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仪式本身很简单，在奥特伊教堂举行，只邀请了几十个双方家庭成员以及亲朋好友，他们有幸听到柯万代主教大人的优美贺词。但是，婚庆的宴会典礼却安排在了布洛涅森林的边上，围绕着古老的阿尔默农维尔围猎行宫，而这栋建筑把美丽年代优雅的建筑风格与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整整一个白天，无论在平台上、花园里、客厅中，没有一刻会缺少那些最杰出最著名的上流人士。据说，现场来了六百多位宾客，他们得以欣赏年轻动人的新娘，她的那件婚纱(珠罗纱的与女公爵软缎的质地)是由家族的好友让娜·朗雯亲自设计定制并赠送的。而我们得提醒一下读者，那位幸福的新郎，风度翩翩的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这个姓氏则是最古老的贵族姓氏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普拉代勒上尉”本人，是停战前一天仍在英勇痛击德国佬的113高地战役的胜利者，他因多次令人钦佩的战功，而前后四次获得勋章。
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先生，正巧也是佩里顾先生的好友，他也悄悄地亲自出席了婚庆典礼，这让现场的气氛更为欢快，到场的还有另一些重量级政界人物，例如米勒兰先生和都德先生，另外还有几位大艺术家，如让·达尼昂布弗雷、乔治·罗什格罗斯，等等。他们全都抽时间来参加这一异乎寻常的盛典，我们毫不怀疑，它将被载入史册。
阿尔贝合上纪念册。
他对这个普拉代勒生出的仇恨，变成了对自己的仇恨，他恨自己竟然还在害怕他。单单是这个姓氏，普拉代勒，就让他心跳加速。一种如此的畏惧，还要持续到哪年哪月？他差不多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怎么提及这个人了，但他总是会想到他，根本无法忘记他。阿尔贝只要瞧一瞧自己的周围，就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人留在他生活中的痕迹。还不仅仅是在他的生活中。爱德华的脸，他的所有动作，从早到晚，一切，绝对的一切，全都来自开创性的那一刻：一个人奔跑在一片世界末日般的背景中，目光凶狠，直盯前方，这样的一个人，其他人的死亡对于他根本就不作数，他们的生命也同样不作数，他用尽了全力撞倒了一个惊慌失措的阿尔贝，然后，则是那番神奇的拯救，它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而现在，则是这张从中央破碎的脸。就仿佛，对于种种苦难，一场战争似乎还远远不够。
阿尔贝瞧着前方，却什么也没看见。这就是故事的结尾。这一桩婚姻。
他想到了自己的存在，尽管他不是一个很达观的哲人。还想到了爱德华，想到了完全不了解战场真相的爱德华的姐姐，竟然嫁给了谋害了他们两人的凶手。
他又看到了深夜中墓地的形象。还有另外的形象，去墓地的头一天，当那个戴着貂皮手套的年轻女子出现时，英俊的普拉代勒上尉站在她的身边，作为救命恩人。然后，在前往墓地的途中，阿尔贝坐在浑身汗酸味的司机身边，只见他不停地用舌头尖把一小截烟头从嘴角的一边挪到另一边，而与此同时，佩里顾小姐则跟普拉代勒中尉坐在豪华小轿车里，他早应该怀疑到的。但是阿尔贝从来就什么都没看到，他始终都傻乎乎的，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问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会长大，这个小崽子，甚至连战争都没能教会他什么，真叫人失望呀!
刚发现这一桩婚姻时，他的心一下子就以一种令人眩晕的节奏狂跳起来，而现在，他感觉他的心已经融化在了胸膛中，快要停止跳动了。
那股胆汁的味道就在喉咙深处……又一阵恶心袭来，他竭力地抑制住，并且猛地站起来，离开了这个客厅。
他刚刚意识到了。普拉代勒上尉就在这里。
跟佩里顾小姐在一起。
这是一个为他而设置的陷阱。一顿家庭晚餐。
阿尔贝将不得不跟他面对面地吃晚餐，将不得不忍受他那尖锐的目光，就像在莫里厄将军的办公室里，还记得，他们当时曾讨论要不要把他送交行刑队，真的是难以逾越啊。如此说来，战争就永远都不会结束了吗？
必须走掉，立即就走，乖乖缴枪，要不然，他就将死去，再一次被人杀死。赶紧逃跑。
阿尔贝一下子跳将起来，跑着穿过房间，他来到了门口，门自己开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玛德莱娜·佩里顾，满脸笑容。
“您来啦!”她说道。
她这就仿佛是在赞美他，但不知道究竟在赞美什么，兴许是赞美他找对了路，找到了勇气。
她情不自禁地从头到脚打量起他来，看得阿尔贝不由得低下了眼睛。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双新买的鞋，锃光发亮，配上那件过短的、穿旧的上装，效果是再糟糕不过了。他曾是那么为它自豪，他曾那么地渴望它……这双全新的鞋在高声叫嚷着他的穷困。
他的一切滑稽可笑全都集中在那里，他讨厌这双鞋，他讨厌他自己。
“快点，来吧。”玛德莱娜说。
她一把挽住他的胳膊，像是一个老朋友那样。
“家父马上就下来，他正迫不及待想见到您呢，您可知道……”
19
“您好，先生。”
佩里顾先生比阿尔贝早先想象的要矮得多。人们常常以为强者都很魁梧高大，而当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平常人时，人们往往会觉得很惊讶。此外，要说是平常人，他们其实也并不那么平常，这一点，阿尔贝看得是清清楚楚，佩里顾先生有一种自己的方式，他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心思，他会把自己的手在你的手里多放上那么一秒钟，还有，他有他独特的微笑……在这一切中，没有任何惯常的东西，他应该是用钢铁铸成的，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自信，世界的统领者正是来自于这样的人当中，而战争，也正是由这些人发起的。阿尔贝有些害怕，他实在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对一个这样的人撒谎。他还一个劲地瞧着客厅的门，每一秒都在等待着看到普拉代勒上尉的出现……
佩里顾先生彬彬有礼地伸手指了指一把扶手椅，然后，他们便坐了下来。他只是眨巴了一下眼睛，底下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们推着一个小小的酒吧车，来到他们跟前，送上各种小吃。在那些仆人中，就有那位漂亮的小女仆，阿尔贝竭力不去看她，佩里顾先生则很好奇地注视着他。
以前，阿尔贝始终不知道爱德华为什么不想再回自己家中，他想他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直到见到佩里顾先生之后，他才隐隐约约地明白到，人们还是需要摆脱这样一个人的控制的。这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是不可能抱任何希望的，他是用一种很特殊的合金制成的，就像是手榴弹、炮弹、炸弹，一爆炸就能把你杀死，甚至都不等你来得及发现。阿尔贝的双腿道出了他的心声，它们老是待不住，总想着要站起来。
“马亚尔先生，您想喝点儿什么呢？”这时候，玛德莱娜一面问他，一面朝他送上大大的微笑。
他哑口无言。喝点儿什么呢？他不知道。遇到重大场合，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喝点儿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那是一种普通的烈酒，而在富人家，恐怕不应该要这样的酒。那么，在眼下的情境中，用什么来代替它呢，他是连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来一杯香槟，您觉得如何？”玛德莱娜建议道，为他解了难。
“说真的……”阿尔贝大着胆子回答说，他其实不怎么喜欢有气泡的酒。
一个手势，一段长久的沉默，然后，管家拿着冰桶出现了，众人观望着开瓶塞的仪式，结果瓶塞被很巧妙地留住了，没有飞上天去。佩里顾先生有些等不及了，做了个动作，来吧，来吧，快倒酒，我们可不能等它一个晚上。
“看来，您跟我儿子很熟了？”他终于问道，俯身朝向阿尔贝。
这一刻，阿尔贝明白到，晚宴本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这个啦。佩里顾先生在自己女儿的注视下，询问他有关自己儿子之死的情况。普拉代勒将不参与这出戏剧。这是一桩家庭事务。他松了一口气。他瞧了一眼桌子，他的那杯香槟正冒着气泡。从哪里开始说起呢？说些什么呢？他倒是好好地思考了一阵，但是，他实在找不到打哪里说起。
佩里顾先生心里琢磨了一下，认为必须补上一句：
“我的儿子……爱德华……”
此时，他不禁问起了自己，眼前这个小伙子是不是真的认识他的儿子。他本人不是还写过一封信吗，说不定，部队上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兴许随随便便指定了一个人写信给战友的家庭，每个士兵都会有服这一苦役的日子，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东西，或者几乎同样的东西。然而，答案却蹦了出来，非常真诚：
“哦，对啦，先生，我可以说，您的儿子，我常常跟他见面!”
佩里顾先生想知道的关于儿子之死的细节马上就变得没什么重要意义了。而这位老兵的话反而变得更重要了，因为他讲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爱德华。爱德华趴在泥浆里，喝着菜汤，分发着烟卷，晚上玩着纸牌，爱德华远远地坐着，俯身在他的画册上，在阴影中画着画……阿尔贝描述出的那个爱德华，更多的是他想象中的那一个，而不是曾经与他并肩走在战壕中、他却并不怎么接触的那一个。
对于佩里顾先生，这一切并不像他曾想象的那样痛苦，这些形象，甚至还算挺不错呢。他有些不太自然地微微一笑，而很久很久以来，玛德莱娜都没有见他这样真诚地微笑过了。
“请允许我这样说，”阿尔贝说，“他真的很爱开玩笑……”
他壮着胆子讲述起来。就在那一天，对，就是那一天，对，我还记得的……这并不困难，他所能回想起来的这个或那个战士的一切，只要对爱德华有利的，他全都安到了爱德华的身上。
佩里顾先生，会由此重新发现他的儿子，有人正对他讲述着一些十分惊人的事情(他真的说了那个吗？既然我对您说了，先生!)，那就没什么能让他吃惊的，因为他早已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即，实际上，他从来就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人们尽可以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一些犯傻的故事，什么部队食堂啦，什么剃须皂啦，什么少年郎的恶作剧啦，什么大兵们的闹剧啦，终于找到了一条路的阿尔贝，决定就此继续不停地走下去，带着信心，带着愉悦。他用那些关于爱德华的奇闻趣事激起了一时间的笑声，佩里顾先生擦了擦眼睛。香槟酒更是让阿尔贝壮了胆，他一个劲地说了又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故事已经滑了开去，并在不断地滑开去，他已经从卫兵的笑话，说到了冻僵的脚，从纸牌游戏，说到了像兔子一样大的老鼠，以及担架员都无法及时抬走的那些尸体所散发的恶臭。这一切，他都当作笑话讲了出来。这是阿尔贝第一次滔滔不绝地讲到他经历的战争。
“瞧，您的爱德华，有一天，他这么说……”
阿尔贝大着胆子讲啊讲的，太过热烈，太过真实，不免有些超越了必要的限度，甚至有些糟蹋了这位被他叫作爱德华战友的综合形象，但他很幸运，碰上的是佩里顾先生在他的对面，而这个男人，即便当他微笑时，当他放声大笑时，仍然具有一副猛兽的面目，拿他灰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这就足以平息你的满腔热情。
“他是怎么被打死的？”
这个问题响起，如同断头台的铡刀落下来发出的声音。阿尔贝不由得一怔，愣在了那里，玛德莱娜朝他转过身来，平庸而又优雅。
“一颗子弹，先生，在113高地战役中……”
他突然停了下来，感觉到这一明确提法，“113高地战役”，这个词本身就应该够了。它对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反响。玛德莱娜回忆起了普拉代勒上尉当时对她做的那些解释，那时候，他们彼此刚刚认识，那是在复员事务办理中心，她手里捏着通知爱德华死讯的那封信。佩里顾先生情不自禁地再一次想到，正是这场113高地战役夺走了他儿子的生命，并给他未来的女婿带来了战争十字勋章。对于阿尔贝，那是一系列的不同形象，炮弹坑，向他飞奔着猛冲过来的中尉……
“一颗子弹，先生，”他带着他所能有的全部坚信继续道，“我们发起了113高地战役的冲锋，您的儿子是最勇敢的，您知道吗？而……”
佩里顾先生不知不觉地朝他俯下身来。阿尔贝顿时住了口。玛德莱娜也俯下身来，很惊讶，很热切，像是要帮助他找到一个很难的词。这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阿尔贝还没有真正地瞧过对方，突然，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确切性，他刚刚发现了，在爱德华的父亲的眼神中，的的确确有着爱德华的那一种眼神。
他硬撑了一小会儿，然后，泪如雨下。
他捂脸痛哭，结结巴巴地说着抱歉的话，这是一种强烈的痛苦，即便在塞茜尔离他而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过一种如此的悲痛。整个战争的结束，还有孤独的重压，全都汇聚在了这一苦痛中。
玛德莱娜递给他她的手帕，他继续一面道歉，一面哭泣，大家都沉默无语，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
最终，阿尔贝大声地擤了擤鼻涕。
“我很抱歉……”
刚刚开始的晚会，就因真相告白的这一刻而告结束了。除了一次简单的会面，一次晚餐，还能寄希望于别的什么呢？无论现在做什么，该说的都已说了，由阿尔贝说出，以所有人的名义。这一中止让佩里顾先生稍稍有些难受，因为，烧得他嘴唇发烫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出来，他知道他也不会再提了：爱德华有没有谈到他的家？这都不重要了，他早已知道了答案。
他有些累，但很端庄，他站起身来：
“来吧，我的小伙子，”他说着，伸出手，要把对方从长沙发上拉起来，“您得吃点东西了，这会让您好过一些的。”
佩里顾先生瞧着阿尔贝在那里狼吞虎咽。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他那天真的眼睛……靠着一些这样的士兵，我们到底是怎么赢得战争的？在所有这些关于爱德华的故事中，到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只能他自己去选择了。重要的是，马亚尔先生讲的故事反映的并不那么像是爱德华本人的生活，倒更像是整个这场战争期间他所亲自经历的氛围。这是一些每个白天都在浴血奋战，而到了晚上则会带着冻僵的双脚大开玩笑的年轻人。
阿尔贝吃得很慢，但吃得很贪婪。他打扫干净了他的那一份。他根本不可能为端上来的菜肴安上一个名称，他更愿意有一份菜单摆在自己眼前，那样才能跟上一道道菜的来回穿梭；这一份，人们应该叫作甲壳类海鲜慕斯，这个，则是一份肉冻，一份野味肉冻，而那个，那应该是一份蛋奶酥，也叫舒芙蕾，他使劲注意着，尽量不让自己露怯，不显现出自己的穷酸样来。若是自己换成了爱德华，即便带着一张中间豁了个大口子的脸，他还是愿意回到这里，尽情地享受这些奶油、这些装饰、这份奢华，连一秒钟都不会犹豫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黑眼睛的美丽小女仆呢。真正妨碍他、阻止他欣赏该吃下去的那所有美食的因素，就是正好位于他背后的那道门，上菜的人每一次都要从那里进来，每次这道门打开时，他的身子就会发僵，就会回头去看，而这些动作使得他更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很吝啬地注视着一道道菜的到来。
佩里顾先生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他听到的那些故事中，包括有关他儿子之死的不多情节中，哪些部分才是真实的。现在，这真的不再重要了。他心里想，正是通过这样的放弃，哀悼才能完成。晚餐期间，他尝试着回想起当年对妻子的哀悼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但是，那一切都已太遥远了。
那一刻终于来到，阿尔贝在停止了说话之后，也停止了吃喝。好一阵沉默，大客厅中，能很清楚地听到餐具的磕碰声，丁零当啷，像是铃铛响一样。这是一个令人很不自在的时刻，每个人都在指责自己没能好好利用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佩里顾先生陷入了他的沉思遐想中。玛德莱娜开始了她的杂役：
“哦，对了，马亚尔先生，我冒昧地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阿尔贝赶紧咽下他那一口母鸡肉，抓住了他那杯波尔多红酒，喝了一口，发出一阵鉴酒人一般的喃喃声，无非是想拖延一下时间罢了。
“广告行业，”他终于回答说，“我在做广告。”
“这太有意思了，”玛德莱娜说，“那么……您具体都做些什么呢？”
阿尔贝放下酒杯，清清楚楚地说：
