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白老虎》是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小说处女作，二○○八年获著名的曼布克奖（即原来的布克奖）。书名来自一位虚构的印度班加罗尔企业家的绰号（或者说尊称）。某晚十一点半，“白老虎”从电台上听到，中国总理温家宝一周后要到班加罗尔访问，并将与当地企业家见面。他马上提笔给“总理先生”写信，介绍自己白手起家的经历。这位大忙人利用半夜三更的空闲接连书就七封长信，基本上一天一封。七封信写毕，中国客人马上就要莅临被写信人称作“世界科技与外包之都”的班加罗尔了。写信人在信头上夸张地自称“一位思考者和企业家”，他或许期望以此赢得收信人的敬意。现在常有“龙象竞争”或“龙象共舞”的说法，而印度媒体在比较中印两国的时候往往对印度过于乐观。小说叙述者不以为然，深感有必要直接向中方告以实情。再说，他还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温总理接见的印度企业家名单上！

这是一部以贫苦、算计、残暴和腐败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始终贯穿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喜剧风格。作者借书信体来展开故事，意在借此增强小说的真实感。

（一）

写信人好像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洋洋自得，但是狂妄中又夹带了谦卑，毕竟底气有点不足。读者从第一封信就知道，他原是个司机，三年前在新德里杀害了雇主阿肖克先生，潜逃时在海得拉巴汽车站看到一张模模糊糊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就把它揭下来当护身符。他来到创业之城班加罗尔，隐姓埋名，利用行凶时抢来的七十万卢比现金做起出租汽车公司老板来。那张通缉令竟然在他那不算宽敞但装有枝形吊灯的办公室里存放了一年多才销毁。好在他善于学习，把通缉令上的文字全部扫描保存在电脑里。现在他打开存有通缉令的文件，一边批评警察局用词不当，一边讲述他的身世。这是多么有趣的开局！

这位令人捧腹的主人公叫巴尔拉姆·哈尔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比哈尔邦土地面积为全国的5％，人口却占10％。巨大的人口压力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治安状况尤其恶劣，以致影响了该邦在印度的声誉。但是不要以为巴尔拉姆来自穷山恶水。伽耶地区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多古迹，区内的菩提伽耶是佛陀悟道之处，玄奘曾去那一带求学取经。可惜巴尔拉姆的家与这段光荣历史沾不上边。他父亲是人力车夫，母亲多病，他们顾不上给儿子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他“穆纳”，是“小孩子”的意思。巴尔拉姆这名字是他上学第一天登记姓名时老师给他取的。他读书还相当不错，一次教育督导来检查，只有他能念督导大人写在黑板上的文字。督导大喜，夸奖他“聪明、正直、活泼可爱”，在学校里难得一见，可以和丛林里最稀有的动物白老虎（即孟加拉虎）相比，于是“白老虎”成了他的别号。我们的主人公对这新名字非常认同，它是珍稀物种，也是新印度的象征。不过他还有一个名字。他到了新技术的中心，更名阿肖克·夏马。以自己的牺牲者为自己命名，也是一绝。出于良善的动机，本文还是称他巴尔拉姆。

再来说说主人公的姓。在种姓制度时代，哈尔维指做糖果的人，应该属印度四大种姓中的首陀罗1。巴尔拉姆在解释种姓制度时有这么一段话：

这就是我的种姓，我的命运。生活在黑暗之地2的每个人一听就会明白。……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天生做糖果的哈尔维，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做糖果而是拉人力车呢？为什么我的童年是在砸煤块、擦桌子中度过，而不是吃着甜卤蛋和玫瑰果子长大的呢？

1四个种姓中最高的是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其次为刹帝利（武士及统治者），再次为吠舍（商贾及农民），首陀罗最低（工匠、劳工和奴仆等）。首陀罗之下为“不可接触者”印度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但是种姓制度在广大农村仍有较大的势力。

2这里说的“黑暗之地”原义用的是“thedarkness”，所指不明。这个抽象的地名在本书频繁出现，它其实可以指比哈尔邦，也可以指印度相对落后的地方，甚至整个印度。英语世界的读者不难推知其来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就是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幽暗国度》（anareaofdarkness），“黑暗之地”很可能由此而来。“印度三部曲”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巴尔拉姆就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发挥一番。他认为种姓曾经给印度带来社会秩序，那几乎是个黄金时代：

印度这个国家在她最富强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动物园。每个人各司其职，乐得其所。这儿有金匠，有牛倌，有地主；姓哈尔维的人家做糖果；姓牛倌的人放牛；贱民挑粪；地主对他们的农奴很仁慈；女人们戴着面纱，与陌生男人说话时眼睛总是望着地面。

时光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英国人撤出印度的那一天。感谢德里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打开了动物园的笼子。飞禽走兽纷纷逃出藩篱，互相攻击，你死我活，丛林生存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那些最为凶残、饥肠辘辘的动物吃掉了其他的动物，肚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肚子的大小可以解释今天的一切：不管你是女人、穆斯林，或者是贱民，只要你肚子够大，说话就有底气……

简而言之，以前在印度有上千个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种姓：大肚子的和瘪肚子的。

同样也只有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

动物园的笼子是他愿意呆的地方吗？不是。现在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非此即彼：吃人，或者被吃。这种荒唐的两分法必然导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巴尔拉姆有白老虎之名，当然命中注定是要吃人的。

