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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地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是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是从南京下放到老庄子（梦安县成集公社大范一队）上的知青。在大范大队部，赶车的礼九接上了我们。他让我们坐在牛车上，自己却坚持徒步。这会儿，礼九走在牛前面，一只手上牵着牛绳，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给我们的感觉是，拉车的不仅是那头牛，还有礼九。问题不免严重起来。
贫下中农不坐车，而我们坐车，不仅不坐车，还拉着坐在车上的我们……因此一路上我们都在劝礼九上车。他说，“我坐过了，去接你们的时候是空车，闺女拉着我呢。”
闺女想必就是那牛的名字了。
见礼九不肯上车，我们也要下去步行，被对方拼命拦住。礼九又说了，“接你们是队上派的任务，不坐在上面礼贵要扣我的工分。”
“礼贵是谁啊？”我问。
“队长，队长要扣我工分。”
“那队长怎么不多派几头牛来？”大许说。
礼九回答，“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
由于坐车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十分忐忑不安，以致四周的风景都没有顾得上细看。然后就进了村，来到了瓦屋前面。瓦屋，是老庄子上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几间砖墙瓦顶的房子，有一个院子。在瓦屋前的空地上，礼九吆喝住闺女，停下牛车，村上的父老乡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们被簇拥着走进院子里。只见一个披着一件半旧中山装的矮墩墩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想必是队长礼贵了。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同时问，“吃过啦？”
大许代表我们回答，“没吃，只是在汽车上的时候吃了一点饼干。”
礼贵明显一愣。
后来我们才知道，“吃过啦”是当地人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真的问你吃过了没有。
礼贵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手上就像戴了一副铁手套，硬得吓人。
然后是村史教育。在梦安县城停留的时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曾经交代过有关的程序。只听礼贵咳了几声，吐出一口浓痰，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咱们村……”他说，完了就没有下文了。
好在老乡们非常热情，接着礼贵的话头争先恐后地说开了。由于我们是初来乍到，对当地方言还没有完全适应，再加上他们说的那些人和事情也对不上号，所以听得稀里糊涂的。
这时礼九已经卸完车，将闺女牵进了院子里。他招呼了两个小伙子，三人合力将牛车抬进院门的门槛。之后，礼九提了一只铁桶，又出了院门。再回来的时候拎着满当当的一桶水。闺女饮水的时候，礼九又从房子里搬出一台铡刀，蹲在院子的地上喀嚓喀嚓地铡稻草。完了用一只簸箕盛了，端到闺女的嘴边。礼九围着闺女忙前忙后，我们的目光随之来来回回。礼贵看在眼里，再次咳了几声说，“就说说这闺女吧……”
老乡们马上转换了话题，说起了闺女和礼九。
由于我们就是坐闺女拉的车进村的，驾车的正是礼九，因此听起来亲切多了，也顺畅多了。大许和吴刚还不时地提问，老乡们讲解的热情就更高了。
那闺女的确有些来历。老乡们说，它原先是村上的富户福爷爷家的。有人不同意，反驳说，是闺女它妈是福爷爷家的，土改的时候，闺女它妈被作为富农家的浮财分给了雇农礼九。总之是在礼九家，闺女它妈生下了闺女。于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礼九顿时有了两头牛。可惜好景不长，闺女它妈生下闺女半天后就死了。老乡们说，那是礼九的命贱，享不了两头牛的福。也有人说，用一头使不了两年的老牛换了一头牛犊子，也值得了。大伙儿一致认为，闺女的命硬，克死了老母牛不算，没准儿以后还要克人呢！
这话可不是现在说的，而是二十年前说的。果不其然，十八年前礼九他妈就得饿痨病翘辫子了。
然后是互助组、合作化，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闺女的归属随之不断转移，最后归了队上，也就是大范一队。但负责饲养闺女的一直是礼九。他甚至连家里的两间破草房也不要了，搬到牛屋来，和闺女吃住在一起。连媳妇都没有娶，以前是顾不上，现在就是想娶也没人跟他了。老乡们说，那闺女就是他媳妇。也有人说，是他的闺女。闺女这个名字还是礼九给取的呢，后来在老庄子上叫开了。
说这些的时候，闺女和礼九就待在瓦屋的院子里。礼九拿着一把秃笤帚，在闺女的身上来回扫着。被人议论的时候，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或者说的根本就不是他。闺女更是置身事外，只顾咀嚼簸箕里的草料。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当着面指指戳戳是很不礼貌的。
一个身材瘦小但长相精明的老乡（后来知道是队上的会计为巧）指着闺女说，“它还怪道呢，不生小牛，种倒是没有少配。以前配了生不下小牛，现在配了也是白配！”