“我不是在做严格意义上的广告业。我是在一个广告公司中工作。我，我是会计，您瞧。”
这就不那么好了，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不那么摩登，不那么来劲，而这也不是一个好话题。
“但是我紧密关注着这个行业的发展，”阿尔贝补充道，他明显感觉到了听众的失望，“这是一个很……很……有意思的领域。”
这就是他能说的全部了。他很谨慎地放弃了甜点、咖啡、烈酒。佩里顾先生盯着他，脑袋微微倾斜，而玛德莱娜，则表现出一种对此类场合很有经验的自然神态，维系着一场极其乏味的对话，没有一点儿停顿。
当阿尔贝来到大厅时，主人让仆人去取他的外套，那个年轻的女仆就会来到吧。
“非常感谢，马亚尔先生，”玛德莱娜说，“感谢您愿意来我们家做客。”
然而，出现的并不是那个漂亮的女仆，而是一个丑女人，年轻，但很丑，全身上下都透出乡下人的气息。另一位，那个漂亮的，应该已经下班了。
这时候，佩里顾先生想起了他刚才发现的阿尔贝穿的那双皮鞋。他低下头，瞧着地面，他的客人则穿上了那件褪了色的外套。玛德莱娜，并没有瞧那双鞋，她刚才一下子就看到了它们，崭新的，锃亮的，便宜的。佩里顾先生若有所思。
“告诉我，马亚尔先生，您刚才说，您是会计……”
“是的。”
这就是他本该在这小伙子身上更好地观察到的东西：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是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的……真可惜啊，现在太晚了。
“是这么回事，”他继续道，“正好，我们那里需要一位会计。银行信贷业正处在大发展中，您知道，国家需要投资。当前，有很多的机遇。”
对于阿尔贝，这就有些遗憾了，这番话跟巴黎联合银行的经理几个月之前把他赶出门时说的可是大不一样啊。
“我不清楚您的薪金是多少，”佩里顾先生接着说，“但这并不重要。要知道，假如您同意来我们这里工作的话，我们将为你提供最好的待遇，我会亲自来处理这件事的。”
阿尔贝咬紧了嘴唇。他被这些信息轰炸得有些晕乎，被这一建议窒息了。佩里顾先生和颜悦色地盯着他。在他的旁边，玛德莱娜很亲切地微笑着，就像一个家庭主妇看着自己的小孩子在玩沙子。
“这个嘛……”阿尔贝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很需要既有魄力又有能力的年轻人。”
这些形容词终于把阿尔贝给吓坏了。佩里顾先生这样跟他说话，就仿佛他是从巴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他显然大大地看错了人，此外，阿尔贝还感觉到，能活着从佩里顾家的府邸走出去，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一想到还要再一次接近佩里顾家族，他不禁毛骨悚然，即便是为了一份工作，可是，普拉代勒上尉的身影会始终回荡在那些走廊中……
“非常感谢，先生，”阿尔贝说，“但是，我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差事了。”
佩里顾先生举起了双手，我明白，没问题的。当大门重新关上时，他一时间里纹丝不动，若有所思。
“晚安，我亲爱的。”他对女儿说。
“晚安，爸爸。”
他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所有的男人都会这样亲她的。
20
爱德华一下子就看了出来，阿尔贝很失望。他约会回来时闷闷不乐，看来，跟女朋友在一起，事情不像他预计的那样顺当，尽管他穿了一双漂亮的新皮鞋。或许，恰恰是这双鞋坏了他的大事，爱德华心想，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优雅，当时，看到阿尔贝穿了一双新鞋出门去时，他便断定，这不会给他带来更好的运气的。
回到家里后，阿尔贝转过头，目光朝向一边，像是一个腼腆的人，这可不是常见的现象。相反，通常，他总会紧紧地盯着爱德华问—还好吗？那是一种几乎有些极端的目光，它在说，他是不会害怕面对面地直视对方的，即便他没有戴面罩，就跟那天晚上一样。但今天，阿尔贝并没有表现出那样，而是把鞋子收到盒子里，像藏一件宝贝那样藏起来，却没有一点点开心的样子，那个宝贝很令人失望，他有些后悔当初屈从了自己的欲望，花了那么大一笔钱，只为能够像模像样地出现在佩里顾先生的家中，实在太浪费了。说不定，那个可爱的小女仆已经结婚了。他一动也没有动，爱德华只能看到他的背，僵僵的，纹丝不动。
正是这一切让他决定插手其中。然而，他曾经承诺过，只要计划没有彻底地卡壳，就什么都不说。此外，他还没有对他所做出来的东西感到完全满意，而阿尔贝又没有一种足够好的精神状态，能关注那些严肃的事……种种理由促使他停留在最初的决定上，尽可能晚地再跟他摊牌。
如果说，他最终决定，无论如何得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那也是因为战友的忧伤情绪。实际上，这一论据只不过遮掩了他真正的理由：他有些迫不及待，从下午画完了那幅孩子的侧面像起，他就一直很焦虑。
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不管它好不好了。
“至少，我晚餐吃得还不错。”阿尔贝说，没有站起来。
他擤了擤鼻涕，他不想转过身来，不想这样丢人现眼。
此时，爱德华经历了一个紧张的时刻、一个胜利的时刻。不是关于阿尔贝的，不，但是，自从他的人生受挫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胜利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想象到未来就将取决于他自己。
阿尔贝站起来，垂着眼皮，说他要去楼下取煤，还没等他走，爱德华就已一把把他拉住了，假如他有嘴巴的话，他甚至还会亲吻他一下。
阿尔贝总是穿着他那双苏格兰格子花呢的大布鞋，我去去就回，他补充说，就好像有必要说得很明确：那些老夫老妻之间就是这样的，人们彼此说的好些话，都是出于习惯，说的时候通常不会意识到其中有什么含义。
阿尔贝一走下楼梯，爱德华就跳上一把椅子，掀开天花板上的活门，从中拿出那个包，放回椅子，快速地掸去椅子上的灰，安坐到土耳其沙发上，弯下腰，从长沙发底下掏出他的新面罩，戴上，等待着，他的那个绘画本就放在膝盖上。
他太早就准备好了，他觉得等的时间似乎有些长，他静静地听着阿尔贝的脚步声在楼梯中响起，很沉重，因为他提着煤桶，那玩意儿，是大号的，分量很重的。阿尔贝终于推开了房门。当他抬起眼睛时，他立刻就惊愕地愣住了，手一松，煤桶落下，发出一记巨大的金属声。他试图稳住自己，伸出一条胳膊，却什么都没拿到，他大张着嘴巴，生怕身子会跌倒，他的腿不听使唤，最终跪倒在地板上，万分震撼，不知所措。
爱德华所戴的那个面具，正是他画的那个马头，尺寸跟真的一样大。
他把马头塑造在了混凝塑形纸中。一切都包含在了里头，颜色是暗褐色的仿大理石斑纹，质地为一种栗色长毛绒，做成了发黑皮毛，触摸起来很柔和，下垂的脸颊上瘦骨嶙峋，长长的面额则有棱有角，通向两个张开的鼻孔，如深坑一般……两片厚厚的嘴唇微微开启，全都布满了绒毛，其逼真性令人叹为观止。
当爱德华闭上眼睛时，则是马儿本身闭上了眼睛，他就是它。阿尔贝从来就没有比较过爱德华和这匹马。
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找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好友，一位兄弟。
“可真没想到!”
他流着泪，一边哭，一边咧开嘴笑，可真没想到，他重复道，他没有站起来，始终跪在地上，瞧着他的马儿，可真没想到……真的是太愚蠢了，他自己这才意识到，他有一种冲动，要冲上去亲吻那张毛茸茸的大厚嘴。但他只是凑近过去，伸出一根食指，碰了一下那嘴唇。爱德华认出来了，这跟露易丝曾经做过的是同一个动作，激动之情顿时淹没了他全身。一切要说的都在这里头了。两个人都停留在沉默中，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阿尔贝抚摩着马脑袋，爱德华则接受着这一抚摩。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它叫什么……”阿尔贝说。
即便是巨大的欢乐都会给你留下些许遗憾，在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中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
接着，阿尔贝发现了那个绘画的本本，仿佛它刚刚自个儿出现在了爱德华的膝盖上。
“哦，你又重新开始画了？”
一声发自内心的叫喊。
“你可不知道，这让我有多高兴啊!……”
他独自就笑开了，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开心至极。他指着面罩。
“这也是，嗯!你可真能想啊!多么美好的夜晚!”
带着一种贪吃的神态，他指着那本绘画册。
“哎……我可以看一下吗？”
他坐到了爱德华的边上，爱德华把本子缓缓地打开，好像一个真正的仪式。
从最初的那几张画开始起，阿尔贝就感到了失望。根本无法掩饰这一失望。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啊，是的……很好……很好……但只是为了撑住时间，因为，实际上，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不会显得假模假式。说实在的，最终，那画的都是一些什么啊？在那张大纸上，有一个士兵，十分丑陋。阿尔贝合上了画册，指了指封面。
“告诉我，”他说，神情颇有些惊讶，“这东西，你是在哪儿弄来的？”
解闷自有解闷的价值。那都是露易丝的功劳。显然。找到绘画本，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孩游戏。
随后，就该好好地再次瞧一瞧那些画，说些什么呢？这一次，阿尔贝点头表示同意……
他停在了第二幅画面前，精细的铅笔画描绘出了一座放置在一块石碑上的石雕。能看到，页面的左边，画着的是它的正面，而右边画着它的侧面。它展现了一个站立着的法国士兵，全副武装，戴着头盔，长枪斜挂在肩上，他向前，正在出发，昂首挺胸，目光投向远方，一只手稍稍有些拖在了后面，而那伸得直直的手指尖上，则是一个女人的手。她就在他的后面，身穿围裙或是罩衫，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她哭泣着，他们俩都很年轻，图画的上方写有标题：为战斗而出发。
“画得真是好啊!”
他找不到更多的话可说了。
爱德华并没有感到不快，他向后一倒退，摘下了面具，放到身前的地上。这样一来，马儿似乎从地板上伸出了脑袋，向着阿尔贝张开了它那张毛茸茸的大嘴。
爱德华轻轻地翻开了下一页，再次吸引了阿尔贝的注意力：《进攻!》，这幅画就叫这个题目。这一幅上，有三个士兵，他们完美无缺地诠释了标题的含义。他们聚合在一起向前冲，一个高高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枪，第二个，紧跟着第一个，伸开了胳膊，正准备扔出一颗手榴弹，第三个，稍稍偏后一点，刚刚被一个子弹或者一块炮弹片击中，他身子一歪，膝盖一软，马上就要后仰倒下……
阿尔贝连连翻着画页：《死去的人，站起来!》，接着是《一位保卫旗帜的垂死法国兵》和《生死战友》……
“这些都是雕像……”
他这话说得犹犹豫豫，听上去像是一个问题。那是因为，阿尔贝早已期待着一切，可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爱德华点点头，眼睛一直瞧着画，是的，是雕塑。很满意的样子。好，好，好，阿尔贝似乎在说，再没有别的了，剩下的全都堵在了他的胸中。
他清楚地记得在爱德华的衣物包里找到的那个素描草稿本，里头画满了随手捕捉到的种种场景，用蓝铅笔画的，他已经把它寄到爱德华的家中，随同那封宣布他死讯的信。总的来说，这跟今天看到的场景是同样的，都是战争中的士兵，但是，在以前的那些画面中，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真实性，真实得栩栩如生……
在艺术上，阿尔贝什么都不懂，区别无非就是，有的能让他感动，有的却不能。而他在这里看到的，都表达得很明确、很精细，用了很多心，但是，它们……他寻找着一个适当的词来表达，它们很……凝滞。最终，他找到了：这一点儿都不真实!就是这样。他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他曾经是这些战士中的一个，他知道，这些形象是那些并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造出来的。慷慨崇高，无可争议，无非是想打动人，但稍稍过于为感动而感动了。他是个腼腆的人。而这里，线条却在不断地夸张，几乎可以说，那是用形容词描绘出来的。他继续向前，翻动画册，眼中出现了一幅名为《法兰西为她的英雄哭泣》的画，表现的是一个悲哀啼哭的年轻姑娘，紧紧地抱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士兵；然后则是一幅名为《孤儿对牺牲的思考》的画，画面中，坐着一个小男孩，一手托着腮帮子，在他身边，应该是他梦幻或他思考的场景，有一位士兵躺在那里，奄奄一息，行将死去，伸出一只手，伸向下方，伸向小男孩……这很简单，即便对于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也是一种彻底的丑，必须亲眼见到，才能相信。这里，又有一幅画，名叫《雄鸡踩踏着德国佬的头盔》，我的天哪，这雄鸡昂首挺立，角喙指向天空，身上的羽毛五颜六色，花团锦簇……
阿尔贝一点儿都不喜欢。以至于看到最后连一丝嗓音都没有了。他偷偷瞥了一眼爱德华，只见他正以一种保护者的目光看着他的画，就像人们温柔地瞧着自己的孩子，即便孩子们长得很丑，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其实，阿尔贝的忧伤，正在于他证实了，可怜的爱德华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失去了一切，甚至连他的才华也丧失殆尽，尽管，在眼下这一刻，阿尔贝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他开始说。
毕竟，他还是得说一点什么。
“为什么要画一些雕像？”
爱德华翻到本子的最后，从中抽出一些报刊的剪报，展示了其中的一份，他已经用浓铅笔圈定了几行内容：“……在此与各地都一样，城市，乡村，学校，车站，所有人都想为死者建立起纪念碑……”
这一条剪报剪自《东部共和报》。还有很多别的，阿尔贝已经打开了卷宗，他根本就抓不住其中归类的逻辑，东南西北，全国各地，这里有同一个村庄、同一个行业中的死者名单，那里有一项庆祝活动，这里有一次阅兵式，那里有一个募捐活动，所有一切全都是关于修建战争纪念碑这一想法的。
“好的，同意!”他回答道，尽管他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爱德华于是用手指头指了一下页面上的一个角落，他在那里已经写了一个算式：
30000座纪念碑×10000法郎=3亿法郎。
这一次，阿尔贝看得明白了一些，因为那是一大笔钱。甚至是一笔财富。
他还无法想象，用这样的一笔钱可以买到什么。他的想象力撞上了数字，就像一只蜜蜂撞上了玻璃。
爱德华从阿尔贝的手中拿过来那个绘画本，给他指了指最后那一页。
爱国的追忆
石碑、纪念碑、雕像
为我们的英雄
以及法兰西的胜利
样品名录
“你想卖死难者纪念碑？”
是的，正是这样。爱德华很为他的发现而满意，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喉咙中发出声音，咕噜咕噜的响声，也不知道它是来自哪儿，更不知道他怎么发出来的，它跟什么也不像，只是，听上去让人十分难受。
阿尔贝不太理解，人们居然还那么渴望建造纪念碑，但是，相反，三亿法郎这个数字则开始在他的想象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这意味着“房屋”，就如佩里顾先生家的府邸，“豪华轿车”，甚至是“豪宅”……他脸红了，他刚刚想到了“女人”，那个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女仆，正悠悠地从他眼前飘过。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当人们有了一些钱，就总是想找女人共处。
他又继续读了下面的几行，那是用小小的大写字母书写的广告词，这些精心写就的字，几乎像印刷出来的一样：“……你们痛苦地感受到需要永远地纪念你们城市与乡村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抵挡侵略者的活的城墙。”
“这一切真美啊，”阿尔贝说，“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现在更加明白到，为什么那些画让自己失望了，因为它们画出来不是用来体现一种敏感性，而是为了表达一种共同情感，为了取悦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需要有激情，他们希望有英雄主义。
接着往下：“……竖起一座纪念碑，配得上你们的城市，也配得上那些死去的，能为你们的后代作出榜样的英雄。在此展现的纪念碑模型，根据你们现有的材料制造交付：大理石、花岗岩、青铜、硅酸盐合成石料，或者电镀青铜……”
“你要做的这事，还真有些复杂呢……”阿尔贝接着说，“首先需要设计出纪念碑来。紧接着，当方案卖出去后，还得把它们造出来!这就需要钱、人力，需要一个工厂、种种原料……”
意识到这一切都代表着什么时，他十分惊讶，那等于要建造一个铸造工厂。
“……然后，那些纪念碑，还必须把它们运输过去，安置到场……那得要很多很多钱!”
