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她令我痴迷。
她令每个人痴迷，但是大多数人都耻于这种迷恋，尤其是那些掌管着新奥尔良花园区里几个大家族的傲慢太太——花园区是那些大种植园主居住的地方，还有船东、石油运营者，以及最富有的职业人士。唯有这些花园区家族的仆人们毫不掩饰他们对弗格森太太的迷恋。当然，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太过年少，太过实诚，藏不住心中感兴趣的事情。
我便是这些孩子当中的一个，那时的我八岁，跟花园区的亲戚住在一起。然而，碰巧的是，我却把这种痴迷藏在了自己的心中，因为我怀有某种负疚感：我曾经有个秘密，一件一直困扰我的事情，一件令我很是烦恼的事，一件我不敢告诉任何人的事，任何人——我无法想象他们会是什么反应，这件事十分奇怪，它一直困扰着我，困扰了我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从未听说过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遇到了这样一个一直烦扰着我的问题。一方面，它看起来或许很愚蠢，而另一方面……
我想把我的秘密告诉弗格森太太。我并非想要这么做，而是觉得非这么做不可。因为弗格森太太据说会魔法。听人说，她能够让出轨的丈夫变得老实，逼着不情愿的追求者去求婚，让失去的头发重新生长，让挥霍的金钱失而复得，对此，就连许多一本正经的人也相信。简而言之，她就是一个能够让愿望变成现实的女巫。我就有一个愿望。
弗格森太太看起来并没有聪明到足以拥有魔力的程度。她甚至连纸牌小魔术也不会。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大概已经有四十岁，但或许只有三十岁；很难判断她的年龄，因为她长着一张爱尔兰人的圆脸，一双满月形的眼睛，几乎没什么皱纹，也没什么表情。她是个洗衣女工，大概是新奥尔良唯一的白人洗衣女工，她在这个行当，算得上是艺术家了：镇上有钱有势的女人，她们最精致的花边衣物、家庭日用织品，还有丝绸制品，但凡需要打理，就交给弗格森太太。她们之所以交给她，还有个原因：为了愿望能够实现——找一个新的情人，为女儿找个归宿，咒丈夫的情妇去死，得到母亲遗嘱的附录，应邀成为司酒宴之神，当狂欢节晚会最重要的人物。她们青睐弗格森太太，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洗衣工。她成功的源头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于，她据说能够从白日梦的沙子中筛出实实在在的东西——金色的现实。
现在，回头说我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件烦心事从我早上睁眼到我晚上合眼，无时无刻不缠着我：这件事我又不能直接跟她讲明。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精心准备的时刻。她几乎不到我们家来，但只要她一来，我就离她很近，佯装是看着她又粗又丑的手指打理着花边餐巾，但真正目的是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们从未讲过话；我太过紧张而她太过愚钝。没错，愚钝。我就是这种感觉；且不说弗格森太太是不是个法力无边的女巫，她确是个愚钝的女人。但时不时地，我们的目光会交会，而她尽管愚钝，但我眼神中的那种专注，那种“痴迷”却给她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很想成为她的顾客。她大概是以为我想要辆自行车，或者是一支气枪；她才不想搭理我这么个小孩子呢。我又能给她什么呢？于是她抿了一下那小小的嘴唇，把她的满月眼睛转向了别处。
1932年12月初，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的祖母来我们家小住几日。新奥尔良的冬天很冷；阴冷潮湿的风从河边吹来，深深刺进你的骨头里。于是我的祖母很明智地带了一件皮毛大衣，衣服是找朋友借来的，黑色波斯羊毛材质，大衣的主人是个有钱的女人，而我的祖母不是；祖母住在佛罗里达，她在那儿教书。祖母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膝下有三个儿子要抚养，生活很艰辛，但从不怨天尤人。她是个值得钦佩的女人；她思维活跃，心智健全，头脑清醒。受家庭条件所限，我们很少见面，但她经常写信，还给我寄些小礼物。她很疼爱我，我也希望能够爱她，但直到她活到九十多岁去世，我都与她保持着距离，表现得很漠然。她能够感觉到，但她却从不知道我这种表面上的冷漠背后的缘由，其他人也不知晓，因为个中缘由包裹在一团错综复杂的负罪感中，构成这种情感的是无数个琢面，就像是她经常佩戴的那条炫目精致的金项链上悬缀的黄宝石。珍珠也许更适合她，但她更看重这个有些夸张、华而不实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她自己的祖父在科罗拉多一场牌局中赢下来的。
当然这项链不值钱；但凡有人问到这块宝石，我祖母总是一本正经地跟他们解释说，这猫爪大小的宝石，不是一块“真正的”宝石，也不是孔雀钻石，甚至不是黄宝石，而是一块岩石水晶，精巧地雕琢出一个个琢面，再上色染成了金黄色。而弗格森太太并不知道这个小首饰的真正价值，一天下午，在我祖母逗留期间，这个体态丰腴、样貌年轻的巫女过来浆洗亚麻织品时，似乎被这一小片在祖母脖子上摇曳的璀璨玻璃施了魔法。她孤陋寡闻的满月眼睛闪着光，一点儿不夸张：它们真的在闪光。现在我要吸引她的注意，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这种兴致，此前从未有过。
