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没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件奇异的礼物。事实上，这是一件令人惊骇的礼物。因为我的宠物已经够多了：两只狗，一只是英国斗牛犬，另一只是凯利蓝。还有，我从未对鸟儿有过偏好；的确，我反倒总是对它们怀有几分厌恶之情：在海滩上，每当一群海鸥俯冲下来，潜入水中时，我（举个例子）极有可能是落荒而逃。我五六岁时，一只麻雀从我房间的窗子里飞了进来，身陷其中，无法逃逸。这只麻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直到我心中涌动的情绪几乎要令我晕厥了：这里面有怜悯，但恐惧占了上风。因此，那年我带着几分沮丧的心情接受了格蕾泽拉的圣诞礼物：一只丑陋的小乌鸦，翅膀已经被人残忍地剪断了。
如今已经过了十二年有余，那天是1952年圣诞节的早晨，我那时住在西西里的山坡上；那座房子坐落在一片银色的橄榄园中间，是由浅桃红色的石头砌成的；房子里有许多房间，还有一个阳台，站在上面能够将埃特纳白雪皑皑的山顶尽收眼底。在艳阳高照的日子，你若是往下俯瞰，眺望远处，能看到一片蔚蓝的大海，仿佛孔雀的眼睛。房子的确是很漂亮，不过算不上特别舒适，尤其是在冬季，北风怒号，人们只能依靠喝酒暖身，可即便如此，你哪怕是轻轻碰一下石地板，都会感觉它像死人的吻一样冰冷。无论天气状况如何，不管是冬日里的万物凋零还是夏日里的艳阳高照，这座房子若是离了格蕾泽拉，就简直住不下去了。格蕾泽拉是村上的一个女佣，她的身影每天早晨就会出现，并且一直待到晚餐过后。她今年十七岁，身材粗壮，长得过于结实了：她的腿像日本相扑——略微有些罗圈，小腿肚子圆鼓鼓的。不过她的长相嘛，简直是漂亮得不得了：金黄色的眼睛就像当地家酿白兰地的颜色；玫红色的脸蛋；朱红色的嘴唇；漂亮的浓眉；黑色的头发贴着头颅，梳理得十分柔顺，然后用一对小巧的西班牙木梳朴素地固定住。她生活很是艰辛，却带着几分快意，她总在不断诉苦，语气却仿佛说笑，并无怨恨：她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醉鬼，至少算得上是醉鬼之一；而她的母亲，笃信宗教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还有她的哥哥保罗——她对保罗有着崇敬之情，尽管他每个礼拜都会打她，还强行剥夺她的工钱。我与格蕾泽拉是要好的朋友，所以到了圣诞节，我们互赠礼物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送了她一件毛衣，一条围巾，还有一串绿色的珍珠项链。而她呢，前面就讲过，送了我一只乌鸦。
我前面说过，这只乌鸦很不好看。的确如此。这个小生灵，既看着让人充满畏惧，又令人心生怜悯。不管冒多大的风险，哪怕是惹得格蕾泽拉大发雷霆，只要等把它养到能够独立生存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将其放生。可是它的翅膀剪得很短，根本飞不起来；顶多能够扑腾两下而已。它黑色的喙张得很开，活像一个痴呆儿的下颌，它几乎睁不开眼，看着十分凄楚。格蕾泽拉高高地爬上勃朗特山上那了无生气的火山岩斜坡，在一个乌鸦成群的深谷里面逮到了这只乌鸦，山谷里全是石块，荆棘密布，奇形怪状的树木丛生。她说，“我是用渔网逮到这个家伙的。我在这群鸟中间跑啊跑。等我把网撒到半空，一下子逮住两只。有一只我放走了。另一只，就是这只，我把它装进了鞋盒里，把它带回家，然后剪了它的翅膀。乌鸦可聪明着哩。比鹦鹉还有马儿都聪明。要是我们把它的舌头剪开，我们兴许可以教会它说话呢。”这倒不是说格蕾泽拉冷酷无情；她只是同所有的地中海人一样，对动物的痛苦满不在乎罢了。当我反对她残害这只乌鸦的舌头时，她的态度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实际上，她对这只可怜的家伙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它的生活幸福与否，如今变成了我个人的负担，令我十分不快。