总是回到了老问题上来。钱的问题。即便再灵巧的人也不能单靠自己的能力，还得需要钱。阿尔贝亲切地笑着，轻轻拍着战友的膝盖。
“好的，听我说，我们来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你愿意重新开始工作，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你兴许不应该转到这一方面去，纪念碑，那实在太复杂了!但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要紧的是，你又找回了对事物的乐趣，是吧？”
不。爱德华捏紧了拳头，来回在空中舞动，仿佛是在擦皮鞋。从中传达的信息很明显：不，要快点干!
“得了，快点干，快点干……”阿尔贝说，“你也真够逗的!”
在大本子的另一页上，爱德华匆匆写下一个数字：“300”座纪念碑!他划掉了“300”，写下“400”!多么令人鼓舞啊!他又补充写道：400×7000法郎=3百万!
毫无疑问，他完全疯了。仅仅提出一个不怎么切实可行的计划，对于他根本就不够，还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付诸实践，时间很紧迫。好的，三百万，从原则上说，阿尔贝显然不会反对。甚至，说不定还大为赞成。但是，很显然，爱德华根本就不再脚踏实地了。他只画了三幅画，而在他的脑子里，就已经一步跨到了工业领域!阿尔贝深吸了一口气，差点儿脱口而出。但他竭力平静地说：
“听着，我的老伙计，我认为这不太合理。想要制造四百座纪念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嗨!嗨!嗨!每当爱德华发出这样的声音，就表明此事很重要，自从他们认识以来，他已经这样来过一两次了，这是刻不容缓的，没有愤怒，他只是要别人来倾听他。他抓起了铅笔，写道：
“我们不制造它们，”他写道，“我们只是卖它们!”
“可是，这样!”阿尔贝叫将起来，“但，这就见鬼了!当我们要把它们卖掉时，就必须把它们先制造出来啊!”
爱德华把脸靠近阿尔贝的脸，几乎都快要贴上了；他双手捧住阿尔贝的脑袋，像是要亲吻他的嘴。他说，不，他的眼睛在笑，他又重新拿起笔来写。
“我们只是把它们卖掉……”
最期待的事情往往在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发生。而这也是阿尔贝将要经历的。爱德华开心得要死，一下子就回答了他战友从第一天起就对自己提出的烦人问题。他笑了起来!是的，笑了，这是第一次。
这是一阵几乎正常的笑声，一阵来自喉咙的笑声，相当女性化，又高又尖，一阵真正的笑声，带有震音，带有颤音。
阿尔贝有些喘不过气来，嘴巴半张着。
他垂下眼皮，看着纸上爱德华刚刚写下的话：
“我们只是把它们卖掉!我们不去制造它们!我们只为拿到钱，这就够了!”
“可是……”阿尔贝问道。
他很紧张，因为爱德华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然后呢？”他坚持问道，“我们怎么办？”
“之后吗？”
爱德华的笑声又一次爆响起来。笑得更响了。
“然后我们就带着钱溜走!”
21
还没到早晨七点，天气寒冷。从一月底开始，大地就不再冰冻—这还算不错：否则就得挥镐刨地了，而这是被规则严厉禁止的—但是，一股又湿又冷的寒风不断地吹来，这一年的冬天竟然如此寒冷，幸亏仗已经打完了。
亨利不想站在那里干等，他更愿意留在汽车里。实际上，在汽车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你只能暖和了上头就暖和不了下头，不可能两头都暖和。不管怎么说，眼下这一刻，一切都让亨利犯难，没什么是顺心的。他在生意中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难道就不能稍稍享一会儿清福吗，连这都不行吗？我让你见鬼去吧，什么地方总会有那么一点点障碍、一点点意外，他必须时时操心、处处在场，他真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那样倒是简单了，事必躬亲嘛。可是，他的屁股后总是有迪普雷跟着……
显然，亨利也承认，这么说多少也有点儿不公平，毕竟迪普雷总是在东奔西跑，他很勤快，而且热情冲天。亨利心里想，必须好好算一下这小伙子给我带来的好处，这样就会让我平心静气了，但是，现在，他冲着整个世界大发脾气。
这也是疲劳产生的后果，他不得不深更半夜出去了一趟，而那个犹太小女人吸干了他的精力……然而，老天才知道，他有多么不喜欢犹太人—在奥尔奈-普拉代勒家族，从中世纪起，人们就始终是反德雷福斯派—但是犹太人的女儿，真的，当她们干起那事儿时，真是神妙的浪荡鬼啊!
他神经质地紧捂住外套，瞧着迪普雷敲响了省府的大门。
门房终于穿好了外套出来开门。迪普雷向他解释了来意，指了指汽车，门房弯着腰手搭凉棚，仿佛要遮一下阳光。他已经得到消息了。一个信息，从军人墓地传到省府，甚至都要不了一个小时。办公室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大门又一次打开，普拉代勒终于从他的希斯巴诺汽车中出来了，迅速地走过了门廊，超越了想为他指路的门房，果断地挥动着一条胳膊，连声说，我知道，我认识，我熟悉这里就跟熟悉我自己家里一样。
而省长，加斯东·普莱泽克先生，他可不这么认为。四十年里，他对所有人一律都说不，他可不是布列塔尼人。他一夜都没有睡好。在他的思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们的尸体就跟那些中国工人混淆在了一起，一口口棺材就自行向前走动，其中某一些还显现出一种嘲弄般的微笑。他选择了一个更为自负的姿势，它似乎更能反映出他那地位的重要性：站在壁炉前，一条胳膊搭在壁炉框上，另一条胳膊则插在里面那件上装的衣兜里，下巴翘得高高的，这很重要，身为一个省长，下巴得抬起来。
普拉代勒才不买他的账呢，什么省长，什么下巴，什么壁炉，通通不在乎，他径直走了进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姿势，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一屁股坐在了为来访者而准备的扶手椅中。
“喂，那到底是什么，这么个破东西？”
普莱泽克顿时被这一评语说得有些挂不住了。
这两个男人已经见过两次面了，第一次是在政府项目一开始的技术会议上，后来又在工地的奠基仪式上，市长讲话，默哀……亨利原地跺着脚，好像他只有这件事可做!省长知道—但是谁又不知道呢？—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而老先生则是内务部长的同届校友和朋友。共和国总统都亲自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普莱泽克不敢想象这整整一个故事里头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友谊关系。这也正是让他睡不稳觉的原因，在种种的麻烦后头，应该还会有一大批重要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推动力，因而，他的职业生涯就像是一根随时会被火花点燃的麦秸。来自于整个地区各地的棺材，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开始汇集到未来的当皮耶大墓地，但是，一想到应该以何种方式实行现场埋葬，省长普莱泽克立即就变得忧心忡忡了。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出于本能反应，总是先想到自我保护；现在，早就有什么东西在他耳边嗡嗡地提醒他，他兴许心中已经有些发慌了。
他们驾着汽车，一路静静地行驶。
坐在他旁边的普拉代勒暗自思忖着，他的贪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真让人讨厌。
省长咳嗽了一声，汽车驶过一个坑洼处，他的脑袋撞了一下车顶，没人对他说一句同情话。坐在后座上的迪普雷也碰了好几下脑袋，现在知道该如何稳住身体了，他两个膝盖分开，一只手撑在这里，另一只手撑在那里。他车开得也实在太快了，这老板。
镇长得到了省府门房的电话通知，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一行的来到，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册登记簿，站在未来的当皮耶军人公墓的栅栏前。这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墓地，也就九百来座坟墓。人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当初部里头是如何决定把公墓建在这里的。
远远地，普拉代勒瞧了一眼镇长，他那样子就像一个退休的公证人，或者像一个小学教师，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这类人总是把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特权看得很重要，真是一些严肃的人。普拉代勒认为他更像公证人，因为小学教师通常要更瘦一些。
他停车，下车，省长紧随在他身旁，大家见面，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手，场面很严肃。
他们推开那道临时栅栏。面前，伸展开一大片平坦的原野，光秃秃的，乱石众多，地面上已经画出了一条条笔直的线，横竖垂直，整整齐齐。军人味十足。只有最远处的那些小径已经修好，墓地正在慢慢地被坟墓以及十字架所覆盖，就像被人铺上了一层床单。在入口处边上，几个临时搭建的岗亭用作了管理办公室，好几十个白色十字架堆放在大托盘上。再远处，一个货棚底下，堆积着一些棺材，都覆盖着雨布，有一百来个。通常，棺材的运达会依照下葬的节奏来安排，假如有很多的棺材提前来到，那肯定是这里的工程有所耽误。普拉代勒朝身后的迪普雷瞥去一眼，后者赶紧证实了这一事实，确实，这里没有提前准备好。有鉴于此，亨利心里想着，就更有理由加快进度了，想着想着，他也不禁加快了步子。
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方圆几公里之内连一棵树都没有。墓地令人联想到一片战场。这一队人在镇长的带领下走着，镇长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e13号，瞧，这就是e13号……”他十分了解这个该死的e13坟墓的地点，因为头一天他就来过这里，待了几乎一个小时，但是，毫不寻找就直接过来，对于他而言，似乎就像在侮辱他谨慎的心灵。
他们最终停在了一座刚刚被挖开的坟墓前。一口棺材出现在一层薄薄的泥土底下，底部已经清理出来，并被微微抬起，可以读到上面刻写的铭文：“埃内斯特·布拉谢—第133步兵团下士—1917年九月四日为法兰西战死。”
“这又怎样呢？”普拉代勒问道。
省长指了指镇长在他面前翻开的登记簿，就像是在读一部天书或是一本圣经那样，庄严地读了起来：
“‘e13号位：西蒙·佩尔拉特’—第六军的二等兵，—1917年六月十六日为法兰西战死。’”
读完后，他啪的一声使劲合上了登记簿。普拉代勒皱起了眉头。他很想重复一下他的问题：这又怎样呢？但他没有问，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让信息本身去说话。于是，省长接上了话头，牵涉到市镇级和省级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并最终使出了撒手锏：
“您的团队弄混了棺材与安葬地点。”
普拉代勒转过身来朝向他，满脸狐疑。
“活儿都是您的那些中国人干的，”省长补充说，“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对地方……他们把棺材埋在了最先碰到的坑里。”
这一次，亨利转过身去看的人是迪普雷。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中国人？”
回答的人却是省长：
“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法语，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你雇佣了一些不懂法语的人来干这个活儿。”
一时间里，亨利有些站不稳脚跟了。然后，回答声喷涌而出：
“这又能怎么着呢？这帮他妈的浑蛋!当那些死者的家属前来致哀时，他们会为确认埋在坟里头的真的是他们的孩子而去挖坟吗？”
所有人都惊呆了。除了迪普雷，因为他很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自从开工以来，四个月里头，他见此人总是到处疲于奔命，这里堵塞漏洞，那里填补缺口，应付最严重的问题!这样的一份工作，总会出现一大堆特殊情况；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该多雇几个人盯着，而老板却不愿意多雇人；那就这么凑合着吧，他说，他们人数已经够多了，更何况还有你哪，不是吗，迪普雷？我是可以信任您的，是不是？于是，现在，一具尸体占据了另一具尸体的坑，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反，镇长与省长则气得牙根直痒痒。
“等一等，等一等!……”
说话的是镇长。
“我们是有责任的，先生。这毕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马上就是一番慷慨陈词。看来，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是的，那是当然，”普拉代勒以一种很随和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显而易见。但是，您知道，这是……”
“是的，先生!确实如此，我知道的，你想象一下吧!那不是别的，那是对我们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我要让这项工程停下来。”
省长很庆幸自己已经发电报提前通知了部里。他得到了上级的保护。哦呼。
普拉代勒思考了很长时间。
“好吧。”他最终也松了口。
镇长叹了一口气，他并没有想到，胜利竟来得如此容易。
“我要让人打开所有的坟墓，”他口气强硬地说，一副毋庸置辩的神情，“来彻底查它个清楚。”
“同意。”普拉代勒说。
省长普莱泽克任由镇长在那里施展他的拳脚，因为跟奥尔奈-普拉代勒这么一个圆滑的人打交道，会让他感觉很困惑的。在最初的两次见面中，他就觉得对方手脚勤快、为人高傲，根本不是今天所表现出的那类好通融的人。
“好吧。”普拉代勒重复道，又拉紧了他的外套。
很显然，他很明白镇长的处境，也准备坦然对待厄运。
“说定了，重新打开坟墓检查。”
他后退几步，准备走掉，然后似乎又想要核实最后一个细节：
“当然，一旦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就请您通知我们，行吗？而您，迪普雷，您给我把那些中国人派往夏齐埃尔-马尔蒙去，那里的工程有些耽搁。说到底，这件事最终还算不太糟糕，凑合着吧。”
“嘿，等一等!”镇长吼叫起来，“应该由您的人来重新打开坟墓!”
“啊，不，”普拉代勒回答说，“我的中国工人，他们只负责下葬。我只付钱让他们干这个。我倒是很愿意他们能掘墓挖出尸体来，请注意：我本来是跟政府一次性算账付款的，但是，现在这么一来，我就得跟你们算三次账。第一次是下葬费用，第二次开掘费用，而当你们要为对头的棺材重新选择对头的地点，那我就得请你们付第三次款，让他们重新安葬。”
“这可不行!”省长喊叫道。
是他签署的合同，确定的价格费用，他知道政府拨款的预算，在超支的情况下，是要挨上司的剋的。他已经因为一次行政错误而被下调到了这里，那一次，他和一位部长的情妇有点事，却不料事态趋向恶化，结果是，一个星期之后被调动到了当皮耶，而这一次，那就免了吧，他可不想被派往海外殖民地，在那里结束自己的官场生涯。他是有哮喘病的。
“我们可不能付三次账，门都没有!”
