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道,“我在送姑娘们回家的时候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死了,先生。”
“立刻报警,”我说。
“可是先生——责任在我,是我撞了他。”
“所以你才需要报警。”
我开着一辆空面包车赶到现场时,警察已经在那里了。那辆肇事的丰田qualis停在路旁,姑娘们仍然坐在里面。
地上躺着一具尸体,一个男孩,浑身是血。自行车倒在地上,已经扭曲变形。
穆罕默德·阿西夫站在一旁,不停地摇着头。有人在冲着他吼叫——那种激动的样子只有在死者亲戚的脸上才能看到。
现场的警察不让任何人离开。他看到我时朝我点点头。我们这时已经很熟了。
“那是死者的哥哥,先生。”他小声告诉我。“他气疯了,我没办法把他从这里带走。”
我摇晃着穆罕默德·阿西夫,让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你先开我的车,把那些女人送回家。”
“让我的手下先去吧,”我大声对那警察说,“他得把车上那些人送回家。不管是什么事,你只管找我。”
“你怎么能放他走?”男孩的哥哥冲着警察吼道。
“你听我说,孩子,”我说,“我是这辆车的车主,你要吵架的对象是我,不是那司机。他当时在执行我的命令,尽量开快车。手上沾了鲜血的不是他,而是我。这些姑娘需要回家。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我把我自己押给你当赎金。让他们走吧。”
警察也与我一唱一和。“这是个好主意,孩子。我们得去局里做个登记。”
就在我继续与那孩子的哥哥讲道理,让他识大体,使他无法分心的同时,穆罕默德·阿西夫和所有姑娘上了我开来的面包车,溜走了。这是第一个目的——把那些姑娘送回家。我与她们的公司签有合同,而只要是我签过字的东西我都会严格照办。
我和那孩子的哥哥一起去了警察局。夜间值班的警察给我端来了咖啡:但没有端给那孩子的哥哥。我接过杯子时,那男孩的哥哥怒视着我,那神情仿佛要立刻将我撕成碎片。我喝了一小口咖啡。
“副局长五分钟后就到,”有个警察说。
“是他负责登记案子吗?”那孩子的哥哥问。“因为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我接着喝咖啡。
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是我常常孝敬的对象,曾经帮过我-次,把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搞定了。他是个人品最差的家伙,脑子里整天只想着一件事——怎样从走进他办公室的每个人身上搞到钱。真是个人渣。
但他是属于我的人渣。
我一看到他,心情立刻好了许多。他竟然半夜专程从家里赶到警察局来帮我,真可谓盗贼之间也有诚信。他立刻就明白了整个情况,没有理我,直接走到那孩子的哥哥面前,对他说,“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填一份案情初步报告表。”孩子的哥哥说。“我要你们记录下这起罪行。”
“什么罪行?”
“撞死我弟弟的事。就是这个人的——”他用手指着我,“——的汽车撞的。”
副局长看了一眼手表。“我的天哪,这么晚了,都快五点钟了。你干吗不回家去?我们可以忘记你来过这里。我们可以让你回家。”
“那这个人呢?你们会不会先把他关起来?”
副局长将手指聚拢在一起,叹了口气。“你听着,车祸发生的时候,你弟弟的自行车上没有装灯。这是违法的事,你也知道。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情况。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能发现其他情况。”
那孩子目瞪口呆,使劲摇摇头,仿佛自己听错了。“我弟弟死了。这个人是凶手。我实在不明白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听着——回家去,洗个澡,向神祈祷后睡个好觉。明天早晨再回来,我们那时再填写案情初步报告表,好吗?”
孩子的哥哥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警察局来,也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中了圈套。也许他在这之前只见过印度电影中那些除暴安良的警察。
可怜的孩子。
“这太可耻了!我要给报社打电话!我要给律师打电话!我要给警察打电话!”
副局长虽然缺乏幽默感,这时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太好了,你这就给警察打电话呀。”
孩子的哥哥冲了出去,嘴里不停地嚷嚷着,继续威胁着副局长。
“明天换一块车牌,”副局长说,“我们就说那是肇事逃逸,用另一辆车顶罪。我们专门备有一些撞坏的汽车,用于这个目的。你算是运气不错,你的丰田qualis只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我点点头。
如果被撞死的是骑自行车的人,警方可以连这案子都不记录。如果被撞死的是骑摩托车的人,警力就必须记录这个案子。如果被撞死的是开车的人,警方恐怕只好将我关进监狱。
“万一他去找报社呢?”
