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呈：
热爱自由的国度——中国
首都北京
总理办公室
温家宝总理阁下
白老虎
一位思考者与企业家
于世界科技与外包之都——印度班加罗尔
敬上
总理阁下：
我的笑声好听吗？
我的腋窝难闻吗？
我咧着大嘴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如您此刻一定想象的那样）狰狞得像魔鬼呢？
噢，阁下，我可以这样不停地说着自己的事。我非常得意，因为我和别的杀人犯不一样，我杀的是待我有如再生父母的前老板，而且他们全家人的死都是拜我所赐。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手握几条人命。
不过我不想喋喋不休地讲自己的事了。班加罗尔的企业家们可能会这样告诉你：我的发迹是从与美国运通公司合作开始的，我的创业始于向伦敦的大医院卖软件，云云。我最讨厌这种操蛋的班加罗尔态度。
（不过如果您的确想更深入地了解我，请登录我的网站：r-。没错，这就是我发迹的网站！）
我实在不愿意再讲我自己的事了。今天晚上，我想给您说一说我故事里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我以前的雇主。
阿肖克先生那张熟悉的脸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就像我给他做司机时每天从后视镜里看到的那样。那是一张英俊的脸庞，我有时都不舍得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胸膛宽阔，一双有力的手臂像他的地主父亲一样令人望而生畏。可他同时又很温柔（应该说大部分时候很温柔——冲着平姬夫人的脸挥拳那次除外），对周围的人也还不错，就连对仆人和司机也很随和。
在我记忆的后视镜里又出现了另外一张脸，那是坐在阿肖克旁边的平姬夫人。和她丈夫一样，她的外貌也是没说的，就像比尔拉庙里的女神。他们两个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两人坐在后座上，有说有笑，而我为他们开车，要我到哪里就去哪里。我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就像猴神哈努曼对他的主人罗摩那样忠心耿耿。
想起阿肖克先生我就禁不住伤感起来。我真希望身旁放了几张纸巾。
这个逻辑很奇怪：你谋杀了一个人后，会觉得要对他的生命负点责任，而且是一种摆脱不了的责任。你比他的父母还要了解他，因为他们只知其生，而你却掌控其死。只有你才能为他的生命画上句号，只有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会死于非命，为什么他的脚趾会痉挛弯曲、再挣扎一个小时。
即使我杀了他我也没讲过他一句坏话。做他的仆人时，我处处维护他的声望，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成了他命运的主宰，我还是时时顾及他的名誉。因为我亏欠他太多了。他和平姬夫人坐在后座上，用印地语夹杂着英语谈论着生活、印度以及美国，我经常偷听他们的谈话，了解了不少关于生活、印度和美国的事，还捎带着学了点英语。（远不止我到目前为止显露的这一点！）其实，我有很多好点子都是开车时偷听来的，从老板、老板的朋友，还有其他坐车的人那儿偷听来的。（总理先生，我承认我这个人缺乏创意，但我比较擅于倾听。）不错，后来我与阿肖克先生对于一个英文名词“所得税”的看法颇有分歧，从此我们之间有了点龃龉，但那是后来的事。至于当时嘛，我们的关系好得出奇：我们刚刚认识，而且是在远离德里的丹巴德市。
父亲去世后我来到了丹巴德。他病了很久，可是拉克斯曼加尔没有医院，只有三块医院的奠基石。因为这里换了三届政府，每一次选举前都有政客承诺要盖医院，于是就多了三块石头。那天早上，父亲开始吐血，我和基尚急忙划船送他去医院。我们不停地用河水给他漱口，可是水太脏，他反而吐血吐得更厉害了。
河对面有个人力车夫，他认出了父亲，就把我们三人免费送到了公立医院。
三只黑山羊趴在斑驳褪色的医院白色大楼的台阶上，羊粪的恶臭一阵阵地从敞开的大门吹进来。窗户上难得见到一块完整的玻璃，一只猫从破碎的窗子后面直盯盯地看着我们。
大门上挂了个牌子：
罗西亚普济免费医院
由伟大的社会党人亲临剪彩
足以证明这位当代圣贤言而有信
我和基尚把父亲抬进了医院。地上到处是羊粪蛋，就像是天上的黑星星一样。我们就这样踩着羊粪蛋进了医院。医院里不见民生的踪影。我们塞给看病房的小伙子十个卢比，他告诉我们民生晚上可能会来。所有病房的门都大开着，病床上的金属弹簧都已经露了出来，我们一进门，里面的就冲着我们狂叫起来。
“待在这病房里不安全啊，那只猫已经尝过血的味道了。”
两个穆斯林在地上铺了张报纸坐下，其中一个人的腿上有条开放性伤口。他招呼我们坐在他们的报纸上。我和基尚把父亲移到了报纸上，然后就在那里干等着。
两个眼睛黄黄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坐在我们后面。
