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安坐在一把宽大的皮面扶手椅中，漫不经心地把右腿搁到椅子的扶手上，一手举着一大杯颇有些年头的白兰地，在灯光底下慢慢地转动。他带着一种故意假装的超脱，聆听人们的谈话，刻意显现出他是一个“懂行的家伙”。他很喜欢此类多少有些随意的表达。假如他的言行只关乎他一个人的话，他甚至会变得粗俗不堪，会当着一大群无法感到自己被激怒的人的面，从容不迫地说粗话，并从中体验一种真正的乐趣。
要做到这一点，他还缺少五百万法郎。
有了这五百万，他兴许就能彻底沉湎于一种奢侈的生活了。
普拉代勒每星期要到赛马俱乐部来三次。并不是因为这地方特别能让他开心—相比较于他的期望，他觉得这里的水平很令他失望—而是因为，它构成了他社会地位上升的一种象征，对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赞赏再赞赏。水晶吊灯、呢绒帷幔、挂毯地毯、镀金饰品、服务人员刻意显出的矫揉造作的尊严，还有数额高得令人惊愕的年费，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一种满足，而结交名流显贵的无数机会，则使得这一满足感倍增。他是四个月之前进入这家俱乐部的，此事还差一点没能成，因为赛马俱乐部的头面人物对他颇有些提防。但是，若是必须婉拒所有新贵加入俱乐部的话，那么，经过最近几年的战争大屠杀，俱乐部就将成为空荡荡的中央大厅。此外，普拉代勒拥有某些靠山，那是人们很难绕过去的，首先得数他的岳父大人，对他的任何要求，人们是根本无法拒绝的。此外，还要加上他跟菲尔迪南的关系，此人是莫里厄将军的孙子，尽管他只是一个社会等级很低的小青年，而且多少有些颓废没落，但是他集结了整整的一个社会关系网。扔掉一个环节就等于抛弃整整一条链子，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了人脉，有时候会导致你受困于那些事情……至少，他奥尔奈-普拉代勒，是有一个名分的人。有一种心狠手辣的性格，但毕竟出身于贵族。因此，最终，他被人们接受了。再说，俱乐部的执行主席德·拉罗什富科先生认为，这个高个子年轻人用冲锋的步子穿越大厅，像一股永恒不息的风，对整体景观来说也没那么不堪。他的那种高傲自大充分印证了一句格言：一个征服者总有某种丑陋面。因此，尽管相当庸俗，但是，还是一个英雄。就如同人们需要有漂亮女人那样，在一个美好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总是需要有那么几个英雄的。而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在他这年纪还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人，而像他那样的人就已经相当能装点门面了。
迄今为止，奥尔奈-普拉代勒只是在一味吹嘘自己在大战中的表现。甫一退伍，他便投身于军用存储物资的回收与贩卖。几百辆法国和美国的军车，种种发动机，种种拖车，几千吨的木材，还有布料、雨布、工具、五金制品、小零件，都是国家不再使用，并需要处理掉的。普拉代勒购买了一整批这样的装备，然后转卖给铁路公司、运输公司、农业企业。由于这些存储领域的看管防护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漏洞，他从中赢得的利润十分可观，只要稍稍给一点酒钱小费之类的好处费，你当场就能用买一辆卡车的钱拿到三辆，用两吨货物的钱换得五吨。
莫里厄将军的关照，还有他自身民族英雄的身份，为奥尔奈-普拉代勒打开了一道道方便之门，而他在全国老战士联盟—它通过帮助政府粉碎最近的好几次工人罢工，而显现出了它的用处—中所起的作用，则为他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好处。全靠了这一切，他已经拥有了处理库存物资的重要市场，得以成功卖掉军需物资，并买下几万法郎的债券，而把这些债券卖掉后，他就将拥有几十万法郎的利润。
“你好，老兄!”
来者是雷翁·雅尔丹-波利厄。一个有身份的人，但生来个子矮小，比常人要矮十厘米左右，其实，这一点说来既可以算很少，也可以算很多，对他而言，实在很要命，他认出了对方，便匆匆朝他走来。
“你好，亨利。”他回答道，微微晃了晃肩膀，他以为这样一来会让他显得稍稍高大一点儿。
对于雅尔丹-波利厄，能有权直呼奥尔奈-普拉代勒的名字，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为了这一点，他简直可以出卖父母双亲，说来，他也确实曾经这样做过。他装模作样地学着别人的腔调，以为自己就跟别人一样了，亨利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朝他伸出一只软绵绵的手，接着，他用一种低沉而又紧张的嗓音问道：
“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还是老样子，没什么，”雅尔丹-波利厄回答道，“一点风声都没放出来。”
普拉代勒抬了一下眉头，略略有些不适，他特别擅长抓住小人物的心理，根本不用听什么言谈，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知道，”雅尔丹-波利厄连连道歉，“我知道……”
普拉代勒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早在几个月之前，国家就已做出决定，授权一些私人企业去挖掘埋葬在战场附近的阵亡军人的遗骨，有关部门的法令倡导“建造数量尽可能少的但容量尽可能大的墓地”，该计划的目的就是把那些相对零散的遗体集中到大型的军人公墓中。因为到处都有军人墓地，到处都埋有士兵尸体。一些即兴修建的墓地就在离战场仅仅几公里的地方，有的甚至离前线只有几百米距离。有些建有坟茔的土地现在必须恢复农业耕作。早在好几年前，差不多从战争一开始起，就有阵亡者的家庭要求到他们为国牺牲的孩子墓前致哀。这一番对坟地的重新整合，并不排除将来有一天向那些提出要求的家庭归还他们为国牺牲的孩子的尸骨，但政府还是希望，在那些巨大的陵园中，已故的英雄们能够安息“在他们为国捐躯的战友身边”，由此，也能够安抚阵亡者家属热切的悼念之心。此外，这样做也能避免一家一户地单独运送遗体，从而再次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并且，转送尸体往往会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一件真正伤脑筋的事，单单运输的费用就是一大笔钱了，而只要战败的德国迟迟不肯赔款的话，国库几乎始终空空如也。
集中整合为国牺牲的士兵的遗体，这一倡导公民道德与爱国意识的巨大工程，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连接起了整整一条有利可图的产业链，有好几十万的棺材要制作，因为大部分阵亡者当初直接就埋在了泥土中，有的也仅仅只用军大衣简单地裹了裹。有几十万具遗骸要用铁锨来挖出(有文件明确规定，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一点)，同样数量的尸体要装进棺材，用卡车运输到出发的火车站，同样数量的重埋移葬要在目的地陵园中来做……
如果说，普拉代勒赢得了这一市场的一部分，那么，他手下的中国劳工们就将挖掘几千具尸体，而每具尸体的挖掘只需花费几个生丁的成本，他的车子将运载几千具腐烂的遗骸，他的塞内加尔劳工将把这一切埋进修建得整齐划一的墓地中，而每一座坟上都会有一个价钱很贵的漂亮十字架。而他通过这一切的一切赚得的钱，足够他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彻底重建他在拉萨勒维耶的家业了，而它也确实是一个要命的无底洞。
算起来，每具尸体的移葬价格是八十法郎，而实际上的成本只是二十五法郎左右，普拉代勒希望能够由此净赚二百五十万。
此外，假如部里头还有一些双方自愿的订单，那么，即便刨去一些小小的贿赂费用，还是能够赚取差不多五百万。
好一笔千载难逢的世纪大生意。对于商业贸易，战争确实提供了很多好处，即便在战后，也是如此。
雅尔丹-波利厄的父亲是国会议会的议员，他消息很灵通，通过他，普拉代勒干什么都能提前一步行动。从大规模的士兵复员工作展开以来，他就创建了普拉代勒股份公司。雅尔丹-波利厄和莫里厄家的孙子每个人都为公司入股了五万法郎，同时还带来他们宝贵的社会关系，普拉代勒个人投资了四十万。这样，他成了老板。如此，能获得百分之八十的利润。
那一天，公开合同的招标委员会召开了投标大会，整整讨论了十四个小时。靠了他的积极介入，外加十五万法郎的贿赂，普拉代勒已经把委员会给彻底搞定了：三人委员会必须从不同的竞标者中断然做出选择，必须公正不偏地做出决定，结果，三个委员中有两个被普拉代勒收买，合穿了同一条裤子，他们应该会认定，普拉代勒股份公司出的价钱最合理，它出具的摆放在殡仪公司货柜中的棺材样本最符合要求，既维护了为国捐躯的法国士兵的尊严，又充分考虑到了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有鉴于此，普拉代勒应该看到了自己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会有十来个小项领先，兴许还更多。
“部里可有什么消息？”
雅尔丹-波利厄窄窄的脸上绽开了一丝宽宽的微笑，他回答说：
“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
“是的，这个，我知道，”普拉代勒吐露道，稍稍有些厌烦，“问题是，什么时候呢？”
他的担忧并不仅仅跟招标委员会的讨论有关。统一负责户籍事务、财产继承、军人墓地的那个处室隶属于战争抚恤部，在紧急情况下，或者在它认为必须的情况下，部里授权该处室来负责各方都能达成一致的市场行为。此时，便无须通过一种竞争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一情况下，一种真正的垄断形式便会向普拉代勒股份公司敞开怀抱，它就基本上能做到它所希望要的，每一具尸体一百三十法郎的价……
普拉代勒装出上流社会精英在最紧张的情况下也会有的那种冷漠神态，但实际上，他的神经质让他几乎都快要疯了。很可惜，对他提出的问题，雅尔丹-波利厄暂时还没有什么答案。他的微笑一下子就僵住了。
“我不知道……”
他面色苍白。普拉代勒移开了目光，这是要打发他走。雅尔丹波利厄赶紧撤退，假装认出了赛马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可怜兮兮地赶紧跑向宽敞大厅的另一头。普拉代勒看着他远去，这家伙，鞋后跟分明垫了什么东西。假如他不因自己个子矮而自惭形秽就好了，他本来会是一个聪明人，而眼下，他的自卑情结让他彻底丧失了冷静，真的太可惜了。普拉代勒在自己的计划中拉拢他，看中的可不是这一品质。雅尔丹-波利厄有两大弥足珍贵的价值：一个当议员的父亲，一个身无分文(要不然，谁会愿意嫁给一个如此的小矮个!)却美妙动人的未婚妻，这是一个褐发女郎，有一张美丽的小嘴，再过几个月，雅尔丹-波利厄就要娶她为妻了。在第一次见面介绍认识时，普拉代勒就感觉这个姑娘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这一联姻，她知道这桩婚姻要以她的美貌为代价，她能赢得种种好处。这一类女人的付出是需要回报的，看到她在雅尔丹-波利厄家的客厅中走动的样子—对这一切，普拉代勒的目光从来就不会出错，他心里说，这就像他在挑选赛马那样，从来不会看错眼—他敢打赌，她应该是很会做人的，甚至都不会期待什么婚礼仪式。
普拉代勒转过头来，看着自己手中的那杯白兰地，心中无数次地盘算该采取什么样的计策。
要制作如此大量的棺材，就得把生意转包给很多的专门公司，而这个，却是被跟官方签订的契约所严厉禁止的。但是，假如一切全都正常进展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人会来细查。因为，为了利益，所有人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在一个适当的期限内，让国家拥有数量虽不多却容量很大的漂亮墓地，得以让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场战争最终归类到种种糟糕的记忆中去。
而普拉代勒，除此之外，还将赢得权利，得以举起他的那杯白兰地，并在赛马俱乐部的大厅中肆无忌惮地打嗝，而不会有任何人觉得此举有什么可指责的。
他一直在那里苦苦思索，竟没有看到他的岳父走了进来。只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鸦雀无声，才让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那是一种如同被裹进了棉花包一般的死寂，让人不寒而栗，恰如主教进入了大教堂。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晚矣。老人家来到时，你还停留在这一懒散的状态中，真的是一种大不恭的行为，实属不可原谅。而要过于快速地改变态度，则等于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关系。总之，左右都是糟糕的结果，怎么选择都不妥。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刺激他人，普拉代勒宁可自取烦恼，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代价最小。于是，他往后挪了挪屁股，尽可能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同时还掸了掸肩膀上一粒看不见的灰尘。他把原本搭在椅子扶手上的右脚放下，滑到地面，身子在扶手椅中挺起来，装出一副好脸色，同时在他那张复仇的清单中默默地记录下这一情境。
佩里顾先生迈着一种缓慢而又温厚的脚步，走进了赛马俱乐部的大厅。他假装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他女婿的举止，就把这一举动归类到了欠下债务终须一还的行列。他从一张张桌子之间穿过，不时地伸出一只仁慈君王般的软绵绵的手，同时，以一种总督大人的高贵口气，随口叫出在场之人的名字：“你好，亲爱的朋友巴朗热。啊，弗拉皮耶，您也在这里。晚上好，戈达尔，还拼命展现自己特有的幽默感，但是……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不是帕拉梅德·德·夏维涅吗？”走到亨利身边的时候，他仅仅微微低了一下眼皮，带着一种心领神会的神态，像一个神秘莫测的斯芬克斯，然后，继续他在客厅中的穿行，一直来到壁炉边上才停下，他伸出两只分得很开的手，显出一种极其夸张的满足感。
他转过身来，看到了女婿的后背。这姿势明显是故意摆出来的。被人如此地从背后观察，应该是很不舒服的。而人们看到这两个人彼此较劲的样子，会很容易猜到，两个男人正在下的这盘棋才刚刚开局，之后一定会波澜起伏，好戏连台。
他们之间，嫌恶之情向来是自发的、平静的，而且几乎是安宁的。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敌视。一开始，佩里顾就立即嗅出，普拉代勒身上有一种荒淫无耻的恶棍味道，但是，他抵挡不住女儿玛德莱娜对此人的迷恋。对此，没有任何人说什么，但是，只须花一秒时间察看两个人在一起的情景，人们便会明白，亨利很讨她的开心，而她也不会停留在这一步，这个男人，她是要的，她是死死地要定了的。
佩里顾先生很爱他的女儿，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从来就不太感情外露，只要她不是那么傻乎乎地一味沉迷于对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的狂恋，那么，知道她很幸福，他也就感到幸福了。出身于豪富家庭，时时养尊处优的玛德莱娜·佩里顾，向来就是一些浪荡公子垂涎三尺的追求对象，尽管她长得只是稍稍说得过去，还是有很多男子迫不及待地来向她献殷勤。她可并不傻，只是性子火暴，容易发怒，像她已故的母亲，总之，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人，不是那类能轻易得手，能向诱惑让步的人。还在战前，她就早早识破了那些人的真面目，这些野心勃勃的小人，发现她从正面看上去很是一般，但从嫁妆那一面看上去非常漂亮。她以一种相当有效而又隐秘的方式让他们打消了念头。三番五次地有人前来求婚让她心中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太多的信心，因为，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才二十五岁，而当战争随着她的弟弟阵亡而告结束时，她也才三十岁，当然，弟弟之死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就在这一阶段，她觉得自己开始变老了。这一点兴许能够解释那一点。她在三月份遇识了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七月份就嫁给了他。
男人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个亨利，他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竟可以激得佩里顾大小姐如此心急难熬，他这个人倒是不错，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但是……这是男人们的看法。因为，女人们，她们可是抓得很紧的。她们瞧着这副如此俊朗的容貌、这波浪般卷曲的头发、这明亮的眼睛、这宽阔的肩膀，还有这皮肤，天哪，她们明白，玛德莱娜·佩里顾当初真的很渴望品味这一切，而之后，则深深地为之心醉神迷。
佩里顾先生没有坚持他的反对意见，这是一场还没开始就已注定要失败的战役。他只是谨慎地提出他的最终底线。在资产者阶层中，这叫作婚姻契约。玛德莱娜从中没有发现什么可指责的。而那位英俊的女婿却相反，看到那份由家庭律师制订的计划书时，则很不高兴地板起了脸。两个男人彼此对视，一言不发，好谨慎的措施。玛德莱娜继续是家族中唯一的资产持有人，并成了婚后所收获的一切的共同物主。她很明白她父亲针对亨利的那些疑虑重重的保留措施，这份契约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明。当一个人拥有一份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小心谨慎也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她微笑着对她丈夫解释说，这不会改变什么的。而他普拉代勒，则知道，这已经改变了一切。
首先，他感觉自己受了骗，他的努力只得到了糟糕的回报。在他不少朋友的生活中，婚姻解决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不过，有时候，一段好姻缘也是很难赢得的，必须巧妙周旋，精心经营，但是，一旦成功的话，那就会带来滚滚财源，从此以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对于他，婚姻没有改变什么。从名誉地位这方面来看，这个，没什么说的，他获得了利益，真的很辉煌。亨利本是个穷小子，现在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在他的个人小金库里，他很快就挪用了差不多十万法郎，并立即投到了他故乡家业的修葺上，但是，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一切都坍塌了，真的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啊)。
亨利还没有发大财。同样，买卖也远没有失败。首先，因为这桩婚姻为113高地的那段给他带来些许悲伤的老故事画上了句号，就让战争场景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好了(人们以为早已忘却的一些陈年往事，有时还会一再地显现)，那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了，因为现在，他成了富人，即便只能通过委托书来实现财产转移，他也有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来撑腰。娶玛德莱娜·佩里顾为妻几乎让他成为无法伤及的人，真正刀枪不入。
其次，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好处：家族的关系联络网(他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德夏奈尔先生的好友，还是普恩加莱先生、都德先生，以及其他众多社会名流的朋友)。而他对投资上的最初那些回报感到很满意。再过几个月，他就能够直视他未来的岳父了：他睡了他的女儿，他一手控制了他的关系网，而三年后，假如一切能按他的意愿发展下去，那么，在赛马俱乐部，他就能更加一帆风顺，而那老头儿，就进他的吸烟室抽烟去吧。
佩里顾先生从旁人口中得知了他女婿迅速致富的方式。毫无疑问，这小子显现出下手快、效率高的特点；他统领着三家公司，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赚取了大约一百万法郎的纯利。在这一方面，他可真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但是佩里顾先生从心底里质疑着这一成功。太悬乎了，有很不确定的敏感问题。
好多人团团围绕在了显贵周围，成了他的客户：天下财富没有一种是缺乏奉承者的。
亨利看着他岳父忙他的事。他从中学到不少，而且暗暗钦佩不已。毫无疑问，这固执的老螃蟹真是能干。多么镇定，泰然自若。他带着一种有所选择的慷慨，提出种种意见、吩咐、推荐。周围的人都早已学会了把他的建议当作命令，把他的保留看成禁令。他是这样一类人，当他拒绝了你某一件事情时，你从来就不可能对他发火，因为留在你这里的，他随时可以从你身上拿走。
这会儿，拉布尔丹满头大汗地走进了吸烟室，手上捏着一块很大的手帕。亨利忍住了一声表示轻松下来的叹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对方的肩膀，把他拉到隔壁那个客厅。拉布尔丹在普拉代勒身旁快步紧走，来回倒腾着又粗又短的小腿，仿佛他还没有流够汗……
拉布尔丹是一个笨人，从小到大始终处在他的愚钝之中。他的愚蠢总是带有一种特别固执的形式，政治上无可争议的美德，尤其是，他的愚钝只是来自于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自于想象力的一种彻底缺乏。这一愚昧可笑常常被人看作很实际、很通用。拉布尔丹各方面都很平庸，几乎总是很可笑，他属于那样一类人，无论被放在哪里，都会体现出一种忠诚，像是一头牲口，人们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除了生来不够聪明这一点，其余都是巨大的优点。他把一切全都明明白白地挂在了自己的脸上，他的敦厚和善，他对食物的趣味，他的懦弱，他的微不足道，而尤其，还有他的贪欲好色。他根本就抵抗不住说下流话的欲望，并总是用十分贪婪的眼光来瞄看所有女人，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女仆，一旦她们转过身去，他就会伸手去摸她们的屁股。以前，他总爱去妓院，每周要去三次。我说“以前”，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区长，而他的名望也渐渐地超出了他的那个区，很多乞求者会在他当班时纷纷前来找他，他也不得不把他上班的日子增加了一倍，而他也总是能找到一两个上门服务的女郎，让他不必专门跑一趟窑子，这样他就能留在办公室里享乐，同时还能签一个字、盖一个章、发一道命令、来一次特殊接待什么的。拉布尔丹，他很幸福，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大腹便便，裤裆饱满，总是准备着在下一张饭桌上饱餐，为下一拨屁股脱裤。他当选区长，全靠了一小撮很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而那些人则全都乖乖地听命于佩里顾先生。
“你将被命名为招标委员会的成员。”普拉代勒有一天曾这样对他宣布说。
拉布尔丹很希望能进入这样的委员会、评委会、代表团，他从中看出一种对自身重要性的证明。他毫不怀疑，这一最新的任命应该来自于佩里顾先生本人，而老先生也一定听取了他女婿的建议。他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应该遵循的那些珍贵指令，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大。下达了所有这些命令后，普拉代勒指了指那一纸文件。
“您该不会给我开空头支票吧……”他说，“您也不会把它放到乐蓬马歇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中去，只让人饱饱眼福吧!”
