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场景：1979年4月里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我沿着纽约第二大街一路前行，肩上扛着一个油布购物袋，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清洁用具，这些都是玛丽·桑切斯的，她此刻就正在我身边，手里撑着一把伞，努力地把我们俩都罩在伞下，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因为她有六英尺高，比我要高得多。
玛丽·桑切斯是一位专职清洁女工，按钟点计酬，每小时挣五美元，每周工作六天。她每天工作将近九个小时，从周一到周六每周平均要造访二十四户形形色色的家庭：通常情况下，她的主顾只要求她一星期做一次清洁。
玛丽现年五十七岁，她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小镇，过去的四十余年一直是“在北方度过的”。她的丈夫是一位波多黎各人，于去年夏天去世。她有个女儿，已经成家，住在圣地亚哥，她还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牙医，一个因为持械抢劫在牢狱里服刑十年，第三个则是“人间蒸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去向。去年圣诞节他给我打来电话，听上去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我问你在哪里，皮特，但是他不肯说，于是我告诉他，他爸爸死了，而他却说死得好，说这是我送给他最好的圣诞礼物，于是我就狠狠地把电话给挂上了，但愿他再也别打电话过来。他居然这样在老爹的坟墓上吐唾沫。当然咯，话说回来，佩德罗从来就没有好生对过孩子们，也没有好生对过我。就知道喝得醉醺醺的，就知道赌钱。还跟那些坏女人鬼混。一天有人发现他死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凳上，两腿间的纸袋里有一瓶喝掉大半的杰克·丹尼尔；他这个家伙啊，不是最好的酒他不喝。话说回来，皮特还是太过分了些，居然说他为他爸爸的死感到高兴。他爸爸至少给了他生命，是吧？而佩德罗也给了我一样东西。要不是因为他，我现在还会是一个无知的浸礼会教友，无缘于我主的恩典。可是结婚的时候，我是在天主教堂举行的婚礼，天主教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阳光，这阳光从来就没有消失，以后也不会消失，哪怕是在我死后。我就是靠着这种信仰把孩子们拉扯大的，其中的两个都还算有出息，我把这更多的归功于教会，而不是我自己。”
玛丽·桑切斯身材很壮实，却长着一张白皙圆润、讨人喜欢的脸，她的翘鼻子很小巧，左侧的面颊长着一颗美人痣。她讨厌用“黑人”作为种族称谓。“我并不黑。我是棕色的。一个肤色浅棕的女人。我还要跟你讲点儿别的。我认识的其他有色族裔当中，很少有人喜欢被人叫作‘黑人’。也许有些年轻人喜欢这种叫法。还有那些激进分子。但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甚至小我一半的人，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连那些真的很黑的人也不喜欢。尼格罗人（negro）有什么错？我就是个尼格罗人，还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我对此很自豪。”
自打1968年起，我就认识玛丽·桑切斯了，这些年来，她一直断断续续地为我清扫房间。她生性善良，对自己的主顾抱以极大的热忱，尽管许多人她都难得碰上一面，有的甚至从来就不曾见过，因为好些人都是未婚职业男女，她前去清扫房间时，他们通常并不在家；她跟他们联系，或者他们跟她联系，都是通过字条留言的形式：“玛丽，请给天竺葵浇水，还请喂猫。希望你看到这个。格罗丽娅·斯科托。”
有一次我提议说，哪次她再去做清洁的时候，我就跟着她，看她做完一整天的工作。她说行啊，她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况且，她很乐意能有个伴儿：“干这种活有时候还挺孤单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她在这个春雨绵绵的四月早晨走在一起的缘故。我们启程前往她的第一站：一位名叫安德鲁·特拉斯克的先生，家住在东七十三街。