我实在听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后来知道是民兵排长仁军）走过去，用手扳住闺女头上的牛角。“你们瞅瞅，光溜得很呢，上面连一个坑儿都没有！”他说。
那双牛角的确扎眼醒目，光可鉴人，在阳光下就像两把刀子似的。如此年轻的角长在一头老牛的头上确实比较奇怪。
后来我们听礼九说起，母牛每生一胎，牛角上都会留下一道凹槽，叫作角轮。有几圈角轮就生过几胎。闺女的角上一圈角轮都没有，可见是没有生育过。
2
礼贵又咳了几声说，“咱们说说这瓦屋吧……”
于是老乡们丢下了闺女，说起了瓦屋。
这次礼贵没有领情，他大喊了一声，“大秃子！”一个头上结着亮亮的秃疤、模样老相的孩子钻了出来。说他是孩子是因为他身体的比例，大秃子的头特别大，身体偏小，但那张脸并不年轻。只见大秃子吸溜一声将拖着的鼻涕吸进去，忙不迭地应道，“在呢。”
礼贵说，“钥匙从福爷爷家拿来了吗？”
“拿来了。”大秃子说着从裤腰里摸出一把钥匙，交给礼贵。
那钥匙既长又大，模样奇怪，光溜溜的一根铁杆，前面有一个扁头。礼贵取了钥匙，反身走向身后的主屋。主屋的大门门环上绕着一根半锈的铁链，铁链上挂了一把老式铜锁，也很大，看样子与那钥匙正相配。礼贵用手上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院子里除礼九之外的所有人都跟着他走了进去。
我以为会有一个村史展览什么的，结果大失所望。房子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破桌子（香案）和一把老掉牙的太师椅就什么都没有了。屋顶倒是高大异常，房子里也很宽敞。阴暗的空间仿佛具有震慑作用似的，刚才还吵嚷不已的老乡顿时都噤口不言了。
礼贵低下头，对着桌面吹了一口气。细如面粉的灰尘被吹开后，仍然看不出下面桌子的颜色。香案灰中泛白，就像是灰尘做的。除了大伙儿拖沓的脚步声，房子里只响彻了礼贵一个人的声音。他咳嗽、咯痰，嘟嘟囔囔的，弄得回声四起，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领着我们沿墙根走了一圈，又去两边耳房的门口张了张，礼贵就领着大伙儿出来了。
我们又回到了院子里，又看见闺女和礼九了。礼贵在身后稀里哗啦地锁门。经过刚才这一遭，老乡们远没有那么活跃了。我们的行李被搬下牛车，送进了瓦屋的东厢房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了形势，那东厢房是队上安排给我们的住处。与此相对的西厢房则是牛屋，属于礼九和闺女的地盘。主屋朝南，对面没有房子，只有一道院墙。墙上开了一个大门，就是瓦屋的大门。我们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我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为巧说，“瞧瞧那门楼子，还雕着花儿呢，值钱得很！”
仁军接口说，“门槛高得吓死人，小伢子都爬不过来，以前还要高呢，都磨出个凹凹来了。”
他们就像在说别人家里的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特地从我们的角度说的吧？
这时礼贵锁好了主屋的门，穿过院子走过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没有停下，径直向院门走去。为巧说，“跟上，跟上……”所有的人——除了礼九，都跟着礼贵走出了瓦屋。
院门外面是一块平整的硬地。阳光下，被石磙碾压过的地方反射着一块块发亮的圆疤。为巧跺跺脚，对我们说，“这是队上的晒场。”
礼贵也没有在晒场上停留，而是领着大伙儿绕到了瓦屋后面。在瓦屋后面，他也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领着我们绕墙而行，从另一边又绕回到了晒场上。然后礼贵站定了，面朝东方，从裤腰上解下旱烟袋，划着火柴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村子上的男人们也都纷纷解下旱烟袋，抽了起来。
“瞧瞧咱们村……”礼贵说，又没有下文了。
村子的主体在瓦屋东边。从晒场的方向看过去，除了一些稀疏的树枝、树干就是一栋栋的草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当然了，对刚从南京下来的我们来说，草房也是新鲜事物，可这一路上也看得多了。那草房因修建的年代不同，屋草的颜色便深浅不一，有的金黄耀眼，有的发灰发黑。老庄子上的草房以灰黑居多，看来盖得有些年头了。这都是因为风霜雨雪的缘故。这些知识我们也是在路上刚学的。
直到礼贵吆喝一声，“家去！”大家眺望的姿势才松弛下来。
礼贵收起烟袋，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出了晒场的桥口，向村子的方向，也就是那些草房走了过去。老乡们也都向村子的方向走过去。我们也准备跟过去，被为巧拦住了。他说，“你们住瓦屋。”