对于拉布尔丹，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一想到他会辜负使命，他就胆战心惊，夜里就睡不好觉，就会胡思乱想，一一回想起那些指令，但是，他越是重复，就越是把它们弄得一团糟，这一招标命名变成了对他的苦苦折磨，而这一委员会，则成了他最不待见的东西。
那一天，他在会议过程中耗尽了仅有的那点精力，他应该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口舌，最后弄得个精疲力竭。虽然精疲力竭，却很高兴，因为他很满意他完成了任务。在出租车上，他反复咀嚼着在他看来“很有分量”的那几句话，其中这一句他最为得意：“我亲爱的朋友，不是我吹牛，我想我可以这么说……”
“贡比涅，有多少？”普拉代勒立即打断了他的遐想。
客厅的门刚一关上，这个高个子年轻人不等他开口说话，就用凝定的目光看穿了他的内心。拉布尔丹想象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也就等于他什么都没有想到，如他平常习惯的那样。
“这个嘛，嗯……”
“究竟有多少？”普拉代勒大发雷霆道。
拉布尔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贡比涅……他放下了手帕，赶紧去掏他的衣兜，找到了那几张叠成四折的纸，那几张纸上，他记下了商讨后的最后结果。
“贡……比……涅……”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贡……比涅，我们来瞧瞧……”
普拉代勒早就迫不及待了，他从对方手中一把抢过纸来，转身走开了几步，目光投到了那些数字上。贡比涅一万八千口棺材，拉翁军区五千，科尔马地方六千出头，南锡和吕内维尔军区八千……至于凡尔登、亚眠、埃皮纳尔、兰斯……的数量，则还有待于确定。结果大大地超出了他的预期。普拉代勒无法抑制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丝满意的微笑，这当然也被拉布尔丹看在了眼里。
“明天上午我们还要开会讨论，”区长补了一句，“还有星期六!”
于是，他认定，说他那句话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瞧瞧，我亲爱的朋友……”
但就在这时，客厅门猛地一下开了，有人叫了一声：“亨利!”边上也传来了一阵喧闹，真的是人声鼎沸。
普拉代勒向前走去。
大厅的另一头，壁炉脚下，围了一群骚动不已的人，还有人继续从弹子房，从吸烟室，从四处飞奔着赶过去。
普拉代勒听到有人在呼叫，也赶紧朝那边跑了几步，他眉头紧锁，好奇心更多于焦虑感。
只见他岳父就坐在地上，背靠着壁炉架，双腿伸直在身前，双目紧闭，脸色蜡黄，他的右手紧紧抓住背心靠心口的地方，仿佛他想摘掉自己的一个器官，或者想把它保留住。“快拿嗅盐来!”一个嗓音高喊道，“快给他扇扇风!”这是另一个嗓音，俱乐部总管也闻讯赶来，招呼着让人们散开。
医生从图书室那边大步赶来，问道：“出了什么事？”他的平静给人印象深刻，人们纷纷闪开，让出位置给他，同时却伸长了脖子，只为看得更真切。布朗什大夫一面给老人把脉，一面问道：
“我说，佩里顾，您到底哪里不舒服？”
然后，转过头来，悄悄地对普拉代勒说：
“我的老弟，赶紧叫一辆车来，情况很严重。”
普拉代勒快速跑了出去。
老天啊，这是怎样的一天啊!
他岳父即将枪口朝左一命归天的那一天，也是他成为百万富翁的那一天。
这样好的运气，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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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无法说出两个想法来，无法想象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他试图理清他的思绪，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归于秩序。他大踏步地走着，手里只做着一个动作，伸在衣兜里，机械地抚摩着那把刀的尖刃。时间可以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铁可以开过一站又一站，出了地铁，还可以继续在街上走，但一丝有用的想法都没有想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可他毕竟已经都做了。他准备好了去做一切。
弄吗啡这件事儿吧……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一粘上就会弄脏手的墨水瓶，很棘手。爱德华已经依赖上它了，须臾不得离开。迄今为止，阿尔贝始终还能够勉强解决他的需求。可这一次，这一次，他再怎么刮抽屉底地搜索都不管用了，他再也没有什么钱了。因此，当他的战友实在忍受不了这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痛苦，而苦苦哀求他干脆结果了他的小命时，同样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阿尔贝，也就不再做什么思考了：他顺手就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这也是他手边能找到的第一把刀，他匆匆下了楼，像一个自动玩偶似的，他去乘地铁，一直坐到巴士底站，然后就隐入到了希腊人的街区，就在塞代纳街那一边。他一定要为爱德华找到吗啡，假如需要的话，他甚至会不惜动刀杀人。
当他看到那个希腊人时，他的第一个想法终于在脑子里生成，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皮肤很粗糙，身材很厚实，走起路来两脚分得很开，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吁吁，尽管十一月的气温已经偏低，他还是大汗淋漓。阿尔贝瞧了瞧他，心里有些惊慌，因为他肚子巨大，胸脯肥实，在他的呢绒套头衫底下鼓鼓囊囊地乱晃乱摇，他脖子粗粗的，跟牛脖子一样，他的腮帮子肉很松弛，耷拉下来，阿尔贝心里想，对付这么一个大汉，他的小刀可一点儿都不管用，他需要一把刀刃至少十五厘米长的刀，或者二十厘米长。形势的对比本来就很不妙了，眼下，装备的低劣更是让他士气万分低落。他母亲早就说过了，“你总是这样的，从来都没能好好地安排一切!你只能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我可怜的孩子啊……”而她，一定会高高地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祈求上帝做证。在她的新丈夫(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结婚，但是马亚尔太太总是把这一切看作正常情况)面前，她总会更多地抱怨自己的儿子。那一位继父，他—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总是把事情弄得更烦琐、更细腻，但是，他的抱怨也是同样的。面对着他们俩，即便阿尔贝找到了力量，他还是很难有效地自卫，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为他们多提供一点点抱怨他的理由。
似乎一切都在联合起来反对他，那真的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约会定在了圣萨班街街角那个公共小便池附近。阿尔贝对事情到底会怎样发生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他在一家咖啡店里给希腊人打了电话，说自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希腊人什么也没问，因为他的法语连二十个词儿都说不上来。他的全名是安东纳普洛斯。所有人都叫他“普洛斯”，就连他自己也这么叫。
“我是普洛斯。”他来到的时候这样说。
对一个如此肥硕壮实的人来说，他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了，他小步紧凑，健步如飞。刀子太短小，而这家伙却太过敏捷……阿尔贝的计划实在有些差劲。希腊人往四周扫了一眼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小便处。那里头有很长时间没有冲水了，尿臊味冲鼻，气氛有些令人窒息，但是这一切看来根本就没让普洛斯感到丝毫别扭。这个臊臭的地方，几乎就像他的候见厅。而对怀疑所有空间都是幽禁之地的阿尔贝，折磨则是双倍的。
“钱呢，带来了吗？”希腊人问道。
他想看到钱，便用目光指向了阿尔贝的衣兜，但他不知道里头藏了一把刀，而那把刀的尺寸实在有些可怜，尤其因为，现在两个男人紧紧地挤在窄小的小便间里头，那把刀就显得更小了，小得甚至都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轻轻地转过身来，让对方看另一个衣兜，并故意让好几张二十法郎的钞票露了出来。普洛斯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五安瓿。”他说。
这是电话里已经谈好了的价钱，希腊人准备转身离开。
“等一等!”阿尔贝叫嚷起来，上前抓住了他的袖子。
普洛斯停下脚步，一副不安的表情，瞧了瞧阿尔贝。
“我还需要更多……”阿尔贝嗫嚅道。
他说得很夸张，还手舞足蹈(当他跟外国人交谈时，他经常会表现得仿佛对方是聋子一样)。普洛斯皱起了他那粗粗的眉头。
“我要十二安瓿。”阿尔贝说。
他展示出他那整整一沓子钞票，但他是不能够动用它的，因为这是他维持接下来大约三个星期生活的所有钱。看到钱，普洛斯的眼睛发亮了。他朝阿尔贝伸出了手指头，点点头表示同意。
“好，就十二安瓿，你留在这里!”
他走出了小便处。
“不!”阿尔贝叫住了他。
小便池的臊臭气味，再加上一种想离开他越来越感到内心焦虑的这一弹丸之地的意愿，这一切，促使他采用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语气。他唯一的计策就是，找到办法跟着这个希腊人走。
普洛斯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行。
“好吧，同意。”阿尔贝说，很果断地赶到了他的前面。
希腊人抓住了他的衣袖，迟疑了一秒钟。阿尔贝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有时候，这其实也是他的力量。为显出一副可怜样，他并不需要刻意地夸张表达。在经历了八个月平民百姓的生活之后，他始终还穿着复员军人的军装。在他退伍时，他可以在一件军装和五十二法郎之前做出选择。他当时选择了军装，因为他感觉到冷。实际上，国家只是把匆匆重新染过的旧军大衣贱卖给法国老兵而已。当天晚上，雨水一淋，军装就开始掉色了。好一个忧伤者的条条斑痕哪!阿尔贝返回去，说是最终他更愿意要五十二法郎，但是为时已晚，木已成舟，他本该早早考虑好的。
他同样还保留了他那双寿命早过了一多半的高帮皮鞋，另外还有两条军用盖毯。所有这一切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而且不仅仅是染色的痕迹；还有这一张沮丧、疲竭的脸，很多复员军人的脸都是这样的，这是萎靡不振与委曲求全的神态。
希腊人端详了一番这张疲意满满的脸，马上做出了决定。
“好吧，去吧，快点儿!”他轻声嗫嚅道。
从这一刻起，阿尔贝又返回到陌生人的角色中，对自己到底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了。
两个男人走上了塞代纳街，一直走到萨拉涅尔通道。到了那里后，普洛斯便指了指人行道，再一次说道：
“你等在这里!”
阿尔贝扫视了一番四周，荒芜一人。十九点过后，附近唯一的灯光就是一家咖啡店里的灯光，离这里有大约一百米。
“就在这里吧。”
一道命令，只能服从，不能上诉。
这不是吗，希腊人根本不等他回答，就远去了。
有好几次，他走着走着还回过头来看，以确认他的客户还乖乖地留在原地。阿尔贝眼睁睁地瞧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但是，当那希腊人突然朝右一拐，阿尔贝便马上跑了起来，尽可能快地跟上他来到那条通道，眼睛则一点儿都不离开普洛斯刚刚消失的那个地方，那是一栋破败的楼房，从中飘散出一股浓烈的饭菜味。阿尔贝推开大门，进到一条走廊中。走了几步后，他就来到一处通向地下室的半底层，于是，他便走了下去。从一扇玻璃很脏的小窗上，投射进来街上路灯的一点点光亮。他隐约看到希腊人蹲在那里，伸出左臂，正在墙洞里挖着什么东西。在他旁边，他还特地用一扇小小的木头门挡着，以遮住那个洞口。阿尔贝一秒钟也没停下来，连忙跑过去，穿越地窖，双手抓起了那扇木门，它比他想象的只稍稍重那么一点儿，朝希腊人的头猛地一砸。这狠狠的一击下去，像是敲响了一记锣，普洛斯顿时倒在了地上。只是在这时候，阿尔贝才明白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的心中是如此惧怕，只想着要赶紧逃跑……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镇定。那个希腊人死了吗？
阿尔贝俯下身子，侧耳细听。普洛斯正喘着粗气呢。很难知道他受伤是不是很严重，但是，有一道细细的血流正从他的头顶上流下来。阿尔贝处在了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中，近乎于昏厥，他捏紧了拳头，反复念叨道：“稳住，稳住……”他弯下腰来，把胳膊探入墙洞中，掏出来一个鞋盒子。如假包换的奇迹：满满一盒子二十毫克和三十毫克的吗啡安瓿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尔贝对吗啡安瓿瓶的剂量早已熟稔于心了。
他合上了鞋盒盖，站起身来，突然，他看到普洛斯的手臂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个人，他至少很善于武装自己，那是一把真正的弹簧短刀，带有槽口，尖刃很锋利。此人出手是那么迅速，刀口划到了阿尔贝的左手，他只觉得一种剧烈的热辣感。他原地一个旋转，猛地抬起一条腿，脚后跟就踢中了希腊人的太阳穴。希腊人的脑壳一反弹，就撞到了墙上，发出了敲锣般的哐的一响。阿尔贝手里紧紧拿住了鞋盒子，用皮鞋狠狠地踩了几下普洛斯那依然握着刀的手，然后，他放下盒子，又用两手抓住那扇木头门，开始砸起对方的脑袋来。然后，他停下手。因为使了劲，也因为害怕，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流了很多血，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他的军大衣也都血迹斑斑了。每见到血，他总是害怕。而这时候，他开始感到了疼痛，这也提醒了他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他在地窖里乱找一通，找到了一块满是灰尘的布，用它紧紧地包扎住左手。然后，他很胆怯地朝希腊人的躯体俯下身来，仿佛他不得不靠近一头正在睡觉的野兽。他听到了对方低沉而又有节奏的呼吸声，毫无疑问，他的脑袋真的是很硬啊。之后，阿尔贝一胳膊夹住鞋盒子，颤颤巍巍地离开了那栋楼房。
带着这样明显的伤口，只能放弃坐地铁或者有轨电车了。他总算勉强遮掩住了他手上胡乱的包扎，还有军大衣上的血迹，在巴士底附近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的岁数应该跟他差不多。他一边开车，一边带着疑惑的目光，久久地观察着他的顾客，只见他面色苍白得就如一块白布，蜷缩在座位上，身子摇晃不已，一条胳膊紧紧地捂住了肚子。当阿尔贝因车内这一封闭空间引起了一种很难遏制的不安情绪，而擅自打开车窗时，司机的担忧不由得剧烈倍增。司机甚至想到，他的顾客这是要呕吐了，就吐在那里，他的车里。
“您这不会是生病了吧？”
“不，不，没有。”阿尔贝回答道，调动起了自己仅剩的一点点紧张度。
“因为……要是您生病了，我就只能让您下车了!”
“不，不，”阿尔贝否认道，“我只是有点儿累。”
尽管如此，在司机的心中，疑虑有增无减。
“您确定您有钱吗？”
阿尔贝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才放下心来，但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工夫。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他有过此类的经历，而这是他的出租车。然而，他只不过是天性有一个商业头脑而已，绝不是一个无耻小人。
“嗯，很抱歉!我说这个，因为像您这样的人，常常……”
“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阿尔贝问道。
“这个嘛，我是想说，复员的军人，这个，你可别误会了……”
“因为您不是复员军人吧？”
“啊，我不是，我是在这里参的战，我有哮喘病，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
“毕竟，还有不少人参战上了前线。有些人回来的时候，一条腿比另一条显然短了好多。”
司机觉得很别扭，事情总是这样的，那些复员军人，总是不断地插嘴，拿他们的战争来说事，总是给所有人上课，现身说法，人们都已经开始受够了那些战争英雄!真正的英雄已经死去了!那些人，是的，对不起了，他们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此外，当一个家伙对你讲述太多他在战壕中经历的事，你最好还是提防他一下，小心为妙，大多数人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度过整个战争的。
“您兴许是想说，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是不是？”他问道。
“那些复员军人，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对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对一切生活资料的剥夺？”诸如此类的句子，阿尔贝实在是听得多了，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听得都能背一个滚瓜烂熟了，什么煤的价格啦，面包的价格啦，正是这一类信息，他最容易记在心上。自从他复员以来，他已经证实：想要安安静静地生活，最好还是把胜利者的军功牢牢地锁进抽屉中。
最后，出租车把他拉到了西马尔街的拐角，司机要了他十二法郎车钱，并等着阿尔贝付一些小费，然后才走掉。
这一带居住了数量众多的俄罗斯人，但医生是个法国人，他就是马尔蒂诺大夫。
阿尔贝是在六月份认识他的，那是爱德华最初的发作期间。我们不知道爱德华住院治疗期间是如何搞到吗啡的，但是他早已习惯于依赖吗啡来止痛，对它上了瘾。阿尔贝竭力试图说服他：我的小祖宗啊，你现在已经从斜坡上往下滚了，真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啦，你得好好地治一下啦。爱德华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表现得跟当初拒绝接受假体下巴时一样固执。阿尔贝对此实在弄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双腿截肢者，他就在圣马丁郊道街上卖彩票，他曾经在夏隆的二月军营中住过院，他跟我说到了他们现在做的假肢，很好，即便小伙子们没有变得很漂亮，却毕竟让你有了一副人模狗样，但爱德华连听都不想听，坚定地连连回答一个字：不，不，不。他继续在厨房的桌子上玩他的纸牌通关游戏，用一个鼻孔吸着纸烟。他嘴里不断地散发出一种可怕的臭气，显然，他整个喉咙是完全敞开的……他用一个漏斗喝水喝饮料。阿尔贝为他寻觅到一个二手的研磨器(那玩意儿的原主人在做完假体手术之后死掉了，留下了好多东西没用上，一个真正的倒霉鬼!)，这就稍稍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进食，但是，尽管如此，一切还是很复杂。
爱德华六月初从罗林医院出院，几天之后他就开始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症状，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不已，而且大汗淋漓，会把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都吐出来……阿尔贝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缺乏吗啡而来的最初一轮打击是如此剧烈，阿尔贝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就如去年十一月份在医院时那样，真的该这样做，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还得把房门给堵死了，以防房东们为平息他的痛苦(还有他们自己的痛苦)而进来杀死他。
爱德华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像是一副精瘦精瘦的骨架中住进了一个魔鬼。
马尔蒂诺大夫就住在附近，同意过来为他打上一针，这是一个表面很冷淡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说他1916年在战壕中曾经做过一百十三次截肢手术。听到这些后，爱德华找回了心中的一点点平静。正是通过大夫，阿尔贝联系上了巴希尔，后者则成为了他的吗啡供货人。此人一定是在药店里、医院里、诊所里大大地偷了一把，他对各种药品十分在行，他可以为你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不久之后，阿尔贝就撞上了大运，巴希尔为他提供了一批他亟须脱手的吗啡，以某种形式的促销价清仓处理。
阿尔贝在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为爱德华注射吗啡的次数以及用量，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什么剂量，以求能帮爱德华控制他的消费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他把一道关，然而，这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效果。但是，至少，在那一时刻，爱德华在走向好转。他哭得少了，只不过，他不再画画了，尽管阿尔贝还在为他带来本子和画笔。可以说，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躺在恢复用的长沙发上度过，在那里想入非非。这之后，到了九月底，吗啡的存货所剩无几了，可爱德华却一点儿都无法断奶。六月份时，他每天要注射六十毫克，而三个月之后，剂量却增加到了每天九十毫克。阿尔贝实在看不到何时才是个头。爱德华总是独自幽居，很少说话。而阿尔贝，只有在跑去找钱付房租，买吃的食物和烧的煤的时候，才会停止跑去找钱买吗啡。至于衣服，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实在太贵了。钱花出去，就跟水哗哗地流出去一样快。阿尔贝早已把能拿去典当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了，他甚至还跟机械钟表店的胖老板娘莫奈斯提埃太太睡了觉，他就在她店里做一些包装，而她则给他一些钱，以做生活贴补(这就是阿尔贝心里想的，在这个故事中，他自愿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实际上，他对这一情景并没有什么不满，毕竟他差不多六个月里没碰女人……莫奈斯提埃太太胸部巨大，他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但是她待他很是亲切，毫不吝惜地给她丈夫戴上了绿帽子，这丈夫简直就是一个跟在身后的大傻瓜，总是在那里说，那些没有得到战争十字勋章的人全都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很显然，开支中的最大部分，依然还是吗啡。物价在飞涨，因为一切都在飞涨。而这一药品的价格也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飞涨，它的价格指数完全取决于整个的生活指数。阿尔贝总在抱怨，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竟然强行推出了一种“国标上装”，卖价一百一十法郎，同时，却并没有让一种“国标吗啡”只卖五法郎。它本来完全可以同样也推行一种“国标面包”、一种“国标煤”、一种“国标鞋”，或者一种“国标房租”，甚至，一种“国标工作”，阿尔贝不禁问起自己来，带着这样的一类想法，人们是不是会变成布尔什维克？
银行没有再留用他。想当年，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曾经用手捂着心口宣告，国家“对它那些亲爱的士兵有着一笔荣誉与感激的债务”，可是，那个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阿尔贝收到过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允许银行重新雇用他，为此，它不得不辞退那些人员，同时感谢他们“在这场残酷战争的五十二个月期间，为我们的公司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等等。
对于阿尔贝，找钱已成为一种全职工作。
当吗啡供货人巴希尔被捕时，形势已经变得特别复杂了，这个巴希尔涉及一桩肮脏的案件，人们发现他不仅身上藏满了毒品，而且双手沾满了药剂师的鲜血。
朝夕之间没有了供货人，阿尔贝便去一些暧昧的酒吧，到处打听相关的地址。最终发现，要搞到吗啡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鉴于日常生活中物价不断地上涨，巴黎已经成为各种黑市贸易的交会点，人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就这样，阿尔贝找到了希腊人。
马尔蒂诺大夫给他的伤口消了毒，把它包扎起来。阿尔贝疼得要命，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是一把好刀。”医生只是脱口简单说了一句，没做任何别的解释。