“黄疸，她传染给我的。”
“才不是呢！是你传染给我的。我们都要死了！”
又一个眼睛蒙着棉纱布的老汉走了进来，坐在小女孩们的后面。
那个穆斯林又在地上铺了几张报纸，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眼睛不好的，伤口出血的，吐血不止的。
“大叔，这个医院怎么没大夫呢？”我问，“咱们河两边可只有这一家医院啊。”
“是这么回事，”那位年长的穆斯林告诉我，“有个政府医务官专门负责检查民生是否来这样的乡村医院巡诊。只要医务官这个职位出现空缺，那位伟大的社会党人便会告知所有那些有名的医生，然后公开拍卖这个职位。现在补个缺的时价是四十万卢比。”
“这么多钱啊！”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这算什么？在公共事业单位可是能赚大钱！比方说吧，假设我是个大夫，我就会四处借钱筹款，毕恭毕敬地送到他那儿去，还要向他行摸脚礼。他呢，给我安排工作。我只要凭《古兰经》和宪法起誓，就一脚踏进国立医院，坐在办公室里，把腿舒服地翘在办公桌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脚抬起来，放在了他想象中的办公桌上。“接着，我就把我监管的那些资浅的大夫们叫到我办公室。我拿出官方花名册，大声喊叫，‘拉姆·潘迪医生！’”
他用手指着我，我只好扮演那个大夫。
“到！先生！”我敬了个礼。
他向我摊开手，说：“现在，你，拉姆·潘迪医生，要把工资的三分之一交到我手上。乖，作为回报，我给你这个。”他在想象中的花名册上打了一个勾。“剩下的工资归你，另外，你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兼职。别管什么农村医院了，因为这本花名册上会记载你去过那里，你已经把我的伤腿治好了，你已经把那个小女孩的黄疸治好了。”
“啊！”病人们一声叹息。就连那些守病房的小伙子也凑了过来，一边听一边赞同地点头。贪污腐败的故事最有市场了，不是吗？
基尚给父亲喂了点食物，可他马上就和着血吐出来了。他那黑瘦的身躯开始抽搐，然后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黄眼睛的小女孩吓得号陶大哭起来，其他病人赶紧从我父亲旁边后退了几步。
“他这是得了肺结核，是不是？”那位年长的穆斯林一边说，一边拍着他的伤腿，驱赶叮在上面的苍蝇。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先生，他是咳了一段时间，可我们不知道他是得了什么病。”
“哦，是tb1，我以前见过得这个病的人力车夫。他们干的活太累，把身体拖垮了。呢，或许医生晚上会来吧。”医生没有来。政府的花名册上肯定是这样记载的：“早上六点，该肺结核病人已彻底治愈。”守病房的小伙子说我父亲的血有传染性，非要我们在搬走父亲的遗体前先把病房打扫干净。我们卖力地擦拭着地上的血迹时，一只山羊走了进来，四处乱嗅，那个小伙子抚摸着它的脑袋，给了它一根大大的胡萝卜。
1即肺结核。tb是其英文缩写。
父亲火化后一个月，基尚结婚了。
这场婚礼轮到我们占便宜了。作为男方，我们也狠狠地敲了女方一笔。女方的嫁妆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想起来我就流口水：五千卢比的现金，票子崭新崭新的，全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一台“英雄”牌自行车；还有给基尚的一条粗粗的金项链。
婚礼过后，奶奶把钱、自行车和金项链收了起来，基尚和妻子厮守了两周，就被送到丹巴德打工去了。我和堂哥迪利普也跟他一起去了那里。我们三个在丹巴德的一家茶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这个老板听说基尚在拉克斯曼加尔的茶铺干得还不错。
我们真走运，他没听说过我干活的事。
阁下，沿着恒河随便找个茶铺进去看看吧，看看那些干活的人吧。与其说是人，不如说他们是人形的蜘蛛更为妥帖吧。他们憔悴枯槁，胡子拉碴，拿着抹布缓缓地擦着桌子，间或又慢慢地钻到桌子底下擦拭地板。他们大多三四十岁，有的甚至都有五十多岁了，但还是被人叫做“小子”。如果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干活的话，像甘地那样，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乐于献身、真心实意，那么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了。
我基本上属于马马虎虎、不愿奉献、虚情假意的那一种。我在这里的最大收获就是长了见识。
在拉克斯曼加尔的茶铺里，我不怎么擦桌子、砸煤块，而是注意观察每个桌上的顾客，偷偷地听听他们的谈话。我想就把这儿当成学校吧，继续进行我的学业―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我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我自身的教育。
