你说起交配的事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邵娜说，“他告诉我是大许他们干的，他没干。”
“你看见大许他们干的？”
“我没看见，是罗晓飞告诉我的。”
“还是的呀，”王助理说，“你和罗晓飞是一对儿，当然帮着他说话啦！”
王助理招了招手，小七子连忙递过去一支烟，那个长相粗黑的勤务员划着火，为其点上。王助理闭起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睁开眼睛后又开始打量邵娜，目光十分地不怀好意。他让小七子去喊人，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掉。后者走到门边，冲外面大喊，“来人，来人，吃好了！”
只见大秃子带着一块脏抹布跑了进来，摞起空碗，把桌子抹了一遍。动作竟然十分地麻利。然后他便捧着一摞碗哐啷哐啷地出去了。整个过程中，邵娜一直被晾在那儿。她姿势不变，也不说话，就像是一尊英勇不屈的雕像。
一阵忙乱过后，王助理这才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要救罗晓飞也不难，我问你，你们交配过吗？”
他故意把“交配”两字念得很重，怪腔怪调的，显然是在模仿邵娜。勤务员们很配合地笑了起来。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坐直了身子，冲王助理喊道，“王助理，你不要欺人太甚！”
王助理转过脸来看看我，“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我这都是为你好！”说完又转过脸去，不无淫荡地看着邵娜。
“你什么意思？”邵娜问。
王助理说，“要是你和罗晓飞交配过，罗晓飞自然就不会和母牛交配了，守着这么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姑娘，换了我也不会啊。要是你没有……”
邵娜打断对方，异常干脆地说，“我们交配过。”
这一次她没有气喘，也没有脸红，居然十分地平静。王助理和勤务员们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简直高兴坏了。王助理一个劲地“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地叫唤着，同时用手拍着他的秃脑门。我绝望地叫道，“邵娜，你胡说什么啊！”
一片喧闹声中，只有邵娜安静如故。
终于笑完了，只听王助理说，“怎么交配的？你要是能说得让我相信，我就放了罗晓飞。我说话算数。”
邵娜欲言又止。看得出来，她不是不好意思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毕竟，我们没有“交配”过呀。
“我，我们……”邵娜抬着头，谁也不看，眼睛盯着主屋顶上发黑的望砖，就像那儿写着答案似的。“我，我们，在福爷爷的棺材上……”
王助理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演给我们看看也行啊。”说着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绕过供桌，向邵娜走过去。勤务员们纷纷后退，让开了一条路。
“你就把我当成罗晓飞，这桌子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福、福爷爷的棺材……”
邵娜显然害怕了，躲闪着王助理的目光，但她却没有退缩。突然邵娜看了我一眼。这是她进来以后第一次看我，意义异常明确，在向我求援。但这会儿我被拴在桌子腿上，又怎么可能救她呢？正因为我被拴在这儿，她才会跑来救我的。这一点邵娜自然是清楚的，只是危险突至，她有点儿不假思索了。可见在邵娜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是她的依靠。
但邵娜马上就认清了形势，迅速地收回了看我的目光。但那出于本能的信任已经像闪电一样地击中了我，使我不禁颤抖起来。
王助理一把搂住邵娜，在她的身上乱摸起来。后者无声地抵抗着，目光在屋顶上的房梁、椽子间来回地移动着。我听见自己吼了一声，“王助理，我×你妈！”身体跟着向前蹿了出去。
笨重的供桌居然被我拉得吱的一声，移动了几寸。然后，我又被桌子拉回到长板凳上去了。手腕剧痛，显然是受伤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麻绳绷得直直的，像琴弦似的颤动不已。二号、三号扑了上来，按住我的肩膀，手指像铁钩一样，抠进了我肩颈附近的皮肉里。
二号还不解气，拿过靠在墙上的枪，用枪托在我的腰上狠狠地砸了两下。于是我在板凳上坐不直了，靠着供桌才没有瘫下去。
王助理总算停止了动作，回过头来问我，“你喊什么喊啊！”
援救邵娜居然成功，虽说遭到了重创，我心里还是高兴。但接下来呢？事情不是还得继续？
邵娜愣在那里，也不往外面跑，像个头号大傻瓜似的。我不禁暗自骂道：你这个蠢女人，真是让我颜面扫地呀！难道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保护你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来这儿给我添乱！
喘了几口气后，我尽量缓和地对王助理说，“王助理，你别听这女的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和她交配过。队上的母牛是我干的。”