打开门时，一见是他，医生就让他进来，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问。他住在四层楼上，一个几乎空荡荡的公寓，一天到晚都拉着窗帘，房间里堆放着破了口的装书的箱子，还有一些绘画，全都面朝着墙根，角落处有一把扶手椅，进门处的走廊用来当作候诊室，另外还有两把可怜兮兮的椅子，面对面地摆放在那里。假如这位医生没有这间小小的屋子，没有屋子里的这张病床，以及那些外科手术器材，那么，他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他问阿尔贝要的费用，比出租车费还要少。
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贝突然就想到了塞茜尔。
他决定，剩下的路就步行走了。他得来点儿运动。塞茜尔，以往的生活，以往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很傻，真不应该向这样一份荒唐的怀恋让步，但是，在大街上这样行走，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左手缠着绷带，反复回忆着所有这些如此快就变成了往昔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了国籍的人。自今晚以来，他就成了一个流氓，兴许，甚至还是一个杀人凶手。至于这一条螺旋线怎样才能停下来，他心中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除非还会有一个奇迹出现。因为，所谓的奇迹，自从他复员以来，也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不过，它们全都转化为了噩梦。好吧，那就塞茜尔吧，既然阿尔贝还在想着她……不过，跟塞茜尔，最难的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奇迹，而其中的信使，则由他的准继父来充当了。他本来应该小心提防的。自从银行拒绝重新聘用他以来，他就一直在找工作，找啊找，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儿，他甚至都参加了灭鼠运动。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的奖赏，他母亲对他说过，靠做这个是根本发不了财的。此外，他所做成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被别人给牢牢地咬住，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总是那么笨拙。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回来已经三个月了，依然穷得跟约伯一样，身无分文，你说到有一份礼物要给他的塞茜尔，马亚尔太太很明白这个。没错，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标致，他又能带给她什么样的未来，根本就没有保障；人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把塞茜尔换成了马亚尔太太，穷日子还是穷日子。因此，在三个月的零打碎敲，尝试了各种杂活之后，他依然还在等待人们总是说到的那笔复员费，但政府一直就没有能力支付。而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奇迹：他的继父为他找到了一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差事。
百货公司的领导层更愿意招聘一个复员的老兵，有很多的勋章可以展示，以期“讨好顾客”，但是，好吧，能找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吧，于是，他们雇用了阿尔贝。
他操作一部带透光栅栏门的漂亮电梯，并负责通报电梯所到达的楼层。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他仅仅给他的战友爱德华写过信)，因为他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天，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塞茜尔在一个肩膀很宽的年轻家伙的陪同下进来了。收到塞茜尔给他的最后那封信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而对那封信，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同意。”
看到她的第一秒钟，他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阿尔贝假装并没有认出她来，只是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电梯。塞茜尔和她的朋友要去商店的最高一层，而电梯每一层都要停一下，这就构成了一段没完没了的上升过程。通报每一个楼层的相关柜台时，阿尔贝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好一段骷髅地的行程。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茜尔新牌子香水的气味，而她是那么优雅、奢华，散发出金钱的气息。那个年轻人也一样，散发出金钱的气息。他很年轻，比她还要年轻，阿尔贝觉得这一点很叫人惊讶。
对于他，受侮辱的，倒不是跟她的相遇，而是被她撞见自己身穿着剪裁得很别致的军装，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士兵，戴着有流苏的花里胡哨的肩章。
塞茜尔低下了眼睛。她真的很为他羞愧，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个劲地搓着双手，看着自己的脚下。那个宽肩膀的年轻家伙，则一个劲地称赞着电梯，显然已经为现代科技的这一奇观所惊呆。
对于阿尔贝，除了战场上被活活埋在炮弹坑里的那一刻，从来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过。此外，他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言表的相似性。
塞茜尔和她的朋友在内衣柜台的那层楼出了电梯，他们甚至都没有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电梯回到底楼后，阿尔贝一秒钟都没有等，就脱下他的制服，扭头走出了百货公司，根本就没有去讨要他的工钱。一个星期就这么白干了。
几天之后，因为看到他委曲求全地屈尊于这一仆役般的差事，塞茜尔心里大概生出了些许怜悯之情，退还给了他订婚戒指。是通过邮局寄还的。他很想把它退回去，他根本就不求别人的施舍，他看上去难道真的穷酸到了极点吗，即便是穿着他那套仆役的宽大制服？但是，时世当真非常艰难，一包下士牌香烟都卖到了一法郎五十生丁，煤的价格也已涨得极其离谱了，钱必须省着用。他就把那枚戒指送去了当铺。从停战以来，人们总是把市立信托寄售商店挂在嘴边，这听起来更有共和派的味道。
很多东西就这样被送进了当铺，而假如他没有在那上面画了一个十字的话，那他现在恐怕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赎回来。
这一插曲故事之后，阿尔贝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去街上做广告三明治人，他把两块广告牌像穿衣服那样穿挂在身上，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那玩意儿，简直就跟死驴一样沉重。牌子上的招贴画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或者是德迪翁-布东自行车上乘的质量。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再次碰上塞茜尔。穿一身花里胡哨的制服，对他就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而现在，要身裹着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的招贴画，这对他几乎就是难以克服的折磨。
真的是一个该扔进塞纳河里去的玩意儿。
12
当佩里顾先生确信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时，他便又睁开了眼睛。只见整个的赛马俱乐部里一派沸沸扬扬……所有人全都手忙脚乱，就仿佛，他在众人面前的突然晕倒还不足以丢脸……
接着，玛德莱娜、女婿、女管家都赶来了，在病房周围紧张地绞着手。大厅里，电话铃响个不停。过来的还有布朗什大夫，带着他的点滴管、他的药片、他那神父般的嗓音、他那没完没了的千叮咛万嘱咐。由于他找不出任何具体的原因，他就说大概是心脏的问题，太疲劳，太操心，还有巴黎的空气，总之，他是在随口乱说，反正，这一位在医学院里还是有地位的，他是一个医学权威。
佩里顾家族拥有一座特别宽敞的府邸，正面的那些窗户都面对着蒙梭公园。佩里顾先生已经把他这房产中的绝大部分让给了他女儿，女儿结婚后，按照自己的趣味重新装饰布置了一番整个三层楼，她跟她丈夫就住在那里。佩里顾先生，则独自居住在最高一层中，那是一个带六个房间的套间，不过，实际上，他真正占据的只是其中那个巨大的房间—它同时被用作图书室和办公室—外加一个浴室，小小的，但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已足够大了。对他而言，整个家完全可以简化为这一套间。从他妻子去世以来，除了去底楼那个华丽壮观的餐室吃饭，他的脚几乎再也没有踏入其他房间一步。要是有什么招待活动，那就只有他一个人参与，一切都会安排在瓦辛餐馆进行，回到家里后也不会再谈及。他的床安放在一个凹进的角落里，由一道深绿色的天鹅绒帷幔隔开，他从来不在这里接待女人，为女人，他会去别的地方，这里，绝对是他一个人的专有空间。
当人们把他带回家之后，玛德莱娜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坐在他的床边，耐心地照看他。当她最终抓住了他的手时，他感觉有些受不了。
“这还真像是守灵呢。”他这么说。
换作是别人，听他这么说，一定会提出抗议，但玛德莱娜只是微微一笑。对他们而言，如此长时间地彼此单独相见，这样的机会还真的很罕见。她真的不算太漂亮，佩里顾心里说。他老了，他女儿心想。
“那我就走了。”她站起来说道。
她指了指唤人用的铃绳，他点头示意了一下，是的，没问题，你不用担心，她又检查了一遍水杯、水瓶、手帕和药片。
“请帮我关上灯。”他说道。
但是，他很快就为女儿的离去而感到遗憾了。
就在他感觉已经好多了的时候—赛马俱乐部中的那次不适，如今仅仅是一个回忆了—他又认出来这一股曾突如其来地把他击倒的涌浪。它抓住了他的肚子，然后向上侵袭，涌上胸脯，一直来到肩膀上，最后到达脑袋。他的心跳得几乎要破裂，人们简直会说，它都没有位子可待了，佩里顾寻找拉铃绳，但又放弃了，某个声音在对他说，他还不会死去的，他的死期还没有来临呢。
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阴影中，他瞧了瞧书架上的那些藏书，还有那些绘画、那些挂毯上的图案，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它们。他感觉自己十分衰老，尤其因为，周围这一切在他眼中显得都是那么新，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新。压迫感是如此剧烈，他的喉咙像是被一把老虎钳死死地钳住，而且那钳子一下子又掐得更紧了，泪水顿时涌上了眼眶。他开始哭了起来。只是简单的泪水，大量，盈眶，一种悲伤，他记不得那是不是他所曾熟悉的，哦，不，孩提时代兴许有过，它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放松感。他任由自己陷入悲伤之中，让眼泪就那么哗哗直流，毫不羞愧，这很温柔，如同一种慰藉。他用被单的一角擦了擦脸，想继续他平静的呼吸，但怎么都不管用，眼泪还是止不住地继续流下来，痛苦侵入身心。这是衰老，他想道，却并不愿意相信。他欠起身来，靠在枕头上，拿起床头柜上的手帕，擤了擤鼻涕，同时把脑袋缩到被单底下，他不想让人听到他哭，让人担心，让人过来。让人看到他在哭泣吗？不，不要这样。他不喜欢这样，当然，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要像一头牛崽那样哭个没完，那可就有点儿太跌份儿了，说到底，他宁可独自一个人默默忍受，也不要他人来安慰。
钳子轻轻地松开了，他的呼吸还是有些不畅。渐渐地，眼泪不再流淌，哭泣声也平息下来，让位给了一种巨大的空虚，他已然筋疲力尽，但困意迟迟不来。他这一辈子，睡眠总是很好，包括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比如说，他妻子过世之后的那一段，他都吃不下什么饭了，但他依然睡得很沉，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那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可惜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可见，老天真的是太不公平了!不，真的，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找不到困意，真的是太不寻常了，甚至是太令人费解、令人不安了。这不是心脏的问题，佩里顾先生心里想，布朗什大夫真的是一个傻瓜。这是焦虑的问题。有某种东西在他之上飘荡，沉甸甸地笼罩着他，威胁着他。他又想到了他的工作，他下午的约会，他在寻找。整整一个白天，他就那样很是差劲，上午就已经如此乱糟糟的。这毕竟不是跟证券经纪人的那种争论，没有必要发火的，没有任何太异常的东西，职业就是这样嘛，证券经纪人就是这样嘛，在三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消耗掉好几十个经纪人了。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开月度总结会议时，银行家、经纪人、中介人，所有人在佩里顾先生面前都会恭恭敬敬地站立，跟士兵见了长官就得立正敬礼一样。
恭恭敬敬地站立。
这一表达法毁灭了他。
当他明白到，他为什么会痛苦到这一地步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下来。他紧紧咬住了被单，发出一记长长的、低沉的、狂怒的、绝望的吼叫，他在那里所体验到的，是一种可怕的异乎寻常的煎熬，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法忍受。它还是那么暴烈，尤其因为，他不……他实在找不到字词来说明，他的想法仿佛被一种难以估量的苦难液化了，毁灭了。
他为他儿子的死而哭泣。
爱德华死去了。在眼前这确切的一刻，爱德华刚刚死去不久。他的小男孩，他的儿子，他已经死了。
在他生日那天，他甚至都没有想起他来，形象就像一阵风，早已消散无形，一切的积累都在那一天爆炸了。
实际上，他的死要追溯到一年前。
一年来，他内心中的巨大苦难始终有增无减，事实是，说到底，这还是爱德华第一次为他而存在。他突然就明白到，他曾有多么爱这孩子，悄悄地爱着，情不自禁地爱着；那一天，他突然就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难以忍受的事实，即他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儿子的面了。
不，还不完全是这个，眼泪在对他说，夹住他心胸的老虎钳、抵住他喉咙的利剑在对他说。
更有甚之，他感觉自己有罪，因为他从他儿子的死讯中感受到了一种解脱。
整整一夜，他一点儿都没有睡，他又看到了孩提时代的爱德华，他向着深深隐藏在内心中的回忆微笑，他发现并挖掘出它们来，仿佛它们始终崭新如初。这一切全都那么乱糟糟的，丝毫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他甚至都无法说清楚，爱德华是不是化身成了小天使(但是，他还长着堕落天使路西法的耳朵，他看待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严肃样，他应该是八岁的样子)，反正，他那样子应该远远早于那一次与学校校长的会面，那都是因为他的那些素描画，我的上天啊，他的那些素描画，何等羞愧啊，但又是何等的才华。
儿子的东西，佩里顾先生什么都没有保留下来，没有一件玩具，没有一张草稿画，没有一幅油画，没有一张水粉画，什么都没有。兴许，玛德莱娜保留了什么？不，他从来就不敢问她这个问题。
而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种种回忆，种种悔恨，到处都是爱德华，小孩子，少年郎，长大成人，还有这笑声，这是什么样的笑声，这一生命的喜悦，假如他没有过那种行为方式，那种无休止的挑衅闹事趣味……跟他在一起，佩里顾先生一直就不得有好日子过，他总是受不了他的胡作非为。这孩子的很多地方很像他母亲。当年，与妻子结婚时，他就成了有钱人(她的娘家是玛尔基斯世家，世代经营棉纺业)，他也继承了她家的文化传统，而在这一传统中，好些东西被认为是很不幸的灾难。比如，成为艺术家。但是，即便是儿子的艺术家方面的才华，在当时，佩里顾先生还是很习惯的，总之，有不少人，通过为市政部门或政府绘画，还是能在生活中达到某种成就的。不，佩里顾先生一直无法原谅他儿子的地方，并不是他所做的事，而是他原本所是的人：爱德华有一个太高太尖的嗓音，身体也太瘦，而且太关注他自己的穿戴，他还有一些动作太……这一切并不太难看出来，他真的有些女性气质。在他的内心中，佩里顾先生甚至从来都不敢对自己说出那些字词来。当着他朋友们的面，他总是为儿子感到难为情，因为，那些卑鄙下流的字词，他很明显地从他们的嘴唇上读了出来。他可不是一个坏男人，而是一个可怕地受了伤、受了侮辱的男人。这个儿子就是对他认定为合法希望的一种活生生的侮辱，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忏悔过这一点。他女儿的诞生对于他曾是一个大大的失望。他认为，一个男人希望有个儿子是很正常的事。他想道，在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狭窄而又神秘的联盟，因为后者就是前者的继承者，当父亲的建立并传承，当儿子的则接受并发扬光大，这就是生活，从古到今，向来如此。
玛德莱娜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但是，他依然不耐烦地等待夫人能生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迟迟没有来到。夫人有过几次流产，不幸的事件，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佩里顾先生甚至都等得有些生气了。然后，爱德华就来到了这个世上。终于。他把这一诞生看作他意愿的一个纯真结果。此外，他的妻子在不久之后去世了，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号。最初那几年，为这儿子的教育他投入了多少心血啊!他心中孕育着多大的希望，承担了多大的责任啊!后来，失望便紧随而至了。而当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爱德华已经八九岁了。那是一次失败。佩里顾先生还没有太老，应该能重建他的生活，但他出于自尊心拒绝了那样做。他拒绝了向挫折低头。他把自己关闭在了苦涩之中、悔恨之中。
如今，既然这儿子已经死去(此外，他并不知道儿子是怎样死的，他从来就没有问过)，于是，对自己的种种指责，所有那些强硬的、决定性的字词，那些紧紧关闭的门、紧紧关闭的脸、紧紧关闭的手，就全都从心底里翻涌了上来，面对着这个儿子，佩里顾先生曾经把一切都关闭得紧紧的，他只为他留下了战争，让他可以死在里头。
即便是在听闻儿子的死讯时，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又看到了那一幕。玛德莱娜晕倒在地。他扶住了她的肩膀，表现出了榜样的样子。尊严啊，玛德莱娜，尊严，他无法对她说，这一失踪回答了他曾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忍受得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儿子？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爱德华这个括号刚刚关上了，这里头有一种公正。世界的平衡重新找到了基准。当年，经历了妻子的去世，他感叹命运的不公，因为她死得太年轻，但是，他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同样的想法却没有来到他的脑子里，无论如何，儿子死得更年轻啊!
他终于又哭了出来。
我哭，但我的眼泪是干的，他心里想，我是个无情的人。他真希望自己也消逝了。生命中第一次，他喜欢另外一个人更甚于自己。
由于整整一夜都没合眼，到早上，他已经疲惫不堪。他的脸色透露出他心中的忧伤，但是，由于他始终什么都没有说，搞得玛德莱娜一头雾水，十分害怕。她朝他俯下身来。他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的心境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要起床了。”他说道。
玛德莱娜准备反驳他。但是，面对这张沮丧而又坚定的脸，她没有张口，抽身离去。
一个小时后，佩里顾先生走出了他的套间，刮了脸，换了衣服，他什么也没吃，玛德莱娜见他连药都没有吃，身子很虚弱，耷拉着肩膀，面色苍白。他穿着外套。他坐到大厅中的一把椅子上，让仆人惊讶不已，因为，通常，人们会把待不了太长时间的来访者的外衣放在那椅子上。看到玛德莱娜，他就朝她伸出手来。
“把车叫过来，我们出去。”
如此简短的话语中所包含的一切……玛德莱娜下达命令，跑回自己房间，换好衣服返回。她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腰部带有褶裥的黑色呢绒衫，头上戴了一顶同样是黑色的钟形女帽。看到他女儿这样出来，佩里顾先生心中想到，她是爱我的，他很想说，她很理解我的心。
“我们走吧……”他说道。
来到人行道上后，他告诉司机，他不需要他开车，请他回去。他自己开车，这事情并不常见，他不太喜欢这样，除非他愿意独自一人待在车上。
他只去过一次公墓。那还是在他妻子去世的时候。
即便是在玛德莱娜前往战区找回了弟弟的尸体，并把它带回家族墓穴之后，佩里顾先生还是没有动身前来。是她一再坚持要让她的弟弟“回来”的。对这件事，他并不怎么坚持。儿子已经为国捐躯了，跟那些爱国者埋葬在一起，这就符合万物的秩序。但是玛德莱娜希望那样。他曾经坚定不移地解释说“在他的立场上”，让他女儿做一件如此彻底违禁的事，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而当他的词语中求助了那么多的副词时，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玛德莱娜却并不那么感觉，她当时回答说，活该倒霉，那她就自己去干好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只消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行了，她会独自一人承担一切后果来的。两天后，她在父亲留下的一个信封中，看到了她所需要的钱，还有写给莫里厄将军的一份嘱托。
当夜，他们就给所有人发了钱，给墓地的保安、装殓工、司机，一个工人挖开了家族的墓穴，两个人放下了棺材，然后，又封上了墓穴的门。玛德莱娜默哀了一小会儿，然后，有人过来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因为在黑夜，这样久久地待着不是个事儿，既然她兄弟已经埋在了这里，她什么时候想来完全可以再来，但是，眼下，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佩里顾先生对此丝毫不知情，也从来没有提过任何问题。在开往公墓的汽车里，在默默无语的女儿身边，他想到了头天夜里自己反复回忆过的一切。以前，他什么都不想知道，而今天，他却表现出一种渴望，他想了解最细的细枝末节……一想到儿子，他就产生了想痛哭一场的冲动。幸好，尊严很快又占了上风。
佩里顾先生心里想，要把爱德华安葬在家族墓穴中，首先必须把他从阵亡者公墓中挖出来。而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口就发紧，引来一阵疼痛。他尝试着想象死去的爱德华躺在那里的形象，但那始终是一种平和死亡的图像，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锃亮，四周点燃了蜡烛。这很愚蠢。他摇着脑袋，对自己很不满意。他又回到了现实中。过去了那么多个月，一具尸体又会像什么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一些形象浮现在了他的脑际，那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其中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黑夜也不足以让它消隐，他很奇怪，自己以前怎么就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一问题：为什么他对儿子死在了他前头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奇怪？这可不是世间万物应有的秩序。佩里顾先生已经五十七岁了，他很富有，受人尊敬，他从来就没有打过任何仗。然而，他时时处处都是胜利者，甚至包括他的婚姻。如今，他还好好地活在人世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奇怪的是，玛德莱娜所选择的，恰恰正是眼下的这一刻，两个人坐在汽车中的这一时分。她透过车窗，瞧着飞快地向后掠去的街道，把自己的手搭在他的手上，就仿佛她什么都明白似的。她明白我的心，佩里顾先生心里说。这让他感觉很好。