店老板坐在店铺前面，头顶七方挂着甘地巨幅画像。他拿着个长柄大勺子，缓缓地搅动着文火熬煮的糖水。他也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总是无所事事地围着桌子转，要么就拿起个抹布做做样子，好听听客人到底在聊什么。每每这时候，耳边就传来老板的怒吼，“你个小混蛋！”然后就看到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追着我满屋子跑，拿着大勺子敲我的脑袋。勺子所到之处，上面滚烫的糖浆便会给我留下不少的记号：我的耳朵上面被烫出了许多小白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白癜风或什么别的皮肤病呢；由于身上有这些零零星星的粉红色斑点，别人很容易辨认我，只是那些没用的警察果不其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我最后被老板赶回了家。拉克斯曼加尔没有任何人愿意雇佣我，哪怕是干点农活，所以应该说基尚和迪利普决定去丹巴德打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为了给我一个重新做蜘蛛人的机会。
在我们的企业家主人公的乡村至城市之旅中，从拉克斯曼加尔到丹巴德，每一座城市都像大都市一样喧嚣吵闹、污染严重、拥挤不堪，缺乏真正的城市应该拥有的历史厚重感、整齐规划、高贵庄严。半吊子的城市，住着半吊子的人。
丹巴德给我的感觉是遍地黄金。我见过整个一边都是玻璃幕墙的大楼，见过把金子镶在嘴里的阔佬。这些玻璃和金子都来自煤矿矿井。在城郊有一个大煤矿，是印度黑暗之地上最大的煤矿，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矿工们经常来茶铺，而我每次都给他们提供最殷勤的服务，因为他们的故事最吸引人。
他们说这个煤矿在地下连绵数十英里，有些地方还燃烧着地下火，将浓烟送到空中―其中一些地下火已经持续烧了一百多年了！
就是在这个建于煤矿之上的城市，在抹桌子的时候听到的一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说，我有时候觉得做矿工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那又怎么样？我们还能干嘛？做官啊？”
“现在很多人都有车了。你知道司机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一千七百卢比！”
我的抹布掉在了地上。我冲向正在一旁清理炉灰的基尚。父亲去世后，照顾我的任务就落在了基尚的身上。我能有今天，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我不会忘记的。但他没有一点做企业家的魄力。他更高兴庸庸碌碌。
“啥也别想，”基尚说，“奶奶说了，要我们呆在茶铺好好干，那我们就该呆在茶铺好好干。”
我去过出租车站，碰到一个司机就跪下来求他教我开车，可没人愿意免费教我开车，想学要拿三百卢比。
二百卢比呐！
现在在班加罗尔，我的公司有时都招不够人手。有人来，有人走，好的总是留不住。有时我甚至都想在报上登个招聘广告：
本公司总部设在班加罗尔，待遇丰厚，另外免费赚送人生与企业家精神系列讲座，聪明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在班加罗尔，随便走进一家酒吧你都能听到这样的话：缺客服中心接线员、缺软件工程师、缺销售经理。每周报纸上都有二十至二十五页的招聘信息。
黑暗印度这一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每天早上，你都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么坐在茶铺里看报纸，要么躺在轻便床上哼着小曲，要么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某女影星的照片倾诉衷肠。他们今天不上班。他们知道今天也无班可上。所以他们也不急着拼命。
这些是聪明人。
笨一点的家伙们聚集在镇子中央的小广场上，每当见到有卡车经过就向它跑去，还伸出手喊着：“带上我！带上我！”
一阵推来搡去之后，有六七个人挤上了车，剩下的在原地等着另一趟车。几个走成的家伙是去干建筑工或挖掘工的。走运的混蛋们！又是半个钟头的等待，终于又来了一辆卡车。又是一番争抢推挤。如此争抢了五六次之后，我终于挤到了最前面，正面对着司机。他是个锡克教徒，头上包着蓝色的头巾。他手里拿着一条木棍，挥舞着指挥人群后退。
“都听好了！”他吼着，“把上衣都脱了！想找活干，我得先看看你们的小乳头够不够格！”
他首先检查我的胸部，用力捏着我的乳头，拍打我的屁股，盯着我的眼睛看，然后用棍子猛戳我的大腿：“太瘦了！去你妈的，滚！”
“给我个机会吧，先生！我瘦是瘦，可我有劲啊！我能挖土，我能搬水泥，我还能……”
他挥起棍子对着我的左耳朵就是一记，我捂着耳朵蹲了下来，后面的人马h冲过来抢去了我的位置。