“你们俩自己去想办法吧，”普拉代勒说，“我，我得知道拿我的中国工人做什么!他们要么好好工作，要么就走人!”
镇长听了不禁惊慌失色。
“好了，先生们!”
他挥动胳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大致指了指整个一片墓地的面积，天光正从墓地上空亮起。四下里一片空旷，气氛阴森，没有青草，没有树木，没有边际，在乳白色的天空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只有那些被雨水淋得变紧实了的土堆，那些散乱堆放的铁锹、手推车……这场景实在是太凄惨了。
镇长又打开了他的登记簿。
“好了，先生们……”他重复道，“我们已经埋葬了一百一十五个士兵……”
他抬起头，被这一证明压得有些消沉。
“在这些士兵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
省长心里在想，镇长是不是会哭出来，这时候，似乎还真的需要哭一哭才是。
“这些年轻人都是为法兰西而战死的，”镇长补充说，“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是吗？”亨利问道，“你们应该尊重他们吗？”
“绝对应该，而……”
“那么，就请给我解释一下，已经快两个月了，在你们镇上的公墓中，您为什么让一些文盲来随随便便地安葬他们呢？”
“又不是我把他们埋得乱七八糟的!那是您的那些中……您的那些人!”
“但是，是您受了军事部门的委托，负责这些登记造册的，不是吗？”
“镇公所的一个雇员一天过来两次!但是，他不可能一天到晚都盯在这里!”
他转身朝省长瞥去恳切求援的一眼，像是一个遭遇了海难的水手。
沉默。
所有人丢弃所有人，全都各自为政。镇长，省长，军方高层，行政高官，战争抚恤及复员安置事务部长，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中，还有很多的中间商……
他们都懂的，真的要追究责任时，每个人都是有一份的。除了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不识法文字。
“听我说，”普拉代勒建议道，“从今往后，我们就得注意了，是不是，迪普雷？”
迪普雷点了点头。镇长沮丧至极。他应该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知肚明地让那些安葬入土的士兵跟坟墓上的姓名对不上号，而独自一个人守住这一秘密。这一墓地将成为他的噩梦。普拉代勒一会儿瞧瞧镇长，一会儿又瞧瞧省长。
“我建议，”他以一种吐露知心话的口吻说，“这些个小事情，我们就别再张扬了……”
省长咽下一口唾沫。他的电报兴许已经到了部里，它就像是一份调任殖民地的申请书。
普拉代勒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了一脸茫然的镇长的肩膀。
“对阵亡士兵的家属来说，最重要的事，”他补充道，“就是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不是吗？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儿子长眠在了这里，不是吗？这才是最要紧的，请相信我!”
麻烦就这样解决了，普拉代勒上了车，使劲地带上车门，他没有像以往常有的那样光火，甚至还平心静气地发动了汽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迪普雷和他一直一言不发，就那么静静地行驶着，瞧着车窗外的景色。
这一次又顺利逃脱，但是，疑惑还是抓住了他们的心，当然，各自的疑虑程度不同，但问题在增多，而且到处都有。
普拉代勒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们得拧紧螺丝，加强措施，嗯，迪普雷？我能寄希望于您吗？”
22
不。一根食指来回摇动，就像汽车的雨刷一样，但更为迅速。一声坚定的、决定性的“不”。爱德华闭上了眼睛，阿尔贝的回答早就在他的预料之内。这是一个腼腆的人，一个胆怯的人。即便是做没有任何危险的事，要下个决心也得花上好几天工夫，而现在，你想想，要去卖死难者纪念碑，还要带上钱财开溜!
在爱德华看来，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搞清楚，阿尔贝最终能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之内接受这件事，因为即便主意再好，也禁不起一拖再拖，凡事拖得时间一长，就容易泡汤。他贪婪地阅读的那些报纸让他不断地感觉到：不久后，当市场上纪念碑的供应趋于饱和时，当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铸造匠一窝蜂地涌向这一生意时，那就为时太晚了。
要么当机立断，要么永远放弃。
对于阿尔贝，就是永远放弃。食指的摇动—不。
爱德华则依然固执地继续他的工作。
他的纪念碑作品的设计接连出笼，一幅接着一幅，并有了作品样品的名录册。他刚刚孕育了一幅很成功的《胜利女神》像，那是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获得的灵感，但已不再是无头的女神，而是有一个法国大兵戴了头盔的脑袋，这个模型将会让人神魂颠倒。由于在露易丝近傍晚时分过来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所以，他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思考，回答自己提出来的种种问题，并进一步琢磨自己的计划，他得承认，自己的计划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尽管困难比他早先想到的要少，他还是竭力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它们，并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困难来。不过，障碍虽然多，他还是坚信不疑。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失败的。
真正的好消息是，他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几乎火爆的热情工作着。
他兴味盎然地沉浸在这一奇妙前景中，他完全被它给裹挟了，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存全都取决于此了。在跟这些与生俱来的鼓动者的愉悦以及恶作剧本性重新结合之后，他又变回了原先的那个自己。
阿尔贝倒是很享受这一点。这个爱德华，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过他，除了远远地，在战壕中；现在看到他回归于生活，他觉得这当然是命运对他的一种真正回报。至于他从事的事业，阿尔贝认定它断然不会成功，因而也就几乎不为他担忧。在他看来，此事打从根上起就成不了。
这两个男人之间，早已经开始了一种力量的竞赛，一个发动进攻，一个拼命抵抗。
如同往常，胜利的天平并不倾向于强力，而是消极。只要阿尔贝说“不”的时间足够长久，就能获得胜利。对他来说，最残忍的，并不是拒绝进入这一疯狂的计划中，而是让爱德华失望，把他重新找回来的美丽的生命力扼杀在萌芽状态，把他打发回他们生存的那种虚空之中，进入一种毫无规划的未来中。
也许应该向他建议一些其他东西……那么，建议一些什么好呢？
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对爱德华为他显示的那些新画作、那些新石碑、那些新雕像，表示出一种彬彬有礼的欣赏态度，尽管其中不带什么情感的流露。
“你得好好理解这一想法，”爱德华在他的对话本子上写道，“人们可以自行建造他们的纪念碑!人们可以展现一面旗帜，一个法国大兵，这就有了一座纪念碑。人们可以拿掉那面旗帜，把它换成一座《胜利女神》像，人们便有了另一个纪念碑!用不着太费力，也用不着非得有什么才华，人们就能成为创造者，显然，这将大受欢迎!”
啊，仅仅在这一方面，阿尔贝暗想到，人们就能指责爱德华很多东西，但是他很有才华，能想到好多主意，尤其是针对种种灾难时的创意性举措：改变身份啦，不去领取政府的抚恤金啦，拒绝回到自己条件优越、生活舒适的家中啦，抗拒做器官移植手术啦，沉迷于对吗啡的依赖啦，而现在，他又玩起了利用死难者纪念碑的欺诈伎俩……爱德华的想法真的是一把把惹麻烦的铲子、一根根搅臭屎的棍子。
“你真的明白你给我的建议意味着什么吗？”阿尔贝问道。
他挺身站立在他战友面前。
“一种亵渎神圣……的犯罪!偷窃死难者纪念碑的钱，就如同亵渎墓地中死者的灵魂，这是一种……一种对爱国精神的冒犯!因为，尽管政府也拨了那么一点点预算，但是，用于这类纪念碑的基本资金，你知道是来自哪里的吗？来自死难士兵的家属!一些寡妇，一些失孤老人，一些孤儿，一些战友!跟你相比，就连兰德鲁也都成了一个初领圣体的人。整个国家的人都将来追捕你，所有人都将站在你的对立面!而当人们把你抓住时，你将面临一场正义的审判，因为从诉讼的第一天起，就将有一座断头台竖立起来，等待着你，要照你的意思砍下你的脑袋!我知道，你的脑袋，你早就在烦它了。但我知道，我的脑袋还很适合我，我还得好好地留着它呢!”
他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边准备回到自己正干着的活儿中来，多么愚蠢的计划啊!他转过身来，手中还拿着抹布。自从他去佩里顾先生家拜访就餐以来，普拉代勒上尉的那张脸就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现在，这一形象又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突然明白到，很久以来，自己的脑子里实际上早已在酝酿着强烈的复仇计划。
而现在，时机终于来到了。
显而易见，这是一次天赐良机。
“我要对你说，我的心里特别希望，让普拉代勒上尉这个下流胚也挨一挨枪子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眼下的这种生活，我们今天的所有一切，全都是因了他的缘故!”
爱德华似乎并没怎么相信这一套新说法。他的手悬在了他那张纸的上方，有些疑虑。
“当然是这样啰!”阿尔贝趁势接着说下去，“看来，你有些忘记他了吧，这个普拉代勒!但是他，并不像我们这样，他衣锦还乡，作为英雄回归，戴着他的勋章、他的奖章，他还拿到了军官抚恤金!我敢肯定，战争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呢……”
“他是不是有道理走得更远呢？”他在心中自问道。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回答它。现在，在他看来，向普拉代勒报仇雪恨便是一件如此明显的事……
他开始投入了：
“他带着他的那些勋章与荣誉，我想象他因此有了一桩漂亮的婚姻……怎么不会呢，一个像他那样的英雄，人们当然会打破脑袋地争抢了!眼下，正当我们无可奈何，坐以待毙之际，他应该正在谈大生意，干大事业……你觉得这样合乎社会的公共道德标准吗？”
令人惊讶的是，阿尔贝并没有从爱德华那里获得他所期望的支持。他的战友抬起眉头，又俯身在纸上写道：
“这一切，首先是战争的错。没有战争，就不会有普拉代勒。”
阿尔贝差点儿没能喘过气来。显然，他很失望，但尤其是，他伤心透顶。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可怜的爱德华早已好高骛远，不再脚踏实地了……
两个男人多次重复过这一对话，而谈话则始终把他们引向同一个结果。阿尔贝以道德的名义，始终幻想着复仇。
“你把它当成了一件个人私事。”爱德华写道。
“这个，正是发生在我头上的事，我觉得它们相当私人化。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他不这么认为。复仇并不能满足他的正义理想。对他来说，死死地抓住一个人让他来负责，这还很不够。尽管现在天下太平了，爱德华却向战争宣了战，并且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换句话说：以他自己的风格来行动。道德不道德，那就不关他的事啦。
看得出来，他们俩各自都想继续自己的故事，而且它们将不再是同一个故事。他们在寻思，他们是不是应该各自写各自的，各以各的方式分别进行。
当阿尔贝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便更愿意去想别的事。对了，喏，佩里顾府上那个小女仆的形象至今还在他的脑际转悠呢，我的天呢，她有一个多么漂亮的嗓音啊，还有，他又想起了他的那双新皮鞋，他已经不敢再穿它了。他为爱德华准备着蔬菜与肉的混合液，而爱德华，每天晚上，则会一再返回到他的计划，这真的是一个固执透顶的小伙子。阿尔贝什么都不肯让步。既然道德没能赢得胜利，他就只能转而求助于理性了：
“要想做好你的事，你得明白，必须创建一个公司，提供种种证件，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不然，人们会把你的样品名录扔到野地里，人们用不着跑得太远，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人们会很快抓住我们的。而在逮捕与行刑之间，你几乎来不及好好地喘息一下!”
爱德华似乎丝毫不为所动。
“我们还需要有地方来办公，”阿尔贝大声吼叫道，“办公室!而你还能戴着你的黑人面具来接待客户吗？”
爱德华躺在他的土耳其长沙发上，继续翻阅着他自己画的那些纪念碑图案、他的雕塑样图。这都是一些风格练习。要成功地画出某些丑陋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而且，还得有一部电话!还得要有人手，回复电话，写邮件……还要有一个银行账户，假如你想接触到钱的话……”
爱德华忍不住悄悄地笑了出来。他战友的嗓音中透出些许惊慌，就仿佛这件事是要拆掉埃菲尔铁塔，再在一百米远的地方把它重建起来。真的有些惶恐。
“对你来说，”阿尔贝补充说，“一切都很容易。当然啦，你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
他咬住了嘴唇，但为时已晚，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了。
当然，这是公正的，但爱德华受伤了。马亚尔太太常常说：“我的阿尔贝，他的本质挺不坏的，甚至，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啦。但他不会来事，不够圆滑。所以啊，他的一生还是一事无成。”
唯一能让阿尔贝稍稍动摇，不再一味拒绝的东西，就是金钱。就是爱德华答应能给他赚到的财富。的确，人们将会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的钱。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种纪念死难者的狂热情绪中，而这种狂热，跟国人对幸存者的排斥态度恰恰又是成比例的。财政方面的理由很有诱惑力，因为阿尔贝现在掌管着钱，他看得十分清楚，花钱容易挣钱难：必须精打细算，把每一笔账都算上，卷烟啦，地铁票啦，食物啦，精打细算了，才能细水长流。那么，爱德华所承诺的那一切，锦衣玉食，百万钞票，住进大房子，出门有车子……
还有女人……
而在女人这一问题上，阿尔贝开始变得焦虑起来，紧张兮兮，一段时间里，人们可以独自对付着挺过去，但是，这毕竟不是爱情，到后来，人们就会因为遇不到任何人而烦闷。
确实，他对女人的欲望已经非常强烈了，而比起对女人的渴望来，要投入到一件如此疯狂的事情中去，他的恐惧就更厉害了。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却要最终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有哪一个女人值得我们去冒一个如此的大险呢？尽管在瞧着画报上的一个个大美女时，他也曾觉得，她们中的很多人似乎还是值得他为之冒险的。
“想一想，”一天晚上，他对爱德华说，“当那道门吧嗒一声关上时，我就会浑身一震，你能想象我投入到一件类似的事情中去吗？”
一开始，爱德华沉默无语，继续画着他的画，任由他的设计方案自己慢慢成形，但他发现，时间并没能解决他的事情。相反，他们越是谈论它，阿尔贝也就越是能找到理由来反驳他。
“再说，就算咱们能把你想象中的那些纪念碑都给卖了，而且那些市镇政府也能垫付预付款，我们又能赚到什么呢？难道一天能赚两百法郎，第二天还能再赚两百法郎？你是在说财源滚滚吧，别白日做梦啦!冒了那么大的险，才收获仨瓜俩枣的，谢谢啦!而要卷一笔钱逃走，那就得赶上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因素全都同时凑到一起，你的这桩买卖，那是不可能的!”
阿尔贝说的是有道理的。早晚有那么一天，那些买家最终会意识到，在这一切背后，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公司，那样一来，他们就得溜之大吉，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也就是没什么东西。考虑来考虑去，爱德华最后想到了一招。在他眼中，这一招完美无缺。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法国……
那一天晚上，阿尔贝从林荫大道那边回家时，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个篮子，里头有些水果。他挑了挑，削掉那些腐烂的部分后，把果肉做成了果汁。每天每顿都是喝肉汤，都喝得有些烦了，而他自己，在变换菜单方面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想象力。至于爱德华，则是你给他什么，他就喝什么，这方面，他倒是不挑剔，好伺候。
阿尔贝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手，然后就俯身在那张纸上，从战场上回来后，他的视力就在下降，若是有钱的话，他就应该去配一副眼镜了，他不得不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在巴黎，法国将竖立起一座“无名战士”的墓。请你们也参加，参与到这一庆祝活动中来，并把这一崇高的行动变成一场巨大的民族节庆，在这同一天，也在你们自己的城镇中竖立起一座纪念碑来!