还有那个女婿。当时，玛德莱娜前往她兄弟战死的乡下寻找他(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他对此一无所知……)，返回时就带上了那位普拉代勒，第二年夏天，她就跟那一位结了婚。当时，这一事实根本就没有引起佩里顾先生的什么看法，而今天，他却觉得其中有一种奇怪的交换意味。在他儿子彻底消逝之时，他迎来了这个男人，而且要把他作为女婿来接受。这是无法解释通的，就仿佛他要把此人看作对他儿子的死亡负责任，这固然很愚蠢，但他情不自禁还是那样想了：其中一个人的出现恰好就在另一人消亡的那一刻，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建立，似乎是以机械的方式，而对他而言，这就是说，是以自然的方式。
玛德莱娜曾试图对她父亲解释，她跟奥尔奈-普拉代勒上尉当时是怎么相遇认识的，他表现得又是如何殷勤体贴、关怀备至，佩里顾先生却听不进去，他完全是一副装聋作哑的样子。为什么他女儿要嫁给这个男人，而不是别的人？对于他，此事始终就是个奥秘。他对他儿子的生活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对他的死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说到底，他对他女儿的生活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对她的婚姻也一样不了解。从人心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什么都不了解。公墓的保安失去了右胳膊，跟他打照面时，佩里顾先生不禁想到：他是肢体的残疾者，而我，我则是一个心灵的残疾者。
墓地中，早已是人声嘈杂。佩里顾先生作为观察敏锐的商人，早已觉察到，那些在露天卖祭品的人心情都很愉悦。他们卖着菊花，有花束和花捧，全都卖得很好，真的是一笔好生意。尤其是因为，今年，政府希望所有的纪念活动都在十一月二日亡灵节那天举行，而且整个法国都要在同一时刻行动。整个国家都将以一个统一的运动来向烈士默哀。从他的小轿车里，佩里顾先生就已看到了种种的准备工作，有人拉开了布条，有人安置了路障，管乐队都是平民着装，正在做着练习，但并不吹奏出声响来，人们清洗了人行道，撤走了停在那里的马车和汽车。佩里顾先生瞧着这一切，脸上毫无表情，他内心的悲伤纯粹是个人的。
他把汽车停在了公墓门口。父亲和女儿互相挽着胳膊，缓缓地走向家族的墓区。天气晴朗，一轮清凉、明媚、黄色的太阳，把已经摆放在墓前墓后、小径四周的鲜花照得鲜亮。佩里顾先生和玛德莱娜两手空空地来了。两个人谁都没有想到要买花，然而，墓地入口处有的是卖花的人，有的是选择。
家族之墓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房，门楣上镶嵌有一个十字架，它有一道铁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佩里顾家族”的字样。石屋的每一边，都镌刻有死者的名讳，不过，这一切只是从佩里顾先生的父母那一辈才开始，因此，还很新，还不到一个世纪。
佩里顾先生双手插在他燕尾服的衣兜中，并没有摘下他的帽子。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所有的思绪全都落在他的儿子上，全都围绕着他的儿子，在那里打转。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他不知道，爱德华的形象，其实在他心中还是留下了不少，先是一个小男孩，然后是一个年轻人，而他所憎恶的那一切又一次让他强烈地怀念不已，他的笑声，他的叫喊声。头一天夜里，他看到曾被长期遗忘的一些场景重新出现，事情可以追溯到爱德华的童年。那时，他对他儿子的真实本性只有些许怀疑，面对儿子的素描画，他可以任由自己走向一种适度的、可控制的满足，确实，那里头有着一种罕见的成熟。后来，他又看到过儿子的另一些素描。爱德华是一个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小孩子，他的想象力充满了一些异国情调的形象，一些火车头，一些飞机。有一天，佩里顾先生被爱德华的一幅画所震撼，画的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写实主义手法，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观察过一辆汽车。在这张画面凝定的草图中，到底是什么给了人以如此的感觉，让一辆行驶得如此迅速的高速赛车看起来像是就要飞起来？真是一个奥秘。爱德华那时才九岁。在他的素描里，总是有很多的运动。甚至连百花也在召唤着微风。他还记得有一幅水彩画，画的是花卉，究竟是什么花，他却没有认出来，花瓣非常细腻，他能说的只有这些。表现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框架中。佩里顾先生尽管对这一艺术不太在行，却还是看明白了，这里头有着某种极具创意的东西。此外，这些素描，它们都到哪里去了？他这样问着自己。玛德莱娜是不是把它们保留了下来？但是，他真的不想再看到它们，他更愿意把它们留在自己的心中，他再也不希望这些形象从他的身心中出来。从他的回忆中挖掘出来的东西中，尤其有一张脸反复浮现。爱德华曾经画过很多很多的人脸，各式各样的脸都有，但他对某些面容线条有着一种特别的偏爱，这一点，人们经常能发现，佩里顾先生在问自己，人们称之为“有一种风格”的东西，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那是一张年轻男子的纯正的脸，嘴唇很厚实，鼻子稍稍有些长，很挺，下巴正中央有一道很深的沟沟，但尤其是有一道奇特的目光，稍稍有点儿斜视，没有一丝笑容。他试图想说的那一切，如今还能找到词语吧……但是，又能向谁去说呢？
玛德莱娜假装被稍远处的一座坟墓给吸引住了，朝那边走了好几步，把他留在了原地。他掏出了他的手帕，擦了擦眼睛。他读着他妻子的姓名：莱奥波尔迪娜·佩里顾。娘家姓玛尔基斯。
爱德华的名字不在那上面。
这一发现让他非常惊愕。
当然啦，既然他儿子并没有被认为埋在这里，就不可能镌刻上他的名字，好的，这一点很显然，但是，对于佩里顾先生，这就如同命运拒绝了他对一次正式死亡的最终认可。当然，官方倒是寄来过一纸证书，那份文件证明，他为法兰西而战死，但是，这样的一座坟墓又是什么，人们甚至都没有权利在此读到他的名字？他把这一切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试图说服自己，最基本的并不在于此，但是，他所感觉到的那一切，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
你倒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替他理解一下，读到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读到“爱德华·佩里顾”，在他的眼中，突然具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左右来回地摇了摇头。
玛德莱娜来到他身边，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人一起返回。
星期六那天，他接到了很多电话，都是来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的。“请问先生，您感觉好点儿吗？”有人这样问他，或者，“您可是把我们着实吓得够呛，我的老兄!”他则冷静地一一作答。对所有人来说，这就表示了一个信号，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佩里顾先生严格遵循布朗什大夫的叮嘱，整整一个星期天都在休息，喝药茶，服药片。他还整理了一下各类文件，在那个银制的托盘上，就在信件旁边，发现了由一张特别女性化的纸做成的一个小盒子，那是玛德莱娜特地放在那里的，里头装了一个小本子，以及一封已经打开了的手写的信，看那样子，是一封很久之前写的信。
他立即认出了它，他喝了茶，拿起信，念了一遍，又是一遍。他久久地停留在爱德华的战友回忆他牺牲情景的那一段：
(……)发生时，我们的部队正在攻打一个德国兵的阵地，这对我们赢得胜利至关重要。你们的儿子，他常常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此时当胸中了一颗子弹，当场就牺牲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并没有什么痛苦。你们的儿子，他总是提到，保卫祖国是他最高的职责，他应该为自己像个英雄那样死去而感到光荣。
佩里顾先生是一个商人，领导着好几家银行、海外商行、工业企业，因此，他凡事都会抱定怀疑的态度。对这样一个现成的传奇故事，他是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的，这是刻意编排出来的，很像是一幅蹩脚的彩色画片，专门用来安慰阵亡者家属的。爱德华的战友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是用铅笔写的，信纸已经老化了，字迹在消退，就像一种编得很糟糕的谎言，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他把信叠起来，塞进信封中，然后放到书桌的一个抽屉里。
之后，他打开了那个本子，一个用得很旧了的物件，用来缠住硬纸板封面和封底的那根橡皮筋已经松得丧失了弹性，人们几乎可以说，它已经绕地球转了三圈，就如同一个探险家的航海日志那样。佩里顾先生立即明白到，这里头是他儿子画的画。画的是前线的士兵。他知道他可能无法一下子就翻阅这整个本子，而为了面对这一现实，面对自己那十分压抑的罪恶感，他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停留在了那一页上，那上面画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戴着头盔，坐在那里，他两腿分开，平贴在地上，肩膀低垂，脑袋微微低下，这是一种疲惫不堪的姿势。若是他不留有一撮小胡子的话，那就活脱脱是一个爱德华了，他心里想。在他始终没有见他的这几年战争岁月中，他是不是老了很多？他是不是跟那么多的士兵一样，也留了一撮小胡子？我又给他写过多少次信呢？他这样问自己。所有这些用蓝色铅笔画的素描，是因为他只有蓝色笔用来画画吗？玛德莱娜应该给他寄去过包裹的，不是吗？回想到此，他感到有些倒胃口，他记得自己曾经对一个女秘书说过这样的话：“别忘记给我儿子寄一个包裹过去……”那位女秘书也有一个儿子在前线当兵，1914年的夏季失踪了。佩里顾先生仿佛又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返回办公室时的情景，她完全变了个人。整个战争期间，她给爱德华寄过几次包裹，就像是在给她自己的儿子寄，她说得很简单，我准备好了一个包裹，佩里顾先生向她致谢，他拿起一张纸，他写道：“祝你一切都好，我亲爱的爱德华。”然后，他犹豫起来，不知道该如何落款，写“爸爸”也许有些不合时宜，而写“佩里顾先生”，则不免显得可笑。最后，他只签上了自己姓名的缩写。
他又瞧了一眼画本中这个疲惫不堪、几乎瘫倒在地的士兵，他恐怕从来都不曾确切知晓他儿子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他只能满足于听听别人的一些故事，例如，他女婿的故事，一些同样也发生在那里的英雄故事，同样也跟爱德华战友的那封信一样，满是谎言。关于爱德华，他能有的也只是这些了，一些谎言而已，除此之外，他可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一切都已消逝。他重新合上了绘画本，装进了上衣的内里衣兜。
玛德莱娜对她父亲的反应感到惊讶，但她从来就不会流露出来。这一次突发奇想地前来公墓，这一把眼泪，是那么意外……那道把爱德华跟他父亲分隔开的鸿沟在她眼中始终显得如同一个地质学的数据，自古以来就已存在，就仿佛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两个大陆，位于两个不同的地质板块上，两者的相遇，不会不产生剧烈的海啸。她经历了一切，见证了一切。随着爱德华渐渐长大成人，她看到了，来自于父亲方面的怀疑与猜测也逐渐变成了排斥、敌意、拒绝、愤怒、否认。爱德华则表现为相反的运动，一开始，那只是对亲情的要求、对呵护的需要，后来却渐渐地转变为蓄意的挑衅、剧烈的发作。
战争爆发。
因为，这一场夺走了爱德华生命的战争，它很早就爆发在了家庭内部，就在这个像德国人似的死板的父亲与这个肤浅的、骚动的、迷人的、充满魅力的儿子之间。它由一些秘密的军队行动而告开始—那时候爱德华只有八九岁—而这些行动暴露出了两个阵营的焦虑不安。父亲先是表现出关切，然后是焦躁。两年之后，儿子长大了，就再也没有了一丝丝的疑虑。于是，他变得冷漠、疏远、轻视。而爱德华，也变得冒失、叛逆。
随后，两人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直到发展为彻底的沉默，一种连玛德莱娜也无法确定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沉默，反正，到后来，两个人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再说话，同时，也拒绝彼此争斗与对峙，而更愿意保持一种无声的敌视、一种冷漠的情感。她必须追溯到很远很远，方能够回想起几乎成为潜在内战状态的冲突中那个争执的时刻，虽然冲突一直就没有断过，但那一刻，她却是再也找不到了。兴许，曾经有过一个标志性的突发事件，但她早已无法定位它了。那还是爱德华十二三岁的时候，一天，她突然觉察到，这父子俩已经不再面对面地直接交流，而是通过她来传话了。
她在青少年时代一直扮演着外交家的角色，夹在不共戴天的死敌之间，随时准备听取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抱怨，缓和父与子所有的敌意，扼杀种种冲突的企图，遏制任何争斗的意愿。由于始终忙于关注这两个男人，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她自己都变得其貌不扬了。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难看，只是有些平庸，但是，在一个那样的年纪，平庸，便是不如很多别的人那样漂亮。太过经常地，玛德莱娜的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迷人的年轻姑娘—有道是，有钱男人娶美丽女人，能生漂亮孩子—终于有一天，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相貌平平。那时候，她十六七岁的样子。她的父亲看到她时，总是亲吻一下她的额头，却并不仔细瞧她。家里头也没有女人告诉她，作为一个姑娘她该怎么做，该如何打扮，她只得多多琢磨、多多猜想，她只能观察其他女人是怎么做的，模仿她们，但做得总是略略有些欠缺。她本来对此类的事就没很大的兴趣。她看到，她的青春，它本来可能会是她的美丽，至少也会是她的性格，现在已经消融分解，已经散成丝丝缕缕，因为没有人会来关心她。她有的是钱，这个，在佩里顾他们家是不会缺少的，它甚至取代了所有一切，于是，她大把大把地付钱请化妆师、美甲师、美容师、女裁缝，根本不计较成本。玛德莱娜并不是一个丑女人，她是一个缺少爱的年轻姑娘。她期待能给她一道爱的目光的唯一男人，能够为她提供一点点必要保证，让她成为一个幸福姑娘的唯一男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男人，很忙很忙。人们说到他，就如同说到一块被敌人占领的领土，而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生意，就是竞争的对手，就是股票市场，就是政治影响力，捎带着，还有他根本就不在乎的那个儿子(这一任务也费了他很多的时间)，所有这些事情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啊，玛德莱娜，你原来在这里啊，我刚才没有看到你，亲爱的，你自己去客厅里玩吧，我这里有工作要做!”而她那时候其实刚刚换了一个新发型，或者刚刚穿了一条新买的裙子，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她。
一边是这个有爱之心却无爱之行的父亲，另一边就是爱德华了，如涓涓溪水的爱德华，十岁了，十二岁了，十五岁了，如洪水恣意泛滥的爱德华，世界末日般的可怖者，乔装打扮者，演戏者，滑稽可笑者，行为过分者，燃烧的火炭，创造性，那是一些画在墙上的有一米来高的图画，让仆人们看到后为之尖叫，女用人则红着脸，哈哈大笑，咬着拳头，从走廊中匆匆跑过，因为佩里顾先生的脸被画成了肿胀的魔鬼样，两只手抓住了自己的鸡鸡，那副模样，简直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玛德莱娜擦着自己的眼睛，立即叫来油漆匠刷墙。佩里顾先生回到家里，见满屋都是工人，感觉很惊讶，玛德莱娜则解释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务过失，没什么太严重的，爸爸，她那时十六岁，他则说，谢谢，我亲爱的，如此，便轻松下来，为家中有个人处理这一类日常杂务而感到欣慰，毕竟，一个人总归是分身无术，不可能长得三头六臂嘛。因为他尝试过了一切，但一切都归于失败，请保姆，女管家，家庭教师，寄宿女伴，所有人全都走了，谁也待不下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孩子，爱德华，真的是有某种魔鬼附了身，太不正常了，我向你们保证。“正常”这个伟大的词，佩里顾先生总是挂在嘴边，只因为它很有些意思，能用来指一种没什么意思的亲子关系。
佩里顾先生对爱德华的敌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其中的理由玛德莱娜猜得很对：爱德华的行为举止毕竟很像是一个女孩，有多少次，她费尽全力地把他拉回到“正常地”笑，然而，种种的努力工作往往以眼泪而告结束—因此，佩里顾先生的敌意变得如此要命，连玛德莱娜最终都不免感到了一丝庆幸，因为这两块大陆始终没有彼此相遇，这样反而更好。
当有人前来家中，告知爱德华的死讯时，她接受了佩里顾先生默默地放松的心境，首先是因为，她父亲是她现在所仅剩的一切了(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她有那么一点点像是那位玛丽亚公主)；其次，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即便它完结得很糟糕，至少，它总算是结束了。她久久地掂量着那种意愿，想把爱德华的遗体运回老家。她十分想念他，知道他离得那么遥远，就好像被遗留在一个陌异的国度，想到此，她每每感觉心痛。那是不可能的，政府不会同意的。但她始终默默地酝酿着这件事(这一次，她做得依然如同她的父亲)，而一旦决心下定，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了。她四处打听，完成了种种必不可少的秘密交易，找到了人，安排了行程，就出发—一开始，她就违背着父亲的意愿，随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去她兄弟战死的地方寻找他的尸体了，她把他埋葬在了将来有一天她自己也会埋在那里的地方。这之后，她就嫁给了在那里遇识的英俊的上尉奥尔奈-普拉代勒。每一个人都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做自我了结呗。
但是，当玛德莱娜把她父亲在赛马俱乐部中感觉到的不适以及后来他如此不合常规的衰竭联想在了一起时，她对他要去从来都不曾去过的墓地这一突如其来的惊人决定，实在感到有些诧异，让她诧异的，还有他最后流下的眼泪。她十分担忧。这场战争结束了，死敌本来也是能言归于好的，只不过，其中的一方付出了死亡的代价。甚至，连和平也变得毫无意义。整个家，在这1919年的十一月，充满了忧伤的气氛。
快到中午时，玛德莱娜上得楼来，敲了敲她父亲书房的门，发现他直挺挺地站在窗户前，若有所思。大街上，不少行人都捧着一束菊花，能听到一阵阵军乐声传来，反复回荡在大街上。看到父亲如此沉浸于自己的思绪中，玛德莱娜便建议他换换脑子散散心，两个人一起去吃饭，他欣然接受了，尽管他显然一点儿都不饿，他几乎什么都没吃，把餐盘里的菜又退了回去，只喝了半杯水，一脸忧虑的神色。
“告诉我……”
玛德莱娜擦了一下嘴，用疑惑的目光询问他。
“你弟弟的那位战友，那个……”
“阿尔贝·马亚尔。”
“是的，或许……”佩里顾说着，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们可曾……”
玛德莱娜微笑着表示同意，又点了点头，像是在鼓励他。
“对他表示了感谢，是的，那是当然。”
佩里顾先生闭嘴不说什么了。对他来说，这样一种赶在他之前便早早理解了他心中感受到什么、嘴里想表达什么的方式，真正是他自寻烦恼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源泉，这也给了他种种渴望，想让自己也变成一个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王子。
“不，”他继续道，“我是想说，我们也许应该……”
“邀请他来我家，”玛德莱娜说，“是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俩闭口无语。
“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再……”
玛德莱娜抬起了眉毛，几乎有些很开心的样子，这一次，她久久地等着迟迟不来的结局。在董事会上，佩里顾先生可能会用一个很小很小的眼神，打断任何人的发言。而在他女儿面前，他甚至都无法说完他自己的句子。
“但是，当然啦，爸爸，”她微笑着继续道，“没有必要对着人家的屋顶大张旗鼓地呐喊。”
“这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佩里顾先生认可道。
当他说到“其他任何人”时，他想说的就是“你丈夫”。玛德莱娜很明白，这并没有伤及她。
他站起来，放下手里的餐巾，对着他女儿莞尔一笑，准备离开房间。
“哦，还有……”他说着，停下来一会儿，仿佛他突然想起来一个什么细节，“你愿不愿意给拉布尔丹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见我一下？”
当他用这种方式来说话时，那一定是有紧急情况。
两个小时之后，佩里顾先生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大客厅中接待了拉布尔丹。在这位区长来到时，他并没有前往迎接，也没有去握他的手。他们就在那里干站着。拉布尔丹容光焕发。如同往常那样，他急匆匆而来，早已准备好要提供服务，要表现出有用，既是送上门的礼品，又能提供一些奉献，啊，他可是真的愿意像妓女那样，为人带来欢乐。
“亲爱的朋友……”
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说话的。拉布尔丹已经按捺不住，为之激动起来，人们需要他，他乐于助人。佩里顾先生很清楚，他的女婿总是在利用他的一些关系，而拉布尔丹近来被推举进了管理那个军人墓地事务的招标委员会，他并没有过问得太紧，他只是满足于了解一个大概情况，但是最基本的信息他都掌握了。无论如何，到了他想知道所有一切的那一天，拉布尔丹想必会为他和盘托出的。再说了，这位区长，他也早就准备好了，坚信自己这一次就是应邀来谈这件事的。
“您的那个战争纪念碑的计划，”佩里顾问道，“都进展到了哪一步啦？”
拉布尔丹很惊讶，咂了咂嘴唇，睁开了一只山鹑般的粉红色眼睛。
“我亲爱的主席……”
他对所有人都称“主席”，因为，现今，所有人都是主席，不是这个机构就是那个机构的主席，这就如同在意大利谁都是“博士”那样，拉布尔丹就喜欢这样简单易行的叫法。
“我亲爱的主席，为了告诉您一切……”
他显得有些尴尬。
“是的，”佩里顾鼓励他说，“告诉我一切好了，这样做最好。”
“这个嘛……”
拉布尔丹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胡编乱造什么，于是，他便说：
“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呢!”
瞧他们干的好事。
这项计划差不多已经烧了他近一年的钱。因为，明年在凯旋门建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很好，但还远远不够；每个区的居民们，以及各个老战士协会都想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所有人都在要求这个，在议会中都已经投过票了。
“人们甚至都命名了专门人员!”
这说明，拉布尔丹对待此事认真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有很多障碍，我亲爱的主席，很多的障碍!您都想象不到的!”
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因为他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技术上的困难。需要组织募捐，展开竞赛，筹建一个委员会，找一个办公地点，但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地方，更不用说评估计划的可行性了。
“那是因为，一切都需要花大钱，这玩意儿实在不便宜呢!”
人们没完没了地争论，总是有一些事情会耽搁，拖后腿，有些人想要一个比临近那个区更雄伟的纪念碑，有人说要建一座纪念性的标志牌，有人说要来一幅巨型壁画，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强调着自己的经验……各种各样的争执与论战持续不断，没完没了，拉布尔丹硬是从中摆脱了出来，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然后，他戴上了帽子，直奔妓院去躲清闲了。
“因为，尤其缺少的就是金钱，这您是知道的……国库已经空了，这个您不会不清楚的。因此，一切都得依靠民间的募捐。但是，人们又能募捐到多少钱呢？假设，人们只能筹集到修建纪念碑一半的钱，那剩下的另一半我们又怎么解决？看来，我们必须介入了!”
