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婚不久，感到有遭受空袭的危险，就把家从涩谷的惠比寿迁到了世田谷的祖师谷。

搬家的第二天，涩谷的那所房子就遭空袭烧光了。

战争朝着失败的道路急转直下，东宝制片厂全凭饿着肚子的人们苦撑着。出乎意料，我们仍非常繁忙地继续拍片。

制片厂中央的广场上，忙着干活的人们都蹲在这里谈工作。因为大家都是腹内空空，蹲着说话比站着好受些。

那时，我写了剧本《爱我长矛》，预定由大河内传次郎和榎本健一主演，正准备开拍。这个作品的最后一场戏描写的是桶狭间之战的早晨，信长及其手下纵马飞奔前往会战的场面。为了选择地点和调配马匹，我去了山形县。

但是，一向以盛产名马闻名的山形县，现有的马不是老得掉牙就是有病，能跑的一匹也没有。

结果，此次山形县之行，似乎只是为了得出《爱我长矛》这部影片根本无法拍摄的结论才去的。当时，我顺便多跑几步路去了秋田县，看望了疏散到乡下的父母，这是此行的唯一收获。

到父母家时，已是半夜了，我咚咚地使劲敲大门。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姐姐种代也随两位老人到了这里，当她从门缝看到是我时，喊了一声“是小明啊”，就扔下我，撒腿跑进厨房去淘米，我简直被她这荒唐的举止惊呆了。

这实在可笑，然而我笑不出来。看到连顿米饭也吃不到的弟弟，做姐姐的此时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他赶快吃上一顿米饭。姐姐这种心情使我感动得落泪。

在这里和父亲共度的几天，也是我们最后的团聚。

父亲看过《姿三四郎》之后疏散到此地，并没有见过他的儿媳，所以总爱打听儿媳如何如何。

战败后不久，我就当了父亲，而我的父亲还没来得及看到孙子就去世了。

我回东京的时候，父亲给我装了满满一背囊大米。

父亲是想，哪怕让怀孕的儿媳多吃上一碗米饭也好，这心情我十分理解。那背囊沉得可怕，甚至稍一马虎就会被它坠个仰面朝天，我背着它上了挤得满满的火车。半途的一个车站上，一个陆军军官带着老婆硬从车窗里钻进来，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发了几句牢骚，那军官就虚声恫吓，说什么污辱了帝国军人。老太太绝不示弱，大声斥责他：帝国军人有什么了不起？你这帝国军人干的是什么事！结果，这军官直到在东京下车也没敢回驳一声。

那时，我深深感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败了。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装满大米的背囊回到了祖师谷的家，在门厅里坐下来。我本想背着它再次站起来，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

《胆大包天的人们》是《爱我长矛》毫无开拍希望之后，为了补空子而草成的急就之作。

原定计划是以《劝进帐》为基础，用《爱我长矛》的原班人马演这部片子。大河内传次郎仍演弁庆，只是为了给榎本健一安排个重要角色，必须加上一个原作里根本没有的人物，所以我对公司表示，会在两天内把剧本写好。这部片子的拍摄对正为拍不成影片发愁的公司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还对公司说，这部影片只用一组布景，外景利用当时制片厂后门外的大片皇家树林就足够了。公司非常高兴。

然而这件事竟成了望梅止渴、十分荒唐的事。

就在这部《胆大包天的人们》拍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的时候，日本战败了。美军来了，美国大兵常常“光临”我们的布景场地，有时还是大批地来。他们大概觉得我的作品所表现的日本风俗有趣，就又是拍照，又是拍八毫米电影，其中一个家伙甚至要求我给他拍张他即将被日本刀砍死的照片。这种局面实在无法应付，有时只好停拍。

有一天，我到摄影棚的天桥上俯拍，这时，一群以一位将官为首的美国军官走进来。这群人安安静静地参观完就走了，其中就有约翰·福特。

后来我在伦敦听约翰·福特谈及此事，吃了一惊。

大概约翰·福特知道我的名字。他当时问起我，并在临走时请人向我转达致意，但没有人告诉我。

谁也没告诉我他留的话。在伦敦见到约翰·福特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他到我的摄影棚来过。

那么，这部《胆大包天的人们》结果怎样了呢？说起来还得请检查官出场。

美军一进驻日本，就开始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首先开除的就是司法警察和检查官。

可是，检查官却通知我去。据说，他们对《胆大包天的人们》有异议。

对于这件事，森先生（森岩雄，当时是主管制片的董事）也吃了一惊。他把我叫到他那里，一见我就说，现在的检查官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了，你就大摇大摆地去，痛痛快快地臭骂他们一顿。

我一直就憋着这口气。过去，森先生遇事总是嘱咐我要心平气和，这回叫我去臭骂他们一顿，可见时至今日，检查官还要我前去，连森先生也实在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