所有的订货单都会在年底前到来……爱德华总结道。
阿尔贝颇有些不快地摇了摇头。你真是彻彻底底地疯了。然后，他转身去配制他的果汁。
在他们关于这一话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中，爱德华向阿尔贝强调，用卖了那些东西后得到的钱，他们俩可以远走高飞，前往海外殖民地生活。然后投资一些前途光明的生意，永远免除贫困的威胁。他为阿尔贝展现了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种种图像，或者是由露易丝带回来的明信片，一些印度的风光景色，一些林场与种植园，画片上有一些殖民者，戴着头盔，一副征服者的样子，站在由土著采伐来的木材前，他们一个个肥头大耳，活像一群僧侣，脸上还挂着自命不凡的微笑。一些欧洲式样的汽车穿越了几内亚阳光灿烂的山谷，车上坐着女人，她们白色的围巾随风飘舞。还有喀麦隆的江河，越南北部的花园，花园中，茂盛的植物从陶瓷做的大花盆边缘恣意满溢出来。而西贡内河船务托运公司中，法国殖民的招牌闪闪发光，总督宫显现出一派富丽堂皇。暮色中，剧院前的公园广场上，男人们穿着大礼服，女人们则穿着长及拖地的晚礼服裙，手里捏着烟嘴，或是一杯清凉的鸡尾酒，人们还以为能听到乐队奏出的音乐。那里，生活似乎很容易，做生意也很容易，财富很快就能积累，当然，还有让人无精打采的热带气候。阿尔贝假装只对它们给予一种观光客的兴趣，但他在科纳克里集市景象的照片前停留了更长的时间，照片上，高大的年轻黑人女子都露着乳房，体态优美如同雕塑，漫不经心地闲逛，显现出一种令人痴迷的性感，他不禁再一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返回了厨房。
他突然停了下来。
“还有，要印刷你的样品名录，要把它寄送到好几百个城镇乡村，你有这笔钱吗？你告诉我……”
对很多问题，爱德华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法子，但对这个问题，完全无招。
为了把钉子钉得更深，把问题说得更透，阿尔贝前去找来他的钱包，将硬币堆放到盖在桌面的漆布上，一个个数给他看。
“我能先借给你十一法郎七十三生丁。你呢，你有多少？”
这很懦弱，残忍，无用，伤人，爱德华身无分文。阿尔贝并没有乘胜追击，他收起他的硬币，转身去准备饭菜。整个晚上，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爱德华理屈词穷，再也说服不了他的战友了。
说不，就是不。阿尔贝根本就不会改变主意。
时光如梭，样品名录差不多已经完成，只需要做几点修改，就可以送去印刷并寄送了。但是，剩下的一切全都得一一去做，组织工作，一项巨大的工程，可他们却一分钱都没有……
这一切给爱德华剩下的只有一系列没有用的素描画。他崩溃了。这一次，没有眼泪，没有糟脾气，没有恶劣情绪，他只感觉到屈辱。一个小小的会计，以神圣的现实主义之名，判了他一个不及格。艺术家与资产者之间的永恒斗争在此重复了一遍。从一些几乎没什么不同的标准上来说，这就是他面对他父亲而输掉了的战争。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想入非非的梦幻者，因而，是一个无用的人。爱德华相信自己听出来了，这恰恰就是阿尔贝所说的那些话背后的真正意思。在父亲面前也好，在阿尔贝面前也好，他都感觉自己矮了一截，站在了受救济者的行列，一个全力干着徒劳活儿的微不足道的存在者。他已经表现得很耐心、很博学、很雄辩，但他还是失败了。把他跟阿尔贝分开来的，并不是一种意见上的分歧，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他觉得对方心胸狭小，没有气魄，没有抱负，没有狠劲。
阿尔贝·马亚尔只不过是另一个马塞尔·佩里顾。人就是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是他没有那么多钱。这两个自信满满的人一扫帚扫过去，就把爱德华所拥有的最具活力的东西扫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杀死了他。
爱德华吼叫，阿尔贝抵抗。他们争吵。
爱德华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朝阿尔贝投去杀气腾腾的目光，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嘶哑的、威胁性的咆哮。
阿尔贝也大声吼叫，说是，他已经打过仗了，他不想再去坐牢。爱德华掀翻了土耳其沙发，沙发禁不起折腾，一下子就散了架。阿尔贝赶紧跑过去，他很看重这件家具，这是家里头唯一一件还有些时髦的东西!爱德华发出狂怒的吼叫声，声音前所未有地巨大，带着激流一般的唾沫，从他敞开的喉咙中喷发出来，这一切直接来自他的腹腔，活像是一座火山正在爆发。
阿尔贝一边捡拾起破沙发的碎片，一边说，爱德华尽可以砸碎整个房屋，这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他们俩谁都不是做这类生意的材料。
爱德华一边继续吼叫，一边一瘸一拐地在屋子里大步走着，用胳膊肘一捅，打碎了一块玻璃，还威胁着要把他们仅有的几个餐盘全都扔碎到地上，阿尔贝赶紧扑到他身上，把他拦腰抱住，他们一起倒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他们开始恨起对方来。
阿尔贝一时间里丧失了理智，狠狠地击打了几下爱德华的太阳穴，而爱德华则出其不意地打在了阿尔贝的胸口上，把他钉在了墙上，差一点把他撞死。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面对面地直视对方，爱德华打了阿尔贝一巴掌，阿尔贝则回击了他一拳头。正好打在脸上。
然而，爱德华正好面对着他。
阿尔贝紧握的拳头深深地陷入了他脸上的大豁口里。
几乎连手腕都快进去了。
却立即凝定了。
阿尔贝吓坏了，看到自己的拳头扎进了战友脸上的洞洞里，就仿佛他已经彻底穿透了对方的脑袋。而就在他那只手腕的上方，是爱德华惊惶的目光。
两个人就这样停顿了好几秒，纹丝不动，好似瘫痪了一般。
他们听到了一声尖叫，两个人全都转身向门口望去。只见露易丝一只手捂住了嘴，正瞧着他们俩，满脸是泪水，她跑着离开了门口。
他们立即挣脱开对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他们笨拙地抖动着身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感受到一种有罪的窘迫。
他们明白，一切全都结束了。
他们共同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超越落在这张脸上的这一拳，就仿佛它刚刚把它给打死了。这一动作，这一感觉，这一魔鬼般的亲密接触，一切全都那么过分，令人眩晕。
他们两个人的愤怒各自有所不同。
或者说，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第二天一早，爱德华就开始打他的背包，他的那个军用背包。他只拿上了他的衣服，其他什么也没有拿。阿尔贝一句话也没说，就出门去工作了。爱德华给他留下的最后形象就是一个脊背，他正在收拾背包，很慢很慢，就像一个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走的人。
整整一个白天，阿尔贝肩负着他的广告牌，走在林荫大道上，满脑子转悠的都是忧伤的思绪。
晚上回家时，只见一张字条：“谢谢你做的一切。”
他感到，房间里空空如也，就像当时塞茜尔离开后他的生活一样空虚无物。他知道，一切终将重新来过，但是，自从打胜战争以来，他却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输掉它一点点。
23
拉布尔丹将手平放在书桌上，显出一种跟在餐桌上等待火烧冰淇淋“热烤阿拉斯加”时一样满足的神情。雷蒙小姐一点儿都没有奶油冰淇淋的味道。不过，她跟那镀金一般的奶油夹心烤蛋白却有点儿相像，而且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味的。这是一个假金色头发的姑娘，那金色有些偏棕色，她的肤色很苍白，而她的脑袋则有些尖。雷蒙小姐一进门，看到她的老板处在那样一种姿势中，便做出一种既表示恶心却又不得不认命的撇嘴来。因为，她一从他面前走过，他就会把右手伸进她的裙子底下，动作出奇地快，快得令人惊讶不已，因为他的体形毕竟是那般臃肿，而且，他的机灵在其他方面是没有丝毫显现的。于是，她会快速地移动一下胯部，但拉布尔丹，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本能，能预知一切变幻。无论她如何躲闪，他总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她打定了主意，快速地扭了一下身子，放下手中的文件签名夹，同时，只在离开时发出了一记无奈的叹息。对于这样满是嘲讽意味却又悲剧性的障碍，她尝试过采用一种想必实用的方法(穿越来越紧的长裙或者窄裙)来对抗，但这反而使拉布尔丹的快感猛增数倍。如果说，她作为秘书，在听写速记和文字拼写上表现得相当平庸，那么，她的忍气吞声则大大地弥补了工作上的缺陷。
拉布尔丹打开了文件，不禁啧啧称奇起来：佩里顾先生将会很满意。
这份文件拟定了一个漂亮的规则，来实施“关于在法国籍艺术家之间展开一个设计与建造1914—1918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的竞赛”的计划。
在这份长长的文件中，拉布尔丹自己只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的第二句。他坚持一定要亲自来写这一句，不让任何人来帮他。每个词全都掂量了又掂量，斟酌了又斟酌，而且，他还拟定了其中哪些词要用大写字母来写。他是如此自豪，以至于强调说，这句话必须用粗体字来印刷：“该纪念碑应表达出我们对为国捐躯的光荣死者所寄托的哀思。”无懈可击的语句节奏。又一次啧啧称奇。他接着再次自我欣赏了一遍，然后，又快速浏览完了文本的剩余部分。
人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点，早先被市政部门的停车库所占据：正面长四十米，纵深三十米，有可能在周围设置一个花园。规则明确规定，纪念碑的体积应该跟“所选的地址保持和谐一致”。要镌刻上所有那些死难者的姓名，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地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成立了一个由十四个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议员、当地艺术家、军人、老战士代表、死难者家属，等等，这些人全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若不是已经欠了他人情，就一定是有求于他(他是委员会的主席，握有决定性的一票)。这一拥有高度艺术性和爱国情感的大胆创举，是他任职期限内要具体落实的头等大事。这件事做成了，他再次当选也就十拿九稳了。日程已经敲定，竞赛即将启动，平整土地的施工也已开始。竞赛启事会刊登在巴黎和外省的各大主要报刊上，一项漂亮的工程，而且真的很顺利……
什么都没有遗漏。
只是在第四条中还有一处空白：“纪念碑的预算支出总额为……”
这让佩里顾先生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思中。他想要某种美丽的而不是宏伟壮观的东西，而按照人们传达给他的信息，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念碑，价格将会在六万到十二万法郎之间，某些著名的艺术家甚至会向你要到十五万、十八万法郎，跨度如此之大，该如何确定一个界限呢？这可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公平衡量、恰当评估的问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他的目光落到了他儿子的照片上。一个月之前，玛德莱娜在他书房的壁炉上摆放了一张爱德华的照片，并按照他的意愿配了一个相框。她还有他的另一些照片，但她只挑选了这一张，因为这一张似乎很“中庸”，既不太乖巧，也不太冒失，既不太文静，也不太闹腾。可以接受。父亲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她震惊，由于她担心这一切会越来越严重，她就谨慎巧妙地处理，一点一滴地改变，今天拿出素描画册来，明天再拿出一张照片来。
佩里顾先生先是足足等了两天，然后才走近照片，把它摆到他书桌的一角上。他并不想问玛德莱娜那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也不想问她是在哪里拍的，一个做父亲的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在他看来，照片上的爱德华只有十四岁，如此说来，应该追溯到1909年。他站在一个阳台的木头栏杆前。背景有些看不太清楚，照片大概是在一栋雪山小木屋的露台上拍的，那时候，每年冬天都会让他去滑雪。佩里顾先生记不清具体是什么地方了，很可能是他们常去的同一个滑雪场，兴许，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或者，也许在南部。反正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他儿子身穿一件羊毛衫，因为阳光太强烈，眯缝着眼睛，一脸的微笑，像是有人在摄影人的身后做鬼脸。这也让佩里顾先生开心起来，他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淘气鬼。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一天如此开心的微笑，让他回想起一个事实，他儿子与他从来就没有在一起欢笑过。这让他不免有些心碎。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把照片翻转过去。
在照片背后的最底部，玛德莱娜写了一排字：“1906年，巴黎，肖蒙小丘公园。”
佩里顾先生拧开钢笔帽，挥笔写下：二十万法郎。
24
由于没有人知道约瑟夫·梅尔林长的会是什么模样，负责接待他的四个人打算等火车一到站，就请站长广播，然后再举着写有梅尔林姓名的牌子等在出口处……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接待方案中似乎没有一个能跟一位部委特派员的地位以及声誉相配。
于是，他们选择了集体等候在月台上，就在出口附近，因为，实际上在夏齐埃尔-马尔蒙下车的旅客并不是那么多，拢共也就三十来个人，一个巴黎的官员，应该一眼就看得出来。
然而，他们却没能一眼看出他来。
首先，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并没有三十个，只有不到十个人，而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是政府的特派员。当最后一个旅客经过出站口，整个车站变得空荡荡一片时，他们不禁面面相觑。行政助理图尼埃并了一下鞋后跟，而夏齐埃尔-马尔蒙镇公所的民事登记官保尔·夏博尔，则使劲地擤了擤鼻涕，代表死难失踪者家属的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兰·施耐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来表示他克制自己不发作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有人都走出了车站。
迪普雷，只管着记录相关的信息。他为准备接待这次检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远比他花费在组织其他六个工地上的工程的时间还更多，要知道，他得在那些工地上没完没了地来回跑，这就已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了，谁料想却在这里被放了鸽子。一走出车站，四个人就直接走向小汽车。
他们的精神状态倒是大致一样的。证实政府特派员并没有来到，他们全都感到了一点儿失望……不过，同时也感到了一阵轻松。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当然，他们认真地准备了接待，但是，一次视察总归是一次视察，这样的事情就像天上的风向一样，说变就变，他们早已见识了不少的例子。
自从当皮耶墓地中国劳工的那个事件以来，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一直就忙得焦头烂额。他的脾气坏透了，根本就不能触碰一下。迪普雷一直跟在他身边，不断地听着他那些互相矛盾的指令。必须加快进度，雇佣更少的人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使劲去钻各种空子。自从雇佣了迪普雷以来，普拉代勒就承诺要给他涨工资，但一直就没有落实。但他总是说：“我寄希望于您，迪普雷，您可知道，嗯？”
“至少，”保尔·夏博尔抱怨道，“部里头也应该发个电报来通知一下我们吧!”
