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许毫不掩饰对我的羡慕，他说，“这村上唯一的女知青和唯一的母牛都让你给占了！”
我说，“这是什么话呀。”
大许说，“还是你讨女人喜欢。”
“闺女也是女人？”
“反正都是母的。”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闺女正卧在火光的阴影里反刍，牛尾巴甩在稻草上啪啪声响。大许回头看了一眼说，“你们说，那礼九和闺女干没干过？”
我问，“你什么意思？”
大许说，“礼九一辈子没娶媳妇，性欲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和吴刚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大许继续说道，“听说有个地方的人的成人仪式就是干母驴，没干过母驴的就不能算是成人。”
吴刚问，“那我们都不能算成人了？”
“那是，没和母的干过，只能算是童男子。他——”大许用手上拨火的树枝指了指我，“已经不是童男子了！”
我正要反驳，只听吴刚说，“就是想和母的干，这人和牲口也干不起来啊。”
“怎么干不起来？”大许说着站了起来，走到闺女前面，用树枝将它打了起来。
大许把闺女牵到火堆边上，抚摩着它的脖颈，使其安定。他对吴刚说，“站到牛后面去。”
于是吴刚就走到了闺女的屁股后面，凸出的牛尻骨几乎顶着了他的胃。
“是干不起来。”大许说，“去找两块土墼。”
吴刚便去墙根找来了两块土墼，放在闺女身后的地上。大许说，“站上去。”
吴刚站上去以后果然比刚才高了很多，牛屁股差不多齐到他的小腹了。“还差一块。”大许说。
吴刚去搬第三块土墼时，大许对我说，“我只需要一块土墼，你大概需要两块。”
然后吴刚就站在了三块摞起的土墼上。大许侧着头，端详了许久，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正好，正正好。”他说。
“下面呢？”吴刚问。
“下面就是脱裤子。”
吴刚掀起棉袄，大许突然爆发出一阵杨子荣般的大笑。吴刚在土墼上站立不稳，差点儿没有摔下来。
“你还真想干啊？哈哈哈哈……”大许指着吴刚说，“要是真干了闺女，那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
我总算明白了，大许是在开玩笑。
这以后，“干闺女”就成了我们在牛屋烤火时的一个保留节目。当然没有真的干过，只是互相取乐而已。大许实验了不同的高度。正如他所言，吴刚需要三块土墼，我需要两块，而他只需要一块。这和我们不同的身高有关。大许和吴刚甚至还抓住牛尾巴，一只手撑着牛臀，做出夸张的碰撞动作。闺女被撞得不断地向前踉跄。但我可以做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穿着裤子的。
正如身高所示，大许在我们中间年龄也最大。他是六六级高中毕业生，我是高中六八级，吴刚是初中六七级。也就是说，大许比我大了两岁，比吴刚大四岁。因为年龄的原因，大许经常感叹，说是像他这么大的老庄子上的人小孩都四五岁了，而他连女人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这么说的时候，他不像在开玩笑。
去成集赶集时，大许会去供销社里买上两瓶当地产的山芋干酒，带回知青屋里自斟自酌。喝到一定份上，他必定痛哭流涕。“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大许边哭边嚎。
然后招手让我和吴刚过去，陪他一起喝。这时两瓶山芋干酒已经被他干掉了一瓶半，只剩小半瓶了。小半瓶酒分倒在三只吃饭的碗里，只盖着一个碗底。
大许异常热烈地和我们碰杯，或者说碰碗。那碗沿早已经被他碰得满是缺口了。只听大许说，“我比你们大了几岁，算是你们的哥哥，听哥一句话，保证没有错！”
我和吴刚愿闻其详。大许说，“千万，千万，别碰女人！”
吴刚说，“就是我想碰，也没有女人碰呀。”
大许回答，“就是有的碰，也千万不要碰，要碰就碰杯，不要碰女人。”
这时他已经喝到了一个境界，越发地妙语连珠起来。“碰杯加强友谊，碰女人就回不了南京了，就要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扎根一辈子了！”
他还说，“咱们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啊，看谁能熬，憋得住，但话又说回来了，活人也不能让尿给憋死噢，那也得憋……”
当大许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就会将矛头指向我，说我不需要憋，因为有邵娜。邵娜也不需要憋，因为有我。他总结道，“只有和女知青在一起不需要憋，都是南京人，早晚是要回南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两个人一起回去，还是三个一起回去。”
“哪里来的三个人？”吴刚不解地问。
“晓飞和邵娜再生一个，不就是三个啦，哈哈哈……”
我诅咒发誓，说我和邵娜之间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我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大许说，“那就是你的不是啦，能不憋，为什么还要憋呢？你不比我们。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邵娜想想，如果换了我，那还不……”就差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大许说出来的话是，“大范大队统共只有一个女知青，生产资料有限，被你这孙子浪费了！”
