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我住在布鲁克林。出于自愿。
若是有人不了解这里有何迷人之处，一定会问其原因。因为，总体而论，这里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地方。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俗丽草原，即便是街区的名字都使得这一点愈发明显：弗拉特布什与弗拉兴大街、布什维克、布朗维尔、瑞德胡克。然而，在这片漫天尘土、不见绿色踪影的地方，依然有绿洲存在，这些绝妙的反差是旧日好时光发出的美妙回响。在这些看似海市蜃楼的地方，最纯粹的例证便是我居住的那片街区，人们将那块地区称之为布鲁克林高地。说它是高地，是因为它坐落于悬崖顶上，站在上边，你可以像海鸥一样将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大桥尽收眼底，还可以俯瞰地势较低的曼哈顿那令人目眩的高楼以及航道水域，这片水域孕育着那流入海湾和大海的河流，河水环绕着摆好站姿的自由小姐，从她身旁奔腾流过。
关于高地的确切历史，我并不是十分熟悉。不过，我认为（但是请别完全相信我）最古旧的一座房子是我们后院邻居家菲利普·布劳顿夫妇的那座。房屋虽老，却保留完好，时至今日，仍有人居住。房屋是银灰色的，用木瓦板盖成，保留了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屋外大树上郁郁葱葱的树叶为房屋遮起了一片树荫；房屋建于1790年，当年一位海军上校曾在此居住。有关这座房子的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1830年，史料记录中将高地描述成一个惬意的港口，与波涛和轮船接踵摩肩；没错，这块地区许多建筑质量上乘的房屋，尤其是由联邦政府出面建造的那些，起初都是为了让那些船长们有个栖身之所。这些房屋简朴却令人愉悦，同庄重的名帖一样，优雅且不属于这个时代，它们代表着那个家仆矜矜业业、主人炉边安逸的年代，代表着那个马铃叮当悦耳的年代（这附近满是古老的玫瑰色方木修成的马车棚；如今，它们自然已经变成了惬意的住宅，只是像洋娃娃一样漂亮得不现实）；它们召唤着这里的幽灵——那些出海在外的父亲们和戴着圆帽、留守在家的妻子们：他们是慈爱的父母，哺育了未来的银行家们和他们的时髦新娘。在延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这里必定是这样一番情形：那个时候，街道上绿树成荫，小巷里柳树成行，连行走都变得困难，八月的花园，到处飞舞着大黄蜂，弥漫着草木的幽香，那个时候，江面上响起轮船的汽笛声，风儿吹着船帆，沿着港口的斜坡，是一片乡野绿的草坪，母牛在吃着青草，蝴蝶在成群飞舞，孩子们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草坪上，在这里度过微风习习的夏日午后，等到冬天，同样是这里，雪橇的咔嚓声在十二月的雪花中回响。
曾经的这里就是这番情形么？想必我的这种描绘未免太过像情人节卡片了。无论怎样，当我们与亨利·沃德·毕彻手牵着手一同漫步时，我的这张情人节卡片就显露出了钢版雕刻画的严谨线条，因为他的教会在整个上世纪下半叶一度统治着高地的精神生活。那座大桥于1883年通行，如今在河上依旧岿然不动；而港口每年都会有所扩建，日益成为了一个做大买卖的喧闹场所，孩子们被赶出了草坪，而草坪也日渐枯萎，整片整片地被抹去，好为黑色宫殿般的仓库腾出地方，仓库里面爬满了进口的狼蛛，伴着腐烂的香蕉释放出难闻的恶臭。
到了1910年，这片由神秘的小巷、隐蔽的庭院和或直或曲、宽窄不一的街道所组成的街区全都经历了残酷的世事变迁与沧海桑田。毕彻牧师时代那些戴浆领的信众们，他们的后人早已开始向别的牧场迁徙；而移民到此的部族，他们最早只是住在这片区域的外围，如今迅速开始了大规模的渗入。此后，大多数还留在这里的老绅士们——就像是瓶底的沉淀——也从各自家中不断涌出，任由自己的家园要么被拆毁，要么被改建为丑陋肮脏的出租房。
于是，到了1925年，埃德蒙德·威尔逊为他认为已经消亡和濒临消亡的高地写上了一段文字，他在文中用厌恶的口吻做了如下的报道：“那些令人惬意的红色与粉色砖房依然算得上是代表着亨利·沃德·毕彻那一代人；但是一个永恒的礼拜天如今已降临在他们头上；他们似乎已陷入了最终的沉默之中。走在那些街道上，你会瞥见一位年老的绅士在漫漫长路上缓缓而行，他形单影只，衣冠楚楚；但总体而论，那些受人尊敬的群体已经消失，反倒是庸俗下流之辈生存了下来。这片空荡荡的宁静被打破，那是意大利孩童们刺耳的尖叫声，还有肮脏的住宅楼里传来的机械钢琴声，伴着人群的嘈杂，无止无休，那声音几乎和他们自己一样机械呆板。到了晚上，沿着没有灯光的街道，碰上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你会退避三舍，那些醉鬼们从昏暗的门里出来，跌跌撞撞地穿过人行道；我还知道曾有一匹死马横尸街头——距离最大的邮局仅有两个街区之遥，与区政厅的距离也与之相差无几——几乎三个星期过去了，也没人动手去把它弄走。”