他摇了摇头：都把我们当成什么了，都是为共和国作奉献的人，怎么着也应该事先通知一下才对嘛。
他们走出了车站。正当他们准备上汽车时，一个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你们是公墓的人吗？”
这是一个相当老相的人，长了一个小小的脑袋，躯体却很庞大，一副空荡荡得躯壳，那样子就像是吃剩下的一只家禽的骨架。过于长的四肢，一张红兮兮的脸，一个窄窄的脑门，短短的头发，发际线很低，几乎跟眉毛连在了一起，还有一道痛苦的目光。在此之外，还要补充说一下，他的穿着就像扑克牌中的黑桃a，一件过时的战前式样的大礼服，尽管天气寒冷，礼服还是大敞着，里头是一件栗色的天鹅绒夹克，上面满是墨水的污渍，仅有的两粒扣子还掉了一粒。一条灰色的长裤早已没有了形，尤其，他还穿了一双巨大无比的鞋，大得极其夸张，简直就是圣经中的鞋。
四个人顿时愣住了，一个个全都说不出话来。
吕西安·迪普雷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向前迈出一步，伸出手来，问道：
“您就是梅尔林先生吧？”
部里来的特派员舌头跟牙龈一碰，发出一记小小的响声，啧的一响，就像是为了剔出塞在牙缝中的食物。他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实际上，这是他摆弄假牙的一个动作，一个相当烦人的习惯，在驱车前往公墓的途中，他都在做这一动作，他们真的很想为他递上一根牙签。他的旧衣服，他那肮脏的大鞋，他的整个外表样貌，都让人预感到，而且是从火车站出发的那一刻起就已得到证实：这个男人，身上的味道真的是不太好闻。
一路上，罗兰·施耐德觉得眼下正是大好机会，可以对他们正在穿越的地区，做一番战略上、地理上、军事上的大规模评论，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约瑟夫·梅尔林仿佛根本没听到似的，一个句子刚说到一半，就打断了他，问道：
“中午……我们能吃到鸡肉吗？”
他的嗓音带着一些鼻音，让人听了相当不舒服。
1916年，凡尔登战役—打了十个月的仗，死了三十万人—开始之际，夏齐埃尔-马尔蒙这片地方，因为离前线不远，而且通公路，并且离战地医院也很近，运送尸体很方便，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被认定为是一个埋葬阵亡将士的理想之地。军事阵地的不断变动，还有战略形势的变幻莫测，使得这里的好些地方多次陷入巨大的混战，这片四边形的广阔战场中，如今埋葬有两千多具尸体，当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其确切的数目，甚至有人认为有五千具尸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场战争本身就已打破了所有的历史纪录。这些临时墓地促使了种种登记册、地图、清单的建档归档，但是，短短十个月时间内，就有一千五百万或者两千万颗炸弹落到你跟前—其中有几天，平均三秒钟就有一颗炮弹炸响—那就必须在地狱般的条件下，埋葬比预想的多上二百倍的死人，而那些登记册、地图、档案文件的价值就变得相对很有限了。
国家决定，在达尔梅维尔建立一个很大的公墓，把周围那些墓地的遗体都集中到那里去，尤其是夏齐埃尔-马尔蒙墓地中的遗体。由于人们实在不知道要挖掘出、转运走、再入葬多少具尸体，所以很难制定一个包干合同。政府决定按尸体数目结付费用。
这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市场，没有什么竞争，普拉代勒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竞标。他已经计算过了，尸体数目达到了两千的话，那么，他赚到的钱，就将允许他为重修拉萨勒维埃的老家马厩的屋架轻松地付上一多半的费用了。
如果有三千五百具尸体的话，整个屋顶的费用就都齐了。
要是超过四千这个数，那么，他就将翻修鸽棚了。
迪普雷带来了二十来个塞内加尔工人到夏齐埃尔-马尔蒙，而为了讨好官方，普拉代勒上尉(迪普雷继续这样称呼他，习惯嘛)同意在当地招聘一些辅助工。
工地开始动工，在阵亡士兵家属的要求下，工人们开始了挖掘，人们确信能重新找到遗体。
很多家庭是全家人一起来，在夏齐埃尔-马尔蒙下的车，真的是一支不断流泪与呻吟的队伍，惊惶不安的孩子，弯腰驼背的老人，走在因为满地都是泥浆而铺了一排木板的窄路上，竭力保持着平衡；而且，不赶巧的是，每年到了这一季节，几乎总是在下雨。不过，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在大雨底下，挖掘动作变得很快，没有人愿意在雨中坚持。一开始，出于体面方面的考虑，这份挖掘士兵尸体的工作原本是由法国工人来做的，现在才转由塞内加尔人来做，你知道是为什么吧，因为那会吓倒某些家属的：人们不是会把挖掘他们儿子尸体的事当作一种低下工作，就此把它委派给一些黑人来干吗？到达公墓时，当人们远远地看过去，会看到那些高大的黑人淋在雨水中，正在一锹锹地铲土，或者运送棺材，孩子们的目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们了。
这支家属队伍的行进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普拉代勒上尉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
“喂，迪普雷，这些破事很快就将结束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然后，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开始了，那就是挖掘所有准备转运到当皮耶大公墓去的死难士兵的尸体。
任务并不简单。有一些尸体已严格按照规定被分类编号，那是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的，因为写有他们姓名的十字架依然还在原地，但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尸体需要重新辨认。
许多士兵当年被埋葬时，身边伴随有他们身份牌的一半，但并非所有尸体都是那样的，远非如此。因此，为了辨认身份，还得依据在他们身上或者衣兜里发现的物品，来一次真正的调查。这样一来，就得先把尸体放到一边，对它们重新编号，等待重新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人们会找到所有的东西，而有时候，即便把泥土翻了个遍，也只能找到很少的东西……这时候，人们就只能在墓碑上刻写下“身份不明的士兵”。
工地上，种种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工人们已经挖掘出了将近四百具尸体。一辆辆卡车运来了空棺材，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把它们拢集起来，敲钉固定，另外一个小组则负责把棺材抬到坟坑边，装上尸体后再转运到货车上，由货车再送往达尔梅维尔的大公墓，在那里，再由普拉代勒公司的人员负责最终的埋葬。他们中的两个人专门负责汇编归档、刻写墓碑和最终统计。
政府特派员约瑟夫·梅尔林步入了墓地，就像一个带领迎神游行队伍的圣徒。走过水洼时，他那双巨大的鞋子溅起了不少泥水。只有在这一时刻，人们才注意到，他还拿着一个很旧的皮包。尽管皮包里装满了各种文件，它看起来还是很像一张薄薄的纸，快要从他长长手臂的一端飞出去。
他停下步子。在他身后，迎神队伍也停止不动了，似乎都有些担心。他瞧了这个背景很长时间。
墓地中，始终弥漫着一种酸涩的腐烂味，它有时候会劈面朝你扑来，就像一朵云团被风吹动，然后又跟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有些糟烂的棺材燃烧时的烟雾味混杂到一起，按照规则，这样的棺材是要立即就地焚烧的。抬眼望去，天低云暗，灰蒙蒙、脏兮兮的一片，举目一看，这里，那里，都有人在忙碌着，有些人忙着转运棺材，有的则弯着腰在挖坑；两辆卡车停在附近，发动机却一直运转着，工人们用力把棺材举起，送进车厢。梅尔林鼓动着假牙，“啧，啧”，抿紧了他那厚厚的嘴唇。
这就是他目前所处的状况。
他当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公务员，临退休之时，被派来这里巡视公墓的修建情况。
梅尔林先后在多个部委中工作过，殖民地部、总军需部、商务部、工业部、邮电部、农业与粮食部，三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三十七年里始终被到处乱扔乱丢，错过了一切，在他从事的所有岗位上，他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梅尔林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沉默寡言，十分傲慢，稍稍有些爱卖弄学问，脾气也很糟糕，一年到头都绷着个脸，没个笑容，想要跟他开个玩笑都……这个人不仅长得丑陋，面目可憎，而且气量狭窄，傲慢自大，不断地让他的同事心生怨气，让他的上司也气不打一处来，于是，自然也就遭来了种种打击报复。他一到任某一单位，就会有人派给他一个艰难的任务，然后，大家开始厌烦他，因为，很快地，大家就觉得他滑稽可笑，不仅趣味过时，而且思想守旧，总之，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于是，人们就会在他背后取笑他，给他起外号，开他的玩笑，那都是他该受的。然而，他从来都没有犯过大错。他甚至还可以开列出他行政管理上良好业绩的单子，而且，这份单子还在不断增补之中，他总是在反复检查它，以便多少遮掩一下自己那整整一段惨兮兮的职业生涯，借口有一种不求回报的廉洁奉公，哪怕再被人瞧不起，也能释怀。有时候，他从某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过渡，就很有些像学校里老生对新生没完没了地戏弄。有很多次，他不得不高高地挥动手杖，抡得团团转，同时大声地呵斥着什么，仿佛随时准备赤膊上阵，要跟整个大地干上一仗，他真的让人感到害怕，尤其是让女人们，你们得明白，现在，女人们都不再敢接近他，她们倒是想要得到男人的陪伴，但她们不能留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尤其是因为，这话怎么说呢，这男人，他身上的味道可实在不好闻，让人实在有些不方便与之相处。没有任何地方能留得住他。在他的生命中，只有过很短的一个光彩阶段，那开始于一个七月十四日，是他与弗兰西娜的相遇，而结束于当年的万灵节，那一天，弗兰西娜跟一个炮兵上尉跑了。而这一切，已早是三十四年前的事情了。以一次对公墓的巡视来结束他的职业生涯，这件事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奇之处。
梅尔林就职于战争抚恤、津贴与补助及复员安置事务部已经有整整一年时间了。在部里，人们也是让他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然后有一天，人们接收到来自于那些个军人墓地的烦人消息。说是那里并非一切都很顺当。一位省长点明了在当皮耶发生的反常情况。但是，从第二天起，他就收回了前次的言论，不过，这已经引起了高层部门的注意。部里头认为，应该确保国家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实处，确保能在有关政策条文严格规定的条件下，给予为祖国捐躯的孩子们体面的安葬。
“真他妈的!”梅尔林说，瞧着眼前这一派凄凉的景象。
因为，正是他被指派来到了这里。人们觉得他是执行这一无人愿意干的任务的最佳人选。其方向就是那些大公墓。
助理图尼埃听到了他的话。
“您说什么？”
梅尔林转过身去，瞧了瞧他，“啧，啧”。自从弗兰西娜与她的上尉那件事以来，他就憎恨起了军人。他的思绪又返回到墓地的场景中来，很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站在这个地方，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小小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迪普雷壮起胆子说了一句：
“我建议我们首先得……”
但是，梅尔林一直留在那里，像一棵树一样呆立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面前，而这一景象，实际上也构成一种对他习惯了被迫害的倾向的奇特回应。
于是，他决定加速事情的进程，以求早早摆脱这一繁重的劳役。
“臭狗屎。”
这一次，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没人知道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
“依据191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条文的规定，做民事登记；按照1916年二月十六日的政府通函，建立个人档案卡片；按照1920年七月三十一日公布的财政法第106条所提及的，对权利所有者表示尊重，嗯。”梅尔林说着，这里打个钩，那里签个字，气氛并没有缓和下来，但，一切进行得很正常。只不过，这家伙身上发出一阵阵的臭味，就像一只臭鼬；当你跟他一对一地待在特地为身份登记而设置的木棚里头时，那真的是无法忍受。人们不得不让窗户就那样一直敞开着，尽管会有冰冷的寒风一阵阵地灌入。
梅尔林的视察从绕着墓坑走上一圈开始。保尔·夏博尔急忙在他的头顶上撑起一柄伞，但是，政府特派员的动作实在很难预料，他会突然转变方向，从而频频打击这个当地行政官员的良好意愿，让他无所适从，手中的雨伞也总是只为自己挡雨。梅尔林并没有觉察到这些，雨水从他的脑门上淌下来，他瞧着坟坑，那一副模样像是完全不明白要在那儿检查什么。“啧，啧。”
接着，众人来到棺材边上，他们为他细细讲解安葬的过程，他戴上了眼镜，镜片是灰色的，上面还带有几道划痕，简直就像是腊肠的外皮。他对照着身份信息：档案卡片上的，登记表上的，贴在棺材上的牌子上的，然后，“很好，就这样吧。”他嘟囔了几句，“我们也不能一整天时间全都搭在这上头。”他从夹克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怀表，没有通知一下任何人，便迈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向办公的大棚。
到中午时，他就填完了他的审查表。看到他工作时的那副样子，人们就会更好地明白他的衣服上何以有那么多的墨渍了。
现在，所有人都得签字。
“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分内事!”助理图尼埃宣称道，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十分满足。
“正是。”梅尔林回应道。
一番客套。众人全都站在棚子里，彼此传递着签字的笔，就像入葬的时刻众人互相传着圣水器那样。梅尔林把他那根粗大的食指摁在登记簿上。
“这里，有请家属代表来签……”
全国老战士联合会对政府足够地履行了职责，几乎享有了在全国到处出场的权利。梅尔林以一种阴沉的目光，看着罗兰·施耐德在那里签上了字。
“施耐德，”他最终说(他故意把这姓氏念成了“施那伊-达”，以强调自己的这番话)，“听起来是个日耳曼姓氏啊，是不是？”
对方立即昂首挺胸，想要反驳。
“这都不要紧，”梅尔林止住了他，又指了指登记簿，“这里，有请民事登记官来签……”
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来。签字在一片沉默中结束。
“先生，”施耐德开始说，他才刚刚有些醒过闷来，“您的想法……”
但是，梅尔林已经站了起来，比他高了整整有两个脑袋，又俯身向着他，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他，问道：
“在餐馆，我们能吃到鸡肉吗？”
吃鸡是他生存中的唯一乐趣。他的吃相很邋遢，他永远都不会脱下他的那件上装，在那点点墨渍之上，还有一块块的油斑。那都是吃鸡的好见证。
就餐期间，除了施耐德一直在那里搜索枯肠寻找反驳的词语，每个人都努力尝试着积极投入对话中。但是，梅尔林只顾自己一个劲地吃，连鼻子都埋在了盘子中，同时，仅仅只是从喉咙中发出几声咕噜咕噜，还有假牙的啧啧声响，作为对大家谈话的回应，而这也很快就扼杀了众人的交谈意愿。然而，视察已经结束，尽管特派员实在有些让人讨厌，饭桌上的气氛还是很快就缓解了过来，变得轻松活泼。工地的启动工作曾经相当困难，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小麻烦。在这类工程中，没有什么会跟人们预料的完全一样，即便文本写得极其详细，也从来不可能在你开展工作时完全符合你眼前的实际情况。就算你再怎么尽心尽职，还是会出现很多的意外情况，这就需要你大胆果断，敢于拍板，随后，既然你已经以某种方式开始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现在，在这个墓地，人们真希望赶紧完成这里的任务，赶紧把它清空。视察的结果是圆满的、正面的、令人欣慰的。不过，回过头来看一下，每个人还是有点儿后怕的。众人喝得不少，反正都是公家结的账，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甚至连施耐德最终也忘记了方才的羞辱，他不想争辩，只是在蔑视这个粗鲁的政府官员的同时，连连不停地喝着罗讷河谷出产的葡萄酒。梅尔林让人添了三次鸡肉，像个饿死鬼似的狼吞虎咽。他那胖胖的手指头上沾满了油。当他酒足饭饱时，他全然不顾同桌的其他人，把他根本就没有用过的餐巾一下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就走人，离开了餐馆。所有人全都猝不及防，四下里顿时一片大乱，必须急忙咽下最后一口菜，喝空杯中的酒，催要账单，核对费用，付钱，人们推倒了椅子，人们跑向门口。当他们来到外面时，只见梅尔林正对着汽车的轮胎在撒尿呢。
前往火车站之前，还得再去墓地转上一下，拿上梅尔林的皮包以及登记簿。列车四十分钟后出发，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耗费更长时间，更何况，天还下着雨呢，刚才就餐时，雨倒是停了那么一小会儿，现在又下了起来，而且还是瓢泼大雨。在汽车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感谢迎接和邀请的话也没有，真正是一个无赖。
一来到公墓，梅尔林就加快了脚步。他那双巨大的鞋子很危险地压弯了铺垫在水洼上的木板。一只瘦骨嶙峋的棕色皮毛的狗碎步向他跑来，梅尔林并没有放慢脚步，却把重心暗暗移到左脚上，冷不丁地抬起巨大的右脚，就朝那狗踢去，正好踢在它的腰身上；那狗大叫一声，在空中飞出去一米来远，摔了个仰面朝天。还没等到它翻身爬起来，梅尔林早已一步跳入深及脚踝的水洼，一脚就踩在狗的胸口上，巨大的鞋子让那狗动弹不得。狗开始发疯似的嚎叫起来，像是怕被淹死，并在水里扭来扭去，张大了嘴，似乎想咬什么。看到这一场面，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梅尔林俯下身来，用右手掐住了那狗的下颌，左手则掰开它的嘴，狗发出细小的呜咽声，挣扎得更厉害了。梅尔林早已死死地摁定了它，在它肚子上猛踢了一脚，又使劲地掰开它的嘴，就像是在对付一条鳄鱼，然后，猛地一松手放开了狗，狗在水里滚动了一下，重新站起来，拖着肚子逃走了。
水洼有些深，梅尔林的鞋子全部淹没在水中，但他全然不在乎。他转身朝向身后那一排站得整整齐齐的人，只见他们全都待在了木头的踏板上，瞠目结舌。而这时候，他已经在胸前挥舞起了一根足有二十多厘米长的骨头。
“这个，我是认识的，这可不是一根鸡骨头!”
