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侧是大学的灰墙。对面，一排排旅馆难闻的热浪与一家家旧书店的安静气氛以及工厂传来的喧闹声不断交替轮换。工厂内大汗淋漓的男人在蒸汽的轰鸣中打坯模，熨烫衣服。走过去，接近第一个街区尾部时，住宅后退，人行道加宽。夜幕降临后，这里是街上最热闹的地段。大家都云集在水果摊周围。粗皮柑橘、细皮青苹果，仿佛装饰品一样，在红蓝霓虹灯的招牌下改变了颜色。光明或黑暗的深渊落在人群的脸上，大家围拢在一个高声叫卖的艺人身边，他脖子上围着一条活蛇。冬天，破旧的红围脖遮住下半张脸，仅仅露出或凶狠或信任或敏锐或迟钝的眼神，只能从眼睛看出每个人的区别。一两辆有轨电车在窄窄的街道上前进，用衰老机械发出的轰鸣声搅乱着一切。一家二层阳台上出现一个胖女人，身披有条纹的睡袍。她在吹火盆，火星像彗星尾巴一样飞舞。刹那间，女人的面庞显得明亮、热情，令人着迷。

像所有的街道一样，这条街也是公共的。但对我而言，它并非永远如此。多年来，我始终坚信：我是唯一有权在它的光明与黑暗之间冒险的外人。

小时候，我住在附近一条街上，但特征极其不同。那里的椴树、双排路灯都形状怪异，街上行人寥寥，严肃的建筑风格都说明这是个与外部大相径庭的世界。可是，一天下午，我陪母亲去另外一条街办事。是找餐具。我们怀疑有个女佣偷走了餐具，送到那条街的当铺了。那是冬天，下过雨。远处的路口上，可以望见水样的余光，一些屋顶上空还呈现乌云压顶之势，像模糊的棕褐色团块。路面湿漉漉的；女人的头发直直地贴在面颊上。天黑了。

一进那条街，一辆电车轰隆隆地向我们开来。我赶忙躲在母亲身后，旁边是一个玻璃橱窗，上面贴满了音乐介绍。在一份介绍上，椭圆形中有个金发姑娘在微笑。我要母亲给我买这份介绍。可她不予理睬，我们继续走路。我睁大眼睛四处张望。我不仅很想看看从我身边经过的人群的面孔，还想摸一摸、闻一闻，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惊人地不同。许多人抱着包裹，拎着口袋，挎着篮子，携带各种各样神秘诱人的物品。人群中，有个扛着垫子的工人碰歪了我母亲的帽子。她笑了，说道：

“天啊，这好像在中国！”

我们继续朝这条街的下方走去。很难躲开有裂缝的人行道上的泥坑。经过一家饭馆门前时，我发现饭菜味加上母亲雨衣的气味还挺好闻。我突发奇想：最好拥有玻璃橱窗里所展示的一切。母亲听了我的想法之后感到很厌恶，她说：那些东西都是大路货，或者是二手货。成百上千个烧蓝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带国旗和花朵的奖章。猫形的石膏储蓄罐上面画着一品红和银币。一个个小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球。还摆放着系列明信片和陀螺。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一家安静又干净的店铺，门上有个牌子写着：“日本裁缝”。

我不记得找餐具的事后来是怎么样了。但这条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有魅力、有特色，这是不争的事实。它既自由，又惊险。离开这条街，我的生活平铺直叙，按部就班。我无论多么喜欢“日本裁缝”，也绝对不会让他缝补我的衣裳。我的衣服可能是穿戴得十分讲究的小修女用灵巧的手缝制出来的。在家里，下午的时候，一想到“中国”我就着急，这是我为那条街起的名字。当然了，还有一个真正的中国。还有巴耶哈故事集中的插图“中国”，匹诺曹冒险故事中的“中国”。但重要的是眼前这条街是“中国”街啊。

有个周日的上午，我跟母亲口角起来。为了赌气，我到书房去，长时间琢磨墙上挂的城市地图。午饭后，父母出门去了，女仆们在后院晒着春天的阳光。我向我弟弟费尔南多建议：

“咱们去‘中国’，好吗？”

听了这话，他两眼发亮。他以为是做游戏，像往常一样，把折叠梯架在橘树下，爬上爬下；要么就是化装成东方人。

他说：“他们出门了，咱们可以偷妈妈抽屉里的东西了。”

“傻瓜，不干那个。”我轻声说。“这一回咱俩去‘中国’。”

费尔南多身穿灯笼裤，脚踏白凉鞋。我注意拉着他的手，二人向我梦寐以求的那条街走去。我俩头顶着太阳前进，去“中国”，让弟弟见见世面，但是我要特别小心照顾小孩子。离“中国”越近，我的心跳得越快。我在想：幸亏是个礼拜天的下午。车辆不多，过街时没有危险。

终于到了我的“中国”的第一个街区。

“这里就是！”我说，感觉到弟弟紧紧贴着我。

首先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没看见发光的招牌，无论蓝、红、绿都没有。我本以为这条魔幻般的街道永远属于黑夜呢。接下来，我发现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连黄色的电车都没有。一股可怕的忧伤情绪袭上心头。阳光不冷不热，用暖和的蜂蜜色浸染着住宅和街道。样样东西都清晰可辨。行人很少，步履缓慢，双手空空，和我俩一样。

费尔南多发问：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