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宝先生，您听得到吗？我还是把音量开大一点吧。

卫生部长今天宣布，计划今年年底前要在班加罗尔根除疟疾。他指示市政府所有官员在根除疟疾之前不得休假。政府将拨款四千五百万卢比用于根除疟疾。

其他新闻，卡纳塔克邦的首席部长今天宣布一项计划，将在六个月内彻底解决班加罗尔的营养不良问题。他宣称年底前班加罗尔不会再有一个孩子挨饿，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同心协力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政府将为此拨款四亿卢比。

其他方面，财政部长宣布今年的预算将包括特殊奖励资金，用于将我们的村庄变成高科技天堂……

这就是全印度广播电台每晚强行灌进我们耳朵里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第二天黎明时还会见诸报端。人们偏偏轻信这些胡言。每晚如此，每个早晨如此，天天如此。令人惊讶，是不是？

广播电台的事就说这么多吧。我已经将它关了。现在让我将目光转向头顶上的吊灯，从中得到一些灵感。

温！

我的老朋友！

我们今晚要将这了不起的故事讲完。我今天早晨做瑜伽时——不错，我每天上午十一点醒来后直接练一小时瑜伽——我开始回顾我这个故事的进展，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快要把它讲完了，只剩下我是如何摇身一变，从一个被通缉的罪犯成为班加罗尔社会支柱这一过程。

阁下，我们既然提到了瑜伽这个话题，请允许我说一句：每天早晨花一小时练习深呼吸、瑜伽和冥想对企业家开始新的一天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瑜伽，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排解这该死的行业给我带来的种种压力。我建议您将瑜伽定为中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不过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我的故事吧。

我首先得向您解释逃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逃犯的生活中并非只有恐惧，逃犯也有权享乐。

我在停车场清扫尊尼获加酒瓶碎片的那天晚上，就想出了一个逃往班加罗尔的计划。绝对不能坐直达列车——绝对不行。有人可能会看见我，然后警方就会知道我的去向。我要不断地更换火车，要一路迂回去班加罗尔。

虽然回去接达拉姆完全打乱了我的行动计划——他睡在蚊帐里，我把他叫醒，告诉他我们要去南方度假，然后拉着他就走——而且一手拎着那个红色旅行袋手牵着达拉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知道，火车站对小孩来说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里到处都有不三不四的人），但我还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离开德里去了南方。

以这种方式旅行的第三天，我来到了海得拉巴。我拎着那只包，在车站的茶铺排队，准备在开车前买一杯茶。（达拉姆在守着车厢里的座位。）茶铺的正上方有一只蜥蜴，我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它，希望它在轮到我买茶之前爬走。

那只蜥蜴转向左边，从贴在墙上的一张大纸上跑过，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下，然后箭一般地冲向了一旁。

墙上那张大纸是警方的通缉告示——通缉我的告示。它已经早我一步赶到了这里。我望着它，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这个笑容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不知是出于什么荒唐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印度人做事是多么马虎——我的通缉告示被人用订书机订在了另外一张通缉令上。那上面通缉的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两个家伙——两个因为炸了什么玩意儿而遭通缉的恐怖分子。

如果你望着那两张通缉告示，你几乎会以为我也是恐怖分子。真烦人。

我意识到有人正在注视我。有个家伙双手放在背后，边看着通缉告示边死死地盯着我。我开始发抖。我慢慢地一步步逃离那通缉告示，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家伙一看到我就跑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腕，紧紧盯着我的脸。

他开口问道，“那上面说什么？你在看的那张告示上说什么？”

“你自己看呗。”

“看不懂。”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跑过来。那是一种迫切的心情，一个文盲迫不及待地要引起会识字的人的注意。我从他说话的口音中知道，他也来自黑暗之地。

“那是本周追捕的通缉犯，”我说，“那两个人是恐怖分子，来自克什米尔。”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炸了一所学校，死了八个孩子。”