王助理放开了邵娜，抬起手，将一缕垂挂下来的头发搭上秃脑门。“你承认啦？”他说，“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说，“是是，我承认。”
这时候邵娜大叫起来，“晓飞，你没有和队上的牛干过！”
“我干过的，以前没有对你说实话，谁让你不愿意和我干呢。”
“你骗人！”
“我没有骗你。都什么时候了，我骗你干什么？”
“你，你……你这个流氓！”邵娜哭了起来。她捂着脸，边哭边跑了出去。
16
下午，审讯继续。手腕上的绳子被解了下来，大概是对我认罪的某种奖励吧？那被绳子勒过的双手手腕不仅皮开肉绽，而且已经化脓。细麻绳镶嵌在红肿的皮肉里，被他们硬生生地扯了下来，之后二号便将严重污染的绳子盘成几圈，挂在腰后的皮带上，以备后用。
接下来是交代细节。这自然是审问最精彩的部分，从工作组成员兴奋的神情里即可以看出。
王助理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晃得人眼花。小七子更加频繁地用蘸水钢笔刮擦着墨水瓶瓶口。二号、三号也擅离职守，不去门外站岗了。王助理也没有轰他们出去。期待如此强烈，让我觉得很对不住他们。承认干过母牛容易，但杜撰细节却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尤其是热情。问题在于，对于编造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我一点热情都没有。此刻，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双手上。已经两天两夜我没有看见过它们了，这还是我的手吗？
见我神思恍惚，语焉不详，王助理说，“罗晓飞，我警告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你的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愿意谈谈的。
“能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问。
“奸污生产队的母牛，破坏春耕生产，枪毙都够了！”王助理说。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就算我奸污了生产队的母牛，和春耕生产又有什么关系？”我说。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不能证明奸污母牛和春耕生产的关系，我最多也就是个生活作风问题。传扬出去，名声自然不好，也许还会因此坐牢（这年头，因为作风问题坐牢的很多），但枪毙总不至于。即使是那些和人干的强奸犯或者破坏军婚的家伙也不至于会被拉出去枪毙。王助理显然是在吓唬我。
只听他说，“你把牛干趴窝了，不就耽误春耕生产了吗？”
我说，“那你又怎么证明闺女趴窝不是因为生病，而是我干的呢？”
“你没有干它干大发了，它又怎么会趴窝呢？”
此路不通。就像昨天我问王助理，“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回答“你没有犯事，我们为什么要抓你？”一样，进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我说（尽量有理有节地），“我喂牛是冬天的事，而闺女趴窝是一个星期以前，总不能说我冬天干了它，到了夏天它才有反应，要趴窝那还不早趴下了？”
王助理不禁语塞，噎了半天。“好啊，死到临头，你还嘴硬！”说着他走回到供桌后面，坐了下来，开始到处找他的小梳子。最后终于在插钢笔的口袋里找到了。
“就奸污生产队母牛一条，就够判你十年八年的了……”他说。
一下子我就被从枪毙减刑到了十年八年，信心不禁大增。可王助理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边说边想边梳着他的秃头，整理着那匪夷所思的思路。
王助理说，“奸污母牛，和畜生配对，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你有对象，为什么还要奸污生产队上的母牛？这不是故意的吗？这是出于阶级仇恨的故意报复！报复到贫下中农的牛身上去了……你们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还是土改的时候分给贫下中农的，当年的小牛犊子也有二十多岁了吧？牛二十多就等于人七八十，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干一头七八十岁的老牛，老黄牛，能背得住你干吗？冬天受的内伤，春天才发作，也是正常的……贫下中农的老黄牛啊，你怎么下得了手的？真正是心如蛇蝎，罪大恶极！”
王助理明显在搜肠刮肚，但居然这事儿被他说通了。我真的觉得奸污母牛的人应该被枪毙。即使没有影响春耕生产，也最好枪毙掉。让我不能接受的只是，这个人恰好就是我。那么，我应不应该或者会不会被枪毙掉呢？
晚上，我仍然被他们带回到牛屋的北屋，扔在那堆麦秸上。工作组的人轮流去队干部家吃饭，留下来的勤务员背着枪，守在牛屋门口。礼九趁他们不备，又扔给我两个黑乎乎的馒头。我连忙从麦草上捡起来，吞咽进肚子里。所不同的是，这次我是用手捡的，然后用手送进了嘴巴里。我不禁真切地感受到，人有手真是好啊，真是方便，哪怕是一双流着脓血的烂手呢。