还是一个意思。
大许继续说道，“我们能怎么办？只有隔三岔五地在被窝里放个‘手铳’，真枪实弹的也没个地方呀。”
我还不能表示赞同或理解。大许把自己贬得厉害，加上又喝了很多酒，变得非常敏感。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转而自我吹嘘说，“村上的几个大姑娘看上了我，上工的时候扒我的裤子，你们也看见了。”
“是看见了。”我说。没好说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并且扒他裤子的也不是什么大姑娘。
“没扒你们的裤子是不是？”
“是是。”
“是是。”吴刚也说。
大许说，“前几天大队范书记让人带话给我，意思是想招我当上门女婿，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我说，“这是好事情。”
大许大叫起来，“晓飞啊晓飞，你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指吗？要是我答应了范书记，还能回南京吗？这不是要害我吗！”
我无话可说。大许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礼九回村以后，我就不需要去瓦屋喂闺女了，每天晚上在邵娜那里待的时间更长了。我依然无所事事，邵娜依然忙个不停。她为我织毛衣，或者钉衣服上的纽扣。有时候则以我为实验对象，在我的屁股上练习肌肉注射。届时我就得脱下裤子，自然不是一脱到底，露出后腰下面的部分即可。邵娜冰凉的指尖和湿答答的棉球弄得我心里痒痒的。正有点儿想入非非，突然一阵剧痛，邵娜下针的位置过高，差一点没扎在我的腰子上。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喜欢打针。
有时候我们也聊大许他们。自从男知青搬往知青屋以后，邵娜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俩——平时男女出工是分开的。大许自轻自贱，借酒撒疯，吴刚则没心没肺，糊涂度日，两个人都够滑稽的。当然谈论他们的时候我有所保留，涉及对邵娜的议论更是尽量省略。至于“干闺女”的事，根本没敢提。但在私下里，我觉得大许的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没准我真的在浪费资源呢？或者说邵娜想进一步？否则的话，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摆弄我？还让我脱了裤子让她打针？
一次，大许又喝多了。因为安抚他，我去邵娜那里比平时要晚，邵娜已经吃完收拾过了。她躺在福爷爷的棺材上织毛衣，见我进来，马上抓起枕头边上的铝皮饭盒，那里面装着注射用的针管、针头。邵娜问我，“要不要再打一针？”
我倒是很想打一针（反正是蒸馏水，没有大碍），可屁股上的肿块还没有消下去，于是我说，“下次吧，让我的屁股歇歇。”
邵娜说，“要不然我给你洗个头，汤罐里还有热水。”
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到灶前，将汤罐里的水舀到一只脸盆里，端过来放在一张长板凳上。邵娜让我坐在倒扣的笆斗上面，按下我的脑袋就开始给我洗头。边洗邵娜边吸鼻子，“一股酒味儿，难闻死了！”
我说，“今天大许请客，赶集的时候他买了三瓶山芋干酒，我们一人一瓶。他还把家里寄来的香肠煮了三根。”
邵娜嘟囔了句“太阳从西边出了”，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我压根儿没闻见什么酒味儿，闻到的却是一阵似有若无的幽香，不知道是邵娜的身上还是洗头发的硫磺香皂发出的。“还是你好闻呀。”我说。
“你说什么哪！”邵娜道，同时用劲按了一下我的脑袋，脸盆里的水马上溢了出来。
邵娜撩起一些热水浇淋在我耳后的脖颈上，我感到她的整个胸脯都压了过来。完全是不自觉地，我伸出右手在邵娜的胸前抓了一下，她就像踏着弹簧似的跳了开去。“你想干吗！”邵娜厉声喝道。
我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邵娜躲闪，而是为自己的大胆感到惊讶。“不干吗，谈恋爱嘛。”我说。
邵娜骂道，“你这个流氓！”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竟然浮现出大许他们站在闺女后面撞击的情形，声音不由得提高了。“我流氓？大许他们那才流氓呢！”
邵娜说，“你能不能小声点？福爷爷已经睡下了。”
“你成天福爷爷这福爷爷那的，他不过是一个富农分子，又不是你爷爷，不是你家长！”我说。
“他是大范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邵娜争辩道。
后来她走过来为我清洗头发，胸脯再也没有压在我的后背上了，胳膊伸得老长，身体后缩。我感到自己也浑身绷紧，紧咬着牙关，就像是一条随时会张嘴咬人的狗。
邵娜不无讨好地问，“刚才你说大许他们流氓，他们怎么流氓啦？”
我说，“你让我流氓一下，我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流氓的。”