我把它放养在一间无人居住，也没有装修过的房间里，就像是看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亲戚一样，将其锁在屋内。我寻思着，好吧，它的翅膀用不了多久就会长出来的，那时就可以放它走了。但是新年到了，元旦也过完了，几周的时间也过去了，这个时候，格蕾泽拉承认，我的这个圣诞礼物要想再次飞上天空，还得六个月的时间。
我极不喜欢这个家伙，极不情愿去它那里；这间房是这座冰冷的房子里最冷的一间，这只小鸟孤苦伶仃，看上去十分凄惨的模样。我是因为想到它孑然一身，迫不得已才去的它那里——不过起初，它似乎比我更不喜欢这样的探访：它会怒冲冲地走向房间一隅，背对着我，仿佛一个囚犯，默不作声地蜷缩着身子，坐在一碗水和一碗食中间。不过还好，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已不再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了；它不再躲着我了，而是盯着我的眼睛，用并不悦耳的嗓音发出似乎是表示友好的响声：这是轻声的乌啼。我们开始发现彼此：我发现它喜欢让我挠它的头，它也发现它小口啄食时憨态可掬的样子会将我逗乐。不久，它学会了在我手掌的边缘平衡，后来又学会栖在我的肩膀上。它开始喜欢亲我——也就是说，用它的喙轻轻地啄我的下巴、面颊，还有耳垂。尽管如此，我还是——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它有一丁点厌恶：我厌恶它身上葬礼的颜色、鸟类的羽毛——它们（对我来说）就像鱼鳞和蛇皮一样令人不快。
一天早晨——虽然只是一月下旬，但是西西里的春天还是来得很早，杏树已经开了花：漫山遍野，遍地花朵，薄雾里能嗅到一阵芬芳——就在那天早晨，我忽然发现那只乌鸦逃走了。关它的那个房间装有落地窗，窗外通向花园；头天夜里，那些窗不知何故，全都是开着的，或许是从北非吹来的热风，把门给吹开的吧，此时风正刮个不停（将非洲大沙漠的细沙也带了过来）。总之，那只鸟儿已经不见了踪影。我把花园查了个遍；格蕾泽拉也爬到半山腰去找。过去了一早上的光景，又过去了一个下午。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已经把“各处”搜寻了个遍：荆棘遍布的野生仙人掌丛深处，附近一座墓地的坟冢间，还有某个蝙蝠屎尿味熏天的洞穴里。渐渐地，在我们搜寻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最终显现出来：我非常喜欢——罗拉。罗拉！这名字就像头顶上的一轮新月浮现出来，不请自来却又无法回避；在此之前，我都没想过要给她取个名字：因为我觉得，要是这么做的话，相当于默认了她永远属于我。
“罗拉？”
我从我房间的窗子里喊着她的名字。最后，我睡了。不用说，根本就睡不着。一些情景闯入我的脑海：罗拉，她的脖子被猫的利齿死死掐住；一只红色的雄猫叼着它冲向某个血迹斑斑、羽毛散落的巢穴，直奔餐厅而去。抑或是，罗拉寸步难行，孤立无助，藏在某处，直至死于饥渴。
“罗——拉——？”
我们并没有在屋子里找。或许她就从未离开过这间屋子，或是从一扇门出去，又进了另一扇门。我点起了蜡烛（我们这里基本上不通电）；我找遍一间又一间房；终于在一间房里——那是一间没有投入使用的客厅，烛光照亮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啊，罗拉。”
她蹦蹦跳跳地来到我的手上；回到卧室，我把她放在一张铜质床的护栏上。她的爪子紧紧地擒住护栏，她把疲惫的脑袋塞进一只不成形的翅膀里。不久就睡着了，我也睡着了，还有那两只狗（在壁炉前蜷着身子，柴火烧的是桉木，火光燎燎，芳香扑鼻。）
那两只狗从未见过罗拉，第二天早上，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时，感到有些不安，因为这两只狗——尤其是那只凯利蓝——行为有些暴躁。但如果她真要常驻在此，和我们相处的话，这个环节是免不了的。我把罗拉放在地板上。那只斗牛犬用块菌一样的扁平鼻子闻了闻她，然后打了一个呵欠，倒不是困了，而是有些尴尬；所有的狗在尴尬时都会打呵欠。他显然并不知道她是何物。是食物？还是玩物？而那只凯利蓝觉得应该属于后者。他用爪子轻轻拍了拍罗拉。把她赶到一个角落。她也进行了还击，啄了一下他的鼻子；她的尖叫声聒噪而猛烈，仿佛是最刺耳的咒骂。这下子可把那只斗牛犬给吓坏了；他撒腿就跑。哪怕是那只凯利蓝也退让三分——他坐在一旁，眼睛盯着她看，一副惊讶不已的样子。
