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我的工作也上了轨道。在谈这方面的情况之前，我想再一次回顾战争时期的自己。

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抵抗军国主义。很遗憾，不能不老实说，我没有积极抵抗的勇气，只有适当的迎合或者逃避。

这是可耻的，然而它是不能不老老实实承认的事实。所以，我没有大言不惭地批判战争时期诸种事实的资格。

战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外力赋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得来的。所以我想，要想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必须认真地学习，谦虚谨慎，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决心才行。

但是，战后日本的潮流是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囫囵吞枣似的吞了下去，以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为了听天皇宣读诏书的广播，我被叫到制片厂。那时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永远难忘。

去的时候，从祖师谷到制片厂的商店街上，感觉真有一亿人抱着宁为玉碎的觉悟一般，非常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拔刀出鞘，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刀身。

我早就料想到这次是结束战争的宣言。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我就想，日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然而在制片厂听完战争结束诏书回家的路上，那气氛完全变了，商店街的人们仿佛处于节日的前夜一般，都在喜不自胜地干活。

这究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韧性，还是软弱？

我只能认为，日本人的性格中至少有这两个方面。

我自己身上也有。

假使不是宣布战争结束的诏书，而是号召举国玉碎的什么书，那么，我在去的路上看到的那些人，可能已经一个个都死掉了。恐怕我也难免一死。

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知的教育，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毫不怀疑。

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我战后的第一部作品《我对青春无悔》，就是以这样的自我为主题。

谈这部作品之前，我想再稍谈一点战争时期的自己。

我们在战争期间都像聋哑人一样，什么也不能说。想说的话，也只能像鹦鹉学舌似的反复重复军国主义那一套。

所以，要表现自己，就必须寻找与社会问题毫无关联的表现方法。俳句之所以流行就是这个缘故。虚子的花鸟讽咏之道，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用不着担心受检查官申斥。

东宝制片厂也组织了俳句会，常借东京郊外的寺院开展活动。这并非是为了吟咏俳句、自得其乐，而是因为一离开东京，就能找到些吃的东西。饿肚子的人聚在一起，头脑空虚，搜肠刮腹也作不出什么好的俳句来。当然，不论什么事，不倾注全部心思是不会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