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下完蛋了。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让弟弟高兴起来。我在他面前算是威信扫地了；要是不能马上有个妙招，弟弟永远不会相信我了。

“咱们去‘日本裁缝’吧。”我说，“那里可是地道的‘中国’。”

这能不能说服弟弟，我实在不抱希望。但费尔南多已经开始认字了，一定能读出店铺大招牌上褪色的字母。或许这可以增加他的信心。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很快地读出了字母。于是，我说：

“瞧，傻瓜，你还不信呢！”

“可是真难看。”他用噘嘴做了回答。

眼泪已经充满了我的眼眶，要是不立刻发生一件快速、重要的事件，我就要哭了。可是能发生什么事呢？在这条几乎荒凉的街道上，连店铺都已经放下了窗帘。气温不冷不热，十分宜人。

“别犯傻！穿过去，让你看看！”我给他打气，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找到理由。这时，我恨这个弟弟，因为全盘皆输已经是眨眼之间的事了。

我俩在“日本裁缝”店铺前的铁帘前站住了。这铁帘是完美的波浪状，就像家里厨房新来的丫环卢克雷西娅的长发一样。帘子上有个小门，我想小门或许能让弟弟感兴趣。我对他只说了半句：

“你看……”我让他去敲门。

里面有动静传了出来。我俩吓坏了，急忙躲到旁边，看着小门打开。出来一个矮个子男人，干瘦，肤色发黄，细长眼睛；他给小门上了锁。我俩挤在路灯旁，仔细看他的脸。他走过去的时候，冲我俩一笑。我俩的视线跟随其后，一直到他拐到下个街口为止。

我俩都默不作声。一直到过来一个卖棉花糖的小贩子，我们才从梦境中醒来。我身上有一块钱，再说由于在他面前露了一手，感觉对弟弟深有情谊，就买了两份棉花糖，送给弟弟一份玫瑰色的美食。沉思中的弟弟点头表示感谢，之后我俩便回到家中。没人发现我俩的溜号。进门之后，费尔南多拿出《匹诺曹在中国》，开始一字一顿地念起来。

几年过去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如同一件黑皮大衣的亮色衬里。我经常回想起那条街。但渐渐地我开始遗忘，开始无缘由地担心，害怕以某种方式失败。后来，当《匹诺曹》不能吸引我的时候，我们的拳击老师带我们去街上的一座剧场，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巧妙地狠打。那时我已经进入了穿长裤和开始抽烟的年龄。但那条街不属于“中国”。此外，“中国”街差不多被忘记了。现在用爸爸的《大百科全书》查字词比在学校里听大人低声笑谈重要得多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买了黑框眼镜。

大学期间，当我明白别在意头发过长是上档次的标志时，常常还回到那条街看看。但那已不是我的街了。那已不是“中国”街了，虽然那里没有丝毫的变化。我常去旧书店，去找可以提高我藏书品位和丰富我智力宝库的图书。我没有看见夜色降临在商亭里的水果堆上，没看见玻璃橱窗里有穿新装的蜡制模特儿，很有可能水果和模特儿都消失了。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摆满书籍的书架，虽然有尘土。或者是藏身于书中的某位大作家的身影，在那里私密地窥视着什么。“中国”街已经消失。我不记得那个时期什么时候见过哪怕一次“日本裁缝”的招牌。

后来，我出国了几年。回国后，一天，我问弟弟（他那时已经上大学）：什么地方能搞到一部我特别喜欢的书，因为这里没找到。费尔南多笑着回答说：

“在‘中国’……”

可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