她离开的时候，我跟她到了花园里，那里有棵百年藤萝古树——这是个神秘的地方，哪怕是在冬天，枝叶凋零，曾经的绿叶隧道不复再有让人隐匿其间的树荫。她走到树下，喊着我的名字。
她轻轻地说了声：“你有心事吗？”
“嗯。”
“那你想不想解决呢？要不帮你个忙？”
我点了点头，她也点了点头，但是她的目光不安地闪开了：她不想被别人看见在跟我说话。
她说：“我的儿子会过来。他会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
但她说了声嘘，然后急急忙忙地就走出了花园。我看着她一摇一摆地消失在暮色中。一想到自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愚钝的女人身上，我就嘴巴发干。那天晚上，我吃不下饭；直到天亮，我都夜不能寐。除了这件令我烦心的事，现在我又多了许多新的麻烦。如果弗格森做了我想要她做的事，那我的衣服怎么办，我的名字怎么办，我何去何从，我又会是谁？天啊，这足以让我疯掉！还是说我已经疯掉了？这恰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一定是疯了，居然想要弗格森太太做这件我想要她做的事儿。这就是为何我不能对他们诉说的原因：他们会认为我准是疯掉了。或者更糟。我不知道那些更糟的事情会是什么，但出于本能，我能感觉到：让所有人——我的家人、朋友还有其他孩子——都说我疯掉了，这恐怕还仅仅是最轻的后果。
出于恐惧和迷信，再加上贪婪，花园区的仆人们——他们当中有最势利眼的女人和最目中无人的男仆，因为他们踩过镶木地板——说起弗格森太太的时候都带着敬意。他们轻声细语地谈论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特异功能，而且因为她同样特异的私生活，其间，通过偷听这些优雅的黑人、白黑混血儿和克里奥尔人口中的流言蜚语——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新奥尔良真正的皇室，理所当然地比他们的雇主更高一等——我逐渐收集了许多细节。而弗格森太太呢——她其实不是太太，只是小姐：一个未婚的女人，带着一大群孩子，少说也有六个，她来自东得克萨斯的一个闭塞村庄，就在从什里夫波特市过了州界的地方。十五岁那年，她就被绑到镇上邮局前面的邮筒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的亲生父亲拿着马鞭抽打。实施这个酷刑的理由是她生了个孩子，这孩子长着一双绿眼睛，但却毫无疑问是某个黑人爸爸的骨肉。她带着这个叫做斯基特的孩子——他现在已经十四岁了，据说也是个妖孽——来到新奥尔良，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家当管家，她色诱了这个神父，和他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抛弃他另觅了一个新欢，从那以后，她接连跟几个英俊的情人同居；她能成功地得到他们，一定是往他们的酒杯里倒了魔药，毕竟，要是没有这特殊的力量，她算什么东西？从东得克萨斯来的穷光蛋白人，跟黑人私通，六个私生子的母亲，一个洗衣工，一个仆人。然而他们尊重她；即便是瓦加洛家族的女仆总管、拥有联合水果公司的茹埃太太，也总是很礼貌地称呼她。
在我与弗格森太太谈话之后的两天，也就是礼拜天，我陪祖母去了教堂，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路程只有几个街区——我注意到有人在跟踪我们：一个身材匀称的小男孩，烟草色的皮肤，绿色的眼睛。我立马认出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斯基特，就是因为他的出生才让他的母亲受到鞭刑，我也知道他准是给我带口信来了。我感到有些恶心，但同时也很兴奋，甚至有些眩晕，我不禁笑了起来。
我祖母快活地问我：“啊，你知道一个笑话？”
我在想：不，但我知道一个秘密。不过，我只说了句：“只是那个牧师刚才说的话让我好笑。”
“真的吗？我很高兴你能发现里面的幽默。我感觉那就是一段非常枯燥的布道。但是唱诗班还是不错的。”
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了肚子里：“嗯，要是他们想谈谈罪人与地狱，而又不知道什么是地狱，他们应该找我来布道。我可以跟他们指点一二。”
“你在这儿开心吗？”祖母问我，似乎她自打来这里以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你过得很难。我说的是离婚的事儿。一会儿住这里，一会儿住那里。我想要帮你；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上忙。”
“我很好。好得不得了。”
但我希望她能闭嘴。她确实是闭嘴了，皱了一下眉头。所以至少我已经实现一个愿望。一个实现了，还剩下一个。
我们到家的时候，祖母说她有点偏头痛，也许吃粒药再睡个午觉会好一点；她亲了我一下，便回她屋里去了。我跑到花园里那棵大藤萝树下，藏在里面，就像一个匪徒藏在匪窝里等候同伙的到来。