我以为邵娜会再次发作，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豁出去了，没想到她什么都没说。用一件旧衣服默默地为我擦干头发，邵娜就走到了棺材前面。她将放在板条箱上的煤油灯调暗，暗到已看不见里面的火苗。“你过来。”邵娜柔声地说。
这时，我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想法，只是觉得她坐在黑暗中，坐在那口棺材上，孤零零的很可怜。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走过去。我说，“你过来。”邵娜说，“你过来。”就这样来回说了几次，邵娜站起身走了过来。
在草披子中间，我们抱在了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抱着一堆衣服，我的衣服和邵娜的衣服，足有七八件之多。渐渐地，我才有了一些感觉，转动着脑袋在对方的肩膀上磨来蹭去的，就像要在邵娜的衣服上进一步擦干头发。只听邵娜在我的耳边说，“说啊，大许他们是怎么流氓的？像你这样？”
我深受鼓舞，不禁加大了力度，一面磨蹭，一面喃喃地说起了大许、吴刚“干闺女”的事。
开始的时候邵娜似乎没听明白，任凭我动作，好像还很陶醉。后来，她肯定是听明白了，突然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的力气非常大，我后退时差点没撞翻了身后的板凳。邵娜气喘吁吁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是人，不是牲口！”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流氓！你们通通是流氓！”邵娜几乎喊了起来。
这时隔壁传来福爷爷的一阵咳嗽声，那条老嗓子听上去就像是有几千斤重。邵娜跺着脚说，“还不快走，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8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其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下放后不久，我都明白了，就是为了回城，也就是回到南京。我们下放是为了上调，离开是为了回去。听上去有点儿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理解和努力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才能回去？
按大许的说法，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但仅仅能熬、能憋显然是不够的，那不过是防止在回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差错，比如和当地人结婚，生了孩子，就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就算你熬得住，也憋得住，也不一定就能回去呵，还得积极表现。只有通过积极表现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招工、上大学或者当兵才可能有被推荐的机会。
就说老庄子上的四名知青吧，除吴刚以外都在积极表现。吴刚是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根红苗正，无须表现。他只要能熬能憋就功德圆满了。其他的人就不行了，除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摽着干活，还得各显其能，另辟蹊径。
比如我要求喂养闺女，就明显有讨好贫下中农的意思。那闺女是队上唯一的耕牛，虽然年老体衰，村上的人还是把它当成了宝贝，成天咱闺女长闺女短的。如果队上还有其他的牛，也不至于如此，闺女甚至连名字都不会有。就像村子上的那些狗，就没有名字。老庄子上的人叫它们狗，最多根据毛色的不同，称之为黑狗、白狗、黄狗或者花狗。
邵娜积极表现的方式就是给村上的人看病。她自制了一个小药箱，背着挨家挨户地串门，甚至下地劳动的时候也背着。治病用的药品是家里从南京寄来的，无非是红汞、消炎粉、土霉素、去痛片这样一些常见药。因为村上的人平时不吃药，因此一吃就管用。邵娜药到病除，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在此成绩的鼓舞下，她戒骄戒躁，开始学习针灸和肌肉注射，也就是扎针和打针。扎针她在自己身上练习，打针就只能在我身上练了。往往是，邵娜的胳膊和手上扎满了针，而那只扎着的手正按着我屁股上的药棉，的确是够吓人的。邵娜练习扎针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疑难杂症，而练习打针却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猪。也就是说，我成了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
打针主要是打青霉素。老庄子上的猪和人一样，不免药到病除。后来，邵娜作为兽医的名声就远远地超过了她作为人医的名声，这自然与当地人的见识有关。他们认为，猪比人更重要。人生病了可以熬，猪生病了就不长膘。再说了，青霉素不仅价钱很贵，而且稀罕，轻易搞不到手。事情总该有个轻重缓急吧？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作为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就不应该感到委屈了。邵娜以兽医而闻名，也是在抬举她。这些道理我是逐渐才体会到的，从医人到医猪的道路邵娜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再说大许。