如果说，约瑟夫·梅尔林表现出他是一个相当肮脏、相当可憎的官员，是一个愤愤不得志的官场失败者，那么，他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深思熟虑的人，一句话，一个正直的人。
这些墓地实在让他有些心碎，不过，他并不露声色，外表上没有显出什么痕迹来。自从上司任命他担任这个谁都不愿意担任的职务以来，这已经是他视察的第三处墓地了。对于他这个只是通过食品的限量供应与殖民地部的公务评语来看战争的人，第一次视察确实令他万分震撼。尽管长期以来始终躲开了枪林弹雨，他那颗愤世嫉俗的心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开始动摇。并非由于本来意义上的大屠杀，这一点，人们还能承受，大地始终遭受着种种灾难与瘟疫的摧残毁坏，而战争只不过是这两者的结合罢了。不，让他伤透了心的，是死者的年龄。灾难杀死了所有人，瘟疫灭绝了老人与儿童，而只有战争，在屠杀数量如此多的年轻人。梅尔林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如此的结果所震撼。事实上，他自身的某一部分已经停留在了弗兰西娜的阶段，而他这个巨大的、空洞的、不成比例的躯体中，依然还掩藏着小小一部分年轻人的灵魂，那正是战争中死者的年龄。
比起他的大多数同事来，他远没有那么愚笨，自他作为一个细心的官员对军人墓地进行第一次视察以来，他就发现了种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他在登记簿里看到了许许多多有待争议的东西，种种遮掩得极其笨拙的前后不一，但是，你又能怎样呢，当人们考虑到这一任务的艰巨重大，当人们看到这些被淋得湿漉漉的可怜的塞内加尔人，当人们想到这番不可思议的杀戮，当人们估算着眼下必须挖掘出来并转运走的尸体的数目……人们还能表现得挑三拣四、吹毛求疵吗？人们会闭上眼睛，不加理会。种种悲惨的情境必然会催生某种实用主义，梅尔林认定，对种种不合规矩的行为，最好还是眼开眼闭，不置一词，老天啊，让我们结束它吧，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吧。
但是，在这里，在夏齐埃尔-马尔蒙，焦虑死死地压住了你的胸口，让你几乎透不过气来。当你把两三个指标加以对证，例如，那些扔在深坑中的旧棺材的木板，那些没有烧掉而是被埋入土中的木板，又例如，挖掘好的坟墓数量与送走的棺材数量，还有某些日子里大致上的总结记录……这一切会把你引导到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而你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想法都会发生动摇。于是，当你遇见一条蹦蹦跳跳的癞皮狗，像一个舞女那样，嘴里还叼着一根法国大兵的尸骨，你体内的血会噌的一下涌上头顶。你会急切地渴望弄它个明明白白。
约瑟夫·梅尔林立即放弃了坐火车返回的打算，整整一天都忙于进行核实，要求人们做出解释。施耐德开始出汗了，如同在大夏天那样，保尔·夏博尔不停地擤着鼻涕，只有助理图尼埃，每当特派员向他问话时，会一如既往地使劲碰击鞋后跟，这个动作已经融入他的基因中，它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瞧着吕西安·迪普雷，而他，却观望着他那渺茫的未来前景，它正在渐渐地离他远去。
有关的统计表、笔录书、清单方面，梅尔林不想要任何人来帮忙。他来回走了几个地方，甚至还去了棺材仓库、货栈，以及好几处坟坑。
然后，他再回到仓库。
人们远远地看着他靠近过来，又离开，又返回，挠着脑袋，目光朝四面八方乱转，好像是在寻找一道数学题的答案。这阵势击打着人的神经，这态度那么咄咄逼人，这家伙竟然还一言不发。
然后，终于，他叫了一声：
“迪普雷!”
每个人都感觉到，揭示真相的那一刻就要来临。迪普雷闭上了眼睛。普拉代勒上尉曾对他明确交代过：“他检查他的工作，他视察他的情况，他提他的意见，我们全不在乎，您明白吗？而仓库，则相反，您可一定要把它们给我藏好了……我能寄希望于您吗，迪普雷？”
这恰恰就是迪普雷所做的：仓库迁移到了市镇所管辖的货棚中，总共是两天的活儿，除非这位其貌不扬的特派员，善于计算了再计算，把种种信息汇总对照，而那样的话，不会拖得太久。
“我看好像少了一些棺材，”梅尔林说，“甚至，还缺少了很多，我很想知道，你们都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
这一切全都是由于那条笨蛋狗，时不时地来这里找什么吃的，谁知道恰好在今天撞上了冤家对头呢。早知道的话，就应该朝它扔石头，赶它走，或者干脆把它打死得了。人类啊，好好瞧一瞧吧，这一切会把你们带到哪一步。
白天快结束的时候，工地上已经很安静了，干活儿的人员也快走光了，梅尔林从市镇所辖的货棚回来，简单地解释说，他还有事要做，他就睡在民事登记处的棚子里了，还说这事没什么要紧的。然后，他又迈着一个果断老人应有的步伐，朝墓地的小径走去。
迪普雷在跑去给普拉代勒上尉打电话之前，最后一次转身过去瞧了瞧。
那边，远远地，梅尔林一手拿着登记簿，刚刚在墓地北侧的一个坟茔前停了下来。他脱下了上衣，把登记簿合上，把它塞在衣服中，放在地上，抓起一把铁锹，用那只穿着满是污泥的鞋的大脚用力一踩，整个铁锹头都插进了泥土中。
25
他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早先并没有说到的熟人朋友，去他们那里避难了？没有了吗啡，他又该怎么办呢？他有办法找到吗啡吗？兴许他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中，这倒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只是，爱德华早已彻底丧失了理智。此外，他战前又是什么样的呢？阿尔贝不禁问起了自己。那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而为什么，他，阿尔贝，当初在那场盛宴中没有向佩里顾先生多问几个问题呢？因为，他也一样，也是完全有权利问问题的啊，提出种种问题，了解他的生死战友早先在认识他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吗？
但是，首先的问题是，他到底去哪里了？
爱德华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天了，这四天里，从早到晚，萦绕在阿尔贝脑子里的就是这些想法。他反复搅动着他们一起生活时的种种形象，像一个老人那样怀旧。
说实在的，其实他并不那么想念爱德华。爱德华的失踪甚至还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战友的在场加给他的种种责任的重负，突然间就化解于无形，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感觉到了解脱。只不过，他还是平静不下来。毕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他想到。尽管如此，假如人们好好地想一想爱德华的依赖感，他的不成熟，他的固执，那么，把他比作孩子倒还是很恰当的。如此愚蠢的想法攫住了他的脑袋啊，关于战争纪念碑的那些念头!阿尔贝从中看到了他的病态。且不说他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所有人那样，他一心只想着复仇呢。但是，他对阿尔贝那些理由充足的论据保持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这也够奇怪的了。他根本就不懂得一个计划与一个梦想之间的差别!这个小伙子，说到底，太不脚踏实地了，富人家的孩子里，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就仿佛现实跟他们根本无关。
一种又潮湿又严寒的天气笼罩了整个巴黎。阿尔贝曾经要求，让人来换掉他的广告牌，一天走下来，它已经膨胀得越来越厚，变得十分沉重，但是，始终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早上，在地铁附近，他的肩上就挂上了木板广告，中午吃快餐的时候才能换下来。干这活儿的，大部分是还没有找到一份正常工作的复员军人，他们有十好几个人，就在同一个区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监督他们的，这个可恶的人，总是躲藏在某个角落里，一等你把广告牌摘下来，揉一揉肩膀，他就会突然冲出来，威胁你说，假如你不马上继续你的转悠，那就请你立马走人。
这是一个星期二，走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日子，要在老佛爷商场和圣奥古斯丁之间行走(广告牌的一面是：拉维巴——给丝袜染上绚丽的色彩，另一面则是：利普……利普……利普……乌拉——胜利之表)。夜间刚刚停住的雨，到上午十点钟又开始继续下了起来，阿尔贝刚刚走到帕基耶尔街的转角。即便一个小小的停顿，从衣兜里找一下他的鸭舌帽，也是被禁止的，必须继续走。
“就这样，干活儿，向前走，”监督者说，“你不就是个木偶，不是吗？在这里，都是一回事!”
但是，雨下得很大，还很冷，真倒霉，阿尔贝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就后退一步，靠在了一栋楼房的墙上，膝盖一弯，广告牌就碰到了地面，正当他低下身子，准备从皮带子底下钻过去时，建筑物倒了下来，整个一堵墙全都砸在了他的头上。
撞击是如此猛烈，他的头当即向后一仰，带动了整个身子也往后一倒。他的后脑壳就砸在了石头墙上，广告牌碎了个四分五裂，皮带缠绕在了一起，把阿尔贝的脖子勒得死死的。他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拼命挣扎着，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本来就很重的广告牌压在他身上，让他动弹不得；当他试图站起身来时，皮带又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脊背。
这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际，令他惊愕万分：这就跟他当年在战场上被埋在炮弹坑里的情境完全一样。他被抑制住，无法动弹，缺氧，窒息，他心里想，他兴许就将这样死去。
他有些惊慌，他的动作变得很混乱，他想大声叫喊，但叫不出声来，一切发生得很快，太快，实在过于快，他感觉有人抓住了他的脚踝，要把他从瓦砾堆里拉出去，缠在他脖子上的皮带勒得越来越紧。他试图把手指头伸到那下面去，想扯松带子，松一口气，只听见一记猛烈的打击落在一块广告牌上，打击声回响在他的脑子中，突然间，一片光明出现，皮带松开了，阿尔贝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吸了太多的空气，他开始咳嗽起来，差点儿要吐。他寻求着保护自己，但抵抗什么呢？他试图挣扎，简直可以说，这就是一只感到了危险的盲目的小猫；他最终睁开了眼睛，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刚刚坍塌的楼房构成了一张人的脸，那是一张朝他俯下身来的愤怒的脸，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个庞然大物安东纳普洛斯叫嚷道：
“浑蛋!”
他的脸蛋胖嘟嘟的，厚厚的肉下垂耷拉着，仿佛点燃了愤怒之火，他的目光似乎想要把阿尔贝的脑袋到处都穿透。这个刚刚把他撞倒的希腊人，扭动着身体，扑上前来，猛地就坐在了广告牌的残片上，他巨大的屁股压在了广告板上，连同木板底下阿尔贝的胸脯，还一把揪住了阿尔贝的头发。这希腊人就这样骑坐在阿尔贝的身上，拔出拳头，开始狠狠地捶击他的头。
第一拳打下来，眉骨裂开了，第二拳下来，嘴唇裂开了，阿尔贝的嘴里立即就有了血的味道，他被压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希腊人继续吼叫着，从他嘴里喷出来一个一个的词，打在阿尔贝的脸上。一，二，三，四，阿尔贝喘不过气来，听到了叫喊声，他试图转过身去，但太阳穴上又挨了一下，他的脑袋一下子就爆炸了，他昏了过去。
嘈杂声，嗓音声，四周乱糟糟的一片……
一些行人过来干预，终于推开了大喊大叫的希腊人，推得他侧身倒地—他们可是三对一啊—阿尔贝终于得救了，平躺在了人行道上。有一个人立即说道要报警，希腊人顿时勃然大怒，他可不愿让警察过来，他所想的，无疑，就是要了这个躺在血泊之中失去意识的人的命，他伸出拳头指向他，叫喊着：“浑蛋!”有人大声呼吁安静，女人们连连后退，眼睛却一直盯着这个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人。有两个男人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冲上去从背后抓住了希腊人，于是，他就像一只乌龟无法翻身了。有人高喊着要给他一些教训，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干了什么，对刚才发生的情况，早已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这都是因为一个女人，你会相信吗？摁住他!您还好吧，您，摁住他，倒是过来帮帮我啊!这个希腊老粗，他也实在太壮了，当他试图翻身时，真的像一头抹香鲸，但是，说要真的伤到人，他看上去又太笨重了。有一个人说，无论如何，还是得叫警察来!
