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刚开始宣扬言论自由，紧跟着就出现了无节制的滥用。

某一杂志为了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到处搜寻丑闻线索，然后夸大事实，恬不知耻地大写特写庸俗不堪的报道。

有一天，我在电车里看到这种杂志的广告，简直目瞪口呆。那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是谁夺去了××的贞操？

乍看起来，这似乎在为××女士鸣不平，实际则是把××当作玩物恣意戏耍。还有，这种恬不知耻的广告词句说明，这些家伙早已算计好，××干的是靠人缘维持的职业，不敢得罪他们。足见这帮人用心恶毒。

我不认识那位女士，只知道她的名字和职业。想到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大写特写这类报道，再考虑到她的立场，我觉得仿佛自己受辱一样，难以沉默下去。

这样的事是不能允许的！

我认为，这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论暴力。

我想，现在就得把这种倾向彻底消灭。如果再对这种言论暴力忍气吞声，而不勇敢地站出来与之战斗，那是不行的。

这就是《丑闻》这部影片的基本精神。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如何呢？不仅我的杞人忧天已成现实，而且整个社会对此也早已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面对这种倾向，《丑闻》这部影片完全是螳臂当车，但我并不灰心。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有朝一日，毫不含糊地同那些流氓言论、禽兽言论、暴力言论坚决斗争的人物一定会出现。

我想再拍摄一部和这些魑魅魍魉作斗争的影片。

《丑闻》之力甚微，所以我要拍更强有力的《丑闻》。

回想起来，《丑闻》这部影片未免天真得过头。

在我写剧本的过程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比主人公更加生动活跃，内容大有被其牵着走的趋势。

这个人物就是蛭田这位寡廉鲜耻的律师。他主动要求在法庭上为同言论暴力进行正面斗争的主人公辩护，这就违反了我自己原来的意志。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是有生命的，作者在有些地方是不自由的。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作者像操纵木偶那样完全自由地驱遣人物，作品也不会有任何魅力。

从蛭田这个人物出现开始，我这支写剧本的铅笔就像有生命一样活动起来，写出了连我自己都感到不舒服的蛭田其人的言行。

我写了不少剧本，然而这种感觉还是头一次。

我简直不考虑蛭田的境遇，信笔写了下去。这样，就必然把主人公抛在一边，把蛭田这个人推到前面来。我也感觉到这样不行，可是仍然无能为力。

那是《丑闻》这部作品上映半年左右的事。

我到涩谷去看电影，看完后乘井之头线电车往回走，在火车上我几乎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出来。

车到井之头线的神泉站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蛭田这个人物。

那是在火车刚通过的神泉站的道口附近，在一家名叫驹形屋的酒馆里，我曾和蛭田并肩而坐，一起喝酒。

我不禁茫然。连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直没有想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