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1949年以前，家里是开工厂的。我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去了“五七”干校。邵娜的父母则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邵娜的父亲头上还顶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历史问题。因此大许每次喝多了，不仅哭他没有女人，还哭他没有一个好爸爸。我安慰他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才不是呢，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和你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大许说。
他不单嫉妒我和邵娜谈恋爱，还嫉妒我们的出身，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许的家里看来很有钱。隔三岔五的，他会收到一些南京寄来的包裹。不仅频率很高，就是在全公社的知青中，大许收到的包裹也算最大的。这些包裹里装的自然不会是药品，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许从不当我和吴刚的面拆包裹。他的床边放着一只体积庞大的柳条箱，八个角上都包了铁，包裹里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那箱子除了暗锁，外面还加上一把永固牌铁锁。只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柳条箱才会被打开。
吴刚住在大许隔壁，据他说，大许每天夜里会爬起来清点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点灯，怪吓人的。一度我们怀疑大许是不是有梦游的毛病，但又觉得不像。吴刚说他听见大许偷偷地吃东西，就像耗子似的窸窣个不停。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却要偷着吃，也真是难为了大许。由此我和吴刚认定，大许的箱子里装的是吃的东西，包裹里寄来的也是吃的东西，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不久以后，这一猜测就被部分地证实了，大许从箱子里拿出一大瓶鱼肝油胶囊。他坦言道，鱼肝油是家里寄来的，让他平时滋补身体的，但他许韶华需要滋补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滋补灵魂鱼肝油显然无用。大许说，“贫下中农的教育滋养了我的灵魂，而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倒是真正需要滋补的。”
这话自然不是在知青屋里对我和吴刚说的，而是在瓦屋召开社员大会时对老庄子上的人说的。那鱼肝油也不是给我们吃的，而是给村上的贫下中农吃的。
当时，那黄澄澄玉润珠圆的鱼肝油丸由礼贵分发给在场的人，每个人的手心里都定着一粒，自然四个知青除外。只听礼贵大叫一声，“吃啊！”村子上的人将鱼肝油丸捧起，哧溜吸入口中。
大多数人是囫囵吞枣。有的人则说，“一股腥气！”也有的人尝出了滋味儿，大声地说道，“油，是油呢！”
老庄子上的人平时缺少油水，能有油吃显然是最高兴的事了。他们形容喜悦的心情时经常会说“像喝油一样快活”。鱼肝油是油，不是水，不禁引起了轰动。
礼贵将瓶子里的鱼肝油丸又每人分了一粒，还剩下三粒。大许建议说，“正好队上的领导班子是三个人，一人一粒。”
礼贵没理会大许，他代表为巧、仁军说，“不了。”随后叫过大秃子，把剩下的鱼肝油连同瓶子交给他，“给福爷爷送过去。”
大秃子接过玻璃瓶，一颠一颠地跑出门去了。
“队长，这可是你让送过去的啊。”大许强调说。
“是我让送过去的。”
大许此举就叫作“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结果竟然有三粒献到了富农分子那里。大许不免担心。回到知青屋后，他反复念叨着这件事。我和吴刚向他保证，他许韶华的确是把鱼肝油献给了贫下中农，最后三粒是献给队干部的，是队干部把鱼肝油献给了富农分子。大许总算是放下心来。
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可谓一举两得，既表达了大许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不食鱼肝油），又答谢了社员群众的教育再造之恩（请他们吃鱼肝油）。因为这件事，大许作为可教育子女的代表被推荐参加了公社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是代表中的代表，真的不容易呵。至此，大许不仅和我和邵娜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还超出了不少。