不久，弗格森太太的儿子到了。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的个头很高，将近六英尺，肌肉像码头工人一样发达。他跟他的母亲长得一丁点儿也不像。不仅仅是肤色黝黑；他的五官很分明，骨架的比例精准——他父亲当年一定是个英俊的男子汉。跟弗格森太太不同的是，他翡翠绿的眼睛不是连环漫画式的两个点，而是又窄又狠——它们是武器，是子弹，杀气腾腾地瞄准了猎物，装好了底火，随时准备击发。没过几年，我听说他在休斯敦犯过两起凶杀案，最后死在得州监狱的电椅上，对此我一点也不奇怪。
他穿着时髦挺括，就像一个在海滨的帮派地盘上游荡的成年大哥：一顶巴拿马草帽，两种色调的鞋子，一件紧身的白色亚麻布衬衣，上面有斑点，一定是某个身材比他瘦许多的人送给他的。一根雪茄从他的手帕口袋里露了出来，十分打眼：那是一根“哈瓦那莫罗堡”，一种上好的雪茄，花园区里的绅士们通常与餐后的苦艾酒和木莓白兰地一同享用。斯基特·弗格森点着了雪茄，动作像是黑帮电影里的演员，吐出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烟圈，吹到我的面前，然后说：“我是来找你的。”
“现在吗？”
“你立马给我把那个老太婆的项链拿过来。”
任何缓兵之计都无济于事，但我还是试了一下：“什么项链？”
“少废话。去拿过来，然后我们去个地方。要不然我们就不去了。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
“可她正戴着呢！”
他又吐了个烟圈，吐得专业，吐得毫不费力。“你怎么弄到手，不关我的鸟事。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但是要花很长时间啊。要是我弄不到怎么办？”
“你会弄到的。你得手前，我会一直等下去。”
我穿过厨房房门的时候，屋里听上去空无一人，事实也的确如此，除了我的祖母；其他人都驱车拜访一位新婚的表兄去了，他住在河对岸。我喊了几声祖母的名字，除了一片寂静，什么都听不到，我蹑手蹑脚地上了楼，侧耳在她卧室的门口倾听。她一定是睡着了。我决定冒这个险，于是把门推开了一条一英寸大小的缝。
窗帘是拉上的，除了瓷炉里面燃烧的火光，房间里一片黑暗。我的祖母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了下巴；她肯定是吃了头疼药，因为她的呼吸深沉而平稳。我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将被子向后拉开，动作就像是强盗在破解银行保险柜的密码锁。她的脖子上什么都没有戴，身上只穿了件睡衣——一件粉色的衬裙。我在书桌上发现了项链；它正放在她三个儿子的相片前面，其中一个是我父亲。我很久都没有见过他了，都忘了他长什么模样——从今以后，也许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就算见到了，他也认不出我了。但是我没时间考虑那么多了。斯基特·弗格森正站在那棵藤萝老树下面，用脚踩着拍子，抽着百万富翁的雪茄烟等着我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迟疑了。
我之前从未偷过东西；嗯，最多也就在看电影的时候，从糖果柜台里拿过巧克力棒，还有图书馆里有些书没有归还。我偷这条项链，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的祖母要是知道原因的话，定会原谅我的。不对，她不会原谅我；没人会原谅我，要是他们真的知道原因的话。但我别无选择。就像斯基特所说的：要是我现在不做，他母亲是不会再给我机会的。而那件令我困扰的事情也就会继续缠着我，没完没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散去。于是我就拿了。我把项链塞进口袋，溜出房间，甚至连门都没关。我再去找斯基特的时候，我没有给他看项链，我只是告诉他，项链已经在我手里了，他那双绿色的眼睛变得更绿、更凶狠了，他吐了一口大大的烟圈，然后说：“就知道你会得手的。你是个天生的混混。跟我一样。”
我们先是步行，而后乘坐有轨电车沿着卡纳尔街走，平日里，这条街上人群熙熙攘攘，充满生气，但是现在却有点阴森恐怖，店面都关门了，安息日的静寂笼罩在街道上空，就像是葬礼上的愁云。在卡纳尔和罗亚尔，我们换乘了电车，一路前行，穿过熟悉的法国区——许多老牌的家族都住在这个街区，他们当中有些的家谱远比花园区能够报出的任何名头都要高贵纯正。最后，我们又开始步行了；我们走了几英里路。我脚上是那双上教堂穿的硬鞋，走得我生疼，这时的我已经不知道身处何处了，但不管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喜欢这里。问斯基特·弗格森也没有用，因为你问他，他就笑眯眯地吹着口哨，或者吐口痰，继续笑眯眯地吹着口哨。我在想他是不是一路就这么吹着口哨坐上了电椅。
我真的全然不知身在何方；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此前我从未见过。然而这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只是，你周围的白色面孔比你习惯的要少，我们走得越远，就越少：偶尔有白人居民，也是被黑人和克里奥尔人所包围。除此以外，这里就是一片由简陋木屋组成的建筑群——油漆剥落的公寓，样式朴素的家庭住宅，大多数缺乏维护，但偶有例外。当我们终于来到弗格森太太家时，发现她的房子就属于例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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