尽管这是一幅阴森恐怖的景象，但成群的才子们（艺术家和作家们）开始发现，这个社区依然具有某种魅力——低廉的房租除外。伴随着第一波浪潮来到此处的就有哈特·克雷恩，这个诗人的眼睛凝望着窗外的景致，屏气凝神，创作出了《桥》。后来，继《望乡》和《天使》获得成功之后，托马斯·沃尔夫——这位著名的布鲁克林夜行者也居住在此：他的房间里放着那台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冰柜，他一直在用，直到他自己“过度拥挤的遗体”被运回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群山中的家。四十年代初，米达夫街上曾有一座孤零零但十分特别的房子，一连好几年，这座房里留下了一连串房客的名字：w·h·奥登、理查德·莱特、卡尔森·麦卡勒斯、保罗和简·鲍尔斯、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演出主办人兼舞台设计奥利弗·史密斯、凶杀片女作者——吉普赛·罗斯·李，还有一个带着大猩猩的驯兽员。这座象牙塔式的旅馆里居住的每个房客都为房屋的保养、灯光、供暖系统、大厨的薪金（前棉花俱乐部歌舞团的女演员）出过资，所有人都是应主人之邀下榻在此的，房主便是那位独树一帜的编辑、作家、民间艺人，一位虽言辞犀利却宅心仁厚的绅士，他就是已故但为人缅怀的乔治·戴维斯。
如今乔治已经远去了，他的房屋也远去了；大战期间，由于一项市政工程，房子被荒唐地拆除了。没错，大战的那几年见证了街区居民的处境跌落谷底。许多较为坚固的旧房子都被军方征用当做宿舍和放着点唱机的餐厅，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山里人对待它们就像当年谢尔曼对待南方人的宅邸一样。这倒也没什么，因为再没有人在乎了，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战后不久，高地开始吸引一群崭新的住户，这群英勇的先锋们带来了扫帚和油漆桶：他们是城里来的年轻夫妇，踌躇满志，在个人事业的阶梯上攀登到了中层，不论他们是医生、律师、华尔街精英，还是其他什么专业人士，他们都渴望让破碎的高地恢复舒心与迷人的样貌。
对他们而言，这片地方能够带给他们太多的东西：宽敞的大房子随时可以改建成私人住宅，可供传统规模的家庭居住；而这样的家庭要么是这群年轻人已经构建的，要么正在逐步构建中。这里也是一片适宜儿童成长的乐土，这片街区里的车流都很小心翼翼，空气清朗，带着海滨小镇的气息，这里还有个花园，可在此游戏，寂静的门廊可供人玩耍；而最重要的是，布鲁克林大道上还可以溜旱冰。（法律已禁止：不过还有调皮鬼在这么干。）尽管布鲁克林大道远谈不上是一片蝴蝶飞舞的草坪，但这毕竟是条宽阔的人行道，俯瞰海港、好似梯田，遥想当年那些在原野上玩耍嬉戏的小男孩儿和小姑娘们，这里已经是在今天最接近于游乐场的地方了。
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复兴高地的尝试已经开始铺开，甚至于你都会一度想用大功告成来形容它。窗槛花箱里开满了天竺葵；随着季节变换，或是阳光穿过大树，从绿叶间洒落，或是秋日的落叶在街角焚烧；满载鲜花的小手推车驶过，卖花人吆喝兜售；破晓时分，你偶尔能听见公鸡的啼鸣，那是因为有个女士的花园里养了一些公鸡和母鸡。冬日的夜晚，晚风带来了离港船只告别的汽笛声，吹拂着屋顶烟囱里夜晚的炉火冒出的烟，这里有一种意境，虽转瞬即逝，却那般真切，仿佛火光摇曳，时光轮回，往昔美好而甜蜜的微光又重新浮现眼前。
虽然我此前时常造访于此，对这片街区早已熟悉，然而我与这里更为紧密的联系却是始于两年前，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在柳树街买了一座房。五月里一个和煦的傍晚，他请我到他家去看看。那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令我万分羡慕。那座房子有二十八间屋子，房间的屋顶都很高，布局合理，二十八处壁炉均可使用，全部都是大理石质地，一道华美的楼梯向上盘旋，有着白天鹅一般简约的弧线，通向一扇天窗，上面安的是琥珀金色的玻璃。地板材质精良，全由实木制成，坚固而富有光泽；还有墙壁！1820年，当年这座房屋建成的时候，那时的人们知道如何把墙砌好——厚如水牛，足以抵御最猛烈的严寒与最极端的酷暑。