他等了饱含意义的沉甸甸的一秒钟，好让佩里顾先生自己去掂量这样一个悲剧性结果。
“我们总归不能对他们说：‘把钱拿回去吧，这事情办不了啦。’您明白吗？而从一方面来说，假如我们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随随便便地竖立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意儿，那我们又该如何来面对选民们呢，那样的话，可就糟透了，您明不明白？”
佩里顾先生心如明镜，明白得很。
“我向您发誓，”拉布尔丹总结道，他有些被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所压垮，“表面来看，这事情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真的是可—怕—至—极。”
他解释了一切。他从前面向上提了一下他的长裤，那模样像是在说：现在，我得好好地喝他一杯。佩里顾掂量了一下，想知道自己在何等程度上轻视了这个毕竟有着—这样的事毕竟是会发生的—惊人反应能力的人。比如说，现在，此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您，主席……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傻瓜们有时候也会有惊人的言行。这一疑问其实并不太傻，因为佩里顾先生并不住在他的那个区。那么，他为什么要掺和到这一个纪念碑的故事中去呢？这种直觉是很准确、很清醒的，从拉布尔丹这方面来看，证明了这一次是思维上的一个意外事件。以前，跟一个聪明人，尤其是跟一个聪明人，佩里顾先生从来就不曾让自己表现得如此真诚，他实在做不到那样，而眼下，面对着一个如此的傻瓜，那可就……再说，就算他愿意，那也是说来话长了。
“我很想做点什么，”他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您的那个纪念碑，我来付钱好了。全部由我来付。”
拉布尔丹张大了嘴，眨巴了一下眼睛：“好，好，好……”
“您先找一个地方，”佩里顾继续说道，“假如需要的话，先铲平地基。但愿它会很漂亮，不是吗？它将值得它所值的。发起一场竞争吧，召集一个评委会来讨论一下形式，但是，最后得由我来拍板，因为是我掏的钱嘛。至于这桩生意的广告嘛……”
佩里顾先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银行家生涯，他的财富一半来自于证券交易，另外一半则来自各种工业企业的开发。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比方说吧，投身于政界：政治已经诱惑了他的很多同行，但他们在政界中却什么都没有赢得。他的成功总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本领之上，而政治成功则往往取决于跟选举一样不确定、有时甚至可说是一样愚蠢的环境，他感到很厌恶。此外，他也自认为没什么政治细胞。要干那一行，首先得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他的玩意儿、他的伎俩，只是金钱。而金钱总是喜欢暗着来。佩里顾先生把谨慎当作一种美德。
“至于广告，很显然，我是不想要的。您来创建一个慈善机构吧，一个什么协会，您看着办好了，我会为它提供所需的一切的。我给您一年时间。到明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我希望它能落成。在那碑文上，我要看到所有出生于本区的死难将士的姓名。您明白吗？所有的死难将士，一个不缺。”
仅仅一次，就有那么多的信息，拉布尔丹花了不少时间才抓住关键。当他终于将所有这一切一一具体记住时，当他明白到他还有什么需要去做，并明白到主席先生是何等地急于看到他的意志得到了执行时，佩里顾先生早已把手伸向了他。拉布尔丹有些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便紧跟着也伸出手来，但他的手落到了空无之中，因为佩里顾先生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就返回到了他的套间中。
佩里顾先生沉浸在自己的万千思绪中，他站立在窗前，眺望着大街却并没有真正地细看。爱德华的名字并没有留在家族之墓上，算了。
现在，他将让人建立起一座纪念碑。定制的。
那上面，将会有他的名字，还有他战友们的名字，在他周围。
他在一个漂亮的广场上看到了这一切。
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区的最中心。
13
一场瓢泼大雨底下，阿尔贝推开了小院子前的那道栅栏门，他左手缠了绷带，一个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小院子里堆积着整扇整扇废弃的门窗，一些旧车轮，一些破马车的顶棚，一些断了腿的椅子，一些无用的物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破烂是如何堆到这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到处都是烂泥污浆，阿尔贝甚至都没有求助于放置在烂泥地上的一块又一块的石板，因为近来频繁的雨水早已把它们冲得七零八落，不成队列了，他必须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敏地腾跃，才能保证不落到水坑泥洼中。他已经没有橡胶鞋了，因为最后的那一双早就寿终正寝了，不管怎么说，随身带着装满吗啡瓶的鞋盒子，要完成这样高难度的舞步，实在是有点儿……就这样，他踮着脚尖穿越了小院子，来到了那个小楼中，这栋楼的二层经过整修，以每个月二百法郎的价格出租，跟巴黎的一般房租相比，这个价格就算是低得可怜了。
六月份，爱德华回归平民百姓生活后不久，他们就搬来这里住了。
那一天，阿尔贝前去医院接他。尽管生活拮据，手头很紧，他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尽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肢残者—在这一方面，战争同样让人具有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想象力—不过，这样一个格莱姆的出现，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跛行，脸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大洞，还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俄国人，吓得够呛。就连阿尔贝本人，尽管每星期都会去医院探望他的这位战友，也一样会被惊吓到。在室外，它所产生的效果跟在室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如同，有人牵着一头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溜达，你倒是想一想。他们一路无话。
爱德华没有任何地方可去。那时候，阿尔贝住在七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是在顶楼上，穿堂风很大，走廊上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冷水龙头，他就在一个水盆中洗脸擦身，只有当必要的时候才去街区中的公共澡堂洗澡。爱德华走进了房间，似乎没怎么看清楚它，他在窗户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从那里瞧着大街、天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右鼻孔吸着。阿尔贝当即明白了，他待在那里是不会再动了，而对爱德华的这一照顾将很快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真正源泉。
两个人挤在一起的共居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骨架巨大，身体却很瘦—也只有他们常常看到从屋顶上走过的那只灰猫比他更瘦了—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整个空间。房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就已够小的了；现在要住两个人，几乎就像是挤在一种杂乱的战壕中。那种压抑感，让他们觉得对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利。爱德华睡在地上，底下只铺着一条毯子，他整天都在抽烟，那条僵硬的腿伸直在身前，目光朝向窗户外。阿尔贝出门之前，会为他准备好吃的东西，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至于爱德华会不会去碰它们，他可就不管了。整整一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一座盐雕。简直可以说，他任由生命就那样消逝，就如让血从一道伤口中流走。与苦难为伍是如此令人难忍，阿尔贝很快就编造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尽快地出门离去。实际上，他只是前去杜瓦尔小食铺吃晚餐，要知道，独自一人留下来，跟一个如此悲哀的人交谈，是一件多么伤脑筋的事情啊。
他十分害怕。
他询问过爱德华未来有什么打算，想去哪里寻求躲避。但是，讨论常常在一开始就已结束，阿尔贝一看到他战友那种沮丧的神情，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双眼睛是他眼前这一幅绝望的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活物，那是一道狂乱的目光，表达出一种彻彻底底的无能为力。
于是，阿尔贝软下心来，决定从现在开始全面彻底地负责照顾爱德华，照顾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有所好转，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重新制订生活的计划。阿尔贝认定这一恢复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按月来计算，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什么比按月计算更好的办法。
他拿来纸和颜料，爱德华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却从来没有打开过颜料盒。他没有丝毫寄生虫的举止、丝毫吃白食的做派，这是一个空空的信封，没有欲望，没有期望，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想法：就算阿尔贝把他拴在一座桥的底下，就像人们抛弃一个不想再养下去的宠物那样，然后拔腿溜走，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一丁点儿的。
阿尔贝很熟悉“神经衰弱”这个词，他四处打听过，提问过，并且还收集到了“忧郁”“消沉”“抑郁症”等词语，这一切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最基本的现象就在他眼前：爱德华正在等死，无论死神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来到，这就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这远不是一种改变，而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简单过渡，被耐心而又无奈地接受，就像那些肢体不便、沉默寡言的老年人，人们再也不会去注意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一样，除了死去的那一天，再也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惊讶。
阿尔贝不停地跟他说话，这也就是说，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就像一个老人在自己的陋室里独自唠叨。
“瞧瞧，我还真的算是运气好的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为他做着鸡蛋肉末糊糊，“说到对话这件事，我若是落到一个不好相处的处处要跟我作对的人手里，那岂不是更糟糕吗？”
他尝试着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逗他战友开心，因为他真切地希望能改善他的状态，同时，也为了打破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谜团：爱德华想开心大笑的那一天，又会如何做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喉咙中会制造出一阵尖厉的滚动声，是那种让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滚动声，它会让你生出一种渴望，想要去帮助他。这就如同，当人们看到一个口吃的人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说话时，会赶紧说出一个词，好让对方尽快摆脱让他结巴的那个音节，因为，那实在太让人烦了。幸好，爱德华很少会那样，也许，那更多的是由疲倦造成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但是，这一笑的问题，阿尔贝始终没能成功地超越。此外，自从他被活活地埋在炮弹坑里那件事以来，这也不是唯一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顽念。除了紧张、持续的焦虑不安，以及对一切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境的害怕，他还有另一些时时牵肠挂肚的操心事，简直要把他累得趴下，这就像在早先，他一心一意地想重新构思死马的那个脑袋。他把爱德华的那幅画装裱了起来，这让他花费了不少钱。它成了他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为了鼓励他朋友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或是只是让他每天都有些事可做，他有时候会站立在那幅画前，双手插在衣兜里，不加掩饰地欣赏着它，嘴里不断地说着，真的，真的，他真有才华，这个爱德华，假如他愿意……但是，这些全都没有用，爱德华点燃一支香烟，有时用右鼻孔吸着，有时用左鼻孔，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主要由一个个锌皮屋顶和一支支烟囱构成的城市景象中。他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乐趣，在住院的好几个月时间里，他也没有制订任何计划，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跟外科大夫、值班医生的禁令作对上，不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的新状态，还因为他无法想象之后的日子、未来的生活。对于他，时间仿佛骤然停在了炮弹爆炸的那一刻。爱德华还不如一座出了故障的挂钟，即便是停了摆的钟，一天中至少还能有两次准确的报时。他二十四岁了，而在受伤之后的一年，他还是没能做到重新变回以前的样子。他无法恢复以往的任何东西。
很长时间里，他都停留在封闭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盲目的抵抗态度，就像其他不少士兵那样，人们都说，这些士兵始终凝滞在早先的那种习惯状态中，挛缩，蜷曲，扭弯，这场战争所曾创造的那一切，真是疯狂。他的抗拒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画笔底下莫德雷教授的形象中，在他看来，这个莫德雷就是一个肮脏的浑蛋，他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些病人，而是医学，以及外科医术的进步；兴许，那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爱德华看不出这里头的细微差异，他的脑袋正中央破了一个窟窿，他根本没有兴致去掂量对与错、好与坏。他已经依赖上了吗啡，他调动起他所有的精力，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出手去偷，千方百计地让医生给他开这种药的处方。他兴许想到了，有朝一日吗啡会要了他的命，我才不管它呢，必须搞到更多的吗啡，而在听到他拒绝了一切，拒绝了器官移植、肢体再接、假体安装之后，莫德雷教授最终也把他赶出门外。人们拼死拼活为这些家伙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人们热心地向他们建议最新的外科技术，而他们却更愿意停留在早先的状态中，他们只是冷冷地瞧着我们，就仿佛是我们把一颗炮弹扔到了他们头上。那些精神病科的医生(士兵拉里维埃尔去看了很多精神科大夫，但他十分封闭、固执，从来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此，也对这类伤员顽固的拒绝总结出了一大套理论。莫德雷教授对种种解释皆不以为然，只是耸耸肩膀了事，他希望把他的时间和学问都贡献给值得他付出心血的那些年轻伤员。他连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为他签署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出了院，带着医生的处方、一点点吗啡，还有一大摞写着欧仁·拉里维埃尔姓名的材料。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坐在了窗前的一把椅子上，那是在他战友那个可怜的小公寓中，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他的肩膀上，就仿佛在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之后，他刚刚走进了他的监牢。
尽管爱德华根本做不到理清纷乱的思绪，他还是听到了阿尔贝在那里谈及日常生活，他试图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当然，必须考虑钱的问题，没错，他现在将成为什么呢，拿他这么一个大个子做什么好呢，根本不可能超越对处境的简单认可，他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一过滤，一下子滚得远远的。当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已经是晚上了，阿尔贝干完活儿回家了，或者，时间还是大中午的，是他的身体要求打针了。然而，他还是做着努力，他当真尝试着想象会发生什么事，他紧握着拳头，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思绪飘飘悠悠，从最细小的缝隙中飘走，很快逃逸得没了踪影，只留下自由的空间给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复琢磨。他的往昔像一条大河流淌过去，毫无秩序，也毫无头绪。经常反复回到他心中的，是他母亲的形象。母亲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点点东西，而偶然涌上心头的那一丁点儿回忆，他总是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那是一些模糊的形象记忆，集中在种种刺激感官的感觉中，一种他试图重新找回的含有麝香的香味，她那玫瑰色的带有绒球的花带头饰，还有她的香脂香膏，她化妆用的刷子，一种绸缎的柔和感，那是一天晚上她朝他俯下身来时被他抓住的，或者，一枚她为他而打开的金质像章，微微倾斜着，像是在倾诉一段秘密。相反，她的嗓音却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他记不得她的任何一句话，也想不起她的任何一道目光。他的母亲消融在了他的回忆中，经历了跟他所了解的所有生命体的同样命运。这一发现把他击垮了。自从他自己丢失了脸容以来，其他所有的脸容也随之全被抹除了。他母亲、他父亲的脸，他那些战友、他那些情人、他那些老师的脸，玛德莱娜的脸……她也一样，她的形象会经常返回。只是再也没有了她的脸，剩下来的，只有她的笑。他从来就没有见识过比她更爽朗的笑声了，而为了能听到这一笑声，爱德华曾干过一些疯狂的事，而这对他并不算太难，一幅素描画，两个鬼脸，一个仆人的漫画—他们自己也大笑不已，因为爱德华画画时心中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尤其是乔装改扮，对此，他有着一种放肆无度的趣味，乐此不疲，并且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而这，很快就转向了货真价实的易装癖。面对着那个化妆的场景，玛德莱娜的笑总归有些不太自然，不是出自于内心，不，而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她说道，“假如他看到这个的话，那你就完了。”她竭力监视着周围的一切，注意着细枝末节，生怕出错。有时候，局面也会摆脱她的掌控，于是，晚餐期间，就会出现冷冰冰、沉甸甸的尴尬场面，只因为爱德华下楼时故意忘记了擦掉睫毛上的睫毛膏。佩里顾先生一旦发现这样的事，就会立马站起来，放下餐巾，让他的儿子离开餐桌，爱德华则会嚷嚷起来，嗨，怎么啦，假装一副很不愉快的模样，我这又怎么啦，但是，这时候，没有人会笑。
所有这些脸，包括他自己的脸，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都没有留下来。在一个没有了脸容的世界中，还能紧紧地纠缠住什么，还能跟谁做斗争？对于他，这不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充满了没有脑袋的人影的世界，而出于一种补偿效果，躯体的比例成倍地增加，达到了他父亲的那种魁梧程度。他童年时代的感觉像一个个泡沫那样冒了出来，一会儿是接触他时所产生的畏惧中夹杂了赞赏的甜美战栗，一会儿又是父亲那种微笑着说话的方式：“不是吗，儿子？”仿佛是在让他见证一下什么才是成人间的谈话，见证一下他还不理解的一些事。人们几乎可以说，他的想象力在枯竭，被降低成了种种现成的形象。由此，有时候，在他眼中，他父亲出现的时候会紧随着一个宽大而又密集的幽灵，就像画册中的吃人妖魔。而他父亲的背影!这个宽阔而又可怕的脊背，一向让他觉得巨大无比，直到后来他自己也变得跟他一般高大，并最终超过了他，而这个脊背，只有它自个儿本身，才善于如此清楚地表达出冷漠、轻蔑、厌恶。
爱德华以前很憎恨他父亲，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两个男人会合在了一种彼此互有的轻蔑之中。爱德华的生活彻底坍塌了，因为它甚至连仇恨都没有了，让他根本无法撑住自己。这场战争也一样，他是彻底打输了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反复搅动着种种形象、种种艰难，阿尔贝早上出门干活儿，晚上回家。当他们必须讨论什么时(阿尔贝总希望能讨论一些什么)，爱德华就从他的遐想中摆脱出来，那往往已经是二十点钟了，他甚至都不会点亮灯。阿尔贝像个蚂蚁一样忙个不停，很有兴致地说着话，而最常见的话题，就是缺钱。阿尔贝每天都要去攻打一座叫维尔格兰的棚舍，那是政府为最缺吃少穿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用品小商店，他说，那里的物品常常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他从来就不怎么提及吗啡的价格，他有着他自己表现其精细的方式。他通常都会说到钱，但说话时的口气几乎很是愉快，仿佛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尴尬，之后便能开心地对付，这就如同，在前线时，为了互相安慰，鼓舞士气，人们偶尔会把战争当成另一种简单的服兵役形式，一种最终会给人留下美好回忆的艰苦劳役。
对于阿尔贝，经济问题将会幸运地得到解决，那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爱德华的伤残抚恤金将会缓解经济上的负担，帮助这位战友接济生活，解决困难。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继续一种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跟战友们一起赢得了战争，把德国人压倒在膝下的士兵……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阿尔贝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翻来覆去地计算着复员费、退伍补贴、伤残补助……
爱德华在一旁摇着头。
“怎么就不成呢？”阿尔贝问道。
他心里想，是这样的，爱德华还没有摸到门道呢，他还没有填写过申请表，也没有投寄提交过呢。
“我来做这个吧，老兄，”阿尔贝说，“你就不用操心啦。”
爱德华再一次摇了摇头。而由于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拿过来那块对话用的写字板，用粉笔在上面写道：“欧仁·拉里维埃尔。”
阿尔贝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他的军用背包中掏出一份已经捏得有些皱巴巴的表格，表格上印刷着这样的字样“领取抚恤金申请表”，里面列着必须向有关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文件的清单。阿尔贝的目光停在了由爱德华本人用红笔画了线的材料名称上：伤病或残疾证明原件—最初的战地医院或诊所收治病人的登记表—复员遣返档案卡片—最初的军队医院住院登记表……
这真是令人震惊。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从来就没有一名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士兵在113高地战役中受伤后被登记收治。人们应该会找到一个叫爱德华·佩里顾的，从战场上撤离下来后就因伤重不治身亡，然后，一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伤员被转院到了巴黎。但是，只要做一个哪怕最简单的行政调查，就将证实这个故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个住院的伤兵爱德华·佩里顾，跟这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战士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后者在两天之后就转了院，转到了位于特鲁代纳大道上的罗林医院。但他恐怕根本无法提供要求提供的材料。
爱德华早就改换了身份，他将什么都无法证明，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假如调查进行得更细致，查到了登记簿，查到了偷换的手段、作假的篡改，那么，最终的结局就将是坐牢，而不是抚恤金了。
战争铸造了阿尔贝那不幸的灵魂，但是这一次，沮丧至极的他感觉自己的境遇就是一种不公正。甚至还更糟，就是一种彻底的弃绝。我都作了什么孽啊？他心里说，惊慌失措。自停战以来一直在他心中微微作沸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的脑袋往隔墙上使劲撞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那幅画有马脑袋的画框震落下来，玻璃从正中间碎裂开来，阿尔贝一屁股瘫坐到地上，连续两个星期中，他的脑门上一直鼓凸着一个肿块。
爱德华的眼眶依然还是湿的。然而，当着阿尔贝的面，真不该哭得太多，因为这段时间里，阿尔贝的个人境遇就已经很容易引他落泪了……爱德华很理解他，他只是把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给予安慰。他实在感到抱歉。