我坐在地上，揉着耳朵，望着那辆卡车卷起一大团灰尘飞驰而去。
我好像看到一只兀鹫从我头上飞过，我放声大哭起来。
“白老虎！你在这儿呢！”
基尚和迪利普扶着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他们两个都笑盈盈的。原来有天大的好消息！奶奶同意他们出钱给我学车了！
“但是有一条，”基尚说，“奶奶说你是一头贪得无厌的猪猡。你要以天上众神起誓，以后如果富贵了，绝对不能忘记她的恩德。”
“我发誓。”
“要虔诚一点，发誓会把每个月挣到的每一个卢比都上交给奶奶。”
我们走进了出租车司机的住所。一个司机坐在床上就着一钵炭火抽水烟。他看上去年纪挺老了，身上的棕色制服很像古代的军装。基尚把我们的来意告诉了他。
“你是哪个种姓的1？”老司机问。
1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社会阶层划分制度。该制度根据所谓的“洁净”与“不洁”的标准，将印度人划分为高低贵贱之间为种族，各种姓之间等级森严，职业世袭在印度，除了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军事和行政贵族〕、吠舍（商人）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亚种族该制度至今还对印度社会有残留影响。
“哈尔维。”
“做糖的啊，”老司机摇着头说，“你们这个姓的人是专门做糖的。你怎么能学开车呢？”他用水烟袋指着炭火说，“那就等于拿炭火炉造冰。开车——”说着，他用手做出挂挡的动作，“——就像驯服一匹野马，要有勇士之姓的人才做得到。你还要更有种一点才行。穆斯林、拉其普特人、锡克人，他们才有斗士的血脉，他们才有资格做司机。你觉得糖果匠敢挂着四挡到处跑吗？”
第二天早上六点，炭火炉还是开始造冰了。条件是三百卢比的学费，外加个红包。我们用出租车练习。我只要一挂错挡位，他就一巴掌甩在我脑袋上：“你怎么不回家熬糖去？”
我每练一个小时的车，就得无偿给他干两三个钟头的活。我得免费修理出租车站里的所有车；每天夜里，我会像臭水沟里的猪崽一样从车底下钻出来，脸上全是黑黑的油污，双手沾满了亮闪闪的机油。我像是跳进了一条黑色的恒河，钻出水面后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司机。
“听着，”我把说好的一百卢比的红包递给老司机的时候，他说，“光会开车还不够，你得成为真正的司机。你得有个端正的态度，明白吗？如果路上有人要超你的车，你就这样——”他一边说着，一边握起拳头晃了晃，“——狠狠地骂他几句婊子养的。丛林生存法则也适用于公路，知道吗？一个称职的司机必须要一路咆哮怒骂着前进。”
他拍了拍我的背。
“你比我想象的强多了，算是让我开了眼。小子，今天我奖励你一点甜头。”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穿过昏暗的大街和幽暗的市场。走了大约半小时后，虽然天色已是－片漆黑，我们的面前却豁然一亮，仿佛进入了烟花盛开之地。
大街两侧的门窗五光十色，每扇门窗后面都有个妙龄女郎笑吟吟地看着我们。红色的纸带和银色的箔片闪闪发光，在屋顶上飞舞，路边货摊的茶壶在欢快地歌唱。这时候，四个人突然冲过来挡在了我们面前。老司机让他们走开，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让他先开开眼界，好好看看这些美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当然，”那几个人说着往回走，“我们就是想让他好好看看！”
我跟着那位老司机向前走，盯着那些妖冶美艳的女人，看得嘴巴都合不拢。她们在窗格子后面对我揶揄地笑着，大声挑逗着我，一个个都在哀求我照顾她们的生意！
老司机向我细细介绍了这一行的门道：那个房子里，坐在窗沿上的那个女人，她的腿我们可以一览无余，这种叫做“美国式小姐”——她们穿着短裙子，踏着松糕鞋，提着粉红的手袋，胸前的铭牌上还写着英文名字。这些女孩身材比较苗条，比较健美，适合那些喜欢西方口味的男人。这边角落里，大门洞开，坐在门槛里面的就是“传统型的”——肥胖粗壮，披着纱丽，比较适合那些追求物有所值的男人。有个橱窗里坐着几个面首，而它隔壁的橱窗里则坐着几个少女。我转过头，只看到一个男孩的脸在一个女人腰间一闪就不见了。
一扇蓝色的门开了，从里面射出令人目眩的灯光。四个肤色较浅的尼泊尔女孩，穿着漂亮的红裙子，向我们这边打量着。
“看！这几个！”我大叫起来。“这几个！她们！”
“好吧，”老司机说，“我也喜欢这几个，我就是喜欢外国妞。”
我们走到里面，他先挑了一个，我也挑了一个，就各自走向一个房间。我挑中的那个女孩子跟着我走进去，把门带上了。
我的第一次啊！
半个小时后，老司机和我两个人像喝醉了酒一样，踉踉跄跄又兴致勃勃地走回了他家。一进门，我先把他的水烟袋给他点上，然后看着他心满意足地深深吸了一口，两股浓烟从他鼻孔里喷了出来。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我教会了你怎么做一个司机，还教给你怎么做一个男人。你还想怎么样啊？”