虽然很疲倦，但我完全睡不着，脑子里思绪纷飞。我想起了死去的母亲，用自行车推着我，后面跟着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们去南京唯一的胜利西餐厅吃西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面包上的黄油也像此刻粘在馒头上的脓血一样，味道咸咸的。
自然我还想起了邵娜，想起了隔壁的闺女，以及老庄子上的闺女、媳妇们。总之我想起了所有我认识的女性或者雌性。也难怪，我还没有结过婚，就像大许说的那样，没有尝过女人味儿。难道说我真的就要这么死去，被人枪毙了吗？
当然啦，王助理是在吓唬我。他的说法牵强附会，逻辑上漏洞百出。但在这荒谬的逻辑中却包含着铁一样的必然，就是要置我于死地。有了这一目标，他们什么事办不到呢？就像我没有干过闺女，但他们要证明我干过，于是就真的证明了。现在他们要我死，也一样不成问题，是可以办到的。
我心里想，既然睡不着那就睡不着吧，反正以后睡觉——长睡不醒的日子多着呢。
17
第三天的提审中午以后才开始。就像工作组的人知道我彻夜未眠，要让我睡个懒觉似的。
迷糊蒙眬之中，我听见外面的院子里响起一些脚步声，有人出去了，又有人进来了。我甚至听见了大许和吴刚的声音。他俩不是一起来的，一前一后。大许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几乎不像是他在说话。但即使他正常说话，我也不可能听清楚。
他们似乎去了主屋，只是在进去和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和工作组的人打招呼的声音。按理说，他们应该拐进牛屋里来看看我，但是没有。为此我有一点生气，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住了两年多的人，如今我不幸落难……当然了，我之所以落难和他俩不无关系，愧于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午饭后——当然是王助理他们的午饭后，我被带进了主屋。奇怪的是，王助理并没有再提母牛和春耕生产的事。因此我想了一夜的驳辞毫无用场，甚至连翻供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奸污生产队的母牛的事压根儿就不存在（也的确不存在）。那么，这几天我被关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不提母牛，我自然也不好提。王助理只是问我平时是怎么生活的？读些什么书？关心和谈论些什么？他的样子就像和我拉家常。越是这样，我的神经就越是高度紧张。
王助理问我是不是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我说是。这可是思想要求进步的表示，不可以说不。王助理话锋一转，问我是否说过《毛主席语录》里有矛盾？我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原来他们是冲这个来的呀。
“什么矛盾？”我故意装傻。
王助理坐直上身，抬起双手，将衣领上的风纪扣扣好。他说，“他老人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老人家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罗晓飞，是不是说过，让知识青年去接受需要教育的农民的教育，是非常矛盾的？”
这话我的确说过，并且还不止一次。我很想问问王助理，在他看来这两句话是不是非常矛盾？一来我不敢得罪王助理，二来王助理也不在乎是不是矛盾，他只是问我说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里有矛盾。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王助理说，“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咱们接着来。你有没有说过，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很厉害？”
……
“不吱声就是说过了，小七子，记下来。咱们再来。你有没有说过，江青同志只能算毛主席的小老婆？”
……
“你有没有说过，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没什么了不得的，人家美国已经登上月球了？”
……
“你有没有说过，人家美国人的日子比我们好多了，你宁愿去美国扫大街，说就是要饭也比在中国强？”
……
“你有没有说过，知识青年割麦子是无数英雄竞折腰？”
……
“你有没有说过，下乡锻炼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练的就是不跑马？”
我说，“我没有说过！”
我总算是有了一些底气，因为这话的确不是我说的，而是大许说的。如果王助理追问下去，我还可以说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吴刚可以做证。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你不仁，我也不义”，打算死死地咬住大许不放。可惜的是王助理存而不论，他问我，“那么，上面的那些话是你说的了？”
顿时我又哑口无言了。