很快，他们就寻找到一处够两个人住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一个偏执狂，一个残疾人。阿尔贝对日常生活的开支省了又省，只求能细水长流。报纸上继续大肆宣传，说是，德国人将会彻底赔偿他们在战争中损坏的一切，就是说，差不多半个国家。等待期间，物价一个劲地不停上涨，复员费却始终还没有发下来，抚恤金也不见踪影，交通状态一片混乱，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毫无保障。因此，黑市贸易大行其道，很多人靠投机倒把活着，他们削尖脑袋拉关系钻营，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熟人再去认识其他人，彼此交换着各种信息渠道和联系方式，正是这样，阿尔贝来到了佩尔斯死胡同9号，找到了一栋已经住有三个房客的市民阶层的房子。在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房，曾经用来做货栈，现在楼下堆放了一些杂物，楼上还没有人住。房子看起来不太牢固，但面积很大，带有一个烧煤的炉子，由于屋顶不太高，炉子一烧，整个屋里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底下就有自来水，很方便，两扇窗户很宽大，一个屏风上描绘有牧羊女、羊群、纺羊毛杆的图景，中间有些破裂，已经用粗线缝补过。
阿尔贝和爱德华用一辆手推车拉着行李杂物，自己搬的家，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那是九月初。
他们的新房东叫贝尔蒙太太，她于1916年死了丈夫，一年后又死了兄弟。她还很年轻，兴许还很漂亮，但多灾多难的不幸生活让人实在有些看不出她的魅力所在。她跟她女儿露易丝生活在一起，她表示，“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带着孩子，住在死胡同的这个大房子里，总是让她有些担忧，万一出了什么事，现有的那三个房客肯定是指望不上的，毕竟，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她靠着收房租，另外，还东一家西一家地干些打扫清洁的杂活，过着清贫的日子。剩余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瞧着丈夫以往堆放在院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眼下，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生出了红锈。阿尔贝俯身靠到窗户前来时，每每总能看到她。
她的女儿露易丝是个十分机灵的小姑娘。十一岁了，长了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满脸的雀斑，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了。她的言行举止令人惊讶不已。有时候十分活泼，就如岩石上的潺潺流水，有时候却又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座雕像。她很少说话，阿尔贝几乎不怎么听到过她的嗓音，连三次都没有，她也永远都不微笑。尽管如此，她长得真的很可爱，假如她继续照这个样子长下去，她就将引来麻烦的打架斗殴了。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过，她到底是如何征服了爱德华的。通常情况下，爱德华不想见到任何人，但是这个小姑娘，什么都阻止不了她。从搬过来的最初几天起，她就留在了那里，在楼梯脚下，在那里东张西望。孩子们总是很好奇的，尤其是小姑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她母亲一定告诉了她有新的房客搬来住了。
“看来，没什么好看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房间，这是照顾他的那位战友对我说的。”
这番话语的劝说作用适得其反，很显然，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刺激一个十一岁小姑娘的好奇心了。不过，她将会厌倦的……阿尔贝心里这样想道。但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因此，当他看到她来到了楼梯的最上头，坐在了房门边的一个台阶上，当他看到她静静地等在那里，只要房门打开了一点点，就趁机赶紧朝里头瞥去一眼，他就把那道门开得很大很大。结果，小姑娘就倚坐在门槛上，嘴巴半开着，形成一个漂亮的很圆很圆的“o”形，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我们必须说，爱德华的脸的确非常可怖，那个巨大的窟窿，那一排上牙看起来似乎比实际上要大上一倍，这一切跟人们已知的关于人脸的一切全都毫不相像，阿尔贝也曾对他不兜圈子地直说过：“我的老兄，你当真让人感到害怕，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一个如此的脑袋，至少，你也能赢得别人的关注了。”他说这个，本意是为促使对方下决心去做移植手术，“我不信”。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贝就指了指房门，只见那个小姑娘一看到他的脸，就惊惶地从门边溜走。爱德华根本就不知畏惧，只是堵上一个鼻孔而通过另一个鼻孔重新吸上一大口烟，然后让烟从同一个鼻孔中吐出来，因为，他无法从喉咙中吐气。“爱德华，”阿尔贝说道，“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说实在的，这真的让我好害怕，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向你发誓，不信，你就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会看到的。”阿尔贝是到了六月中旬才接他战友过来住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像是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始终缺钱，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这些困难反而让两个人更亲近了，简直就是一种焊接的效果，牢不可分。对他朋友的悲剧，阿尔贝是极其敏感的，他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天派他来，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拯救爱德华，那么……而爱德华，也感觉到了，阿尔贝是如何一个人挑起了两个人生活的重担，因而也竭力想减轻他的负担，于是，他也开始动手做起家务来，我向你保证，他们这日子，过得真像是一对夫妻。
从他们家门口逃走之后没几天，小姑娘露易丝又露面了。阿尔贝心想，那一定是爱德华的样子在她心中激起了好奇。她在他们那个大房间的门口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她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走向了爱德华，向他的脸伸出了手指头。爱德华跪了下来—的确，阿尔贝后来也看到过他这样的滑稽景象—他任由小姑娘用手指头在他那个巨大深洞的边缘来回游动。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全神贯注，人们简直会说她是在做一个作业，就仿佛，她是在用一支铅笔，在法国地图上细心地勾勒着一个轮廓，用来记熟它的形状。
正是在这一时候，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她一放学回来，就会上楼来爱德华的家。她为他东一处西一处地收集来最近的旧报纸，前两天的，或者上个星期的。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内容，读报，剪文章。阿尔贝曾经瞥过一眼他保留剪报的那个文件夹，里头都是关于战争死难者、纪念活动、失踪者名单等内容，相当悲伤的东西。爱德华不读巴黎的报纸，只读外省的。露易丝总是能为他找来不少，也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办法。每天，或者几乎每天，爱德华都能得到一大摞过期的《西部闪光报》《鲁昂报》或者《东部共和报》。她就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她的作业，与此同时，他就在一旁，一边吸他的下士牌纸烟，一边从报纸上剪下他需要的文章。露易丝的母亲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时分，阿尔贝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他胸前背后披戴着三明治广告牌(广告的一面是品客药丸：一点点时间足以大大地改变一切；另一面是朱韦尼尔的女子紧身胸衣：全法两百家店铺任你选!)，溜溜地走了一个下午：整整一条巴黎林荫大道，从巴士底广场，到共和国广场。回家后，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长沙发上，那是他几个星期之前才得来的，当时，他是用一个早先在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的手推车把它运来的，那家伙用他仅剩的一条胳膊—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手段—使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才拉动这一重负。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很特别的夜蓝色面罩，它从鼻子底下开始，覆盖了脸的整个下部，一直到下巴，就像是一把大胡子，一个希腊悲剧演员的那种大胡子。那是一种深深的但又闪亮的蓝色，上面点缀有金色的细小斑点，仿佛是在烘干之前撒上了一些闪亮片。
阿尔贝表现出了惊讶。爱德华伸手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像是在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这很有些怪异的意味。自从他们互相认识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爱德华做出了一种真正具有人情味的表达。实际上，人们也不能说出相反意思的话，这确实很漂亮。
这时候，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记颇有些沉闷的小小声响，于是就转过头去，但他只来得及看见露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就没有了踪影。他还是没能听见她的笑声。
那些面具留了下来，如同露易丝。
几天之后，爱德华戴上了一个全白的面具，上面画着一张充满了笑容的大嘴。而且，那上面，他的眼睛也是笑眯眯的，闪烁着光亮，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某一个斯佳纳莱尔，或者帕利亚乔。从此，爱德华读完他的报纸后，就会把报纸捣成纸浆，用来制作面具，那颜色白得就如白垩粉，然后，再由露易丝和他涂上颜色，或者加以种种装饰。本来只是一种游戏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种日常消遣活动。露易丝就是一个大巫师，总是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例如彩色玻璃珠花、珍珠、布料、彩色毛毡、鸵鸟羽毛、人造蛇皮。此外，当然还有报纸，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应该是一项真正的大事，而阿尔贝，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爱德华和露易丝的时间就花费在了这上面，制作各种各样的面具。每个面具，爱德华从来不会戴第二次，新的一定会替换掉旧的，而换下来的就挂在房间的墙上，跟它的那些同类待在一起，就像是猎获的战利品，或者是一家易装癖商店里所展现的那些化装用品。
这天，当阿尔贝晚上回来，那个硬纸鞋盒夹在胳膊底下，走到楼梯底下时，时间已经快二十一点了。
尽管马尔蒂诺大夫已经为他那被希腊人扎破的左手做了包扎，伤口依然生出一种钻心的疼，他的心里也是一团乱麻。拼死拼活夺来的这一点货，给了他些许喘息的时间。现在，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紧要、如此迫切，而他，对各种各样的激情，却早已是如此敏感、如此漏洞百出……同时，他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足以杀死他的战友二十次，甚至一百次。
他朝前走了三步，掀起了覆盖在一辆早已破烂不堪的三轮车上灰尘蓬蓬的雨布，推开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车斗中的杂物，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珍贵的鞋盒子放了进去。
早在回家路上，他就已开始了一番快速盘算。即便爱德华对吗啡的依赖继续维持在目前这样稍稍偏高的剂量上，他们也依然能享受几乎六个月的安宁日子。
14
前方，远远地，有一只鹳伫立在汽车散热罩的盖子上，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瞧了瞧它，又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那位心宽体胖的迪普雷，情不自禁对这两者做起了机械的比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恰好相反，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而亨利正是为了区分他们，让他们彼此对立，才对两者做比较的。假如这只鹳没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向下扇动时让两翅的尖端拂过地面，或者，它没有极其优雅的细长脖子，顶端连着一个自由自在的角喙，那么，凌空飞翔的它兴许就会像一只野鸭子，但是，它还是要比野鸭子更加庞大……更加……(亨利寻找着一个适当的词来表达)更加“终极”，只有上天才能明白，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那翅膀上的美丽条纹，他心里想着，赞赏不已……就如呢绒上的一道褶裥……甚至就连拖在后面的爪子，也拉曳出了细微的曲线……人们几乎可以宣称，它就在汽车的前头劈开了空气，却没有摩擦气流，它如同一个侦察兵，开辟了道路。对他眼前的这只鹳，普拉代勒始终赞叹不已。
与它比起来，迪普雷实在是一个庞然大物，一座巍峨的高山。他不是一个侦察兵，他是一个步兵。他具有步兵的那种特殊性格，就是步兵们自己宣称的忠诚可靠、光明正大、忍辱负重，所有那些傻帽玩意儿。
对于亨利，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役用的牲畜，注定要辛勤劳作，盲目地干活儿，一直干到头，过一天算一天；另一类是精英的造物，一切好处全都归于他们。这全都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系数”的缘故。亨利很赞赏这一说法，这是他某一天在一份军事报告中读到的，他就把它采用了。
迪普雷中士长，则绝妙地图解了前一类：勤劳肯干，微不足道，顽固执拗，毫无才华，听从命令。
希斯巴诺-苏莎汽车公司为h-6-b型汽车(六缸发动机，135马力，时速137公里)选定的飞鹳标志，还是由卓越的传奇人物乔治·基纳梅尔率领的著名空军中队的标志。基纳梅尔跟亨利属于同一类人，除了一点，即基纳梅尔已经死去，而亨利却始终还活着，而这一点，则为亨利确保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超过那位空军英雄的优越性。
车内，一边是迪普雷，他的长裤显得太短，文件夹搁在膝盖上，车从巴黎出发后，他就一直在静静地欣赏着胡桃木制作的纹理清晰的仪表板，这可是亨利对他自己当初所做决定的唯一的小小违背，他本来说得很清楚，要把自己收入的基本部分都集中用于拉萨勒维埃家产的整修，而现在，他为汽车中的装潢也稍稍奢侈了一把。另一边，就是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本人，他是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婿，大战中的英雄，三十岁的百万富翁，成功人士，前途无量。在奥尔良的公路上，他开车开得时速超过了一百一十公里，已经轧死了一条狗和两只鸡。好在，那也只是一些牲畜，瞧，我们总是会回过头来说到牲畜的。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命丧黄泉。
当兵时，迪普雷就一直在普拉代勒上尉的命令下做事，而后者在退伍后就雇佣了他，给了他一口饭吃，早先临时的工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固定的薪水。迪普雷出身农民，习惯于在自然现象面前乖乖地臣服，他把这种市民社会的隶属关系当作自然万物状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继续而接受下来。
他们在近中午时分到达。
在三十来个工人羡慕的目光下，亨利把他庞大的高级轿车停好。停在院子的正中央，为的是显示出究竟谁才是老板。老板嘛，就是那个来指挥、来下命令、来订购定制的人，人们也把他叫作客户，或者国王，全都是同一个说法。
拉瓦雷锯木细木工场已经默默无闻地经营了三代人，直到战争爆发，才给他们带来了转机，战争的持续使得它能为法兰西军队提供总长达好几百公里的枕木、撑木、木头支柱，用于建造、加固和维修战壕与通道，他们的工人数量从十三人增加到了四十多人。老板加斯东·拉瓦雷本人也一样，有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但他只有在重要场合才肯把它开出来，这里毕竟不是巴黎嘛。
亨利和拉瓦雷在院子里打过招呼，亨利并没有向他介绍迪普雷。后来，他也只满足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事儿，您找迪普雷去解决吧。”这时，拉瓦雷才转过身来，冲那位走在他们俩身后的管理人微微点了点头，这一动作就算是相互介绍过了。
在参观之前，拉瓦雷想先送上一份小小的点心，他指了指位于大车间右侧的那栋房子的台阶，亨利摆了摆手，表示谢绝，然后，他就发现了那个年轻女郎，在那里，围着围裙，只见她一边等候着参观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拉瓦雷立即补充说，他的女儿，爱米丽艾娜，早已准备好了一点小吃。亨利最终还是接受了：
“那么，我们就快点儿吧。”
提供给殡仪馆的棺材的美妙样品，就是从这些车间中造出来的，那是一种质量上等的精美的橡木棺材，价值六十法郎。既然它已经面对招标委员会行使了诱人的功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对待严肃的事情，对待将切实交付的棺木。
普拉代勒和拉瓦雷来到主车间，身后跟着迪普雷，还有一个工头，他为这一特别场合穿上了星期日才穿的蓝色正装。他们从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一长列棺木面前走过，死气沉沉的棺材僵硬得如同死去的士兵，而它们的质量，很明显地从头到尾依次递减。
“我们的英雄……”拉瓦雷开始说，显出一副很博学的样子，同时把一只手搭在一口正好位于开间正中间的栗木棺材上。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废话，”普拉代勒打断了他的话，“您这里有没有低于三十法郎的？”
走近来看，老板的女儿不仅不漂亮，甚至还有点儿丑(她再怎么弄她的头发都没有用，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令人失望)，而白葡萄酒则有点儿太甜，太温乎，与酒相配的小吃，实在是难吃得很，拉瓦雷简直就是把普拉代勒当作了一位来访的黑人国王。工人们不停地彼此使眼色、捅胳膊肘，这一切让他亨利感到十分别扭，他曾希望人们能加紧干，更不用说，他还想早点儿回巴黎吃晚餐呢。一个朋友曾答应过，要给他介绍蕾奥妮·弗朗谢，她是一个滑稽歌舞剧的女演员，他上星期还刚刚见过一面，真的是一个相当棒的姑娘，所有人都这么说，而他，则急着要自己来确定一下。
“但是，嗯，三十法郎，这样的价格可不……”
“合适不合适，跟能做不能做，”普拉代勒说，“这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这样吧，我们从头开始谈一谈，但是，要快点儿，因为，我并不是只有这件事要做。”
“可是，普拉代勒先生……”
“我叫奥尔奈-普拉代勒。”
“好的，假如您愿意的话……”
亨利死死地盯着他。
“这样吧，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拉瓦雷为了缓和气氛，装出一副学究样，继续说，“当然啦，我们也是有这个价位的棺材的……”
“好嘛，这才是我想要的。”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普拉代勒假装出一种极度的惊讶。
“因为还得考虑到运输的因素，亲爱的先生!”细木工厂老板以一种很学究气的口吻声称，“假如只是要去一下附近的墓地，那一切都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您的那些棺材是要旅行的。它们从这里出发后，将先到贡比涅，到拉昂。然后，它们将被放下，再被装上，运到挖掘地，装上尸体后，再运到军人墓地，要知道，这要走好多好多路，这一切……”
“我可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麻烦。”
“三十法郎，我们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是杨木棺材。禁不起折腾的!它们会裂开，破碎，甚至坍塌，因为它们设计出来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搬运事宜。至少，也得是山毛榉木的。四十法郎。还有呢!我说这些，是因为您需要的数量大，不然的话，就得四十五法郎啦……”
亨利把脑袋转向左边。
“这个呢，它是什么木头的？”
他们向前走去。拉瓦雷开始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极不自然，因为实在太响亮了。
“这是桦木的!”
“多少钱呢？”
“三十六……”
“那这个呢？”
亨利指着这一系列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几乎就在次品木做成的那些样品面前。
“这是松木的!”
“多少钱？”
“嗯……三十三……”
好极了。亨利把手放到棺材上，轻轻地拍了拍，就像是在拍一匹赛马，显露出一种几乎很赞赏的神态，但人们不知道他到底在赞赏什么，究竟是木工活的质量，还是价格的便宜，还是他自己脑袋瓜的灵光。
拉瓦雷以为自己应该证明一下自己的专业化水准：
“不好意思，请听我说一下，这种样品真的无法满足您的需要。您瞧您的……”
“满足需要？”亨利打断了他，“什么需要？”
“运输啊，亲爱的先生!我再重复一遍，运输，一切的问题都在于运输!”
“您把它们平躺着打发走。一开始，没有问题的嘛!”
“是啊，一开始……”
“到达时，您把它们装上车，还是没有问题嘛!”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您要知道，请允许我坚持我的说法，恰恰就是在人们开始搬运它们的时候，困难来了：要把它们从卡车上卸下来，把它们放置好，然后再运走，接下来，人们就得开始把尸体装进棺材……”
“我明白，但从此之后，那就不再是您的问题啦。您负责交货，这不就完了吗？迪普雷，你说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亨利朝他的助理转过身来，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那只会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回答。拉瓦雷本来很想再提一提价，回顾一下他那家工厂的声誉，强调一下……但是，亨利猛地就打断了他：
“您说的，三十三法郎，是吧？”
老板急忙拿出了他的备忘录。
“考虑到我要的货的数量，咱们就定为三十法郎，怎么样？”
拉瓦雷忙着找着他的铅笔，等他找到的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每口棺材三法郎的差价。
“不，不，不!”他喊道，“就是算上你的数量，也是三十三法郎!”
人们能听得出来，这一次，而且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拉瓦雷是立场坚定，不会动摇的。这从他矫揉造作的表情中也能看出来。
“三十法郎是不行的，绝对不行!”
几乎可以说，他的个子一下子就长高了十厘米，脸色通红，手中的铅笔抖个不停，一副毫不妥协的样子，像是宁可当场被人杀死，也不愿牺牲这三个法郎。
亨利久久地点着头，表示了同意，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的，”他终于说，做出了妥协，“那么，我就退一步好啦，三十三法郎。”
人们还没有从这一突然的投降中醒过闷来呢。拉瓦雷在他的本子上记下了这个数字，这一意外的胜利让他激动得战栗不已，他精疲力竭，内心充满了后怕。
“告诉我，迪普雷……”亨利颇有些不安地继续道。
拉瓦雷、迪普雷、工头，所有人的神经又重新紧张起来。
“说到贡比涅和拉昂，他们规定的棺材长度，是一米七吧，对不对？”
招标条件中，对棺材的长度有着不同的规格要求，有一米九的(相当少)，一米八的(几百个)，然后，长度就下降到一米七，这是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也是平均长度。最后，还有几批涉及到更小型的棺材，一米六长的，甚至还有一米五的。
迪普雷点头肯定。一米七的，正是。
“我们说好了，一米七长度的棺材是三十三法郎，”普拉代勒继续对拉瓦雷说，“那么，一米五的棺材呢？”
这一新的说法顿时让所有人惊诧不已，没有人考虑过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比预定的要更短些的棺材。细木工场老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一假设，必须好好算算账，他重新打开了他的本子，投入到了一种叫按比例计算的算法中，它要花费好些时间。人们等待着。亨利一直就待在松木棺材跟前，他已经停止了对它的轻轻拍打，只是用目光打量着它，就仿佛为自己赢得了跟一个刚刚来到的姑娘待在一起的愉悦。
拉瓦雷终于抬起了眼睛，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
“三十法郎……”他用一种很平淡的嗓音宣布道。
“嗨嗨。”普拉代勒嘴巴半张着，哼了一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每个人都开始想象起实际后果来：把一个身高一米六的士兵的尸体装进一个只有一米五的棺材里。在工头的想象中，必须让死者的脑袋弯下来，下巴抵着胸脯。迪普雷则认为，最好还是让尸体侧着躺下，那样的话，腿就可以稍微弯一下。而加斯东·拉瓦雷，则是什么想法都没有，在索姆河战役中，他同一天里就失去了两个侄子，家人要求寻找并归还遗骸，他自己制作了棺材，用的是硬橡木，点缀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以及镀金的把手，他拒绝想象人们会以什么方式把太大的遗体塞进太小的棺材中。
这时，普拉代勒装模作样地打听种种情况，似乎并不想真正了解结果，只是想多探问一些有用的信息：
“告诉我，拉瓦雷，一米三十长的棺材，那应该是在什么价位？”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签订了基本意向合同。每天往奥尔良火车站发送两百口棺材。单价下降到了二十八法郎。普拉代勒对谈判结果相当满意。他刚刚还清了他的那辆希斯巴诺-苏莎汽车的贷款。
15
司机又一次来禀告夫人，说是夫人的车正等着夫人呢，还问夫人是否准备屈尊移步上车，而玛德莱娜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谢谢，恩斯特，我这就来，同时，转向另一位，用一种流露出抱歉意味的口吻说：
“我得跟您告别啦，伊冯娜，我真的很抱歉……”
伊冯娜·德·雅尔丹-波利厄摆了摆手，行啊，行啊，行啊，但并没有做出一个起身的动作，心说这里实在太好了，根本就想不到还要送人。
“你有一个多好的丈夫啊!”她十分羡慕地说，“多好的运气啊!”