副局长拍拍自己的肚子。“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记者都在这里。”
我没有立刻给他一个信封。给信封有给信封的时间和地点。现在是微笑、说着感谢话、喝着他端来的热咖啡的时候,现在是与他聊聊他那两个儿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他希望他们回来后在班加罗尔开一家互联网公司;现在是点头、微笑、向他露出我那亮晶晶的镀氟牙齿的时候。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头上是一副挂历,上面印着拉克希米女神——她正把罐子里的金币倒进富裕之河中。她的上方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众神之神的肖像——露齿而笑的圣雄甘地。
我一星期后会带着信封再去见他,那时的他绝对不会这么客气。他会当着我的面数钱,然后说,“就这么点?你知道两个儿子在外国念大学要花多少钱吗?你真应该看看他们每个月寄给我的美国运通卡账单!”他会要我再给他一个信封,然后再给他一个,再给他一个,没完没了。家宝先生,阿肖克先生真是一针见血地说到了点子上——这种事在印度就是没完没了。你得不停地喂那些混蛋。不过,我现在是从富人的角度抱怨警察,穷人们抱怨警察的角度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决定了一切。
先生,我第二天把穆罕默德·阿西夫叫进了我的办公室。看到他还在为自己的过错羞愧难当,我实在不忍心再责备他。
再说,那毕竟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班加罗尔的外包公司太抠门,强迫出租车公司每晚必须给他们跑多少趟车,而那是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数字。为了保证给他们提供正点服务,我们只能疯狂地开车,不停地在马路上撞倒或者撞伤人。这座城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公司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不要怪我。
“不要再担心那件事了,阿西夫,”我说。这孩子完全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阁下,我已经学会了尊重穆斯林。除了那四位大诗人外,他们都不太聪明,但他们却是好司机,而且绝大多数都很诚实——虽然每年似乎都有那么几个穆斯林难以遏制自己的冲动,要去炸火车。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就开除阿西夫。
可我确实要他去打听那孩子家的地址,也就是被我们撞死的那个孩子。
他死死地盯着我。
“为什么要去,先生?我们根本不用害怕他的父母。请不要让我去打听。”
我让他打听出了那个地址,然后告诉了我。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叠钞票,全是崭新的一百卢比一张的票子,将它们装进一个棕色信封里。我亲自开车去了那里。
开门的是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那家出租车公司的老板。”
她自然知道是哪家出租车公司。
她在一只金属平底浅杯上架了一只大咖啡杯,给我端来了一大杯咖啡。印度的南方人确实很讲究礼节。
我将咖啡倒进平底浅杯,以正确的方式喝了一小口。
墙上有张年轻人的相片,周围挂着一大串茉莉花环。
我把咖啡喝完后才开口,然后将那只棕色信封放在桌上。
这时,一位老人走了进来,站在那里瞪着我。
“首先,我想为令郎的事向你们表达我的悲伤之情。我自己也失去过亲人——失去过很多亲人——所以我完全知道你们的痛苦。他是不应该死的。
“其次,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过错,而不是司机的。警方放过我,因为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丛林的法则。但我绝不推卸责任。我请求你们的原谅。”
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那个棕色信封。
“那里面有两万五千卢比。我给你们钱不是因为我必须给你们,而是因为我想给你们。你们听懂了吗?”
那老太太不愿意收下这笔钱。
但那老头,也就是男孩的父亲,却在不停地望着那信封。他说,“至少你还算个人,还知道来这里。”
“我想帮一帮你们家的另一个儿子。”我说。“他很勇敢,那天晚上在警察面前毫不胆怯。如果你们愿意,他可以来我的公司当司机。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照顾他。”
那女人用手捂着脸,摇摇头,眼泪夺眶而出。我完全能理解。她可能在那孩子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就像我母亲在我身上寄托过希望一样。不过那父亲倒是软了下来;男人们在这种事情上比女人理智。
我感谢他用咖啡款待我,毕恭毕敬地向那位悲痛欲绝的母亲鞠了一躬,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我回到办公室时,穆罕默德·阿西夫正在那里等着我。他摇摇头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钱?”
我在那一刻才想到,也许我真的犯了个错误。也许阿西夫会告诉其他司机,说我怕那个老太太,然后其他司机就会认为他们可以欺骗我。这让我感到很不安。我不喜欢在我的雇员面前示弱。我知道那会导致什么结果。
但我一定要与众不同,您看出来没有?我不能像野猪、水牛和乌鸦那样生活——他们可能还在拉克斯曼加尔过着老一套的生活。
我已经来到了光明之地。
我现在给您说一说《谋杀周刊》上的典型故事或印度电影都是怎么结尾的。一个穷人杀了一个富人。好。然后,他拿走了钱。好。可是,他却从此噩梦缠身,被他杀死的那个人会伸出血淋淋的手指追赶他,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杀——人——犯,杀——人——犯。
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事。相信我。这也是我不再看印度电影的原因之一。
只有一个晚上,我梦见奶奶骑着水牛来追我,但这种梦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真正的噩梦截然不同。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梦见自己没有杀人——一时紧张,让阿肖克先生溜走了;梦见自己还在德里,还是另一个人的仆人,然后你醒来。
你不再冒冷汗,心跳也慢了下来。
你干了!你杀了他!
