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程如朝霞般绚烂

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

成功如灯火般辉煌

也许，只能是这样

攀援却达不到峰顶

也许，只能是这样

奔流却掀不起波浪

也许，我们能给予你的

只有一颗

饱经沧桑的心

和满脸风霜”

在上海美专的学习，开拓了她的眼界，她的生命朝向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地方，有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方向，而这一点恐怕是潘赞化和潘玉良都没有想到的。他们最多的争执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吧，尤其是在经过《裸女》自画像的风波之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赞化自始至终支持她走在艺术的路上，也只有他一直成为她背后的力量。像谁说过的，他看不懂她的画，进不去她的世界，但是都没有关系，只有他在那里。

所以在上海美专毕业后，因着身份上的局限和艺术的追求，在刘海粟校长的建议和帮助下，玉良决定去欧洲，亲身到世界艺术的中心法国去。此时，她的周身散发着艺术的光芒，任何一个了解她爱护她的人都不会阻止她走上这条茫茫艺术路。而潘赞化是这些人中，最懂得她，也是最懂得爱她的人。

在去法国前，玉良发现自己怀有身孕，这是他们在一起多年后的第一个孩子，赞化十分期待这个孩子的来临。虽然玉良也同样期待，但是她的心中也有了隐隐的担忧：因为出国在即，这个孩子势必成为阻碍。于是她动了打掉孩子的念头。

除了她自己和她的天赋，多一个人也容不下，这大概就是世间天才多半有的症结。也许潘赞化是早已知晓她的决定，并懂得，也许潘赞化是知道如今的他已经不能阻止她的任何决定。当她说要打掉孩子时，潘赞化同意了，虽然他并不相信她所谓以后还会有孩子的说法。而事实证明，赞化是对的，他们以后真的再也没有孩子了，他们甚至再没有以后了。

别了，黄浦江边的晨曦，苏州河畔的落日，黄道婆丝业的遗址，虞美人的墓地，潘玉良满怀憧憬地踏出了她求学欧洲追求艺术的第一步。她知道，而今而后，前方的路，天高海阔，都是要自己走的，还要好好地走下去。

算命先生说，潘玉良一生有三匹马，一匹马是离开生地，被卖到妓院；第二匹马，是离开丈夫潘赞化身边，远赴欧洲求学；而第三匹马，则是远离祖国，飘洋过海，并客死异乡。不知这是否是后人的杜撰，我仍愿相信这种美好的巧合便是冥冥中的定数。

到达法国后，玉良先学习法语，语言关一过，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后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达昂·西蒙教授。这期间，徐悲鸿、邱代明都成了她的同学，凯旋门前、塞纳河畔都是他们的足迹和身影。后来，机缘巧合，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赏识玉良的才华，让她直接进入绘画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进入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艺术之都罗马，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丰富的艺术珍藏，仿佛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正是在这里，玉良又成为当时的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待她从绘画系毕业，就成了琼斯教授雕塑班的正式学生。

周游欧洲，在艺术中恣意畅游的潘玉良汩汩地汲取养分，强壮自己。只要她一拿起画笔，周遭的一切就变得遥远，而国内的一切更是远不可及。所以她并不知道，当时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潘赞化的生活也起了波澜。潘赞化受到牵连，丢掉了海关监督之职，只在南京政府实业部做个专员闲职。当年潘赞化为玉良争取的公费留学名额，本来不多的留学津贴时断时续，而彼时的赞化也已经没有能力总给玉良寄去生活费，他更不敢常常给玉良写信，玉良的生活陷入困顿，但是即使饿着肚子她也要去上课，艺术的生命力之所以不断，就是因为这些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在支撑。

在潘玉良看似全然漆黑的生命中，总有一盏盏长亮的明灯，在她生命的每个阶段点燃。在她因饥饿而几乎失明时，她的油画《裸女》得了欧亚现代画展三等奖，她收到了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汇款，上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这笔汇款正如“及时雨”，帮她战胜了饥饿，解了燃眉之急，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更巧的是，在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此时的玉良仿若破茧的蝶，有了不一样的翅膀，这让当初排除众议让她入学的刘海粟倍感自豪，当下，刘海粟便为玉良写了一封聘书，让她回国后，就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我好似一朵流云，孤独地漫游