玛德莱娜·佩里顾平静地微微一笑，谦卑地瞧了一眼她的指甲，心里想：“真是个臭娘儿们。”然后就简单地说：
“好啦，你可是并不缺少追求者的……”
“哦，我……”年轻女人回答道，假装出一种默默忍受的样子。
她的兄长雷翁个头太矮小，算不上一个男人，但是伊冯娜，她，还算长得相当漂亮。当人们喜欢婊子时，当然啦，玛德莱娜心里暗暗又补了一句。一张大嘴，平庸不堪，迫不及待，让人立马就想象到种种肮脏的行为，男人们是不会弄错的，到了二十五岁的年纪，伊冯娜就已榨干了扶轮社的一半人。玛德莱娜不免有些夸大了：扶轮社的一半人，这么说似乎也太过了吧。稍稍为她辩白一下，人们就能理解她，她同样也是很严肃的，伊冯娜只不过是和亨利睡了两星期的觉，而这一如此迅速地朝他妻子家猛冲，以求享受这一场景的方式，实在有些太不地道。比起被她自己的丈夫干来，这样总是多点什么，这事情，本身，倒是并没有什么难的。亨利的其他情妇都表现得更为耐心。为了细细品味她们的胜利，她们至少在等待着机会来临，模拟着一次意外的偶遇。这之后，她们全都一样，频频出入社交界，面带微笑，神态谄媚：“啊，我亲爱的，你真是有个好丈夫啊，我实在太羡慕你啦!”就在上个月，她们中有一位甚至还毫无顾忌地嚷嚷道：“亲爱的，你可得留点神啦，有人可是要从你身边把他抢走呢!……”
几个星期以来，玛德莱娜几乎没有见过亨利，很多次出门旅行，很多次约会，几乎没时间跟他妻子的女朋友们调情，政府的这番订货任务紧紧地缠住了他，让他分身无术。
当他回家时，通常都很晚了，她会爬到他身上做爱。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而就在这之前，她会再一次爬到他身上做爱。
剩下的时间，他就爬到别的女人身上做爱，他四处出差，打来电话，留下口信，谎话连篇。他的不忠尽人皆知(从五月底起，就有流言开始传播，有人发现他跟吕西安娜·徳·奥尔古泡在一起)。
佩里顾先生为这一情境而痛心，“你将会很不幸。”当女儿说到要嫁给亨利时，他曾这样预言道，但他的话完全不起作用，她只是伸出手，搭在她父亲的手上，仅此而已。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不然，他又能怎样呢？
“好了好了，”伊冯娜咯咯地笑着说，“这一回，我就告辞了。”
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看到玛德莱娜脸上凝定的微笑就已足够，口信也已经带到，伊冯娜欣喜若狂。
“感谢你的光临。”玛德莱娜说着，站了起来。
伊冯娜挥了一下手，哪里，哪里，她们彼此交换了一个吻，脸颊贴着脸颊，嘴唇留在空中，我走了，再见。毋庸置疑，这个女人是所有贱货里头最贱的那一个。
这一意外的来访耽搁了她很长时间。玛德莱娜瞧了一眼大挂钟。最终，这样反倒更好，已经十九点三十分了，她有更多的运气，会在自己家中等到他。
当汽车停到佩尔斯死胡同的入口处，让她下车时，已经是晚上二十点多了。从蒙梭公园到马尔卡代街，只有一个区的间隔，但那也是整整的一个世界，人们这就从美丽的富人街区，过渡到了平民住宅区，从奢侈豪华过渡到了三教九流。在佩里顾家族的府邸面前，通常会停着一辆帕卡德双六型敞篷车和一辆v8发动机的凯迪拉克51型车。而在这里，玛德莱娜从栅栏门那已经被虫蛀蚀了的木头支架之间看过去，发现的是一辆把手已经掉落、轮胎已经磨损的破破烂烂的手推车。但她并没有被眼前这一败落的场景吓住。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高级轿车，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手推车，而父亲的祖辈都曾是卑微的贫苦人。甚至，贫穷的状态，从父母家两方面来看，都能追溯到遥远的朝代，玛德莱娜家的历史中始终都有这个，匮乏，拮据，就如同清教主义或者封建制度，它们一直就没有彻底消失，种种痕迹如同烙印，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代后人的身上。司机，他就叫恩斯特—在佩里顾家族中，从第一代恩斯特开始，人们就把所有的司机都叫作恩斯特—他看到夫人就这么一步步远去，便带着鄙夷的神态，朝院子里瞥了一眼，在佩里顾家的府上，他做司机仅仅还只是第二代。
玛德莱娜沿着栅栏走过，摁响了房屋的门铃，耐心地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看到走出来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便说自己是来求见阿尔贝·马亚尔先生的。那女人纳闷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对方要找的人是谁，才把这一求见与眼前这个女人联系到了一起，只见她年轻，华贵，楚楚动人，化了妆，浑身散发出一阵阵的香水味和脂粉味，恰如一段尘封多年的回忆。玛德莱娜又重复了一遍：马亚尔先生。女人一声不吭，指了指院子，那边，就在她左边。玛德莱娜点了一下头，在女房东和司机的双重目光注视下，伸出一只手，坚定地推开了那道被虫蛀了的栅栏门；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大步走在了泥泞不堪的院子里，一直走到那个小棚屋的入口处，往里一进，没了踪影。但是，一进到屋里，她立马就停住了脚步，因为就在她的头顶上，楼梯在一个正走下楼来的人的脚步底下颤抖了起来，她抬起眼睛，认出来了士兵马亚尔，只见他一手提了一只装煤用的空桶，他也猛地一下停住了脚步，站定在了楼梯中，问了一声：“嗯？怎么啦？”他的模样像是丢了魂儿似的，如同那一天在墓地中一样，就是他们前往小墓地挖掘可怜的爱德华遗骸的那一天。
阿尔贝一下子就怔住了，半张着嘴巴。
“你好，马亚尔先生。”玛德莱娜说。
短短一瞬间里，她观察了一下这张没有血色的脸，这一脸焦躁不安的神色。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养了一条总在不停颤抖的小狗，那不是一种病，它天生就是那样，它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从头到脚都在不停地颤抖，有一天，它终于死于心脏停止跳动。阿尔贝的样子让她立即想到了那条狗。她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口气对他说话，仿佛生怕他会被这一如此的惊奇所吓倒，会一下子热泪滚滚，或者会跑到地窖中躲藏起来。他一直一声不吭，左脚右脚来回地挪动着，像是在跳舞，并使劲地咽着口水。然后，他突然转身，朝楼上走去，神色有些不安，甚至还有些慌张……玛德莱娜在这小伙子身上注意到了这一表情，这一长久的畏惧，这一永恒的惊慌失措，怕是有什么事情背着她发生了：去年，在墓地中，他就已失去理智，不知所措。带有这样一种温柔与天真的表情的男人，往往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而阿尔贝，哪怕要让他付出少活十年的代价，他也不愿意处在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境中，生生地夹在玛德莱娜与她的兄弟之间，一头，是站在楼梯底下纹丝不动的玛德莱娜·佩里顾，而另一头，则是被说成已经死去的爱德华，现在就在楼上，正戴着一副饰有蓝色羽毛活像是一只鹦鹉的绿面罩，用鼻孔吸着纸烟。眼下这一刻，他还当真变成了一个受到前后夹击的三明治广告人。当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跟这年轻女子打招呼时，他就晃了晃手中的煤桶，像是在抖着一块抹布，他刚刚想要向她伸出一只黑乎乎的手，马上就道着歉收了回来，把手放到了背后，然后，走下最后的那几级楼梯。
“您在给我们的信中留下了您的地址，”玛德莱娜用一种很温和的口吻说，“我就去那里找了。您的妈妈给了我您这里的地址。”
她微笑着，指了指四周的背景，棚屋、院子、楼梯，就仿佛她看到了一套资产者的公寓。阿尔贝点了点头，却连一个音节都说不出来。她完全可能在他打开鞋盒子的那一刻来到，由此撞见他正在那里取吗啡。他想象着，要是万一爱德华亲自下楼来取煤的话，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可就更糟糕了……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人们才能看出来，人的命运实在是一场荒唐戏。
“是的……”阿尔贝大着胆子说，也不知道是在回答着一个什么问题。
他其实很想说，不，不，我无法邀请您上楼来，来喝点儿什么，这是不可能的。玛德莱娜·佩里顾并不觉得他不礼貌，她把他的这一举止归结于惊诧、尴尬。
“是这么回事，”她开始解释，“家父很想认识您。”
“我吗，为什么？”
这句话，一丝紧张的嗓音，就如同一记来自内心的呐喊。玛德莱娜耸了耸肩膀，表示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您见证了我兄弟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说这一切时带着一丝和蔼的微笑，好像她在提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要求，对他就必须传递上些许的任性。
“是的，那是当然……”
既然已经缓过神来了，阿尔贝就只有一个意愿，那便是不等爱德华焦虑不安地下楼来，就先打发她早早走人。或者说，在楼上，他会听见她的说话声，他会明白谁在这里，离他仅只有几米远。
“同意……”他补充道。
“明天，您看行吗？”
“哦，不，明天，那是不可能的!”
玛德莱娜·佩里顾为这一回答的明确感到十分惊讶。
“我是想说，”阿尔贝继续道歉，“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改一天吧，因为明天我……”
实际上，他根本就无法解释第二天为什么就不能是他接受邀请的好日子，他只不过需要恢复一下镇定。一时间里，他稍稍想象了一下他母亲与玛德莱娜·佩里顾之间的对话会是怎样，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他羞愧万分。
“那么，您哪天有空呢？”年轻女子问道。
阿尔贝又一次转过身，面向楼梯最上面。玛德莱娜以为楼上有一个女人，而她的来到碍了他的事，她可不愿意牵累到他。
“那么，就星期六吧？”她建议道，“我们一起吃晩餐。”
她的口气十分愉悦，几乎都算故意逗她了，就仿佛这个想法是刚刚突然来到她脑子中的，就仿佛他们将一起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好吧……”
“太棒啦，”她决定道，“那我们就定在十九点好了，这个钟点对您合适吗？”
“好吧……”
她冲他微微一笑。
“家父一定会很高兴的。”
上流社会的小小客套结束了，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犹豫，双方就像是陷入沉思中，而这把他们打发到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他们回想起，他们俩当时互相并不认识，却有着某种同样的害怕、某种同样的禁忌：那个秘密，挖掘一名死亡士兵的尸体，偷偷地把它给运走……这一具尸体，他们把它安葬在哪里了？阿尔贝在心里问，他紧咬着嘴唇。
“我们就住在库尔塞勒林荫大道上，”玛德莱娜说着，又戴上了手套，“就在普罗尼街的拐角处，很容易找到的。”
阿尔贝点了点头，十九点，没问题，普罗尼街，很容易找到。星期六。一阵沉默。
“那好，我就告辞了，马亚尔先生。十分感谢。”
她转过身去，接着，又转过身来朝向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一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很符合她的身份，但也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成。
“家父从来都不知道那些……细节，你明白的……我希望……”
“当然，这您不用担心。”阿尔贝急忙说。
她微微一笑，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担心她会又一次把钞票塞到他的手里，作为他的封口费。这一想法让他觉得有些受辱，他便赶紧转过身去，上了楼梯。
只是到了楼上的过道中，他才想起他还没有去拿煤，也没有去拿吗啡。
他又疲惫不堪地走下楼梯。他始终就理不清他的思绪，也想不明白，被邀请去爱德华的家做客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胸口绷得很紧，感到一种畏惧，当他操起长长的铁锹，开始往桶里装煤时，他听到，街上传来了豪华轿车开动时发出的沉闷声响。
16
爱德华闭上眼睛，轻松地长叹出一口气，他的肌肉慢慢地放松了下来。他勉强还拿得稳马上就要脱手的针筒，终于把它放在了身边，他的双手依然在颤抖，但他那本来像是被紧紧压住的胸脯已经开始松缓开来。注射之后，他又躺了很长一段时间，身心都是空空的，很少会有困意出现。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他的狂躁慢慢地退去，就像一条渐渐远离的小船。他从来就没有对海上的东西产生过什么好奇心，也没有幻想过要乘船远航，但是，装吗啡的那些安瓿瓶，本身应该带有一种幸福感，它们为他提供的种种形象，常常具有一种大海的色调，这一点，他实在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它们兴许像一盏盏油灯，或是一瓶瓶神药，能把你吸进它们的世界中。若是说，针筒和针尖对于他仅仅只是一些外科器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那么，可以说，安瓿瓶里的吗啡，则是活生生的。他将高举着瓶子的胳膊伸向灯光，瞧着这半透明的吗啡，能看到瓶子中的玩意儿，这也太神奇了，就连占卜用的水晶球，恐怕也不会有比它更高级的功能、更丰富的想象力了。他从中汲取了很多东西：歇息、安宁、慰藉。白天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他都在这种不确定的、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度过，时间不再有什么厚度。若是独自一个人的话，他说不定就会一味地沉迷于注射，以求能始终停留在这一状态中，飘飘然，仿佛飘荡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始终是大海的形象，它们应该来自很远的地方，当然，来自于母体的羊水)，但阿尔贝是一个小心谨慎的男人，他每天只给爱德华注射最小的必要剂量，而且他把一切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到晚上，回到家后，他要背诵一遍日历表，计算一遍使用量，他要像老师检查学生作业那样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爱德华任由他那样做着。就像露易丝对待面具那样。总之，有人照顾着他。
爱德华很少想家，但他想玛德莱娜，要比想其他人更多一些。他保存了很多关于她的回忆：开怀地哈哈大笑，躲在门后偷偷窃笑，手指头弯曲起来挠他的头顶，他们俩合谋干的恶作剧。一想起她，他就感到心里难受。得知他的死讯时，她应该十分悲痛，就像所有失去了亲人的女人那样。这之后，时间，这位伟大的医生，会治愈一切的……一件丧事确实让人悲痛，但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想开了。
任何事物都无法跟镜子中爱德华的脑袋相比。
对他来说，死神就在那里，永远都在，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揭他的伤口。
除了玛德莱娜，剩下的还有谁呢？一些战友，他们中，有多少人还活着呢？即便是他，爱德华，总是走运的人，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了，那么，其他人，你们倒是说说……还有他的父亲，但是，这一位没什么可说的，他应该忙于打理他的生意，忙得焦头烂额，万般凄凉，儿子的死讯应该没让他停步太长时间，他没有忘记坐上汽车，对司机恩斯特来上一句：“去交易所!”因为他需要去那里做决定，或者来一句：“去赛马俱乐部!”因为人们正在准备选举。
爱德华从不出门，一直待在他的房间里，在这一凄惨的生活中。哦，不，这么说其实并不太确切，说凄惨应该有些过头了，不过，到了这一地步，让人感到气馁的，是那样的一种平庸、那样的一种匮乏，生活在无能为力之中。人们总是说，习惯总会成自然，可是，情况并不如此，爱德华始终习惯不了。当他有足够的精力时，他会站在镜子前，瞧着自己的脑袋，不，什么都没有减轻，什么都没有缓和，他恐怕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喉咙就这么大大地向外敞开，没有了下巴，没有了舌头。只有一排巨大的牙齿。肌肤已经变得坚实，伤口已经灼焦成痂，但是这一敞开的口子的暴力却毫发无损，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植入假体应该是很有用的，那并不是为了减弱你的丑陋，而是为了引导你走向屈从。而说到生活的凄惨，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自小生长于一个奢华的家境中，从不曾算计过金钱，因为从来就没有缺过钱。当然，他也从来不是一个乱花钱的男孩，然而，在学校里，在同学中间，他却见到过一些花钱如流水、赌钱不要命的少年……但是，即便他不爱乱花钱，他周围的世界始终还是那么宽广、便利、舒适，宽敞的卧室，适意的座椅，丰盛的饭菜，名贵的衣装，而眼下，这样一间陋室，地板上留有大大的缝隙，窗户是灰蒙蒙的，烧煤还得精打细算，廉价劣质的葡萄酒味道很差……在这种生活里，一切都显露出了其丑陋。他们整个的经济来源全靠阿尔贝一个人，这样，就没什么可指责他的了，他辛辛苦苦地搞来吗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手的，肯定是花了钱买通了人，真的是一个好战友啊。偶尔，这份忠诚也让人心暖，有了它，他永远都不会有一丝抱怨，也不会有一番责备，总是装出一副开开心心的模样，但在内心中，很焦虑，当然啦。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两个人，将会变成什么样。然而，假若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未来便不会有丝毫闪光之处。
爱德华是一个累赘，但他不担心未来。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决堤崩溃了，骰子一旦掷下，无情的坠落带走了一切，甚至包括恐怖。唯一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是忧伤。
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情况有所好转。
小露易丝用她那些面具的故事令他开心，这个勤奋而又灵巧的女孩，就跟阿尔贝一样，还是一只蚂蚁，总是为他带回来外省出版的报纸。他的生活改善了，因为他过于脆弱，生怕失去这样的好日子，他自己也克制着不怎么显现出来，而这一改善恰恰来自于报纸，来自于报纸所给予他的种种想法。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不时地感觉到有一种激动从疯狂的内心深处升起，他越是去想它，就越是会重新发现他青少年时代的那些极乐状态，记得那时候，他总会酝酿一种恶作剧、一种任性行为、一种乔装改扮、一种挑衅。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还能拥有他少年时代的那种穷开心、爆炸性的特点，但是，他在他体内的最深处隐约感觉到了它，“某种东西”在复归。他几乎都不敢说出脑海里的那个词：快乐。一种短暂的、谨慎的、断断续续的快乐。当他能够大致上有条有理地捋清自己的思绪时，他竟然会忘记现在的这个爱德华，而重新变为战前的那个年轻人……这一点，真叫人难以相信。
他终于站立起来，恢复了他正常的呼吸与平衡。在给那枚大针消毒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注射器放进小小的白铁皮盒子中，然后盖上盒子，放回到搁架上。他抓起一把椅子，拉过来，眼睛来回一转，四下里寻觅着想找到那个准确的地方，接着，稍稍有些费力地登上椅子，因为那条僵硬的腿。然后，他伸直胳膊，轻轻地推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活动门，来到了屋顶底下的一片空间，那里，根本就无法站立，只能弯腰进入，真不知道张挂有多少世代的蜘蛛网，积攒着多少岁月的煤灰。他从里头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包，包里珍藏着他的宝贝，一个开本很大的绘画册，那是露易丝淘换来的，她这么说，但是，究竟是拿什么换的，那可就是个谜了。
他安坐到了他的土耳其长沙发上，一边削起了一支铅笔，一边仔细注意着，让刨花一般的木屑全都落到那张纸上，而那张纸也被他紧紧抓在手里，并藏进包里，一个秘密就是一个秘密。跟往常一样，他从浏览最里头的几张图画开始，随着画作的逐步完成，他也找到了满足与勇气。已经有了十二幅画图，表现的是一些士兵、几个女人、一个孩子，尤其是士兵，有伤员，有凯旋者，有垂死者，有跪着的，有躺着的。这里，有一条伸出来的胳膊，他很为这一条伸出来的胳膊而骄傲，很成功，假如他能够微笑的话……
他开始投入工作中。
这一次，是一个女人，直立着，一个乳房裸露着。应该让乳房裸露着吗？不。他又画起了他的速写。他遮住了乳房。他重新削铅笔，他本来应该有一个很细的笔尖，再加一张不带很多颗粒的纸，现在，他不得不把纸铺在膝盖上画画，因为桌子的高度不太理想，他本该有一个斜面，所有这些困难与障碍其实都是好消息，因为，它们全都意味着，他很有工作的欲望。他又一次抬起头来，将画纸拿远了仔细看。相当不错的开始，女人站立着，褶裥表现得很成功，要知道，褶裥是最难画好的，画面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在那里，褶裥与眼神，这就是秘密。就在这些瞬间中，爱德华几乎宣告了回归。
假如他没有搞错的话，他将会发大财。年底之前，大吃一惊的人，就应该是阿尔贝了。
而且，他还不会是唯一一个大吃一惊的人。
17
“在荣军院举行一场可怜兮兮的纪念仪式，瞧你说的!”
“有福煦元帅出席，无论如何……”
这一次，亨利转过身来，十分不悦，甚至有些愤怒。
“福煦？那又怎样？”
他只穿着短裤，正忙着系领带。玛德莱娜看得笑了起来。穿着短裤，竟然会有如此的愤慨……虽然他有两条肌肉发达的漂亮的腿。他转身回到镜子前，想最终弄好领带结，短裤底下，显示出两瓣又圆又结实的屁股的轮廓。玛德莱娜心里在想，他是不是该迟到了？但她最终认定，他迟到不迟到根本就不要紧，时间，她有的是，多了去了，甚至对他们俩也绰绰有余，就如对耐心或固执。再者，他献给情妇们的时间精力都已足够的了……她悄悄地来到他背后，他并没有觉察到她的走近，直到后来，她的手，依然还很凉的，伸进他的短裤里，绝对是一只瞄得很准、很奉承、很慵懒、很坚定的手，而她的脑袋贴到他的背上，玛德莱娜带着热恋般的口气，说着美丽动听的放荡话：
“亲爱的，你也太夸张了!福煦元帅他，毕竟……”
亨利终于系好了他领带的结，有时间好好地思考一番了。实际上，他已经相当周到了，真的不是时候。昨天晚上……而现在，今天早上，她又……他还拥有一些必要的精力储备，这个并不是问题，但是在某些阶段，比如说，现在，简直可以说，她饥渴得如狼似虎，必须每时每刻不停地上床搞她，才能从中能赢得安宁。以在家中负起丈夫的责任为交换条件，他就能在外头找到其他的乐趣。这个算盘打得还不算太糟糕，只不过，有些艰难而已。他从来都做不到忍受她的私密体味，这是一些很难启齿讨论的事，她本来是能够明白的，但她有时候表现得像是一个女皇，而他，倒反而成了一个仆人，老老实实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吧，这一点，说实在的，倒不是太不舒服，但是他真的不想为此奉献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他平时总喜欢自己做决定，拿主意，而跟玛德莱娜在一起时，则正好相反，总是她来提出想法，拿定主意。玛德莱娜重复道：“福煦元帅……”她明明知道亨利并不怎么渴望做，但她还是继续逼迫，她的手变得暖和了，她感觉他在膨胀，就像一条又胖又大的蛇，很慵懒，但很有力，他从来不会拒绝，他也没有拒绝，这实在让人惊骇，他转过身，把她抱起来，然后放倒在床的一角，既没有解开领带，也没有脱掉鞋。她紧紧地抓住了他，迫使他多停留了好几秒钟。他也就多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他站起身，这就完事了。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为纪念七月十四日，会有盛大的活动安排!”
他又回到镜子前，好的，现在，领带还得重新再系一遍。他接着说道：
“革命的七月十四日，为了庆贺伟大战争的胜利!不，我们将看到一切……大战的停战纪念日，要在荣军院举行守灵仪式!几乎是闭门不公开的秘密仪式。”
他对这种说法十分满意。他寻找了确切的表达法，反复掂量了词语，就像是含着一口葡萄酒测试它的滋味。一次闭门不公开的纪念仪式!很好。他愿意尝试一下，便转过身来，带着愤怒的口气说：
“为纪念伟大的战争，竟然要来一次闭门不公开的纪念仪式!”
不错嘛。玛德莱娜终于起了床，她又穿上了一件睡衣，她会等到他离开之后再来慢慢地梳妆打扮，而等待的这一会儿，她就在一边整理着衣服。
她穿上了高跟拖鞋。亨利突然说了一句：
“现在，庆祝仪式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这个你该承认吧!”
“行了，亨利，”玛德莱娜一面漫不经心地说着，一面打开了大衣柜的门，“别说这些了，太让我烦了。”
“而那些伤残军人还在准备投入这一游戏!而我，我要说，只有一个日子能用来向英雄们致敬，那就是十一月十一日!而我兴许还要走得更远……”
玛德莱娜有些恼怒，便打断了他：
“亨利，别说这个了!不管是七月十四日，还是十一月一日，是圣诞节，还是鬼才知道的什么圣人节，你根本就不在乎!”
他转过身来朝向她，打量她。下身始终还只是穿着短裤。但是这一次，这一副装束并没有惹她发笑。她直直地盯着他看。
“我明白，”她继续道，“你需要排练你的场景，然后才能正式面向公众，在你的老战士协会中，在你那些俱乐部中，还有我都说不上来的什么场合中……但我可不是你的什么排练人!那么，你的怒火，你的暴脾气，你有本事就冲着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去发吧。别冲着我来呀，就让我安静安静好吧!”