“先生……，您能不能替我问问，出租车公司还要不要人啊？我可以先不要工资。我需要一份工作。”
他大笑了起来，“我自己都四十年没上班了，知道吗？你这个笨蛋。我他妈怎么帮你啊，快给我滚蛋。”
于是，第二天我挨个去敲有钱人家的门，问他们要不要一个司机，一个好司机，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
每个人都说不要。工作不是这样找的，要认识东家的人才能找到工作。光靠敲门去问是不行的。
总理阁下，企业家精神在印度的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回报的。这真是个悲哀的现实。
我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伤心地流泪。基尚说，“再试试。总会有人愿意雇你的。”
于是我继续找，一家又一家，一家又一家，一家又一家。连续两个星期，我不停地挨门询问，不停地被告知马上消失。最后，我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有三米多高的围墙，每一扇窗户上都安着铁栅栏。
一个尼泊尔人站在铁栏门后面，他看上去很狡猾，留着白色的小胡子，一双斜眼盯着我看。
“你有什么事？”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那问话的口吻，但我还是堆出了一副笑脸。
“先生，您这儿需要司机吗？我有四年的开车经验。我的东家刚刚去世了，所以我想……”
“去你妈的。我们有司机了。”尼泊尔人回答道。他转动着手里的一大串钥匙，咧着大嘴笑了起来。
我的心猛地一沉，差点就想转身走了。就在这时，我看到阳台上有一个人，穿着宽松的白色衣服，正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阁下，我向着神明发誓，向着所有的三千六百万零四位神明发誓，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他就是我的东家。
在他向下看的那一刹那，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们两个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我知道他一定会下来拯救我的，我只需尽量拖住这个混账的尼泊尔人就可以了。
“先生，我是个好司机。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偷盗。”
“你他妈的给我滚！明白没有？”
“我虔诚信神，善待家人。”
“怎么回事？没完了你？马上给我滚！”
“我从不在背后说东家的闲话，我从不偷东西，我从不亵渎神明。”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出来的却不是阳台上的那个人。这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留着浓厚的八字胡，胡子尖弯弯地翘着。
“怎么回事啊，拉姆·巴哈杜尔？”他问那个尼泊尔人。
“一个叫花子。先生，他想讨点钱。”
我使劲拍着铁门，“先生，我是从您老家来的。我是从拉克斯曼加尔来的！黑堡附近的那个村子！您的村子！”
那个老家伙是鹳鸟！
他仔细地打量了我许久，然后告诉那个尼泊尔门房：“让这个小子进来。”
门刚开了一条缝，我就哩的一下蹿了进去，直接扑倒在鹳鸟的脚下。没有哪个奥运选手能比我还快，那个尼泊尔人根本没机会拦住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闯过了几道大门。
那天要是您在场看到我的表演就好了－一可以说声泪俱下、感人肺腑。您会觉得我应该是出身于演员的种姓呢！我趴在地上，抱着鹳鸟的脚，他的一双大脚脏兮兮的，脚趾甲长长的。我心中有些疑惑：“这个老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他不在老家抢瘪渔夫的钱袋，搞大渔夫女儿的肚子，跑到丹巴德来干什么呢？”
“起来吧，小子，”他说，长长的脚趾甲都戳到我脸上了。这时，刚才站在阳台上的阿肖克先生已经站到了他的身旁。
“你真的是从拉克斯曼加尔来的吗？”
“是的，先生。我原先在茶铺干活，就是挂着大幅甘地画像的那家。我原来在那里砸煤块。您还到我们那儿喝过一回茶呢！”
“哦……那个古老的小村庄。”他闭上眼睛。“那儿的人还记得我吗？我有三年多没去过那里了。”
“当然啦，先生。我们常说，‘我们的慈父走了，塔库·拉姆德夫走了，我们最好的东家走了，谁来保护我们呢？’”
鹳鸟听得很高兴。他转向阿肖克，“这个小伙子看来还不错。把穆克什叫来，我们考考他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有多幸运。阿肖克先生前一天刚刚从美国回来，家里给他新买了一辆汽车，正需要找一个司机。正好那天我出现了。