来到班加罗尔大约三个月后,我去了一座寺庙,给他们所有人举行了最后的送别仪式:库苏姆、基尚、我所有的婶婶、堂兄弟、侄儿和侄女。我甚至还为那头大水牛祈祷了一番。谁知道谁还活着,谁死了?然后,我对基尚、对库苏姆、对他们所有人说:“以后别再打搅我了。”
此后,他们果真不再来打搅我,基本上是吧。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印度北部某村庄一家十七口惨遭灭门》。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十七口?这不对呀——不是我们家呀。那只是报纸上每天早晨都会刊登的豆腐干那么大小的恐怖新闻,上面根本没有提及那个村庄的名字,只说那村庄位于黑暗之地——靠近伽雅。我将那则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十七口人!我们家没有十七个人……我长舒一口气……可万一有谁生了孩子呢……?
我把那张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此后几个月里,我为了保险起见不再看报纸。
您听我说,他们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结果。要么鹳鸟派人将他们全杀了,要么杀了他们当中的几个,再毒打其他几个。即使出现奇迹,他或者警察没有这么做,邻居们也会断绝与我们家人的来往。您听我说,如果某个家庭出了一个坏孩子,整个村庄都会名誉扫地。因此,村民们就会逼迫他们搬走——他们只好去德里、加尔各答或者孟买,住在水泥桥下,以乞讨为生,没有任何未来可言。这比死好不了多少。
家宝先生,您说什么?我是不是听到您说我是个冷血恶魔?
阁下,我曾经在火车站听到过一个故事,要么就是我在市场上买烤玉米的时候从包装纸上看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是佛的一个故事。一天,某个狡诈的婆罗门想哄骗佛陀,问他:“大师,您认为您是人还是神?”
佛陀微笑着说,“都不是。只是你们大家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已经醒了。”
家宝先生,我也会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您的问题。您问,“你是人还是恶魔?”
我说,都不是。我已经醒了,其他人却还在睡梦中,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我根本就不应该想他们,不应该想我的家人。
达拉姆就不想。
他现在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我起初告诉他我们是在度假,而且我认为他最初一两个月的确以为我们是在度假。他什么也不说,但我有时看到他正用眼角的余光望着我。
他知道。
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坐在餐桌两边,互相望着对方却没有多少话。他吃完后,我给他一杯牛奶。两天前,他喝完牛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
他没有吭声。
“你爸爸呢?”
他冲我·笑,然后说道,“叔叔,再给我一杯牛奶好不好?”
我站起身,他又加上一句,“还有一碗冰淇淋。”
“达拉姆,星期天才能吃冰淇淋。”我说。
“不,今天就吃。”
说完,他冲着我微笑。
啊,他全猜到了。这个小混蛋居然学会了敲诈我。只要我继续喂饱他,他就会把嘴闭紧。要是我进了监狱,他就会失去冰淇淋和牛奶,对不对?他定是这样想的。我告诉您,下代人没有任何道德观。
他现在就读于班加罗尔的一所好学校——一所英文学校。他现在念起英文来发音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可以像阿肖克先生那样准确地念出“比萨饼”。(而且他真喜欢吃那玩意儿——真是恶心!)每当看到他坐在餐桌旁,在干净的白纸上做长长的除法题,我的心头就充满了骄傲。那都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
我知道,早晚有一大,现在喝着我的牛奶、大碗大碗地吃着我的冰淇淋的这个孩子会问我,你就不能放过我母亲?你就不能写信告诉她,让她及时逃走?
那时,我必须想出一个答案来回答他——或者把他杀了,我估计。不过那是几年后的事。在那之前,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晚饭,我和达拉姆——我最后的家人。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还要说一说。
我以前的主人。
我觉得我不必为他向众神祈祷,因为他的家人会花巨资沿着恒河为他的灵魂祈福。与富人花大价钱进行的祈福相比,一个穷人的祈祷在三千六百万零四个神的眼里算得了什么呢?
可我真的常常想起他——不管您信不信,我真的很想念他。他真不该落到那样的下场。
我应该割断猫鼬的脖子。
阁下,中印关系在过去七天里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印度中国亲如兄弟。关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我已经把您需要知道的都告诉您了——它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如何克服困难的,如何坚持真正目标的,以及如何赢得成功这块金牌的。
阁下:虽然我已经讲完了我的故事,而且您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如果您允许,我还想对您再说最后一句。
(这是我从那伟大的社会党人那里学来的老花招——就在听众们呵欠连天时,他会说“最后一句话”,然后再继续说上两个小时。哈!)