看来活动已经结束。“家去”的意思就是解散，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好歹用柴火在土灶上弄熟了一锅饭，就着从南京带下来的榨菜、午餐肉，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速度稍减以后，我们开始议论下午的“村史教育”。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礼贵为什么要让我们看村上的草房呢？大许说，那是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那些草房并不是旧社会的事物，老庄子上的人如今就住在里面。再说了，所谓的甜又是指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我的心里盘旋不去，直到几天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我突然开窍这一事实。看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进村那天，礼贵的确对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只不过是倒过来的，也可以叫作“忆甜思苦”。所谓的苦就是村子上的那些草房，而甜就是当时我们身后的瓦屋。礼贵采用的是对比法，让事实说话，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那瓦屋在老庄子上可谓绝无仅有，矗立在那儿犹如鹤立鸡群。不仅老庄子，此地方圆十里，除了瓦屋就再也找不到砖墙瓦顶的房子了。
我赶紧去找其他几个知青，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大家都深以为然，邵娜甚至多看了我两眼。大许总结说，“真让人感动啊，贫下中农自己住草房，让我们住瓦房，自己苦，而让我们甜。”
吴刚说，“闺女住的也是瓦房。”
“这又有什么？说明贫下中农爱动物，爱集体的财产！”邵娜反驳道。
事后，大许代表大家去找礼贵，要求把我们换到草房里去。他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教育者住草房，被教育者住瓦房，这样下去我们是要犯政治错误的。”
礼贵回答说，“你们下来得急，知青屋来不及盖。等知青屋盖好，草房子有你们住的呢！”
3
就这样，我们在瓦屋里住了下来。
那东厢房共有三间，我和大许、吴刚住南边那间，邵娜和顾圆圆住北边那间。中间是堂屋，墙角上砌了土灶，大家共用。
顾圆圆下来没几天就得了什么“草疾”，说是稻草过敏。开始的时候起了几粒红疹，后来疹子变大变圆，连成一片后就开始流水了。当然这都是她自己说的，邵娜说她可以做证。我们几个男的却没有看见。无论是顾圆圆的双手还是她的那张圆脸——露出衣服的部分，都完好无损，看不出任何过敏的迹象。顾圆圆因为这不明不白的怪病回到南京治疗，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老庄子上。
大许评论说，“她怎么不说是泥巴过敏呢？”的确，泥巴和稻草是农村最为常见的事物，也许泥巴比稻草还要常见一些，水稻毕竟是从农田里长出来的。
顾圆圆走后，北屋里就只剩下邵娜一个人了。
留下来的人还得干农活，学习务农。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开始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由女变男。
队上的男子汉和妇道（男人和女人，当地人的叫法）记的工分是不一样的。男子汉最多可记十分工，至少也得记八分、七分。妇道最多记七分，最少是五分。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队上一律给记六分工，干活也是和妇道在一起。也就是说村上的人把知青都当成了女人。因此下乡插队的首要目标（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变男，变回去。
经过第一次双抢大忙，这一目标终于圆满实现，队上开始给我和大许、吴刚记七分工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和妇道们一起干过活。出工的时候和村上的男子汉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扬眉吐气啊！
回想和妇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备受压抑。首先上厕所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们没进妇女队以前，人家从来都是就地解决的。我们进妇女队以后，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条干沟，跳进去，往下一蹲看不见人了才能方便。可那些结过婚的媳妇不管这一套，最多说一声，“我要撒尿了。”完了蹲下就尿。
大范地处平原，四周无遮无挡，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回避，只有背过身去。那不无湍急的声音听得我们心惊肉跳，旁边还有妇道起哄，“城里人不好意思了呢……脸皮薄啊……”
至于我们几个上厕所，只有跑回瓦屋去。往往，开始干活的时候一身轻，干着干着就沉重起来了，因为夹了一泡尿。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学习务农的进度，包括热情。于是互相告诫，早上别喝水，更不能喝稀饭。早上就吃干的，队上支的那点粮食也不够吃啊，那就什么都不吃，空着肚子去上工。
我们也曾经反省过，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干吗要这么讲究呢，不就是小便吗？属于正常的排泄活动。记得第一天上工，我问一位女贫下中农，“厕所在哪里？”
对方用锄头砰砰地敲着田埂，举目四顾，然后说，“我们农村就是一个大厕所！”
说得多么豪迈坦然，多么大无畏呵！