（二）

小说中与动物园的意象呼应的是鸡笼。巴尔拉姆自命为成功的反抗者。他说，印度这个国家在长达万年的历史上发明出来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鸡笼，“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印度人都被困在鸡笼吧，就像家禽市场的鸡。”在鸡笼里关久了，就不知何为自由，于是奴性成了第二天性。巴尔拉姆再由鸡笼联想到新德里国家动物园里的虎笼以及外面告示牌上的文字：“想象一下你被关在笼子里的滋味。”这本来反映了新的动物观，却被他用来哀怜自己往日的不幸。在他看来，冲出鸡笼、虎笼一定得使用极端手段，而且不计代价和后果，哪怕是个人获得“解放”后家人被笼子的主人追捕、殴打、活活烧死。

巴尔拉姆曾经抱怨印度人不懂如何追求自由：“把解放的钥匙放在他手里，他会咒骂着把钥匙扔还。”其实这钥匙就在自己手里，它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决定因素是自己，而非外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巴尔拉姆决定行动时想到两句诗行：

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那钥匙，

可是那道门却始终敞开着！

没有救世主，命运自己可以左右，只要跨出去就行。借助一个破碎因而锋利无比的威士忌酒瓶瓶口之力，巴尔拉姆跨出了鸡笼，也逃离了动物园。他吃了人，那第一个猎物就是他的老板。天地原来如此开阔，任他奔跑纵跳。

在实施计划前，巴尔拉姆或许是为了积聚勇气，带了从乡下来投奔他的侄子去新德里国家动物园。这个场景出现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叔侄俩终于看到了圈起来的孟加拉虎：

它在竹篱笆后面来回走动。黑色的条纹和被阳光照亮的白色毛皮在深色竹篱笆的缝隙中不停地一晃而过……它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同一条直线——从竹篱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转身以同样的节奏走回来，仿佛中了邪一样。

它是用这种走路方法来给自己催眠，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忍受这牢笼。

此刻老虎停了下来，它的眼睛与叙述者眼睛相遇。巴尔拉姆百感交集，双膝开始颤抖，脊椎底部生出痛感。也许他为自己的恶念感到恐惧，吞了过去。小孩当晚就把在动物园里看到的一切写信向一家之长、巴尔拉姆的奶奶库苏姆汇报。结果信是由巴尔拉姆口述的。他以侄子的口气虚构了一段他昏倒苏醒后两人的对话：他抓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他说，“奶奶，我不能一辈子都生活在笼子里。对不起。”

这里的“对不起”不仅仅意味着巴尔拉姆·哈尔维将从人间消失。即将被害的阿肖克先生是比哈尔邦强豪鹳鸟先生的儿子，出事后他家必将寻仇报复。鹳鸟先生横行乡里，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巴尔拉姆“走出”笼子了，可是他的整个大家庭却面临灾难。

（三）

伽雅地区的拉克斯曼加尔村是个治理程度极低的地方，多少让人想到小说《水浒》里梁山泊一带的情形。政府和法律的阳光难以穿透那里的瘴气，当地的一切都由四大家族操控，为首的分别叫鹳鸟、野猪、乌鸦和大水牛。本来应该公有的良田、河流、山地和道路都成了他们私人的财源。他们住在高宅大院，势力伸向四面八方，远远超出整个伽雅地区。村民深深怨恨，无可奈何。

治理程度的低下表现在各个方面。巴尔拉姆的年纪和生日是警察随意给的，所以通缉令上说，案犯的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村里连一条水泥路也没有，公共汽车一到，尘土满天飞扬。官方文件上说，当地电力充足，装了自来水，村里的孩子营养还算丰富，身高体重达到联合国和相关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但是实际上电线杆是竖立起来了，电还没通；水龙头是安装好了，水还供应不上来；孩子们缺钙，脑袋显得特别大，他们无辜的眼睛忽闪着，“好像是在拷问印度政府的良心”。村医院的院址早就选好了，奠基仪式也举行了三遍，留下三块奠基石，分别属于三届政府，但医院一直没有建好，传染病人无法隔离。学校的午餐倒是免费的，可是餐费被领不到工资的老师截留了，学生吃不到什么东西。教室里甚至没有簸箕，没有椅子，学生的新校服出现在邻村的集市上。简言之，如果公共事业在当地可以赚大钱的话，那是因为职务待价而沽，拨款可以中饱。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墙上却有很多红漆刷的标语口号。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也曾注意到，印度地方政府偏好标语口号，仿佛它们是治国有方的见证。那位教育督导在黑板上写的几句漂亮空话更好笑：“我们生活在个美丽的国度。佛陀之光庇佑着这块土地。恒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人类和动植物都赖以生存的圣水。感谢神明让我们降生在这片土地上。”

当然还有种种关于印度民主的套话。印度文盲率高，不识字的就用捻手印的方式投票，但是在乡村，手印可以买卖，有点像我国农村少数地方基层选举的选票一样。拉克斯曼加尔村茶铺里那些不识字的伙计也有投票权，可是他们的选票都被老板鹳鸟买断，转卖给政客了。做过茶铺小二的巴尔拉姆说得也很实在：“只有白痴才相信我们真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