“那这个家伙呢？留着胡子的这个家伙呢？”他用右手指关节敲了敲我的照片。

“是他抓住了那两个恐怖分子。”

“他怎么抓住他们的？”

为了装出一副我在阅读墙上文字的假象，我眯起眼睛望着那两张告示，嘴唇还装模作样地动了动。

“这家伙是个司机。这上面说他当时在开车，这两个恐怖分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呢？”

“这上面说他假装不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用车载着他们在德里转悠。然后，他在一个暗处停下车，砸碎一个酒瓶，用破酒瓶割断了他们的脖子。”我用拇指做了个砍脖子的动作。

“什么样的酒瓶？”

“装英国烈酒的瓶子，通常都很结实。”

“我知道，”他说，“我以前每礼拜五都要去英国烈酒店帮主人买酒。他喜欢斯米尔夫恩。”

“是斯米尔诺夫，”我说，可他根本没在听。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告示上的照片。

突然，他把手搁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知道告示上这个人像谁吗？”

“像谁？”我问。

他咧嘴一笑。

“像我。”

我看看他的脸，又看看那照片。

“还真是的，”我说着拍了拍他的背。

我告诉过您，印度有一半的男人长得都像那照片上的人。

我随即为那可怜的文盲感到难过，因为我想到他刚刚经历的正是我父亲曾经在无数个火车站所经历过的事——被陌生人奚落和哄骗。于是，我先给他买了杯茶，然后才回到火车上。

阁下：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国会议员。我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可以在杀了人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在班加罗尔花了整整四个星期才平静下来。

我在那四个星期里天天干着相同的事。我交了五百卢比押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住了下来。我每天早晨八点钟出门，拎着满满包现金转悠四个小时（我不敢把钱留在旅馆里），然后再回去吃午饭。

我和达拉姆一起吃饭。他上午是怎么度过的，我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心情很好。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度假。他的笑容让我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午餐是四卢比一盘，南方吃的东西可谓物美价廉，只是有些怪异：切碎的蔬菜泡在稀糊糊的咖喱汁中端上来。饭后我就回房间睡觉，下午四点钟下楼要一包帕雷牛奶饼干和一杯茶，因为我还不知道怎样喝咖啡。

我很想尝尝咖啡。您听我说，这个国家是北方的穷人喝茶，南方的穷人喝咖啡。我不知道这是谁规定的，但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这是第一次每天都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我真想尝一尝，可在喝咖啡之前必须先懂得怎么喝咖啡。喝咖啡有一套礼节，有一套程序，确实让我很着迷。咖啡是装在一个大杯子里端上来的，然后按一定的量倒进一个平底浅杯，再按一定的速度从平底浅杯里慢慢吸着。我不知道倒咖啡有什么讲究，也不知道喝咖啡有什么讲究。刚开始时我只是看别人怎么喝。

我用了一个星期才发现每个人喝咖啡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人一次性把咖啡全都倒进平底浅杯，那个人则根本不用平底浅杯。

我暗想，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

这是班加罗尔的又一大景观。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外来人，谁也不会去注意别人。

我在火车站旁的旅馆住了四个星期，无所事事。我承认我的心中还有一些顾虑。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去孟买？但警察肯定立刻就会想到这一点——电影中那些人在杀了人之后不是一个个都去了孟买吗？

加尔各答！我应该去那里。

有天早晨，达拉姆说，“叔叔，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经过了一个公园，杂草丛中的长凳上躺着几个醉鬼。我们来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马路对面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大楼，顶上还有一头金狮子。

“叔叔，那是什么大楼？”

“我不知道，达拉姆。那一定是部长们在班加罗尔的住处。”

我看到大楼的山墙上有一条标语：

政府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你笑了，叔叔。”

“是啊，达拉姆，我是在笑。我想我们在班加罗尔一定会过得很快活。”我朝他眨了眨眼。

我搬出了那家旅店，租了一间公寓。我现在必须在班加罗尔谋生——我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融入这座城市。我试着聆听班加罗尔的声音，就像我当初聆听德里的声音一样。