经过大约半个月的锻炼，我们上厕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走得离劳动现场稍远，找一个稻草垛，或者一棵较粗的树，站在后面。如果实在没有草垛或树，就只好像大姑娘那样跳进一条干沟，蹲下解决。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进步，尽管幅度不大，但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毕竟没有止步不前。
再后来，事情的进展就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了。队上的妇女和我们越来越熟，劳动间歇媳妇们竟然要扒我们的裤子，说是要看看城里人到底长得有啥不同的。大姑娘不动手，在旁边掩口而笑。我们被媳妇们追得在农田里乱跑，有一次，大许不幸被追上了。对方人多势众，将大许按倒在地，不仅扒了他的裤子，一个妇女还去河边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她们开心坏了，个个笑得牙龈毕露。那大许不仅不恼，反而有些高兴。他大概以为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闹了。
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下次媳妇们又要扒大许裤子时，后者反戈一击，扑上去，也要扒对方的裤子。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打他的是为好媳妇，老庄子上有名的泼妇。只听为好媳妇骂道，“找死啊！毛还没有长齐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给日弄出来……”
这件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贫下中农可以扒我们的裤子，但我们不能扒贫下中农的裤子。她们可以主动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反过来却不可以。
邵娜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不存在由女变男的困扰。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后，她是女人这一点就更明确无疑了。
下来没多久，邵娜就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和老庄子上的妇女相比，就差没有喂猪养鸡、带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为知青屋还没有盖好，我们没有搬过去，暂时还没有分。鸡，后来邵娜在瓦屋的院子里也喂了几只。而我和大许、吴刚就像是她的三个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后干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伺候我们的时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时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时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候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做家务的确比学习干农活更让邵娜开心。
自从顾圆圆病退回南京以后，邵娜就成了老庄子上唯一的女知青，当然也是瓦屋里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闺女一样，就像瓦屋一样。
一次大许对邵娜说，“以后，你干脆别去上工了，专门做家务，工分我们匀给你。”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轻呢！你们挣的那几个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的什么人！”
大许说，“战友，战友，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谁跟你是战友啊！”邵娜说。
但总体说来，农村生活还是很无聊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下地干活，我们和村子上的人几乎没什么接触。有时候我会想，这都因为住瓦屋的缘故。如果当初我们住进村上的草房里，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村子上的人很少会来瓦屋串门，除了我们刚下来的那几天，那也是因为新鲜。在他们看来，我们模样长得新鲜，带下来的手电筒新鲜，高腰雨靴新鲜，半导体收音机新鲜。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也曾经去村上挨家挨户地走访，摊开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记着什么。后来，这一活动也不了了之。我们不写不画，也不看书（读书无用嘛）。自从带下来垫箱子用的几张旧报纸撕了擦屁股以后也再也没报纸可看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瓦屋的院子里转悠，东瞅西看。主屋的门终日紧锁，不过，院子里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时被老庄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从井口漫上来，长着一些杂草，乍看就像是一个弃之不用的花坛。但实在也不是什么花坛。甚至连草叶也被闺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干枯的草根。那就看闺女和礼九吧。后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围着前者忙个不停，还和对方说话。的确有点意思。但看得时间长了，也就兴味索然了。