我：你在这袋里到底放了些什么鬼东西啊？
玛丽：来，给我吧。我可不想听你骂人。
我：哦，对不起。我是想说，它好沉啊。
玛丽：大概是因为那熨斗吧。
我：你还替他们熨衣服？你可从来没替我熨过呢。
玛丽：有的人没有这种设备。所以我才只好带上这么多的东西。我留下字条：把这个准备好，把那个准备好。可他们老是忘记。好像我的这些主顾个个儿都忙昏了头。就说我们要去的这家主人特拉斯克先生吧，我已经为他干了七八个月的活，可到如今都没跟他打过照面。他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她老婆就是因为这个离开了他，他还四处欠了一屁股债，我一接他的电话，就听见有人来向他讨债。如今他们连他的电话线也给掐了。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大大的钥匙圈，几十把钥匙叮铃作响。这是一幢四层楼的褐沙石建筑，配有一部小型电梯。）
我（走进门，把特拉斯克的家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四面色如砒霜的绿墙，一间小厨房，还有一间浴室，里面的一只破马桶哗哗地不停漏水）：嗯，这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家伙日子可不好过。
玛丽（打开一个衣橱，只见里面塞满了待洗的衣物，散发着刺鼻的汗臭味）：屋里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你看那张床！蛋黄酱！巧克力！面包屑、饼干屑、口香糖、香烟嘴。还有口红！是什么女人居然还会爬上这种床？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法换床单啦。是好几个月。
（她打开了几盏灯罩歪斜的灯；趁她忙着收拾这一团烂摊子的时候，我更加仔细地把屋子里的情形查看了一番。说真的，这里好像刚被强盗洗劫过一样，书桌的几个抽屉，有些是打开的，有些是合上的。书桌上有一幅照片，装着皮革相框，照片里是一个矮壮敦实、皮肤黝黑、很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和一个架子十足、一副青年女子联盟会员模样的金发女子，还有三个咧嘴笑的男孩，头发浅黄，牙齿不齐，肤色古铜，最大的大概十四岁上下。还有一幅没有相框的照片，贴在一面脏兮兮的镜子上：相片里也是一个金发女人，但显然不是女子联盟会员——也许是从“麦克斯韦家的李子”酒吧里搭来的；我猜想床单上的口红是她的。地板上摊着一本刊号为十二月的《警探本色》杂志，而在浴室里，就在不停漏水的马桶旁边，堆着一大摞色情杂志——《闺房》、《皮条客》和《爽》；除此之外，似乎完全见不到任何别的文化产品。不过这里到处都是伏特加空酒瓶，足有好几百个——都是飞机上提供的那种小酒瓶。）
我：你觉得他为什么只喝这种小瓶的呢？
玛丽：可能稍大瓶的，他买不起吧。只能买这种。他的工作还不错，要是他能保住这工作的话就好了，不过我猜他的家把他的钱都榨干了。
我：他在哪儿上班？
玛丽：飞机上。
我：怪不得。他不用花钱就能弄到这些小瓶装的酒。
玛丽：是吗？怎么会这样？他又不是空少，他是飞行员啊。
我：噢，天啊。
（电话铃响了起来，声音不算大，因为电话机埋在了一床皱皱巴巴的毛毯下面。玛丽皱了皱眉头，双手全是肥皂泡，还滴着洗碗水，她像考古学家发掘文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话筒给翻了出来。）
玛丽：他准是又把电话线给接通了。喂？（没有应答）喂？
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是谁啊？
玛丽：这里是特拉斯克先生的宅邸。
女人的声音：特拉斯克先生的宅邸？（一阵笑声；然后，一副架子十足的语气）请问我在与谁通话？
玛丽：我是特拉斯克先生的女佣。
女人的声音：这么说，特拉斯克先生有个女佣咯，是吧？行啊，特拉斯克太太可没有。那特拉斯克先生的女用人，可不可以告诉特拉斯克先生一声，特拉斯克太太要跟他讲几句话？
玛丽：他不在家啊。
特拉斯克太太：别跟我来这套。叫他来接电话。
玛丽：对不起，特拉斯克太太，我想他是外出飞行去了。
特拉斯克太太（苦笑）：外出飞行去了？他一直在飞，亲爱的，一直在飞。
玛丽：我的意思是说，他上班去了。
特拉斯克太太：叫他往我新泽西的妹妹那里打个电话。一回来就打，要是他识趣的话。