当我驱车行驶在霍苏尔大道上,当我拐进电子城一期工程、看到我所经过的那些公司时,我简直难以向您表达这一切令我多么激动。通用电器、戴尔、西门子——它们都已来到了班加罗尔,而且更多的外国公司还将接踵而来。这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一堆堆的泥土、一堆堆的石子、一堆堆的砖块。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黑烟、烟雾、粉尘和水泥粉末中,被一层面纱遮挡着。当这层面纱被撩起,班加罗尔会是什么样?
或许它会是一个灾难:贫民窟、下水道、购物中心、塞车、警察。但这谁也说不准。或许它最终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城市,人活得像人,动物活得像动物。新印度的新班加罗尔。到那时,我就可以说我也以我的方式为班加罗尔的发展尽了力。
为什么不呢?难道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里不包括我吗?难道我没有在每个穷人都应该进行的抗争中获胜吗?这场抗争为的是不再遭受你父亲曾经遭受过的鞭笞,为的是不再让你自己最终变成一堆无可辨认的尸骨,在恒河的黑泥里腐烂。不错,我是杀了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不该做的错事。这件事玷污了我的心灵。全印度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美白霜都无法洗净我的双手。
可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个重要人物,包括我们的总理,在登上顶峰的路途上不是都杀过人吗?如果杀的人够多,他们还会在德里的议会大厦附近给你立上几座铜像——但那种荣耀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只想有机会成为一个人——为了这一点,杀一个人足够了。
我下一步怎么走?我知道您肯定在想这个问题。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天下午开车行驶在路上,这条时髦的购物街两旁有许多美国商店和科技公司,我看到雅虎公司的人正在他们的办事处外竖起一块新招牌:
你的想象力有多大?
我松开紧握方向盘的双手,比划着做了个比大象阴茎还粗的圆圈。
“有那么大,你姐姐的!”
我爱我这刚刚起步的公司——爱这吊灯、这银色的笔记本电脑、还有这二十六辆丰田qualis——但坦率地说,我迟早会厌倦这一行的。总理先生,我属于那种第一挡速度的人。我最终会把这刚刚起步的公司卖给某个傻瓜——我是说企业家——然后投身新的行当。我接下来考虑的是房地产。您瞧,别人只看到“今天”,而我却总能看到“明天”。全世界明天都会来到班加罗尔。您只需驱车去机场,数一数沿途经过的那些已经建厂一半的钢筋玻璃盒子,看一看修建那些大楼的美国公司的名字。等所有那些美国人来到这里时,您以为他们会睡在哪里?睡在马路上?
哈!
只要有空的公寓,我都会看一看,然后在心中盘算一下,这房子到了二○一○年能以什么价格卖给一位美国人?如果那公寓有望在将来成为某个美国人的家,我就会立刻付定金将它买下来。家宝先生,房地产业的未来在班加罗尔。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来发一笔横财——我可以帮您!
房地产干上三四年后,我有可能把一切都卖掉,带上钱,为班加罗尔的穷孩子办一所学校——一所英文学校。这所学校绝不允许用种种虚伪的东西来毒害人的头脑,只允许给这些孩子灌输生活真谛。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个个都是白老虎,被释放到班加罗尔!我们要让这座城市对我们俯首称臣,我告诉您。我可以成为班加罗尔的老板,可以立刻修理那位警察局的副局长。我会叫他骑自行车,然后让阿西夫开着丰田车将他撞倒。
这一切只是我的梦想——很可能最终毫无结果。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住。我觉得那鸡笼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冲破它,也需要阿肖克先生这样的主人——尽管他有数不清的美德,却不是个称职的主人——被清除掉,再由我这种杰出的仆人去替代他们。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会幸灾乐祸地希望阿肖克先生家能够悬赏一百万美元拿到我的人头。没有关系。我已经改换门庭:我现在已经成了可以在印度逍遥法外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每到这时,我就会抬头望着这盏吊灯,只想举起双手高喊,声音大得足以通过客服中心的那些电话一路传到美国:
我成功了!我已经冲出了鸡笼!
可有时候,街上有人高喊“巴尔拉姆”,我会扭过头去,心想,我的身份暴露了。
被捕——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正如阿肖克先生所说,印度的事总是没完没了。就算你把所有的棕色信封和红色旅行袋都给警察,他们仍然会继续敲诈你。某一天或许会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家伙指着我说,时候到了,穆纳。
不过,即使我所有的吊灯都掉下来砸在地上——即使他们真的把我关进监狱而且让所有其他犯人将他们的鸟嘴插进我的身子——即使他们让我顺着木楼梯走向绞索——我也永远不会说我那天晚上在德里割断我主人的脖子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会说,只要能体验一下不当仆人的滋味,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分钟,这一切也是值得的。
总理先生,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孩子了。
哈!
您永远真诚的
阿肖克·夏马
班加罗尔的白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