礼九喜欢和闺女说话，对我们却越发懒得开口。他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话还是拉我们来瓦屋的路上说的。我有一种感觉，礼九和闺女是一伙的。他既不跟我们是一伙，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伙。只有他和闺女，谁都别想插进去。
4
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
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如今的“群专部”叫作“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作“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
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
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
农民说，“活泛，活泛。”
二号说，“我看不健康。”
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
二号的脸色陡变，叭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
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恹恹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
“好啊，你讲反动话了！”老于大喝一声，不等二号分辩，再次回顾围观的农民，“这孙子讲反动话了，你们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在场的人齐声大喊起来。
老于转向二号，“你看看，他讲反动话没有人听见，你讲反动话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一招手，几个手脚麻利的知青扑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老于对卖兔子的农民说，“借你担子上的麻绳用用。”
农民说，“还是算了吧，这兔子也没折……”
老于没有理会，让人解下担绳将二号捆了个结实。之后老于在前面开路，后面两个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负责维持秩序，一帮人在赶集农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公社革委会大院拥去。进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组所在的房子。那屋顶上的烟囱正冒着烟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锅。老于熟门熟路，就像他每天在这里上班一样。
王助理是一个白胖子，脑袋上的头发已经歇光了，大概有两三缕头发横过来搭在脑门上，显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备了一把小梳子，说话间时不时地掏出来刮刮脑袋。
当时二号被两个知青按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王助理，王部长，我冤枉啊！”他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王助理说，然后转向老于，“你们说他讲了反动话，他讲了什么反动话啊？说出来听听嘛。”
这一套是老于玩过的，他当然不会上当。“我们不说，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讲反动话了。”
“你倒是够精明的。”王助理说，“那又怎么证明他讲了反动话呢？”
老于说，“请问王助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王助理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挥动胳膊，同时大声地朗诵道，“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说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发现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紧张。老于也不追究，他指着地上的二号说，“他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去了……”
恰在此时，有人把那只兔子给扔了过来。兔子的前后腿绑上了绳子，但还是在地上蹦了几蹦，倒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肯定是某个知青从卖兔子的农民那里买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赃俱获”的效果。王助理看着地上的兔子，有些发愣。