“警察，不要叫警察!”希腊人比画着吼叫道。
“警察”这个词加剧了他的愤怒和恼火。他一条胳膊挥过去，就把一个好心过来帮忙的人推倒在地；女人们齐声尖叫起来，尽管群情激昂，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人们似乎对争执的结果不感兴趣，几个嗓音在远处响起：“是一个土耳其人吗？”“当然不是，那是罗马尼亚人!”“哦，不!”一个很内行的人反驳道，“罗马尼亚人，就跟法国人一样，不是的，这个，是土耳其人。”“啊!”第一个人很惊喜，“瞧我说什么来的，是土耳其人吧!”正说到这里，警察终于赶来了，是两个警员，“到底出了什么事？”很愚蠢的问题，因为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有一个人在犯浑，人们正在试图阻止他打死另外一个人，后者就躺在四米开外，已经不省人事了。“好的，好的，好的，”警察说，“我们会弄清是怎么回事的。”实际上，人们却是什么都没能看到，因为事态发展得实在太快了。刚才已经控制住了希腊人的那些行人，这会儿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过来，都放开了手。而那希腊人，根本就不再需要费更多的力气，就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先是跪起来，再是站起来，那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就像一列加了速的火车那样，你可能被他碾过，没有人胆敢冒险，尤其是警察。希腊人扑到阿尔贝身上，而后者的潜意识大概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回归。就在那个安东纳普洛斯扑向他的时候，阿尔贝—实际上，那只是他的躯体在做自动反应，他依然还闭着眼睛，像梦游人一样轻轻地晃着脑袋—阿尔贝，也从地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挺身站立起来，并开始跑，在人行道上先向左后向右地跑了个“之”字形，越跑越远，希腊人一直就在后面追着。
所有的行人都很失望。
人们还在那里为事情的究竟而争得热闹非凡，却不料，故事的主角却跑了个无影无踪。人们都很失望，没能见证一次逮捕、一次审讯，因为，说到底，人们既然都已经参与了，总该有权利知道故事的结局吧，是不是？只有警察不觉得失望，他们高高地举起一条不带武器的、相信宿命的胳膊，任由事情自行发展，希望那两个人继续久久地跑下去，一个逃，一个追，因为，一旦跑过了帕斯基耶街，那就不再是他们负责的地界了。
此外，两个人的一追一逃实际上也很快就终止了。为了看得更清楚，阿尔贝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他跑得就像一个命悬一线的人，速度极其快，而希腊人则太肥胖，追不上他，不一会儿，他就被甩开了整整两条街，然后，三条街，再后来，四条街，阿尔贝先是向右跑，接着往左跑，他只要不是转个圆圏又回来撞上安东纳普洛斯就行，他已经不用再担心了，假如不用考虑到他已经被打碎了牙齿，打破了眉弓，脸上有血肿，肋骨疼得很。
这个身上流着血、走路摇摇晃晃的人很快又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行人们见他过来，纷纷不安地躲开。阿尔贝明白到，他已经成功地拉开了行凶者和他之间的距离，也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对周围人所产生的糟糕效果，于是，就在斯克里布街的喷泉处停了下来，捧了些水洗了一把脸。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他才开始感觉到疼痛。尤其是裂开的眉弓。他没有办法止血，即便他用衣袖紧紧压着额头，血依然流得到处都是。
一个戴着帽子、衣着漂亮的年轻女郎独自一人坐着，把她的手包紧紧贴在身边。阿尔贝一走进候诊室，她就把目光移到了别处，要想不被人看到，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头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还是面对面地待着。她的身子扭来扭去，瞧着窗外，而窗外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她偶尔还咳嗽几下，咳嗽时就赶紧用手捂住脸，好像更担心被他注意到，而不是瞧着他的惨样，他还一直在流血—他从头到脚都是血迹斑斑—他那破了口子的脑袋说明，他刚刚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刻。而眼下，在从公寓另一端传来脚步声和嗓音，马尔蒂诺大夫的身影最终出现之前，他又经历了第二段糟糕的时刻。
年轻女子站了起来，但马上又停住了。看到阿尔贝的那副模样后，大夫对他做了个手势。阿尔贝走向前，年轻女子又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一言不发，重新坐下，像是被罚了一样。
医生什么也没问，把了把他的脉，这里摁摁，那里摁摁，做了一个简明的诊断：“你的嘴脸被揍得可以啊……”接着用纱布堵住牙龈上的裂口，嘱咐他去看牙医，还给他缝合了眉骨处的伤口……
“十法郎。”
阿尔贝翻开他的所有衣兜，开始扒拉，结果只有几枚硬币掉到了椅子底下，他赶紧趴在地上捡，医生一把拿过所有的钱，根本就不到十法郎，差远了，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一言不发地领着阿尔贝走向门口。
一种恐惧感立即就攫住了阿尔贝。他紧紧拉住了那一道宽得足可通车辆的大门的门把，世界开始在他的周围旋转起来，他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直想吐，感觉就要倒在原地，或者就要扎入土地之中，就像要陷入流沙之中。一种可怖的眩晕感。他睁圆了眼睛，手摁着胸口，简直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门房立即赶过来。
“您不会吐在我门前的人行道上吧？”
他无法回答。门房看了看他刚缝合的眉骨，点了一下头，然后抬眼看天，心想，没有什么比人更娇弱了。
发作并没有持续。很剧烈，但很短暂。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就在1918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在被埋入弹坑之后的那几个星期中。即便在夜里，他也会惊醒，梦见自己埋在土地下，窒息而死。
当他开始行走时，街道在他的周围跳起舞来，他似乎觉得，现实环境是全新的，比真实的要更模糊一些，更扑朔迷离，摇摇晃晃，影影绰绰。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地铁站，每一记响声、每一个动静都会让他惊跳起来，他一连二十次地扭过头去看，提防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那个巨人普洛斯。真是倒霉透顶了。在一个如此的大城市中，人们有可能待上整整二十年而不会遇见一位老朋友，而他，他却一下子就撞上了那个死敌希腊人。
阿尔贝的牙开始剧烈地疼起来。
他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下，想喝他一杯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酒，但是在点酒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意识到，他所有的钱已经全都给了马蒂诺医生。他又走出咖啡馆，去乘地铁，不太流通的空气几乎令他窒息，一阵极度焦虑的情绪掐住了他，他返回到地面，步行走完最后的一段路，回家后，他已经疲惫不堪，白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浑身哆嗦着，不停地回想他所遭遇之事的种种细节。
他莫名其妙地发怒。他本来应该在第一次遭遇他时就把他杀死的，这个浑蛋希腊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对待自己的生活会如同看待一场无名的灾难，他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感觉他很难能逃脱这一切，在他的意愿中，某种抗争的念头也被粉碎了。
他瞧了瞧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整张脸都肿得很厉害，血肿处有了淤青，真是一个苦役犯的脑袋。以前，他的战友也曾一样，瞧着镜子里的自己，以证实自身的霉运。阿尔贝把镜子扔到地上，然后，不带一丝愤怒，把摔碎的镜片一一捡起，然后再扔掉。
第二天，他什么也没吃。整个下午，他就在客厅里一个劲儿地转圈，像是旋转木马那样。每当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恐惧感就重新把他攫住。他生出种种愚蠢的想法：既然希腊人已经找到了他，就一定会四处打听，会去找他的老板，会找到这里来，向他讨债，把他杀死。阿尔贝跑到窗边，但是，在那里，他根本就看不到普洛斯可能会露面的那条街，他只能看到房东的家，像往常一样，贝尔蒙夫人就站在窗后，目光空洞，神色茫然，沉浸在回忆中。
未来的前景一片暗淡。不再有工作，被希腊人紧紧跟踪，必须搬家，寻找另一份活儿。好像这件事很容易似的。
随后，他渐渐安下心来。要说希腊人会找上门来，那纯粹就是一个笑话、一个幻想罢了。首先，他又能怎么着呢？他难道会发动他的全家人，以及整个行会的同行，来寻找一个装有吗啡的纸盒吗？更何况，那里头的内容都已快耗尽了，简直是滑稽可笑之极!
但是，阿尔贝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他的躯体却无法在行动中分享。他继续颤抖不已，他的害怕显然毫无理性可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黑夜来到，随着黑夜一起降临的，则是鬼魂、恐惧。黑暗所造成的情绪放大并摧毁了他仅剩下的那一点儿清醒，惊恐又占了上风。
阿尔贝哭了，他很孤独。关于阿尔贝生命中的眼泪，足可以写出一个故事来。这些眼泪，绝望的眼泪，根据他所看待的是生命还是未来，会在忧伤和恐惧之间漂移不定。他时而直冒冷汗，时而忧郁万分，时而心跳加速，时而悲观绝望，时而感到窒息，时而又眩晕不已。他心里想，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个套间了，但同时，他又不能再留在那里头了。眼泪加倍，越流越多。逃跑。这个词突然在他脑海里鸣响起来。逃跑。由于黑夜的缘故，这一想法渐渐地膨胀，扩大，挤碎了所有其他的前景。他不再想象这里的未来，不仅是这个房间里的，同样也是这一城市中的，这一国家中的未来。
他跑到抽屉前，翻出那些带有殖民地风光的照片，那些明信片。一切从零再开始。接下来的一记闪电映现出了爱德华的形象。阿尔贝冲向大衣柜，找出那个马头面具。他小心地戴上面具，就像在拿捏一件珍贵的古董一样。他立即感到受到了掩蔽、保护。他很想看一看自己，想从垃圾桶里翻找出一块相当大的玻璃片，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只能在玻璃窗上寻找他自己的映像，结果遇见了一张马脸，他的恐惧消失了，一种亲切的温和感笼罩了他，他的肌肉也放松了下来。在慢慢地适应过程中，他的目光落到了院子的另一端，落到了贝尔蒙夫人的窗户上。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有从很远的一间房子里照过来的一道微光，还映在方格玻璃窗上。
霎时，一切都变得明朗了。
阿尔贝必须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才能摘下马头面罩。他感觉到一阵寒冷，特别不舒服。就像那些炉子那样，由于燃烧时积累了很多的热量，当炉火熄灭很长时间之后，还能保持相当的温暖，阿尔贝也事先存储了一点点力气，足够用来打开房门，把马头面具夹在胳膊底下，慢慢地走下楼梯，掀开雨布，然后，他发现，装着吗啡的那个硬纸盒不见了。
他穿过院子，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米，夜空现在是一团漆黑，他夹紧了胳膊底下的马头面具，摁响了门铃。
贝尔蒙夫人过了很长时间才过来应门。她认出了阿尔贝，一句话没说就打开了门。阿尔贝走了进去，跟在她后面，他们穿过一条走廊，进入一个窗户板已经打开的房间。露易丝睡在一张儿童床上，床有些过于狭窄，但她双腿蜷曲着，睡得很香。阿尔贝朝她俯下身来，这个熟睡中的孩子显现出一种出奇的美。地上，躺着爱德华，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被单，在阴影的映衬下，那白色变成了一种象牙色，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走进屋来的阿尔贝。在他身边，摆着装有吗啡的硬纸盒。十分内行的阿尔贝马上就确认，吗啡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他微微一笑，为摆脱束缚，戴上了马头面具，向爱德华伸出手去。
将近子夜时分，爱德华坐在窗户底下，阿尔贝坐在他边上，很认真地把爱德华画的那些纪念碑的图样放到膝盖上。爱德华看了一眼他朋友的脸。真够惨呐。
阿尔贝说：
“好吧，你给我好好地解释一下。这个关于纪念碑的故事……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正当爱德华在一个新的对话本上写着他的句子时，阿尔贝翻阅起了那个素描本。他们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件事情中，一切都是能够解决的。他们根本用不着创建什么皮包公司，只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就行了。也不需要什么办公室，只要一个简单的邮箱就可以。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一段相当有限的时间内，对客户推广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促销，让客户把订货的预付款打过来，然后，他们立马带着钱逃跑。
只剩下一个问题，而且是个极大的问题：要启动这笔生意，首先还是需要有钱。
爱德华恰恰就是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启动资金问题，以前还是如此重要，简直就彻底束缚住了阿尔贝的头脑和手脚，还让他几乎动怒，而现在，它怎么就变得不再要紧，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很显然，这应该跟他眼下的身体状态有关，他的血肿，他刚刚缝合的眉弓，他青肿的眼睛……
爱德华又想起来几天前阿尔贝的那次外出，想起来他回来后的那种失望；他想象着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一段爱的悲伤。他寻思着，阿尔贝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一时性的愤怒的打击，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他会不会明天就不干了？无论如何，爱德华别无他择，假如他想投身到这一冒险之中(天知道他是多么执意地看重这个!)，那他就得豁出去干，把他战友的决定看成是深思熟虑后的举措。然后，为他祈祷吧。
这场对话中，阿尔贝显得很正常、很理智，他说的话都很合乎情理，只不过在说到一个句子的正当中时，突如其来的寒战会让他从头到脚都乱抖起来，尽管房间里温度不太高，他还是会大量出汗，尤其是手掌心。这一刻，他同时就成了两个人，一个像一只兔子似的哆嗦不已，是被活埋在弹坑中的前法国兵；另一个则在那里思考、计算，是银行的前会计。
因此，做生意所需要的钱，怎样才能弄到手呢？
阿尔贝久久地瞧着那个马头面具，只见它也在静静地盯着他。落在他身上的这一平静、亲切的眼神，对他是一种鼓励。
他站了起来。
“我想我可以找到办法……”他说。
他一直走到桌子前，慢慢地清理着桌上的杂物。
他坐了下来，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摆上了墨水瓶、羽毛笔，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在信纸的左上方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地址之后，他写道：
尊敬的先生：
您上次邀我拜访贵府期间，曾热心地向我推荐了您门下某公司的一个会计职位。
假若这一推荐还有效的话，请相信我很愿意……
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法，这句格言是法国作家帕特里克·朗博(patrickrambaud，1946—)在自己的小说《战役》(1997年龚古尔文学奖作品)中借助于某主人公之口说的。
这里有文字游戏，“从嫁妆那一面看上去”的原文为“vuededot”，与“从背面看上去”(vuededos)为同音词组。
这几位都是当时法国有名的政界人物。其中，保尔·德夏奈尔（pauldeschanel，1855—1922）曾任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曾任法国总理与总统。雷翁·都德（léondaudet，1867—1942）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作家和记者。
“枪口朝左”(passerl’armeàgauche)在法语的军队俚语中意为“死去”。
安瓿：拉丁文ampulla的译音，容量一般为1—25ml。
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明，这句话引自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bernanos，1888—1948)的某部作品。
对一个人的背或者一件东西画十字，表示最终告别或者彻底放弃。这是西方人的一个习惯动作。
这里的玛丽亚公主(princessemarie)应该是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博尔孔斯基，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长得有点丑，但为人善良、性格温顺。
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王子(princenicolasbolkonsky)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是退休的俄罗斯将军，安德烈和玛丽亚的父亲。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脾气很大、倔强、粗鲁，但英勇。
格莱姆(golem)，是犹太民间传说中有生命力的假人或曰魔像，相传是用巫术灌注黏土而产生的有自由行动能力的人偶。该词曾在《圣经·诗篇》中出现过，本意是“原料”“胚胎”或“未成形的体质”，寓指上帝尚未塑造完全的人类。
恩斯特·维尔格兰(ernestvilgrain，1880—1942)：法国的一个面粉厂主。他于1919年创建了所谓的“维尔格兰棚舍”，这些商店极其简陋，以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低价，为巴黎以及郊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此举在数年中为稳定法国的物价做出了一定贡献。
《西部闪光报》(l’ouest-Éclair)：后来改名为《法兰西西部报》(l’ouestfrance)。
斯佳纳莱尔(sganarelle)是莫里哀喜剧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且常常由莫里哀自己来扮演。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意大利语的动词“sgannare”，意思为“使人醒悟”“让人睁眼看清”。
帕利亚乔(pagliaccio)本来是意大利人鲁杰罗·雷翁卡瓦洛(ruggeroleoncavallo)的一出二幕歌剧《帕利亚奇》(1892)中的主人公。
这一段文字是对西班牙老牌汽车商生产的希斯巴诺-苏莎牌汽车标志“鹳”的造型的具体描绘。
乔治·基纳梅尔(georgesguynemer，1894—1917)：法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战斗英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取得五十四次战斗的胜利，最终在战斗中牺牲。
扶轮社(rotary)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服务组织，世界各地共有三万多个扶轮社。它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1905年创立于美国。
原文如此，上文中说到的是玛德莱娜拜访伊冯娜。这里却是伊冯娜拜访玛德莱娜，或可理解为是另一次拜访。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后任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军队总司令。
原文如此，上文说的是十一月十一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十一月一日是“万圣节”。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194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920年出任法国总理，后来以温和派联盟领袖的资格当选共和国总统。都德，见前文中的注。让·达尼昂-布弗雷(jeandagnan-bouveret，1852—1929)，法国画家，属于自然主义画派。乔治·罗什格罗斯(georges-antoinerochegrosse，1859—1938)，法国画家、装饰艺术家。
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法国本土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每个省也就管辖几十万人口，不足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
兰德鲁（henridésirélandru，1869—1922）：法国的著名连环杀手，曾先后杀害多名女子，以“岗拜地方的蓝胡子”的外号而闻名遐迩。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战役，战事持续了1916年几乎一整年，德法两国投入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双方军队死亡超过二十五万人，五十多万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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