在山丘上，在谷地间。

忽然间，我看到一丛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

在树荫下，在湖水边，

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1928年冬季，经过九年的漂泊与洗历，潘玉良在艺术上锤炼出了一等一的才华和成就。她也终于回到了祖国，就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还接二连三地办了自己的第一次画展、第二次画展……一直到第五次画展，那也是她在祖国举办的最后一次画展。

人性中的卑污与狰狞仿佛是潘玉良注定要承受的，它们从不肯放过她。相比于前几次引起国内艺术界大震动的画展的成功，第五次画展就仿若灾难了。她的展品中有一幅名为《人力壮士》的大型油画，画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他用双手轻易地扳倒了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面对着外族入侵的祖国，满目疮痍的大地，风云怒吼，苍生蒙难，她的心中一直呼号着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所以她想借着这幅油画来表达自己对力量的赞美和英雄的敬意。这幅画不知道震荡了多少观画者的心灵，也不知道给多少观画者带去了希望和力量。谁知，画展当晚，《人力壮士》遭到破坏，画上还被人贴了张纸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在这世间，炎凉是半点由不得人的。你若有伤疤，总会有人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揭起。玉良的旧时伤疤再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残忍揭起，她站在被毁的画前，一种悲哀，深入骨髓。这是种悲哀，她再熟悉不过，从出生至今，她从自己的同胞身上感受得还少吗？

她已经长成了一个足够强壮的人，足够吸收一切强大外力，从而更坚执地面对生命的考验。而且对她来说，这些非难并不足以让她真正崩溃，她依然确信自己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真正让她崩溃、失望到再次远走他乡的，是另一件事和另一个身份。

虽然她已经是知名的画家和教授，但是潘赞化的正室夫人依然不肯接纳她，并多次去她和赞化的家里滋事，有次竟闹得非让玉良以妾的身份对她下跪不可。夹在中间的赞化左右为难，这么多年，他从不曾看轻她，也不曾以恩人的身份自居强迫她，所以他不想让如今的她受到这种屈辱，可是，正室那边多年来也不易……

最后，这场闹剧以潘玉良的妥协为终结，她跪在地上的一刹那，仿佛也是对命运进行了最大的妥协。她知道她这么做都是为了赞化，她这么做也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关于命运的一切她也统统猜错了，她以为她在国外学习了九年，并在艺术界取得了声望和成就，她的人生就会不同了；她也以为她在“妓女”、“小妾”之外多了个更重要更有分量的身份，谁知道，还是一样，她身上的绳索依然紧紧缚在身上……

她知道，纵使赞化的爱一如既往，他也不能再成为她的避风港了，她依然要为自己的命运出击，要自己挣脱这个锁链，不然就要被永远地打沉在地底，翻不了身了。

有人说，一头扎进艺术的人，都是感情的逃避者。她这一次真真切切地决定要做个逃避者了，她决定再次离开，回到法国，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能够真实而有尊严地看待她。

“你没有如期归来

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一次爱的旅行

有时候就像抽烟那样

简单”

“你走了，是不是准备把我也忘了？”

他在船边这样问她，他不知道她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忘了他。而他总是盼着她的，给她写信，给她从国内寄宣纸。如果硬要问她“你的灵魂嫁给了谁”，她一定会说，“嫁给了潘赞化”。在旅居巴黎的四十多年里，她始终不离身的是一个项链坠，里面嵌着她与赞化的合影。直到临终之时，她也不忘让王守义将这个被她每天摩挲检阅的挂坠带回国内，交给赞化的儿子。

只身回到法国的潘玉良，有了个“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

她依然是个旧式人，只爱一次，无论是对祖国、对男人还是对艺术。又是一番千回百转，她的内心已经没有了那些幽微的孔穴、潮湿的苔藓和汩汩流淌的暗河，只剩下坚实的硬壳，通通留给艺术。