这以后，王助理就再也没有问“你有没有说过”了。他另外起了一个头，“你有没有做过……”
“你有没有做过用《毛泽东选集》垫煤油灯的事？为的是照见桌子上的菜碗？”
这事也是大许干的。那次他买了三瓶山芋干酒，请我和吴刚，还特地蒸了几截从家里寄来的香肠。但我已经不想再反驳王助理了，因为没有作用。我没干而大许他们干的事之所以会拿出来说，还不都是因为大许他们栽赃吗？连干闺女的事都栽到我头上了，遑论其他？他们和我毕竟是二比一，按照王助理的说法，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
王助理又问了我几件我“有没有做过”的事，其中有我做的，也有大许他们做的，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事。我一概没有辩驳。坐在长板凳上，我只是觉得气闷，一个劲地冒虚汗。
突然，王助理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问我说，“这是你的吧？”
我说，“是我的。”
王助理拧开开关，故作悠闲地慢慢拔出天线，调试着。收音机里传出嘁嘁喳喳的干扰声。“根据群众反映，你经常收听敌台，散布美国之音以及苏修的反华言论。”
“听美国之音的事是有的。”我说，“但我只是听音乐，那些音乐大多是黑人演奏的，黑人在美国也属于被压迫阶级。”
王助理啪的一声将收音机拍在桌子上，说道，“我看你嘴头够利索的！”收音机顿时就不响了。
我不明白王助理为什么如此恼怒，是因为我的狡辩？还是左调右调没有调出节目来？
最后，我实在是绷不住了，问王助理道，“王助理，你们怎么不问牛的事呀？”
王助理冷笑一声。“问牛的事？那不是便宜你了？我告诉你，罗晓飞，你奸污生产队的母牛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精满则溢，憋不住了，那是阶级报复！从你的一贯言行看，是蓄谋已久的。像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奸污母牛那才叫奇怪呢，问谁谁也不信！”
18
天色将晚的时候，仁军领着礼九、大秃子进来了。仁军的手上拿着一把奇怪的大刀，看上去沉甸甸的，刀头上满是黄锈。礼九则拿着一把挖地的三股铁叉，叉头冲上。大秃子提了一根剥了皮的树棍子。三个人十分唐突地走了进来，王助理不由地一愣。他问仁军，“你们这是干什么？唱的哪一出啊？”
仁军说，“队长请王助理去他家吃晚饭，说是割了十斤肉，打了五斤酒。”
王助理顿时换成了笑脸，“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呀。”他说。
“队长让把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上，说是慰劳一下。”
“他们轮流吃饭，要留人看守反革命。”
仁军说，“队长说，看守罗晓飞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王助理打量着眼前的三个人。这时，勤务员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小七子合上了材料，二号、三号从肩膀上卸下步枪，在找地方放。模样粗黑的勤务员则寸步不离王助理。王助理打量完仁军他们又看了看我，最后目光再次落实在仁军的身上。
“会使枪不？”他问。
“咋不会？我是队上的民兵排长，以前在公社上打过靶。”
王助理招了招手，二号、三号争着把枪递过去。王助理接过其中的一杆，扔给仁军。后者看似木讷，接枪时却不无敏捷。只听当啷一声大刀落在地上，那杆三尺来长的钢枪已到了仁军手上。王助理看在眼里，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
仁军将枪口冲下，拉了拉枪栓。王助理提醒说，“里面有子弹，要是狗日的想跑，就一枪给我崩了！”
仁军“嗯哪”了一声。
我心里不禁一凛，没想到那柴火似的破枪里真有子弹，一直装着子弹。枪毙，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仿佛看见自己拔足狂奔，一颗子弹如花生米般地飞出枪膛，旋转着射入我的脑后，掀去了半个天灵盖，脑浆顿时飞溅。
这时大秃子说，“还有一杆枪，给我。”我心里又是一紧。
仁军瞪了大秃子一眼。“王助理的警卫员不能没有枪。”他说。
王助理说，“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我跟你们大队书记说一下，把你抽到公社人保组来，跟着我。”
仁军说，“王助理看得起。”
总算，那杆枪没有落到大秃子的手上。这家伙不比仁军，他没心没肺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
临走前，王助理让勤务员又给我绑上了绳子。他恐吓说，“老子吃酒去了，你小子放明白点儿，要是不老实、想逃跑的话，后果自负！”说完就大踏步地跨出门去了。
勤务员们紧随其后。跟得最紧的是二号，他背着枪，充当王助理的临时警卫员。大黄狗也一路小跑地窜到前面去了。它也不是普通的狗，而是警犬。
礼九点了马灯，将它高挂在柱子上方的铁钉上。他将灯焰调到最小，主屋里更加昏暗了，比没有点灯的时候还要昏暗。挂完灯，礼九捡起地上的大刀，双手紧握着，然后就不动了。礼九原先手上拿着的那把三股叉，这时已到了大秃子的手上。仁军则端着枪。三个人围绕我站着，一概只有造型，没有动作，就像泥塑木雕一般。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看着门外。由于天光的原因，外面比房子里要亮。瓦屋的院子里稍暗一些，昏黑之中，古井的井口上似乎正冒出袅袅的黑气。