老于追问说，“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动？”
只见王助理哼了一声，把小梳子往中山装的口袋里一塞，摘下手表，又是一塞。然后边捋袖子边向二号走过去。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助理已经抬起手，噼里啪啦地给了二号十几个耳光。巴掌挪开的时候，二号的半边脸上已是血红一片。
这次事件以后，成集街上再也没有人敢与知青争锋了。赶集的农民看见人保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组的勤务员见到知青也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远远地看见我们过来，勤务员们将军帽压得低低的，最多从帽檐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我们去成集街上赶集，通常去工农饭店吃饭。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饭店，只卖饭菜、面条，不卖茶水。后来我们便自己带了茶叶，在饭店里要了开水，泡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壶、喝茶的碗都是饭店无偿提供的。到后来工农饭店几乎都快变成茶馆了，当然来此喝茶的只有知青。知青喝茶不要钱，甚至可以不吃饭店里的饭。换了农民肯定不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以上的优待，按老于的话说，“咱知青为民除害，如许好处也是该得的！”
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我和大许、吴刚更喜欢赶集了。
5
回到下面的生产队里，日子照旧。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总算盖好。它位于老庄子的东边，离村子的主体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栋泥墙草顶的房子。屋顶上的麦草开始时倒是金黄耀眼的。
我们从村西搬到了村东，从瓦屋搬到了草房里。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大许、吴刚，不包括邵娜。后者没有搬过来。
住在瓦屋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和邵娜在谈对象。大概是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过来。实际上，当时我们只是有一点暧昧，最多不过是眉来眼去。连我们自己都不落实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邵娜一个人留在瓦屋的东厢房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村子上的光棍经常前去骚扰，隔着院墙往里面扔砂礓，或者走到东边的窗户下，故意大声咳嗽。礼九自然没办法制止，他本人避嫌还来不及呢。由于邵娜的这一处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过去陪她。直到光棍们打熬不住，回家睡觉去了，我这才离开瓦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村上的人会问我，“昨天吃过晚饭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狗。每天晚饭以后狗吠声将我从村东送到村西，然后再一阵狗吠把我送回来。村上的人睡不着觉，等着听狗叫。由于影响了贫下中农正常的作息，我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了。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我和邵娜谈对象在老庄子上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彼此表白过，顺水推舟的情况也许倒是有的。
礼九仍然和闺女相依为命。但此人有一个癖好，就是每年冬天要出门要饭，第二年春耕开始的时候才会回到村子上。我们下来以前，礼九离村的那几个月里，闺女是村上的人轮流喂养的。我们下来的第一年，仍照旧章。但那时我已经在积极要求喂养闺女了。直到第二年的冬天，这一光荣的任务才终于落到了我的肩上。条件是不记工分，队上的活照干。
我开始喂闺女的那个冬天正好是我们搬到知青屋里去的那个冬天，因此我更有理由往瓦屋跑了，给闺女加水上料劈柴生火。可老庄子上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礼九离开是给我挪窝子，我喂闺女是钻空子。完全地无视历史事实。难道他们不知道礼九要饭不是从今年开始的？我要求喂养闺女也不是现在的事？
夜幕降临，古老的瓦屋里阴影重重。北风呼啸怒号，闺女窸窸窣窣地反刍着草料。门窗紧闭的主屋那边不时地会传出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拄着拐棍走路。我不由得想起了村上人的说法，那瓦屋是姓范的第一代先人盖的，他们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搬出来。村上人的意思是瓦屋后来成了老范家的祠堂，用来供奉祖先的牌位。明知道如此，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禁有了某种保护邵娜的冲动，她对我也有了明显的依赖之感。邵娜说她很后悔没有和我们一起搬到知青屋去，但看看又不像。总之邵娜既后悔又不后悔，心思比较难以捉摸。