大许做的另一件事是布置活动室，也就是瓦屋的主屋。
那主屋平时大门紧锁，只是在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才会被打开。一年中，这样的大会也开不了一两次。在大许的一再建议下，礼贵同意大许进去拾掇一番。后者用刷锅把子掸去香案和太师椅上的灰尘，又从村上人家里借来几张长板凳。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张贴领袖画像。大许别出心裁，不仅贴了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画像家家都贴，不稀奇），还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自然是毛主席像居中，马、恩、列、斯分列两边。五张画像一字排开，张贴在主屋的北墙上，对着大门，的确气势不凡。如果只贴毛主席像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画像的两边还贴了一副大许亲自书写的对联，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为“五洲震荡风雷激”。
活动室布置好以后，老庄子上的人纷纷前往看个究竟，甚至福爷爷在他的儿子礼寿的搀扶下也来了。只听福爷爷追忆说，“以前这北墙上挂的中堂是一头斑斓猛虎下山，两边的对子是‘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横批‘祭如在’，下面的大桌上供的就是老范家先人的神位了。”
他捋着下巴上的白胡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拐棍指指戳戳的。幸好领袖们的画像贴得很高，不至于被福爷爷的拐棍戳到。
福爷爷说，“也罢，也罢，如今这画上的人就是咱的先人，不止是姓范的先人，也是赵钱孙李的先人。”
“我爹的意思是人民的先人。”礼寿在旁边解释道。
“还是福爷爷的觉悟高！”为巧拍马屁说。
“啥高不高的？”福爷爷说，“有先人总比没先人好，这屋里贴个画儿总比啥都没有要好！”
活动室的布置得到了福爷爷的肯定，大许不禁舒了一口气。但也有担心的地方。回到知青屋后，大许显得非常惶恐，他说，“福爷爷讲反动话了，你们听出来没有？”
吴刚问，“他讲什么反动话了？”
大许说，“他说画上的人是咱的先人。先人肯定是死人，马恩列斯不说，可毛主席万寿无疆啊。”
吴刚说，“他是讲反动话了。”
“再说了，姓范的先人怎么能和马恩列斯毛比？”大许说，“为巧还说福爷爷的觉悟高呢！”
吴刚说，“是不能比。”
我说，“福爷爷的觉悟是不高，但也不至于反动。”
其实大许是怕被人议论，说他把领袖画像贴到村上人祭祖搞迷信的地方去了，还得到了富农分子的支持。显然他是多虑了。活动室里的活动如期开展起来，每天晚上，大许准时来到瓦屋的主屋里，读《毛选》或者“两报一刊”社论给老庄子上的人听。伴随着他那不无别扭的方言（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故意别出来的），村上的妇道纳鞋底、捻棉线，男子汉们则抽烟袋、下泥棋。说笑打闹声在空旷的房子里回荡不已，根本就没有人在听大许读报。
村上的人来活动室是因为新鲜。不出三天，妇道就不来了。她们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回家困觉呢，队上又不记工分！男子汉们如果来瓦屋，也不去活动室了，说是房子大，不聚气，又没有火烤。他们更愿意来牛屋，张开十指，向火而坐，听着闺女在身后的阴影里反刍，顺便拉个家常什么的。
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主屋的门大敞着，柱子的上方悬挂着一盏马灯，大许孤单一人坐在供桌后面，手上捏着一张报纸发愣。而牛屋里火光熊熊，人影晃动，起哄笑骂声更是此起彼伏。由于负责喂养闺女的是我，因此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大许不禁落了下风。
大概又过了三天，大许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关上了主屋的门，也来牛屋里烤火了。
9
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南京过年了。实际上，自从下放以后我就没有回去过。不仅我没有回去过，邵娜包括大许他们都没有回去过。这不免有点奇怪。
我没有回南京是因为南京的家已名存实亡。母亲早逝，父亲长年住在五七干校，哥哥、姐姐比我大了许多，早已经自立门户。邵娜没有回去据说是要陪我。大许有家不回，则进一步表明他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吴刚大概是因为家里穷，凑不齐回家的路费。这些，都是可以说出口的原因，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回去是因为需要看住对方。生怕一旦离开就会发生什么变故，或者出现什么机会，那样的话，不免让别人钻了空子，自己多年辛勤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付之东流了。
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不回去，那就一起不回去。