她又做起自己的事来，她的双手不再颤抖，她的嗓音也不再颤抖。她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来说事，干巴巴地，然后，一说完就不再去想了。她跟她父亲一样，这父女俩，真的是一对。亨利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他穿上了长裤，从根本上来说，她说的还真是不错，十一月一日也好，十一月十一日也好，全都不要紧……至于七月十四日，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对国家的这一纪念日，还有什么启蒙啦、革命啦，所有这些事情，公开地表达出一种格外独特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有过什么深思熟虑的想法，而是因为，依他来看，这是一个与他作为一位贵族的身份相称的并且很自然的行为。
还因为，他生活在佩里顾家的府邸中，成了一个新富。老佩里顾先生娶了一个玛尔基斯家的姑娘，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只不过是毛线批发商的一个女性后代，一个用拍卖的方式买来的贵族称号，幸亏它只能由家族中的男性来继承，而一旦成为一个佩里顾家的人，就将永远都是一个佩里顾家的人。他们还需要五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抵得上一个奥尔奈-普拉代勒，还有呢!五个世纪之后，他们的财富说不定早就消失殆尽了，而奥尔奈-普拉代勒家的人，则将靠着亨利光宗耀祖，重振王朝般的家业，将继续在他们位于拉萨勒维埃的祖屋的客厅中接待客人。而恰恰为了这番宏图大业，他得赶快加紧了，眼看都快到九点了。傍晚之前，他得赶往老家的重修现场，而第二天，整整一个上午，他得给工头们下达指令，得检查工作，永远都得盯在那些人的屁股后，估算工程预算表，争取让价格降下来，工人们已经完成了屋顶的铺设，七百平方米的石板瓦，好大一笔钱呢，眼下要对付的是房屋的西翼，那里毁坏得最严重，一切都得重新修复，要跑很远的路，到一个既不通火车，也没有驳船河运的地方，一个远在天边的地方，去寻找石料，而他，必须通过挖掘战争英雄们的遗体，来为自己家这一切的一切付钱!
出发的那一刻，当他过来拥抱她时(他伸出嘴唇在她的脑门上贴了一下，他不太愿意跟她嘴对嘴地亲吻)，玛德莱娜又一次抓住了他的领带结，帮他整理，让他更有派、更有型。她后退一步，欣赏他。她们说得很有道理，所有那些骚货，她的丈夫真的很漂亮、很帅气，她会跟他生出漂亮的孩子来。
18
佩里顾一家的邀请一直困扰着阿尔贝。本来，改换身份这件事就已让他真正地永远寝食不安了，他常常梦见警察前来找到他，逮捕他，把他投进监牢。而他一旦被抓，让他忧愁的事就是，再也没有人能够照顾爱德华了。而同时，他又感到一阵轻松。因为，在某些时候，爱德华也会让他滋生一种无声的怨恨，同样，阿尔贝也会抱怨爱德华绑架了他的生活。自从他的战友执意离开医院，并且得知他们不可能领取任何一种补助金的坏消息之后，阿尔贝的内心中至少还留存了一种情感，他感觉到，万事万物还是遵循了一种正常的、持续的进程，但这种感觉被佩里顾小姐的来临突然揭示为谎言，而且，这一邀请的前景让他竟然有些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最终，他将面对爱德华的父亲吃那一顿晚餐，表演一出儿子死去的喜剧，忍受住他那一脸客气样的姐姐的目光，当然，她再也不会往你的手中塞上几张钞票，就像在打发一个送货员。
阿尔贝不停地权衡着这一邀请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假如他向佩里顾家的人承认，爱德华依然还活着(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这样一来，他就得把爱德华强行拉回到他的家里，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再踏进家门一步。那样做，无疑是在背叛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爱德华为什么就不想回家呢，真是他妈的!要是换了他，阿尔贝，能有一个这样的家庭，他该会多高兴啊!他从来就没有过姐姐，而这一个姐姐一定会很适合他的。如今，他深信，他去年在医院听从了爱德华，是完全做错了；阿尔贝经历了一种绝望的心境，他本不该让步的……但是，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将错就错吧。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他坦承真相，那人们对那个无名士兵又会说些什么呢？现在，他就躺在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兴许就在佩里顾家族的墓穴中，一个擅入者，人们不会长时间地容忍他的。而人们会拿他如何做呢？
人们会诉诸司法，这一切就会重新落到阿尔贝的头上!或者，人们甚至会迫使他把那个可怜的无名士兵再一次从墓中挖出来，以便让佩里顾家的人摆脱他，而他，他对这一切，对这些剩下的问题，又能怎么做呢？说不定，人们还会顺藤摸瓜，一直追查到他在军队花名册上作假的事呢!
还有，对他的同伴爱德华只字不提，自己一个人前往佩里顾的家，跟他的父亲还有姐姐见面，兴许还会见到他家的其他成员，这也太不够仗义了吧。假如爱德华知道了，又会做出什么反应来呢？
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讲给他听，不也是一种背叛吗？由此，爱德华被抛在一边，孤苦伶仃，在那里苦苦等待，心中很清楚自己的战友正在跟被他自己弃绝的家人共进晚餐!因为，最终，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再想见到他们，就等于弃绝他们，难道不是吗？
他兴许可以写一封信，借口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无法前往赴宴。但他们会改天再邀请的。他兴许能构想出一个近乎于不可能的原因来。但，他们会派人来找他的，而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爱德华……
他简直无法自拔。一切全都纠缠到了一起，阿尔贝不断地做着噩梦。深更半夜里，他的反应惊动了几乎从来睡不好觉的爱德华，爱德华焦虑不安，撑起胳膊肘半坐在床上，使劲推着他战友的肩膀，把他摇醒，一脸疑惑地递给他谈话时写字用的本子，阿尔贝则示意他没什么，一切都很好，但，那些噩梦一而再地回归，没完没了，而他，跟爱德华完全相反，他需要睡眠。
在做了无穷无尽且互相矛盾的反复思考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他要去佩里顾的家(不然的话，他们还将会对他纠缠不休)，他要掩盖住真相，这一决定是风险最低的解决办法。他会给予他们他们想要的那一切，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爱德华是如何死的，这就是他将要做的事。并且，从此再也不见他们的面。
然而，他已经回想不起来他当时在信中到底写了一些什么!他搜索枯肠地寻觅。他到底虚构了一些什么呢？一次英勇的牺牲，当胸中了一颗枪弹，就像在小说中常常能读到那样，在什么情况下呢？这还没有算上，佩里顾小姐是在普拉代勒那个下流胚的帮助下前来找到他的。而那个家伙，又对她说了一些什么呢？他一定自吹自擂地表现出了他自己的优点。而假如阿尔贝的说法跟她从普拉代勒那里听到的说法相矛盾，那她会相信谁的呢？他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吗？
他越是对自己提出疑问，他的思路与记忆就越是混乱模糊，噩梦连连回归，犹如有幽灵相助，占满了他的一个个夜晚，恰似杯盘堆满了整整一个橱柜。
另外，还有着装方面的棘手问题。像他眼下这样，是不可能体体面面地前往佩里顾家的，就连他最好的衣服，也会在三十步开外的地方让你闻到难闻的脏臭味。
在最终做出前往库尔塞勒林荫大道，去佩里顾家赴宴的决定之后，他便到处寻觅一件尚能穿得出去的像样的上装。他找到的唯一一件，还是向一个同事借的，那人是在香榭丽舍那一带活动的广告人，个头稍稍比他矮一点。他不得不把长裤尽量往腰身底下拉，要不然，裤腿吊起来的样子会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小丑。他差点儿问爱德华借一件衬衫，他知道他有两件，不过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万一他的家人认出来了，那可怎么办呢？于是，他只能向那同一个同事借衬衫，很显然，它也稍稍短了一点，那些扣眼还有些扣不严。剩下的还有鞋子的棘手问题。他找不到合他尺寸的鞋子。那就只有穿他自己的旧鞋了。他尝试着给一双鞋跟有些破损的鞋子打蜡，但最终还是白费了劲，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再也找不回来青春靓丽与体面端庄的外貌了。绞尽脑汁之后，他最终决定，还是买一双新鞋，这一点，是他的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毕竟，现在，吗啡的预算刚刚减轻了不少，给了他一点儿喘息的余地。这是一双很漂亮的鞋。三十二法郎，在巴塔鞋店买的。走出鞋店时，他把鞋盒紧贴在身上，他承认，实际上，自打他复员以来，他特别想给自己买一双新鞋穿穿，他也总是从一个人穿的鞋子漂不漂亮上来判断其优雅与否。一件旧了的上装或者一件旧了的外套，这都还好说，但一个男人的价值是要凭他的鞋子来判断的，在这一方面，是好就是好，是坏就是坏，没什么中间选择的。他的这一双鞋是浅褐色皮子的，在这一场合穿上它，就是他唯一的乐趣。
当阿尔贝从屏风后头出来时，爱德华和露易丝不由自主地都抬起了头。他们刚刚做好了一个新的面具，象牙色的，带有一个粉红色的漂亮嘴巴，像是不屑一顾地撇了一下嘴刚刚闭上；两片褪了色的秋叶贴在脸颊上方，像是勾勒出了两滴眼泪。然而，整体上丝毫没有忧伤的情调，人们恐怕会说，这是一个远离尘世而沉浸于内心的人。
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好戏还不是这个面具，而是从屏风后出来的阿尔贝的那副模样。他那样子，活像一个要去参加婚礼的肉铺学徒。
爱德华明白，他的战友有一次风流约会，他为之非常感动。
爱情问题是两个人之间开玩笑的一大主题，敢情是两个年轻的男子嘛……但这是一个痛苦的主题，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女人的年轻男子。时不时地，阿尔贝会偷偷摸摸地跟莫奈斯提埃太太上一次床，这样做到头来让他品尝的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甜美，因为，这反而让他感受到，他是多么缺少爱的滋润。不久后，他就停止了跟她上床，开始时，她还会坚持一下，到后来，她也就不再坚持了。他常常看到漂亮的年轻姑娘，到处都有，商店里，公共汽车上，她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未婚夫，因为战争中死了很多男人，她们在等待，在守候，在期盼。但是，一个像阿尔贝那样衣衫褴褛的人，你说是胜利者，他却在大街上不停地转来转去，焦虑得像一只母猫，穿着一双很有些年头的鞋子，而他褪了色的皮袄也呈现不出一丝吸引人的风度来。
而即便他找到了一个对他的悲惨状况并不太嫌恶的年轻姑娘，他又能为她提供什么样的未来呢？他难道可以这样对她说：“您来跟我住在一起吧，我现在跟一个残废军人合住，他没有了下巴，他从来都不出门的，他要给自己注射吗啡，他还戴着嘉年华会一般的面具，但您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们每天都有三法郎的钱来过日子，我们还有一道破烂的屏风，可以保护一下您的隐私。”他能这样对她说吗？
这还没有算上一点，即阿尔贝是一个腼腆的人，假如事情没有主动来找他，那他恐怕并不会……
一下子，他就返回去找莫奈斯提埃太太了，但她也有她的自尊心，一个女人并不因为给自己的丈夫戴了绿帽子，就得放弃自己的自豪感。这是一种变数很多的骄傲感，因为，实际上，如果说她目前不再需要阿尔贝了，那是因为她正跟新的店员睡觉，那是一个长得极其像塞茜尔男朋友的家伙，反正阿尔贝记得就是那样，那一天，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陪同塞茜尔上电梯的那个年轻人，也正是在那一天，他拂袖而去，甚至放弃了好几天的工钱，若是换作别的人，他也还是会那样的……
一天晚上，他对爱德华讲了这一切。他心想，跟他讲一讲这些事情兴许会让他开心一些的，你看看，我也一样，最终不得不放弃跟女人的正常关系，不过，他实在是找错时机了：阿尔贝是能够活下去的，而爱德华，则不能够。阿尔贝还能够遇识另一个女人，瞧，一个年轻的寡妇，现在寡妇可是多得很哪，只要她不是那么挑剔，只是，他得去寻找，得睁开眼睛，但是，哪一个女人会接受一个爱德华呢，假如他也爱女人的话？这场对话让两个人都感到很难受。
于是乎，突然看到阿尔贝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模样，该让他多么惊讶啊!
露易丝发出了一记赞美的尖叫声，向前走了几步，等着阿尔贝俯下身来，好为他重新整理好领带结。他们取笑他，爱德华拍着自己的大腿，高高地竖起他的大拇指，露出一种明显的热情神态，并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几下偏尖锐的隆隆声。露易丝也不甘落后，她手捂着嘴，笑将起来，说着：“阿尔贝，您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好了……”这几乎就是成年女人才会说的话，然而，她才几岁啊，这个小姑娘？超量的赞美与祝贺稍稍有些伤害他，即便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嘲笑也会让人难受，尤其是在眼前的情境中。
他更想快快地溜之大吉。另外，他心里想，他还得好好思考一下，等思考之后，对种种论据的价值没有了丝毫忧虑，他就会在几秒钟里打定主意，到底是前去佩里顾的家，还是不去。
他坐上了地铁，最后一段路再步行。他越是往前走，内心就越是感到一阵阵不适。离开了他居住的那个满是俄国人与波兰人的区，他发现了一栋栋雄伟的大楼，一条有三条普通街道那么宽的林荫大道。就在蒙梭公园的正对面，他找到了目的地，确实，人们是绝不会错过，佩里顾先生家这一巨大的府邸的，它的前面，停放着一辆漂亮的汽车，一个司机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制服，正在仔细地擦着车子，就像是在给一匹赛马擦身子。阿尔贝感到了自己心脏的猛烈跳动，因为他实在是太激动了。他假装非常着急的样子，走过了这座府邸，沿着附近的街道走过，用脚描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回到公园那里，找到一把能从那里斜向地观察这座豪宅正面的长椅子，坐了下来。他已经彻底受不了啦。他甚至很难想象爱德华就出生在这里，就在这栋楼里长大。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而他，阿尔贝，今天来到这里，却带来了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大谎言。他是一个作恶的坏人。
林荫大道上，一些假装很忙碌的女子从四轮马车上下来，几个仆人跟在她们身后，手里提着盒子。一些送货的汽车停在那些小门前，司机跟那些煞有介事的仆役争论着什么，人们能感到，这些趾高气扬的奴仆代表了他们的主人，他们用一种严厉的眼光，仔细检查着送来的一筐筐蔬菜、一箱箱面包，而稍远一些的地方，人行道上，沿着小花园的栅栏，有两个举止优雅的年轻女人，身材瘦长得跟火柴棍一样，互相挽着胳膊，一边笑着，一边走过。在林荫大道的拐角，有两个男子互相打着招呼，胳膊底下夹了一份报纸，手里捏着大礼帽，亲爱的朋友，回见了，他们的样子就像法庭上的法官。其中一人往侧面走了一步，给一个穿水兵衫的小男孩让开了路，那孩子一边跑，一边滚着铁环，紧跟在后面的保姆也是一边小跑着，一边低声叫喊，请路上的先生们原谅；一辆花商的车子来到，卸下了一束束鲜花，足够为一场婚礼所用了，当然，眼下没有什么婚礼，那只是每周一次的例行送货，这里头有那么多房间，当有客人前来时，就得好好准备布置，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得花上好大一笔钱呢，但是人们会笑着说这些话，买这么多花，真是有趣，我们可喜欢接待客人啦。阿尔贝看着所有这些人，就像曾经有一次他透过一个玻璃鱼缸看一些来自异国的鱼儿一样，而那些鱼儿几乎都不像普通鱼儿的样子。
还要等上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他犹豫不决，不知道是继续坐在长椅上好呢，还是再回去坐地铁好，但是，坐地铁去往哪里呢？以前，他非常喜欢巴黎大林荫道街区。自从他胸前背后戴着广告牌天天在那里来回行走后，感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他去公园里闲逛了。尽管他提前了，他还是打发掉了时间。
当他意识到了时间的迫近时，他的焦虑感开始急剧上涨，十九点十五分了，他浑身冒汗，他大步行走，先是往远里走，然后又转回，眼睛瞧着地面，十九点二十分了，他始终还没有拿定主意。大概在十九点三十分，他又从府邸前经过，走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他决定回家去，但转而又一想，那样的话，他们会上他家来找他的，会派司机来，而司机是不会比他的女主人更体贴的，纵使他有一千零一条理由在大脑中来回互相碰撞，他也永远都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于是，他跨上六级台阶，摁响了门铃，然后往后抬起一只脚，接着是另一只，交替着在小腿肚上匆匆地擦了擦鞋面，大门打开了。他的心在胸腔中猛跳起来，他已经来到了大厅中，这大厅高得如同一座大教堂，到处都是镜子，一切都那么美，甚至包括那个女仆，她一头褐色的短发，神采奕奕，我的上天啊，这嘴唇，这眼睛，富人家里的一切都那么美，阿尔贝心想，甚至连里头的穷人也是一样美。
巨大的门厅，地面上铺有黑白相间的大方砖，像是棋盘一样，门厅的每一边，各自耸立着两杆高脚灯，顶上有五个球形的灯盏，分别框定了一条通道，通向用圣雷米云纹石铺砌的大楼梯。楼梯的两道扶栏是白色的大理石，呈对称的螺旋形蜿蜒向上，通往上一层平台。一盏具有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巨大的分枝吊灯射出一道黄色的光芒，就像是从天上弥漫消散而下。那个漂亮的女仆仔细打量了一番阿尔贝，问他叫什么名字。阿尔贝·马亚尔。他瞧了一眼四周，真不是盖的。他就算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穿上了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一双贵得离谱的皮鞋、一顶名牌的大礼帽、一件大礼服或者一件燕尾服，但一切都是白搭，无论什么东西，都会给予他一副他本来的乡巴佬模样。穿着方面这一巨大的不协调，最近几天的焦虑情绪，还有长时间等待所带来的紧张……阿尔贝不禁笑了起来，只是笑了笑，没别的。能看得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而笑，在笑他自己，手捂住了嘴，那么自然，那么真实，就连那个漂亮的女仆也跟着笑了起来，这牙齿，我的上天，这笑声，甚至连她那尖尖的粉红色舌头，也成了一道奇异的美景。她的那双眼睛，他在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是直至现在才注意到的？乌黑，明亮。两个人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她转过身来，满脸已经通红，仍然还在笑着，但她还有事忙，她打开了左边的门，那是候客的大客厅，里头摆放有三角大钢琴、高大的中国花瓶、满是古旧书的樱桃木书架、皮面的扶手椅，她为他指了一下那地方，他可以随意在那里待着。她最后说了一声“抱歉”，只因为她刚才没能控制住那一阵笑声，他则挥了挥手，不，不，笑吧，我没事。
现在，客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门又关上了，仆人会去通报，马亚尔先生已到，他的傻笑已经停止，这一番寂静，这一派庄严与豪华迫使你乖乖闭上嘴。他摸了摸绿色植物的叶片，他想到了那个可爱的小女仆，假如他敢……他尝试着去读书架上那些书的书名，他的食指滑过一件镶嵌工艺品，他迟疑不定地碰了碰大钢琴的一个琴键。他完全可以一直等到她下班，谁知道呢，她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呢？他试了试一把扶手椅，坐了下去，又站起来，又试了试长沙发，它有一个很柔滑的漂亮皮面，他瞧了一眼摆在茶几上的英文报纸，漫不经心地翻动了一下，对那个漂亮的小女仆，他该怎么做呢？在出去的时候朝她耳边悄悄地送上一句什么话吗？或者，假装忘记了什么东西，再次摁响门铃，往她手里递一张字条，写上……写上什么好呢？他的地址吗？再者说了，他又能把什么东西忘记在这里呢，他甚至都没有带一把雨伞。他就这样一直站着，翻阅着摆在那里的几本《时尚芭莎》《美术报》《时装指南》。他坐在长沙发上，或者就这么等着她下班，这样恐怕更好，要像刚才那样成功地逗她笑。茶几的角落上，放着一本很大的纪念册，封面是浅色的皮子，摸上去柔滑得如丝绸一般。假如要邀请她一起吃晚餐，那得花上多少钱啊，首先的问题，是去哪里吃，这又是一个让他左右为难的问题。他拿过纪念册，打开来，去杜瓦尔小食铺，这对他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邀请一个年轻姑娘去那里，不可能，尤其是一个像她那样在大户人家那里做事的姑娘，即便是在厨房干活儿的，也都是见惯了银餐具的。突然，他的肚子有些抽筋，他的双手立即出了汗，湿漉漉、滑溜溜的，他使劲地咽着口水，生怕会呕吐出来，一股胆汁的味道已经涌上了他的嘴。在他眼前，有一张结婚照，玛德莱娜·佩里顾和奥尔奈-普拉代勒上尉肩并肩地在一起。
正是他，毫无疑问，阿尔贝不会弄错的。
无论如何，都必须证实一下。他马上十分贪婪地翻阅起来。几乎每一张照片上都有普拉代勒，一些照片就跟一页画报那么大，有很多很多人，还有各种各样的鲜花。普拉代勒很谦逊地微笑着，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不愿意人们把他当作吹牛夸大的家伙，却又希望有人来羡慕他。佩里顾小姐挽着他的胳膊，容光焕发，身穿一件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人会穿的婚纱，买来只为穿它一天，而那大礼服，那燕尾服，那精美的装扮，那袒胸露肩的低领衫，那胸针，那项链，那新鲜奶油色的手套，新郎新娘拉着手，就是他，普拉代勒，这里，是食品丰盛的冷餐台，新娘子那一边，无疑就是她的父亲了，这一位，佩里顾先生，即便在微笑时，也不像是个随和的人，到处都是擦得锃亮的皮鞋，是带硬胸的衬衫，在尽头，衣帽间里，一顶顶圆筒礼帽整整齐齐地挂在铜质杆子上，而前面，则是一大摞摆放成金字塔形状的香槟酒杯，服务生身穿制服，手戴白手套，人们跳着华尔兹，一个管弦乐队，新婚夫妇再一次从左右两边满满的人群中间走过，接受众人的喝彩……阿尔贝情绪激昂地翻着相册。
突然，《高卢人报》的一篇文章映入了他的眼帘。
一场华丽的婚礼
人们十分期待这场如此巴黎式的盛大典礼，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天，是优雅与勇敢相结合的日子。对我们少有的那些还不知道这件大事的读者，让我们说得更明确一些吧，这件事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一场婚礼：新娘是玛德莱娜·佩里顾小姐，著名工业家马塞尔·佩里顾的女儿，而新郎则是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我们的爱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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