后来，我干脆连晚饭也去邵娜那里吃了。她每天做两个人的晚饭。吃饭的时候，邵娜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自然不是每次都有菜特别是肉可夹。没菜可夹的时候，她就帮我搛饭里面的稗子、小石子，生怕磕了我的牙。邵娜还经常给我洗头，为我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帮我挤脸上的粉刺以及挖我两边的耳朵。总之她围着我忙个不停，我则听任她的摆布。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甚至很少说话。这就是我和邵娜谈对象的一般性内容，说出来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每次，我去邵娜那里的时候，大许总是酸溜溜地说，“快活去了。”回到知青屋以后，他又说，“快活回来了。”
我说事情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邵娜不过是为我做饭、洗衣服。她为我做的那些事，以前也为他大许和吴刚做过。只不过现在邵娜伺候的对象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此而已。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忙里忙外，闲不下来，只不过没有为他们忙了。大许说，“打死我也不信！”
不要说是大许、吴刚，就是老庄子上的贫下中农也不相信我和邵娜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时有人向队干部反映，说是我留在瓦屋过夜，天亮了才回知青屋。又说村上的狗可以做证。我诅咒发誓、向毛主席保证也无济于事，自然也无法指责那些乱叫的狗。这件事后来越发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最后还是福爷爷提议，让邵娜搬进他家东山墙那儿支的一间草披子里，风波才总算平息。
福爷爷是老庄子上的长辈，虽说成分是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他家的东山墙接了一间草披子，里面放着一口红皮棺材，那是福爷爷的寿材，草披子是专门为此而盖的，里面除了寿材什么都没有。礼贵让人在墙角上砌了一个土灶，草披子的顶上竖了一截烟囱，邵娜就搬过去了。甚至连床都不用支，铺盖往寿材上一铺，就是现成的床。只不过那床有点奇怪，前高后低，比较狭窄。下面的红漆虽然被遮住了，但棺材的形状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问邵娜，“睡在这样的床上你不觉得害怕吗？”
她回答，“不但不怕，反而觉得安心。谁敢碰福爷爷的寿材？”
的确如此，不仅村子上的光棍们不敢，我也不敢。
说这话的时候，邵娜半躺在福爷爷的寿材上，正在为我织一件毛线衣。我则坐在一只倒扣的笆斗上面，距离对方有两尺多远。织毛衣的线是邵娜从她的一件旧毛衣上拆的。她织了拆，拆了再织，已经反复多次了。因为打毛线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毛线有限，而时光无限。有时候需要绕毛线，我就伸直两条胳膊，抻住毛线，邵娜将其缠绕成球，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线相连。古老而幽远的寂静中，隔壁传来了福爷爷咳嗽咯痰的声音。
实际上，福爷爷并不干涉我们谈对象。自从邵娜搬过来以后，村上人的议论便戛然而止了。就像我们的事得到了某种批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邵娜那里吃饭，仍然是深更半夜地回知青屋，老庄子上的狗也准时吠叫。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就是大不一样了。
不仅邵娜觉得受到了福爷爷的庇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和邵娜来往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找什么借口。有时候我甚至想，即使我在邵娜的草披里过夜，老庄子上的人也不会说什么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在我是因为害怕那口棺材。邵娜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6
每天晚上，我除了往邵娜那儿跑，还要去瓦屋喂闺女。好在福爷爷家的园子也在村西，和瓦屋只隔了一条小阳河。我一般是在邵娜那里吃完饭，待上一会儿，然后就去瓦屋。除了加水上料、打扫牛屋，有时候还要生火。队上专门预备了柴草，堆放在牛屋北边的房子里。冬天给牛烤火是需要也是规矩，但一般来说，只有当村上的男子汉们在牛屋聚会时那火才会生起来。或者，当牛屋的窗户上映出火光，他们便纷纷前来了。大伙儿借牛的光，烤集体的火，传递着烟袋，拉个家常什么的。
去牛屋烤火最积极的是大许和吴刚。有时候，我还没有从福爷爷家的园子里出来，他们就已经去了牛屋，并生上了火。我隔河看见火光灼灼，不得不中止了和邵娜的约会。他俩也是走得最晚的。老庄子上的人熬不住困，纷纷撤离，大许和吴刚这才挟持着我，一起回到冰冷的知青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