现在车库里有了两部汽车。一辆是铃木马鲁蒂，这种白色的小汽车在印度满大街都是。另一辆是本田思迪。马鲁蒂车型小巧，操作起来非常舒服，打着火之后开起来真是随心所欲。本田思迪车型大些，结构比较复杂，动力强劲。这辆车好像有自己的思维似的，开起来是随它的心所欲。要是鹳鸟让我试开这辆车，我恐怕会有点紧张，那我就完了。但是那天幸运女神站在了我的一边。
他们要我试驾的是铃木马鲁蒂。
鹳鸟和阿肖克坐在后排，鹳鸟矮小的大儿子穆克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点我。那个尼泊尔人铁青着脸看着我把汽车开出大门，驶向丹巴德市内。
他们要我开了半个小时车，然后让我调头同来。
“还不错，”鹳鸟走出车，“这小子开得还算稳当。你姓什么来着？”
“哈尔维。”
“哈尔维……”他转向那个黑黑的矮个子，“哈尔维是什么种姓？高贵的还是低贱的？”
我知道我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还是给您稍微解释一下种姓的事吧。即使是印度人也会有点困惑，尤其是城里那些读过书的人。要让他们解释，他们会扯上半天都不着边际。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事，真的。
从我说起吧。
您看：哈尔维，这是我的姓，意思就是“做糖果的人”。
这就是我的种族，我的命运。生活在黑暗之地的每个人一听就会明白。这也就是我和基尚每到一处总是去糖果店打工的原因。那些老板看到我们就想：哦，他们姓哈尔维，生来就是熬糖煮茶的。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天生做糖果的哈尔维，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做糖果而是拉人力车呢？为什么我的童年是在砸煤块、擦桌子中度过的，而不是吃着甜卤蛋和玫瑰果子长大的呢？为什么我又瘦又小，身体灵活，而不像一个吃糖长大的孩子那样肥肥胖胖、皮肤光滑呢？
印度这个国家在她最富强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动物园，一个自给自足、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动物园。每个人各司其职、乐得其所。这儿有金匠、有牛信、有地主；姓哈尔维的人家做糖果；姓牛倌的人放牛，贱民挑粪；地主对他们的农奴很仁慈；女人们带着面纱，与陌生男人说话时眼睛总是望着地面。
时光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英国人撤出印度的那一天。感谢德里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打开了动物园的笼子。飞禽走兽纷纷逃出藩篱，互相攻击，你死我活，丛林生存法则取代了动物园法则。那些最为凶残、饥肠辘辘的动物们l吃掉了其他的动物，肚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肚子的大小可以解释今天的一切。不管你是女人、穆斯林，或者是贱民，只要你肚子够大，说话就有底气。我父亲原来一定真的是姓哈尔维，是个做糖果的，但当他继承了糖果店后，肯定有别的种姓的人在警察的帮助下把店子给抢走了。我父亲的肚子不够大，没办法还击。所以他沦落到拉人力车的地步，而我也没能成为一个肥肥胖胖、皮肤光滑的人。
简而言之，以前在印度有上千个种姓，上千种命运。现在只有两个种姓：大肚子的和瘪肚子的。
同样也只有两种命运：吃人，或者被吃。
那个黑黑的穆克什先生——阿肖克先生的哥哥——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说过城市里的人一点也不了解种姓制度——所以鹳鸟又直接问了我1。
1在印度，直接问别人的种姓是件很不礼貌的行为，此处鹳鸟自恃地位高，所以很无礼地问了这个问题。
“你是高贵种姓还是低贱种姓呢？”
我不知道他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我权衡了一下这两个选择，觉得无论选哪个我都能编出说辞，于是我就告诉他：“低贱种姓，先生。
这个老家伙转过身对穆克什先生说，“我们雇的下人都是高贵种姓的。不过有一两个低贱种姓的也无妨。”
穆克什先生眯起眼睛打量着我。他虽然不知道乡下人那一套做法，但他有的是地主的狡诈。
“你喝酒吗？”
“不，先生，我们哈尔维种姓的人从不喝酒。”
“哈尔维……”阿肖克先生咧开嘴笑着说，“会做甜点吗？不开车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呢？”
“当然，先生。我的手艺挺好的，只要您想得到的美味甜点，我都能做出来，什么玫瑰奶球，杏仁椰子糖，都没问题。我可是在茶铺干过好多年的。”
阿肖克先生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就是在印度，司机能兼任甜点师傅。从明天就开始上班吧。”
“太快了吧，”穆克什先生说，“我们还是先问问他的家庭情况吧。家里几口人，老家在哪里，我们都得搞清楚。还有一个问题：你一个月要多少工资？”
这又是一个考验。