从此以后，那两只狗对罗拉都是毕恭毕敬。他们对她体贴有加；而罗拉对他们的体贴却几乎是零。她在他们饮水的碗里嬉水；同时，她从来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盘中餐，总是抢夺他们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把那只斗牛犬变成了自己的坐骑；她栖在他肥硕的臀部，骑着他在花园里小跑，活像一个不坐马鞍的马戏团骑师。晚上，她在壁炉边安营扎寨，蜷缩在两条狗中间，要是他们胆敢乱动，或是惊扰了她的休憩，她就会用喙去啄他们。
格蕾泽拉逮住罗拉的时候，她一定还非常年幼——比刚刚长出羽毛的雏鸟大不了一点。到了六月，她的身子已经长到原来的三倍大，跟鸡差不多大小。她的羽翼日渐丰满，或者说接近丰满，不过依旧不能飞。老实说，她是不愿意飞。她更喜欢在地上走。每每那两只狗出去遛弯时，她总是蹦蹦跳跳地跟在他们身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罗拉并不知道自己是只鸟。她觉得自己就是只狗。格蕾泽拉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当时只把这当成一件趣事来看，却从不曾预料到罗拉对自己的这一错误认识竟会酿成惨剧：厄运等待着我们当中所有那些拒绝接受自我本质，坚持认为我本非我的人。
罗拉喜欢偷东西；不然她也许根本就不会用到她的翅膀。然而，她喜欢偷的东西——亮闪闪的东西啦，葡萄啦，还有钢笔、香烟之类的——通常都放在很高的位置；于是，为了够到桌面上，她偶尔会扑腾着翅膀（完全就是这样）跳上去。有一次她偷了一副假牙。那副假牙是一个客人的，那是一位老太太，上了年纪，不易相处。她说她觉得这一点儿也不好笑，然后放声大哭。唉，我们并不知道罗拉把她的赃物藏在何处（按照格蕾泽拉的说法，所有的乌鸦都是大盗，总是无一例外地将偷来的宝贝藏匿在一个秘密的巢穴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试着诱骗罗拉，让她带我们去她藏假牙的地方。她喜欢金子：我有时戴的那个金戒指总是会令她贪婪的目光变得兴奋。于是我们（我和格蕾泽拉）就以戒指为诱饵来设计：我们把它放在一张午宴桌上，罗拉在上面啄着面包碎屑，我们就躲在门背后。那一刻，她以为没人注意到自己，于是一把攫起戒指，冲出饭厅，沿着大厅，到了“图书馆”——那是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面塞满了平装版的经典名著，都是以前在这里住过的人留下的。她从地上跳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书架上；然后，她从两本书中间挤了进去，仿佛那是一道山中的裂缝，直通阿里巴巴的山洞，随后便消失在书的后面了：她蒸发了，颇像爱丽丝穿过那面镜子。她的宝贝就藏在《简·奥斯丁全集》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偷来的那副假牙，还有我失落已久的车钥匙（我本来没想到要责怪罗拉，我以为是我自己弄丢的）、一堆纸币——数千里拉都被她撕成了小碎片，似乎是以备日后做窝之需，还有一些旧的信件、我衬衫袖上最好的链扣、橡皮筋、足有几码长的细绳、一篇短篇小说的第一页——这篇东西我没有往下写，因为找不到第一页了；一枚美国便士、一株干枯的玫瑰，还有一枚水晶纽扣——
那年初夏，格蕾泽拉宣布她和一名叫做路奇诺的男子订婚了，他是个服务生，一头卷发，油光可鉴，腰杆纤细，颇有电影明星的派头。他会讲一点英语，还会讲一点德语；他穿着绿色仿麂皮鞋，驾驶着自己的黄蜂牌小摩托车。格蕾泽拉有理由认为她抓住了一个如意郎君；而我，对此却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她太过淳朴健康，总之对于像路奇诺这样一个滑头的家伙来说（他是个半职业舞男，是个专为独居的游客提供服务的小白脸：瑞典的老处女啊，德国的鳏夫和寡妇啊，他名声在外，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太好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当中，这种行为并不鲜见。