我去路，坐在“咖啡日”咖啡馆里，也就是门外有露天座位的那家咖啡馆。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把我偷听到的一切全都记下来。

我只用了两分半钟就完成了这个计算机程序。

今天有个美国人提出要用四十万美元买下我那新成立的公司，我对他说，“不够！”

惠普公司真的比ibm公司好吗？

这座城市里的一切似乎都只跟一件事有关。

外包。也就是说人在印度，通过电话为美国人干事。其他一切——房地产、财富、权利、性——都源自这一行。因此，我也得想方设法加入到外包这一行中。

第二天，我叫了一辆电动人力车，去了电子城。我看到路旁有棵榕树，便坐到了树下。我坐在那里，直望着那些大楼。傍晚，我看到一辆辆运动型多功能车开了进去。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两点，看到那些车又一辆辆地驶出了大楼。

我想，就是它了，我就靠这一行融入这个城市。

总理阁下，我来给您解释一下。班加罗尔的男男女女都像森林里的动物那样生活着，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直干到凌晨两点、二点、四点、五点，而且完全视情况而定，因为他们的主人在美国，在世界的另一边。现在的大问题是：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尤其是那些姑娘们——晚上怎么去上班，凌晨三点钟怎么回家？班加罗尔没有夜间公交系统，也没有孟买那样的火车系统，再说姑娘们坐公交车和火车也不安全。坦率地说，这座城市里的男人个个如狼似虎。

这就是企业家应运而生的原因。

接下来，我去找了城里一个丰田qualis车的经销商，用最亲密的口气对他说，“我想开你的车。”经销商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我真不敢相信我会说那种话。一朝为仆，终身为奴：那种本能始终在那里，在你体内，在靠近你脊柱底部的某个地方。（总理先生，如果您哪天来我办公室，我可能会立刻想为您按摩脚！）

我揪了一下左手掌，用低沉沙哑的声音笑着说，“我想租你的车。”

阁下，我这了不起的成功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要告诉您我是如何从一个社会企业家变成一个商业企业家的。这部分讲起来真不容易。

我一家一家地给班加罗尔那些外包公司的头打电话。他们需不需要出租车晚上帮他们接员工？他们需不需要出租车深夜送员工回家？

您当然知道他们是怎么答复我的。

有一个女人心肠比较好，她向我解释说：

“你跟我们联系得太晚了。班加罗尔的每家公司都已经安排了出租车，负责晚上接送员工。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一点。”

这就像我当初在丹巴德刚开始闯荡时的情况一样——我非常沮丧，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我问我自己，阿肖克先生会怎么做？

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并非孤身一人——有人站在我这边！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我这边！

您来班加罗尔时会看到我的那些朋友——大腹便便的胖子，挥舞着警棍，走在军旅路上，滋扰那些摊贩，收取保护费。

我说的当然是那些警察。

第二天，我出钱请了一个当地人给我做翻译——我相信您已经知道了，我们国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然后去了最近的警察局。我手里拎着那只红色旅行袋。我装出一副大人物的神情，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包，好让那些警察个个都看到，我还把我刚印好的名片分发给他们。我坚持要见他们的头，也就是警察局长。他们最后终于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那只红色旅行袋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他们的头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咔叽布制服上别着闪亮的警徽，额头上贴着的红点代表着他的宗教信仰。他身后有三张神像，但都不是我要寻找的。

啊，感谢神。那里还有一张甘地的像，放在角落里。

我满脸堆笑，双手合十，将那红色旅行袋递给了他。他小心翼翼地将包打开。

我通过翻译对他说，“长官，我想对您表达我的一点谢意。”

真令人不敢相信。你刚亮出钞票，所有的人就立刻能听懂你所使用的语言。

“感谢我什么？”警察局长用印地语问，同时眯起一只眼睛望着包里面的东西。

“感谢您将要帮我的忙。”