玛丽：好的，夫人。我会给他留言的。（她挂上电话）刻薄的女人。难怪他落到这份田地。现在他失业了。我都怀疑他付不付得起我的工钱。好了。找着了。在冰箱上面。
（令人惊奇的是，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她就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内看上去不仅整洁，而且还挺美观。她用铅笔草草写下一张便条，搁在书桌的镜子前：“亲爱的特拉斯克先生你妻于要你往她妹妹那里打电活找她你真城的玛丽·桑切斯。”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坐在床沿，从购物袋里取出一只小锡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大麻烟的烟蒂；她抽出一根，安进烟嘴里，点着以后，深吸了一口，让烟直灌进肺里，然后闭上眼睛。她让我也吸一口。）
我：多谢。现在还太早。
玛丽：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早。反正，你真该尝尝这种玩艺。简直屌爆了。我是从一个主顾那儿弄来的，一个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女士；她嫁给了一个秘鲁人，他家老给他们寄这个，就通过邮局寄送，我一般都不会为了追求什么飘飘欲仙的感觉去抽，只要能赶走那种糟糕的感觉。那种沉重。（她狠狠地吸着大麻烟，直到最后烟蒂都差点儿烧到了她的嘴唇）安德鲁·特拉斯克，这个可怜的胆小鬼啊，他的下场也许会像佩德罗那样，死在公园的长凳上，没有一个人在乎。这倒不是说我对那个男人毫不在乎，最近，我发现自己时常想念跟佩德罗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想对大多数人而言，要是他们曾经爱过对方，又失去对方，就会有这种感觉；所有的不愉快都消失了，只记得他们可爱的地方，那些让你一开始就心动的地方。佩德罗，那个我当年爱上的年轻人，跳起舞来真叫棒啊，哦，他会跳探戈，还会跳伦巴，他教我跳，跳得我神魂颠倒。我们当年老是光顾萨沃伊舞厅。他穿戴得干净整齐——哪怕是后来喝上了酒，他的指甲也修剪得平整光滑。他还做得一手好菜，这就是他当年的营生——干快餐店厨师。我说过他从来没有好生对过孩子；可是，他总是把他们的午餐盒塞得满满当当带到学校去，用蜡纸包把各种各样的三明治包起来。有火腿、花生黄油果冻、鸡蛋沙拉、金枪鱼，还有水果，苹果、香蕉和梨，还有一壶加了蜂蜜的热牛奶。如今一想起他在公园的样子，我就心疼，当时警察来告诉我这事儿，我怎么就没哭呢；我怎么就一直都没哭呢。我应该哭才是。我欠他两行眼泪，还要还他一记老拳。
我就把灯帮特拉斯克先生开着，免得等他到家的时候漆黑一片。
（等我们走出那幢褐沙石楼房时，雨已经停了，但是空气潮湿，一阵疾风吹过，将垃圾顺着人行道旁的排水沟吹了起来，行人纷纷抓牢自己的帽子。我们去的地方离这儿有四个街区，那栋住宅简朴却很现代，一个穿制服的门卫守在门口，那是伊迪丝·肖小姐的住所。肖小姐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大概是一家新闻杂志社。她一定得有上千册书了。可是看上去却不像那种书呆子，是个挺活泼的姑娘，男朋友可多着呢。太多了——她好像根本不可能跟哪个男孩相处太久。我们得小点声，因为……嗯，有一次我到她那儿去，她虚弱得像一只病猫。刚刚谋杀了一个胎儿。一般来说，我是不赞同那样做的，因为那违背我的信仰。我问她为什么不嫁给那个男人呢？实际情况却是，她根本就不知道该嫁给谁；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反正呢，她最不想要的东西，不是丈夫，就是孩子。”）
玛丽（站在肖小姐两居室的前门口，透过打开的房门，环视屋内）：这儿没什么事可做。只有一点点落灰而已。她把自个儿照料得挺好。你瞧她那些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简直就是个图书馆。
（除了那个沉重的书架外，房间里空旷得令人赏心悦目，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闪亮白色。房间里有一件古董：一张拉盖书桌，桌上有一台打字机；打字机里卷了一页纸，我瞅了一眼，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莎莎·嘉宝