“不，先生，我什么都不要。您就像我的再生父母，我怎么能和我的父母谈钱呢？”
“八百卢比一个月怎么样？”他问。
“不不不，先生，太多了，一半就够了。八百太多了。”
“如果你能在这儿干满两个月，就给你涨到一千五百卢比一个月。”
我装着一副惊呆了的表情，答应了他的工资条件。
穆克什先生还没有完全相信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他太年轻了。我们找个年纪大一点的怎么样？”
鹳鸟摇摇头，“年轻才能用得久啊。找个四十岁的司机，干个二十年，到了六十岁眼神就不行了。这个小子能干个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他的牙口还挺好的，头发也没掉，身体挺结实的。”
他把嘴里的槟榔嚼得啧啧作响，转过头去，喷出一日红色的唾液。
然后他告诉我过两天再来。
他肯定给拉克斯曼加尔打了电话。他的人肯定去过我们家，找库苏姆谈过，找我们家邻居问过，然后打电话给他汇报：“他们家还算安分守己，没惹过什么麻烦。他父亲是个人力车夫，几年前得肺结核死了。他哥哥也在丹巴德的一个茶铺打王。没支持过纳萨尔游击队或者其他恐怖组织。他们跑不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一清二楚。”
最后一句话尤其重要。他们必须知道我们家住在哪儿，不论何时。
我好像还没告诉您大水牛处置他家奴仆的事吧？有个仆人本该保护好大水牛家的儿子，结果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儿子被纳萨尔游击队绑架后折磨死了。那个仆人和我是同一个种姓的，哈尔维。我小时候见过他一两次。
他说自己和这起绑架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大水牛不信，雇了四个枪手一直拷打折磨他，最后他们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
够公平的了。要是我的儿子被人绑架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不过，大水牛坚信这个仆人是为了钱财才与绑匪故意勾结的，于是还迁怒于他的家人。他有个哥哥正在地里干着活，结果被大水牛的人活活打死了。他的嫂子和未出嫁的妹妹被三个人轮奸而死。然后大水牛的四个爪牙围着他家的房子放了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有这么个榜样，谁还敢让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有哪个灭绝人性的家伙忍心把自己的奶奶、兄弟姐妹、婶婶姑妈、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推向绝路呢？
现在鹳鸟和他的儿子们应该相信我的忠诚了。
我回来的时候，尼泊尔门房一句话也没说就给我开了门。现在我已经是这里的一员了。
阿肖克先生、穆克什先生和鹳鸟在东家中算是比较好的了。家里有足够的食物供仆人们食用；仆人们星期天还能美餐一顿，米饭拌辣椒咖喱无骨鸡块。我这辈子还从没有享受过这种每周都有一顿鸡肉的生活，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国王，每周都有鸡吃，吃完还可以舔一舔手指，我睡的房子还有屋顶。不错，我确实和一个总是愁眉苦脸的家伙共用一个房间：他叫拉姆·佩萨德，睡在一张大床上，而我睡在床下的地板上。可即便如此，有屋顶的房间毕竟有屋顶，比我和基尚原来一直睡在丹巴德的马路上好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一件黑暗之地的人梦寐以求、最为看重的东西——一件制服！一件卡其布制服！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就是有着玻璃幕墙的那栋楼。玻璃幕墙折射出我的影子，每块玻璃中都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卡其布的我，神气极了。我在银行前面走了有十几个来回，就是为了好好欣赏一下我的样子。
要是他们再发给我一个银色的哨子就好了，那我会觉得自己简直就像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
基尚每个月来看我一次。库苏姆说我每个月可以留九十卢比自己用，剩下的工资直接交给基尚，然后基尚把钱交给她。我每个月都会和基尚在后门见面，从后门的黑色栅栏把钱塞给他。每次我们刚刚聊了不到几分钟，那个尼泊尔人就会吵吵起来：“别聊了！小子你该干活啦！”
作为二号司机，我的工作很简单。如果一号司机拉姆·佩萨德开着本田思迪送主人去城里办事，而家里的其他人要用车去市场、煤矿或者火车站，那我就开着铃木马鲁蒂送他们过去。其他时候我就呆在家里，自己找点事情做。