他边数着钱——一万卢比——边听我说着，然后开口要我加倍。我答应给他添一点，他很高兴。总理先生，我告诉您，在我和他讨价还价的时候，通缉我的告示——也就是我已经看到过的那张告示——就在那里，而且上面还有我的一小张黑乎乎的相片。

两天后，我给互联网公司曾经拒绝过我的那位好心的女士打了个电话，结果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的出租车服务只经中断了。警察搞了一次突击检查，发现大多数司机都没有驾照。

“我很抱歉，女士，”我说，“我向您表达我的同情，此外我也向您介绍我的公司，白老虎出租车公司。”

“你的司机都有驾照吗？”

“当然都有，女士。您可以打电话向警方核实。”

她肯定给警方打了电话，然后又给我回了话。我认为警方肯定替我说了些好话，结果我就——按照英文的说话——“起步”了。

最初我也是司机之一，但我后来不再开了。您知道吗，其实我并不喜欢开车。与人聊天要有意思得多。我的“起步”公司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公司。我们有十六个司机，二十六辆车，分成了几班。是的，没错：某个人的几十万卢比，再加上勤奋努力，足以在这个国家创造出奇迹。如果将我的不动产和银行持股合在一起，我的身价早已到了相当于我当初从阿肖克先生那里借来的钱的十五倍。您可以亲自登录我的网站看一看，看看我的座右铭：“我们推动科技前进”1，而且用的是英文！您可以看看我车队的照片：二十六辆崭新的丰田qualis，全都配备了夏天所需的空调，全都与著名科技公司签了约。如果您喜欢我的运动型多功能车，如果您想以上档次的方式送您客服中心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人们回家，请点击网页上的一个地方，那上面会写着：

1原文为双关语，另一个意思是“我们驾车，送科技公司的员工前进”。

现在就联系阿肖克·夏马！

对，阿肖克！这就是我现在的名字。阿肖克·夏马，来自印度北方的企业家，现在定居在了班加罗尔。

如果您现在和我坐在一起，在这吊灯下，我会把我这一行的所有秘密都告诉您。您可以盯着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看看我那些运动型多功能车的照片，我的司机和车库的照片，以及我的机械师和那些被我贿赂的警察的照片。

他们全都属于我——属于命中注定本该成为糖果师的穆纳。

您会看到我手下那些人的照片，总共十六个人。我以前是为主人开车的司机，现在是司机们的主人。我不把他们当成仆人——我不扇他们的耳光，不欺负他们，也不嘲笑他们。我不侮辱他们，称他们为我的“家人”。他们是找的雇员，我是他们的老板，仅此而已。我让他们在合同上签字，我也在上面签上我的大名，然后我们双方都得遵守合同。仅此而已。如果他们留意我走路的样子，留意我穿衣和办事井井有条的方式，他们的生活就能上个台阶；否则，他们只能一辈子当司机。我让他们自己选择。活一干完，我就将他们赶出办公室：不让他们闲聊，不让他们喝咖啡。白老虎不能有朋友，否则太危险。

尽管我的成功故事非常了不起，我并不想与我真正得到人生教育的那些地方失去联系。

也就是那些道路和人行道。

我会在傍晚或清晨在班加罗尔四处走动，只是为了聆听道路的声音。

有天傍晚，我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十几个劳工聚集在堵墙前，低声说着什么。他们说的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他们属于当地人。我不必非要听懂他们的话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这样一座有那么多人从其他地方涌进来的城市里，这些本地人落伍了。

他们在看着墙上的什么东西。我想看看那是什么，但他们突然不再吭声，全都涌到了墙壁前。我只好威胁要叫警察，他们才让开，让我看到了他们所看的东西。

那是一个用蜡纸油印上去的图案，一双砸碎镣铐的大手：

伟大的社会党人即将莅临班加罗尔

几个星期后，他来了。他在这里搞了一个盛大的集会，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喋喋不休地说着火和血，还说要清除这个国家的富人，因为再过十年穷人将没有淡水，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热。我站在后面听着。演讲结束时，大家像疯了一样的鼓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城市里的怨气很大。