实际上，农村生活节奏缓慢，尤其是冬天农闲，地里无活可干，我们每天只吃两顿。拖着疲惫的脚步晃晃荡荡地出工，再晃晃荡荡地收工，无非是撂几锨河泥或者捡几坨野粪。日复一日。甚至连天空的颜色都是一成不变灰蒙蒙的。在这幅近乎永恒的图画中，又能有什么变故或是机会呢？
无聊的时候，我就和大许、吴刚去成集街上赶集，在工农饭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和其他大队的知青说说南京话，用南京话交换一番当地新闻以及国际新闻，关心一把国家大事。日子就这么过着。
这天，我们几个又去了集上，大许有一个包裹要去邮电所里取。取了包裹以后，大许照例没有打开，而是夹在腋下，然后我们跟着一头农民牵在身后的山羊向土街中部走去。
进了工农饭店，老于等人已经在座了。只见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七八个知青绕桌而坐，每个人的前面都放了一只大碗，碗里盛着颜色很淡的茶水。一把断了半截嘴的茶壶放在桌子中间，不时有人拖过去，给自己倒茶。这帮人抽着纸烟，嗑着瓜子儿，弄得烟蒂、瓜子皮到处都是。
我们进去的时候，老于正侃侃而谈。他看了我们一眼，并没有停下。老于聊的仍然是“兔子事件”。两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醉心于谈人保组和王助理，就像那件事发生在昨天一样。
“老于，又在吹嘘你的英雄事迹呀？”大许调侃说。
老于有点生气，转向大许，“这不是我的英雄事迹，是咱知青的，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怎么讲都不为过！”
“那是，那是。”大许说。
老于一向有点瞧不上大许，这下总算是逮到了机会（谁让对方首先挑衅的呢？），他放下兔子不说，反过来挖苦大许，“你孙子近二年运气不错啊，又是出席知青积代会，又是递交入党申请书。听说你们大队书记还要招你当上门女婿？”
“哪里，哪里，没有的事儿。”
“说是书记大人是个麻子，他闺女的脸上没麻子吧？”
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大许忙不迭地说，“没有，没有，完全是无稽之谈。”
老于紧逼不放，“什么没有？是他的闺女脸上没麻子，还是没有入赘这回事？”
大许来不及辩白，老于又伸过手去，捅了一下大许抱在胸前的包裹，“这里面装的莫不是鱼肝油吧？”
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戴着军帽的家伙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条呼哧呼哧喘气的大黄狗。所有人的目光都向门口看去，那家伙也看见了我们，似乎愣了一下。他低头走到小窗口前面买了牌子，再从另一个窗口里端出一碗面条。那人将面条一直端到离我们很远的墙角上的一张桌子上，背对我们吃了起来。大黄狗则蹲在桌腿边，抬着脑袋，眼巴巴地看着主人。
楚庄大队的知青李秦淮说，“这不是人保组的勤务员吗？”
老于说，“三号。”
李秦淮说，“阶级斗争新动向，肯定是王助理派来监视我们的。”
大许说，“你们说话要小心一点。”
突然，老于提高了音量，大叫一声，“王助理媳妇！”
在座的人不禁又向门口看去。那里并没有人，更不用说女人了。敞开的店门外面，赶集的农民挑箩担筐地走过去，但并没有人进来。“看什么哪？王助理媳妇就在这屋里！”老于说。
然后，他将一个空烟盒揉成一团，向大黄狗扔了过去。大黄狗一惊，站了起来。吃面的三号肩胛骨明显地一抖。老于看着他的后背说，“你们知道吗？王助理媳妇在梦安县城里，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天王助理被人撞见，正把那大黄狗的头塞在灶洞里，他在后面干呢！你们说，那狗不是他媳妇又是什么？”
当真是天下奇闻，大伙儿不免议论纷纷。
不知道大许是哪根筋搭错了，也许是想在老于他们面前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吧，当大家开始议论大黄狗乐不乐意时，我发现大许在那儿憋，似乎有话要说。最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干我也是干过的。”
听闻此言，老于丢下众人，“你干过什么？”
大许说，“干过我们生产队上的母牛。”
喧闹声突然就平息下去了，甚至三号也停止了吃面。门外，赶集的人声嗡嗡地传了进来。气氛的改变让大许心虚起来，只听他说，“我干过，晓飞、吴刚也干，我们都干过的。晓飞还是队上的饲养员……”边说大许边用眼睛看我，大概是向我求援。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表示，老于突然爆发出一阵杨子荣般的大笑（他们六六级都会这一套）。笑完之后，老于隔着桌子伸出两条胳膊，左手掐着我的肩膀，右手掐着大许的肩膀，使劲地摇晃。同时用眼睛看着吴刚。他说，“真有你们的，不愧是咱知青啊！咱知青要干就干大家伙，比如水牛、骏马什么的，绝对不会干母狗！”
在座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既然老于给事情定了性，其他人也就再无异议了。
我说，“别听大许瞎说，反正我没有干过。”但这会儿已经没人听我的了。
三号终于惶恐不安地吃完了那碗面，站起身，向饭店的门边蹭去。大黄狗边在水泥地上嗅着，边跟了过去。当他们跨出门槛一瞬间，老于扯着嗓子喊了起来，“不送啊，王大嫂，给王大哥带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