我是说过他们要我做“司机”。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用仆人的，但是在印度，或者说至少是在黑暗印度，富人没有纯粹的司机、厨子、理发师、或者裁缝。他们只有奴仆。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我没开车，我就得去打扫庭院、拿个长扫帚清理蛛网、煮茶，或者赶牛回圈。但有一件事我是不能做的，那就是不许碰那辆本田车：那辆车只有拉姆·佩萨德才有资格驾驶、清洗。每天晚上我看着他拿一块布洗车的时候，不禁暗暗妒火中烧。
就算站在外面，我也可以看出这是一辆漂亮的现代化汽车，里面有各种令人舒服的配置：音响系统、空调、豪华的真皮坐椅，后面还有个不锈钢大痰盂。开这样的车肯定是种天堂般的享受，而我只能开那辆伤痕累累的老铃木。
一天傍晚，正当我在望着拉姆擦车时，阿肖克先生走了过来，将脑袋伸进车内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我在那一刻发现他这个人喜欢追根究底。
“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后面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
“痰盂，先生。”
“什么？”
拉姆·佩萨德给他做了解释。那个痰盂是给鹳鸟用的，因为他喜欢嚼槟榔。如果他往车窗外面吐槟榔渣的话，槟榔渣有可能会粘在汽车的侧面，所以他就在脚下放了个痰盂。每次出车回来，司机负责把痰盂洗干净。
“恶心。”阿肖克先生说。
他又问起一些别的事情，这时穆克什先生的儿子罗尚拿着球棒和板球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拉姆·佩萨德对我打了个响指。
（二号司机有个规定的任务：第一，家里任何一个小孩要打板球的时候，必须要陪他们打，第二，必须要输给他们；第三，必须要像真输。）
阿肖克先生也过来一起打球，他担任捕手1，我负责投球。
1板球运动中始终在击球区三柱门前的球员，主要负责接收击球手未能击中的传球扣投球。
“我是阿扎鲁丁，印度队队长！”小孩子每击中一个四分球或六分球的时候就会高兴地嚷嚷。
“你还是自称加瓦斯松吧。阿扎鲁丁是穆斯林。”
这是鹳鸟说的。他也到院子里来看我们打板球。
阿肖克先生说：“父亲，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又有什么区别呢？”
“噢，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思想太新潮了！”鹳鸟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我要借借这个司机，罗尚，用一个小时就还给你，好吧？”
二号司机对鹳鸟来说有一种特别的用途。他的腿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走路不太灵便，有医生告诉他要在晚上用热水多泡泡脚，让仆人按摩一会。
我只得用炉子热好水，端到院子里，把他的脚放进水里浸上，然后轻柔地按摩；这时候，他总是会闭上眼睛，舒服地轻声叫唤着。
半个小时后，他会说：“水凉了。”我就再把他的脚拿出来，把桶提到厕所倒掉。水已经发黑了，上面浮着一层死皮和脱掉的脚毛。我还要重新打一桶热水提回去。
在我按摩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会搬来椅子，坐在鹳鸟旁边和他聊天。拉姆·佩萨德就会去拿来一瓶金黄色的液体，倒上三杯，在每个杯子里面放一块冰，然后递给他们。他们的父亲抿了一口之后，两个儿子就会说：“啊，威士忌，在印度这种地方没有威士忌可怎么活啊。”这时候，他们的谈话就正式开始了。他们说得越多，我按摩得越快。他们的话题一般是政治、煤矿、还有你们的国家——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件事和鹳鸟家族的兴衰密切相关。我也隐约地感觉到，既然我现在也是他们家的一分子，那么我的命运肯定也与之相关。我听着他们的谈话，闻着杯子里威士忌的香味，也闻着一阵阵的臭味——鹳鸟浸泡在温水中的双脚散发出的汗臭味以及从他腿上掉下来的死皮的臭味；阿肖克先生或猫鼬穿着凉鞋的脚偶尔也会在无意中轻轻地踢到我的脊背。我就这样默默记下了听到的一切——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企业家的处世之道。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膨胀，长大。
我头上挨了重重一记。
我抬起头，看到鹳鸟正举着手掌，盯着我看。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知道，先生。”我脸上堆满了笑。
“很好。”
一分钟后，他又给了我一下。
“告诉他为什么打他吧，父亲。我觉得他并不知道答案。伙计，你按得太用力了。不要这么起劲。我父亲有点恼火了。慢点来。”
“遵命，先生。”
“您为什么总要打仆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