您来班加罗尔（或者印度的任何一座城镇）的时候，只要仔细聆听，您就会听到骚动、谣言、暴动的威胁。夜晚，人们坐在路灯下阅读；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人们将手指指向天空。他们会不会在某个夜晚摧毁那鸡笼？

哈！

也许每一百年会发生一次革命，彻底将穷人解放出来。这是我从茶铺用来包那些油腻的三角饺子的旧课本上看到的。您听我说，我在课本的那一页上看到，人类历史上只有四个人成功地领导革命，解放了奴隶，消灭了他们的主人。

一场印度革命？

不，阁下，印度不会发生革命。这个国家的人民仍然在等待，等待着别处过来的一场战争来解放他们。革命绝对不会发生。每个人都必须创建自己的圣城。

印度的青年们，你们的革命之书就藏在你们肚子深处。将它拉出来，好好看看。

不，他们不会，他们只会坐在彩色电视机前，观看板球赛和洗发水广告。

说到洗发水广告，总理先生，我得说我现在一看到金色头发就恶心。我认为女人不该有那种颜色的头发，不健康。我不再相信电视，也不再相信班加罗尔到处可见的那些白人女人的巨型户外广告。我现在依靠我自己的经验，依靠我在五星级饭店里获得的经验。（没错，家宝先生：我已经不再去“红灯区”。买卖那些生活在鸟笼里、被人像动物一样对待的女人是不对的。我只把钱花在我在五星级饭店里找到的姑娘身上。）

根据我的经验，印度姑娘为世界第一。

（嗯，世界第二吧。您听我说，家宝先生，让班加罗尔的男人最兴奋的景象之一便是尼泊尔姑娘的那双眼睛从电动人力车的深色车篷下向你射来。）

事实上，一看到这些披着金色头发的外国人——您会发现班加罗尔的街头如今到处都是这种人——我就坚信白人正在走向末日。他们一个个显得那么消瘦——那么弱不禁风。你会发现他们连一个像样的肚子都没有。关于这一点，我真的要怪罪美国总统，他居然让鸡奸在他的国家变得完全合法，让男人和男人结婚，而不是和女人结婚。广播里是这么说的。这导致了白人男人的衰落。还有，白人手机使用得太多，这伤害了他们的大脑。众所周知，手机会造成脑癌，造成阳痿。日本人发明手机就是为了同时造成白人脑子和蛋蛋的萎缩。这是我有天晚上在公共汽车站听到的。我在那之前一直为自己使用诺基亚手机而感到高人一等，向每一个我希望将我的鸟嘴插进她体内的客服中心姑娘显摆我的手机，但我听到那句话后立刻扔掉了手机。所有打给我的电话都必须打固定电话。虽然这对我的生意有所影响，但我的人脑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所有。

白人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彻底完蛋。虽然这世界上还有黑人和红种人，但我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广播里从来不提他们。我谦虚地预测：再过二十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将是我们黄种人和棕色人，我们将统治整个世界。

其他所有人就得由上帝去拯救了。

我现在应该向您解释一下，两天前的晚上我为什么会突然中断那么久。

我也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班加罗尔和拉克斯曼加尔之间的区别。家宝先生，您得明白一点，并非您一来班加罗尔就看到这里人人都很道德、正直。这座城市也有无赖和政客，只是假若有人在这里想当好人，他可以当一个好人。而在拉克斯曼加尔，他根本没有这种选择余地。这就是这个印度和那个印度之间的区别：选择权。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这里，给您讲述我的人生故事，突然我的固定电话响了。我一边继续和您聊着，一边拿起了电话听筒，结果听到了穆罕默德·阿西夫的声音。

“先生，遇到麻烦了。”

我立刻中断了与您的交流。

“什么样的麻烦？”我问。我知道那天晚上轮到穆罕默德·阿西夫值班，因此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