没有人和我说话，仁军他们也不互相说话。我觉得有些尴尬，于是磨了磨屁股，坐下的板凳腿擦着地砖嘎唧响了一声。马灯里的火苗跳了跳，就像是要熄灭了。
“都是一个村子上的，不要那么严肃嘛。”我说。
礼九最先响应，冲我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白牙一闪。平时礼九的牙不免黑黢黢的，那是抽旱烟抽的。难得呀。
我没话找话，对礼九说，“这刀挺漂亮的，就像以前唱戏用的。”
“不是唱戏用的，是真家什儿。”礼九说，“我们姓范的先人留下来的，前二年就供在这瓦屋里。”
“这二年呢？”
“这二年福爷爷收起来了，是他让我们拿上的。”
我“哦”了一声，就又没话说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队上的麦子都收得差不多了吧？好在这几天天晴，没下雨。”
没想到礼九长叹一声，手上的刀也垂了下来。“天帮忙也没得用，人自己作啊！”
“怎么啦？”我问。
“你关在这里是不晓得，为国被他哥为好用草叉给戳死了！”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为国死了？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儿晌午的事，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唉——”礼九说着蹲下身去，用手拄着大刀的刀柄。
我的眼睛不禁浮现出为国异常壮实的身影，他那宽大强健牛一样的脊背，背着拉木耙的绳子。还有那双脱在田埂上，前面顶出了两个窟窿的解放鞋，散发出浓烈的脚汗味儿。那股气味绝不可能是死人发出来，此刻我似乎已经闻到了……
礼九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兄弟两个的自留地上种的都是麦子，前几天收了，今儿晌午为国在家门口扬麦子，也是风头不对，麦皮子扬到为好家的地界上去了，兄弟俩就动了手。那老大哪是老二的对手啊，被老二一把推了个跟头，老大爬起来，不让了，顺手拿过来一把草叉子，想吓唬老二一下，没曾想戳到为国的太阳穴上去了。为国当时就瘫掉了，跌在地上腿蹬了几下就不动了，吐了一大摊血沫子，吓死人了……”
我说，“太、太不幸了。”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礼九用手抹了一把脸，黑暗中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擦眼泪。这老庄子上的人都姓范，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彼此都是亲戚，只是远近不同而已。不知道礼九和为国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远。
“大忙的天，闺女趴窝了，你又被关在这里，唉，眼下又折了为国，再把为好抓去抵命……我们队上统共只有三四十个男子汉，你说礼贵他能不急吗？”
我心里一动，问礼九，“队长请王助理他们喝酒，莫不是为了这件事？”
“是，也不全是……”
礼九正要说点什么，只见仁军将手里的枪一抖，大声地呵斥道，“礼九，不要胡说，我看你是人老话多！”
仁军比礼九小了两辈，按说这样直呼其名是不合规矩的。当然了，老庄子上的大人、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叫的，“礼九，礼九……”，谁让礼九没有娶过媳妇，无儿无女呢？就是活到八十岁也还是个老小伙子。
在仁军的呵斥下，礼九不作声了。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恢复了原来肩扛大刀的姿势。直到为巧走进来，这三个人都没有再挪动过，更没有开口说过话。
为巧匆匆而来，身上带着一股酒气。他披着一件蓝布褂子，胳膊没有穿进袖子里。大范的大小队干部平时都是这副打扮，只是披的衣服不尽相同。像礼贵，经常披的是一件中山装。大队范书记则披军大衣，连三伏天都披，也不觉得热……
仁军他们招呼道，“会计来啦。”
为巧不答，直奔我就过来了。在距离我大概一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肩膀一耸，蓝布褂子从背上滑落，仁军早已接在手上。我也说了句，“会计来啦。”
为巧的一双醉眼看着我，里面血丝密布，说不出是急还是忧。他说，“晓飞，晓飞，你这犯的可是死罪啊！”
听他这么说，我真的很想哭。“为巧，会计，我冤枉啊！大许他们……”
为巧打断了我，语速甚是急切，就像有什么追着他似的。“晓飞，往后你打算怎么办？”他说。
“我能怎么办？王助理他们把我往死里整。”
为巧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我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只有我父亲。”
为巧也不问我妈是怎么死的，他只是问，“有兄弟姊妹吗？”
“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比我大很多，早就去外地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