但是格蕾泽拉的喜悦之情实在是无法抵挡。她把路奇诺的照片贴满了厨房，贴在炉子上、水池上、冰柜的门里，甚至是钉在厨房外一棵树的树干上。爱情，毫无疑问，似乎成为一种阻碍，令她对我不再关心：如今，按照西西里的习俗，她帮着未婚夫缝补袜子，帮他洗衣物（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多着呢！），更不用说她花在筹备嫁妆、在内衣上绣花、试穿婚纱上的时间了。午餐的时候，她递给我的总是一盘像冰块一样硬邦邦的意大利面，而晚餐则是一份冰冷的煎鸡蛋。要么就干脆什么都没有；她永远都会在日落时急匆匆赶到广场，去见她的心上人，一块儿散步。而事后看来，我并非对她的这种快乐心存嫉妒或是不满，只是，这一切都是苦涩厄运的序曲。
八月的一个夜晚，（一位美国游客）邀请格蕾泽拉的父亲（尽管他是个醉鬼，但依然爱着自己的女儿）喝了一高脚杯的原味杜松子酒，并且是让他一口干掉的，他也照做了，结果中了风，随后瘫痪不起。而就在第二天，更为残酷的厄运再度降临；路奇诺正骑着他的摩托车疾驰在乡间的小路上，转弯的时候，撞到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儿，小女孩儿当场毙命。我开车送路奇诺和格蕾泽拉去参加这个小女孩的葬礼；随后，在回家的路上，路奇诺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格蕾泽拉却是泣不成声，宛如心被刀割成了两半。我以为她是为死去的孩童哭泣。不，她是为自己而哭泣，摆在她前方的是黯淡的前景：路奇诺恐将面临牢狱之灾，而一大笔赔偿金，自然也是免不了的——眼下婚是结不成了，几年之内都会如此（有可能会是永远）。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再也撑不住了。医生让她卧床静养。一天，我去探望她的病情。我带着罗拉，本意是让这个病人能够开心一些。她说罗拉就是个女巫，她说罗拉有那种邪眼，就是邪恶的眼睛，他父亲中风，路奇诺出车祸，这两起惨剧，都是罗拉作的孽，都是因为抓住她并且剪掉她的翅膀之后所得到的报应。她说，没错，没错，千真万确：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乌鸦是黑暗与邪恶幽灵的象征。还有，“我再也不会去你那儿了”。
她的确是再也没去。其他的女用人也都没有去。因为按照格蕾泽拉定的罪名，我的住所就是邪眼之屋，这一传言愈演愈烈：不仅仅是罗拉，就连我本人在内，都有一种邪眼的力量。在西西里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指控了。更有甚者，这一罪名让你无从辩驳。起初，我还对此抱以玩笑，尽管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好笑。人们在街头遇到我都是退避三舍，绕道而行；要么，但凡我一走过，他们就会把一只手放在头上，做出牛犄角的样子——这种体态语是一种黑色魔法，意在驱散我那镶着玳瑁边、会施咒语的邪恶眼睛所释放出的魔力。
有一次，我在半夜时分惊醒，决定（我打了个响指！）离家出走。我在黎明前就已经动身了。这可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因为我已在此居住两年，一下子变得无家可归，的确不太好受。无家可归的我，要带着两只狗和一只脱离了笼子的奇异鸟。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东西塞进了车里，它看上去就像是盛满鲜花与水果的聚宝盆：鞋子、书籍，还有渔具都撑到车窗外面来了；我猛地推了几下，试图把狗塞进车内。但是已经没有地方容得下罗拉了。她只好栖息在我的肩膀上，这并非最佳选择，因为她在车内会十分紧张，任何急转弯都会让她受到惊吓，发出叫声，或是大小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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