三百零五岁了
我为何知道
因为她的年轮
我已经数过了
下面隔了三行的地方，打着：
西尔维娅·普拉斯，我恨你啊
还有你那该死的老爸。
我太高兴了，你听见了吧，
高兴的是你把你的脑袋
塞进火红的煤气炉里啦！
我：肖小姐是位诗人？
玛丽：她经常写点东西。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玩意儿。从我翻到的来看，她像是在嗑药呢。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带我来到浴室，这间浴室大得出奇，里面闪闪发亮。她打开一扇柜门，指着架子上的一件东西：那是一只粉色的塑料自慰器，呈普通阳具的大小和形状。）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你不知道？
玛丽：我在问你呢。
我：是个假阳具振动棒吧。
玛丽：我知道自慰器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上面写着：“日本制造”。
我：啊，是吧。东方人的思维。
玛丽：异教徒。她倒是弄了一些挺好的香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香水。我嘛，只在耳根抹点儿香草香精。
（这时玛丽开始干起活来，她拖着地，地板上打了蜡，没铺地毯，她用一个鸡毛掸子轻拂书架；她一边干活，还一边打开大麻烟罐，把烟嘴填上。我不知道她有多少“沉重”要缓解，不过仅仅是那种香味就让我有种飘忽的感觉了。）
玛丽：你真不想来两口？你这就亏了啊。
我：你这不是在逼我嘛。
（从小到大，我沾过一些非常带劲的大麻，虽说从来也没有抽到上瘾的程度，不过足以对这东西产生一些鉴赏力，分得清楚普通墨西哥大麻与诸如泰烟和顶级“魔法花园”之类的高级走私货之间的区别。不过我在抽完玛丽那盒烟罐里的一整根烟蒂，另一根抽到一半的时候，感觉好像被一个美味的魔鬼给抓住了，一种疯狂的、妙不可言的欢愉拥抱着我。那魔鬼搔着我的脚趾头，挠着我那颗发痒的脑袋，用他那甜甜的红唇热吻着我，还把滚烫的舌头直伸进我的喉咙里。一切都在闪闪发亮；我的双眼如同变焦镜头；我可以看清书架最高层上书的名字：凯伦·霍尼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e·e·卡明斯的《艾米》；《四个四重奏》；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诗集》。）
我：我瞧不起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是一个邪恶、自私的混蛋。
玛丽：嘿，你要是骂人的话——
我：他乱蓬蓬的头上还罩着光环。一个极端利己的两面派自虐狂。他毁了他所有的家人。一些家人。玛丽，你跟你的忏悔神父探讨过这个吗？
玛丽：麦克海尔神父？探讨什么？
我：我们在这个如此神圣的时刻大口吞下的琼浆玉液呀，我可爱的黑山雀。你跟麦克海尔神父说起过这件令人其乐无穷的事情吗？
玛丽：他不知道的事情，也就不会让他受伤了。给，来一根“生命救星”吧。薄荷香型的。这样抽起来味道更好。
（奇怪，她看上去并没有飘起来，一点也不飘。我却刚刚飞过了金星，而木星，那快快活活的老木星，正隔着那丁香色的、闪着炫目星光的星际空间朝我招手。玛丽走到电话机跟前，拨了一个号，空响了好一阵子才把它给挂上。）
玛丽：不在家。幸好不在。伯科威茨夫妇。要是他们在家的话，我才不会带你去那儿呢。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真的很没劲。你还真想不出他们有多没劲！
我：犹太人？天哪，没错。非常没劲。他们都应当送进自然历史博物馆，全部应该送进去。
玛丽：我一直想通知伯科威茨太太说我不干了。这家人麻烦就麻烦在：伯科威茨先生，他以前是做衣服的，现在退休了，老两口总待在家里，碍手碍脚的。除非他们开车去格林威治，他们在那里有些地产。今天没准儿是上那边去了。他们那儿，我打算不干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养了一只老鹦鹉——弄得到处都脏兮兮的，糟透了！那只笨鹦鹉只会说两句话：“不会吧！”和“哎呦喂！”每次你一走进屋子，它就开始喊“哎呦喂！”搞得我神经很紧张。怎么样？再来一根，我们就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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