也正是这“三不主义”，让潘玉良的晚年生活分外拮据。但她依然不曾放弃绘画，和俄罗斯那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一样，“一切物质性的困窘苦痛，肉体的，金钱的，她都可以淡然，她唯独受不了精神上的穷苦”。

所幸，一位早年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王守义对潘玉良多方接济和照拂。也正是这个王守义，在没有潘赞化的异国，在玉良最落魄无助的岁月里给了她最深的温暖和陪伴。和潘赞化一样，王守义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他不觉潘玉良老丑贫苦，病困交加，独独爱她高贵的灵魂和满溢的才华，而且固执无所求地爱了几十年。

南京陷落后，潘玉良与潘赞化失去联络。虽然分隔两地，没有赞化的音讯依然让她无助。她一直以自己为孤飞的风筝，线的那端从来只在潘赞化的手中。所以她拒绝了王守义的爱情，几十年一直作为好朋友而互相陪伴。而这个信守一言的男人，终其一生都没再和潘玉良言及婚姻。

她在法国靠卖些平庸的画作维持生活，他在国内却堕入了悲惨的迷雾，而这些她是不知的。她也曾怀着巨大的喜悦，想带着自己的画回国展览；也曾一再述说自己的思念与苦楚；直到她的艺术成就越来越大，许多人邀请她回国，直到最后却都未能成行。其实她不过是在等待一个返航的信号，然而那个信号自始至终都没有从那个人口中发出。

这一点当时的潘玉良未必能了解，我们在今天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当时的中国社会被黑压压的乌云罩着，以潘玉良的出身和经历，回来必定不得善终，更可况当时潘赞化自己都未能幸免于难。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彼时中法没有建交，消息不灵通，潘玉良本写好了给赞化的信，寄出后才知道，赞化已经去了。她爱了一生的人，她唯一的亲人不在了，而这样着实的悲痛不但让她忧郁成疾，也让她很少再拿起画笔。一度，她心心念念着想要回去，回到最初的地方，回到她用一生挚爱的男人身边，可这一切却仿佛是一首古老的歌：“当我归来时，啊，我归来时，一切都已成空。”

而那以后，她再也没能回去。对回家的希望，对赞化的思念，对团聚的想象，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潘赞化的离去而成了空。

岁月终会沉淀一些温暖，让一个人长久思念。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潘玉良的身体也时好时差，独在异国他乡的她对祖国和亲人思念也更加深切。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心中的念想开始有了着落，她觉得是时候回国看望亲人了，而且还可以以她饱经忧患而更加成熟有力的笔触，好好地画一画祖国的河山。

她写信给潘赞化的儿子，要他帮忙办理回国探亲手续，遗憾的是，国内烽烟又起，她回国的行程也被一拖再拖。等到各类风头平息后，她自己已是百病缠身，医生也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

1977年7月22日，这是潘玉良人生最后的日子，巴黎的夜空也划落下一颗灿烂的星。临终前，玉良托付陪了她后半生的好友王守义将两样信物带回祖国。一个是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项链上有个嵌着相片的坠子，一边是潘赞化，一边是潘玉良；另一件是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怀表，这块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赞化的珍贵礼物，潘玉良让王守义一定要将此物归还给潘氏后人，这样也算是她自己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了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一代画魂终于陨落了……安葬那天，玉良的墓前布满了鲜花，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云集在她的墓地前，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流淌着思恋的泪水。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在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潘玉良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10多枚她这些年获得的各类造型大小不一的奖章；而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一八九九—一九七七)”。

从孤儿到雏妓到小妾再到画家，潘玉良一生总共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多年后，有女歌者如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是胸口写着勇字。”潘玉良之所以没有被命运和时代的浪潮卷到无人知晓的角落去，大概就是因为胸口也写着个“勇”字吧。

再后来，人们都说，是潘赞化成就了一代“画魂”潘玉良。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给她创造机会，让她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昂着头，将那些过往通通踩在脚下。而她能在国外数十年忍着贫苦饥病，最终成就自己，就是为了“不负斯人”。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只是踏过万千泥泞，也不能失了心底的一星荣光。显然，这件事，她懂得，他也懂得。所以，她一生只是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