一排落地窗后是一道空旷的后屋游廊，令人不禁想起路易斯安纳。游廊掩盖在一株古老但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葡萄藤下，完全遮掩在其中，仿佛淹没在一片绿叶的湖泊里，葡萄藤上挂满了一串串貌似葡萄的紫藤。游廊外面是一座花园：一株郁金香树，一棵花团锦簇的梨树，一只黑色中夹杂红色羽毛的鸟儿栖息在一棵连翘的枝头，压弯了那毛茸茸的树梢。
暮色中，我们谈着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坐在游廊里，请来马提尼酒助兴——我催促他再多喝一杯。已经很晚了，他渐渐理解了我的观点：没错，二十八间房实在是太多了；没错，只有分几间给我，那样才显得公平。
这就是我住进柳树街上这座黄砖房的缘故。
现在几乎每周我都要应邀“进城”或者“过桥”去造访曼哈顿的街坊。朋友们对此疑惑不解，他们认为这是个萧条的地方，于是询问道，“你上那儿干吗呢？”我跟你说啊，这边的生活可带劲儿着呢。还记得鲁道夫·亚伯上校吗，那个俄国特务，美国有史以来逮到的最大的间谍，整个该死的间谍组织头目？你知道他是在哪儿被逮到的吗？就在这里！在富尔顿大街被一把摁倒在地！他们把他围困在大卫·森普尔美食铺和弗兰克·甘步萨电视维修店之间的一栋房子里。弗兰克咧嘴笑得就像那是他本人完成的壮举一样，他的照片上了《生活》杂志；八音盒酒吧的女招待也上了，那地方是上校最喜欢的一家酒肆。我们当中有些人就不服气了，弄不明白《生活》杂志怎么就没把我们的照片也登在上面。弗兰克、还有八音盒酒吧的女招待——不是只有他们俩才认识上校。这样一个有绅士风度的绅士：你绝不会想到……
我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能逮到特务。但是大多数时候这里都充满了令人兴奋的事物：来自异域的货船停靠在港口，准备接受检查；一只长着奇怪羽毛的鸟儿栖息在紫藤间；而当一批新的货物运抵克奈普的时候，那是件多么值得雀跃的大事啊。克奈普由多家店铺组合而成，它们其实是一间间大如岩洞的储藏室，在富尔顿凤梨街上一家挨着一家。店主——对于一个如此有统治力的人物来说，这个称谓实在太过低调——是沙皇，是这些乐园般的大百货商店的阿迦汗，他名叫乔治·克奈普先生，朋友们称其为教父。
教父喜欢环游世界。常常是接二连三，马不停蹄：他一会儿在塞维利亚，一会儿在哥本哈根，一会儿在米兰，下周又去往曼彻斯特，周游四方，挥金如土。采购记录：从一座丹麦城堡买下了一件蓝色陶器；从一间古老的伦敦药房买了一个粉色药罐，还有英国的铜器、巴塞罗那的灯具、巴特西的匣子、法国的纸镇、意大利的魔法球、希腊的圣像、梵蒂冈的黑人像、西班牙的圣徒像、韩国的橱柜；还有杂物，令人惊讶的杂物：一大堆破损的玩具娃娃、残缺的纽扣、一只袋鼠标本、一笼子的猫头鹰，放在一个大玻璃钟罩下面、过时的游戏拼图、已经倒台的政府发行的纸币、一把象牙伞柄的雨伞，伞柄尚存，伞面不见了踪影、带有装饰物的便壶、刮脸的刀具、无从修理的破钟、断裂的小提琴、重达七百磅的日晷、动物的颅骨、蛇的椎骨、大象的脚掌、雪橇上的铃铛、爱斯基摩人的雕刻品和剑鱼标本，还有中世纪挤奶女工的凳子、锈迹斑驳的枪械以及圆舞曲时代破碎的镜子。
而后教父拖着这些宝贝，回到布鲁克林的家中。这些东西被开箱取出，加入到已然杂乱无章的收藏品之列：黑人昂首阔步地步入这片昏暗而神奇的地方，剑鱼在店铺里如大西洋一般深邃的暮色中遨游。它们终会离开这里：古玩发烧友，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出于对美的纯粹热爱——定会来到此处，将它们运走。所以现在，四下逛逛吧。你一定会发现一株李树，也可能是一株桃树。那个纸镇——它的里面囚禁着一只巴卡拉蜻蜓。如果你想要的话，现在就拿走；明天的话，要么是后天，我保证你会在第五十七街上看到它，价格翻了五倍。
教父有个助手，就是他的妻子福罗伦斯。他的妻子是巴拿马人，相貌端庄，神采奕奕，身材高大，配上她爱穿的那条长裤，显得十分匀称漂亮，她爱摆出一副傲人的姿态，站在顾客们的对面，带着一种近乎草率的轻蔑态度——要么买下，要么走人——不过眼下，这个可怜虫受到规定所限，容不得她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哪怕是报价也不成。只有教父，凭着其出奇的好记性，在顷刻间就能从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物件中找出任意一件，只有他才有这权利。教父生在布鲁克林，长在海滨，时常戴着帽子，嘴里叼着一支又湿又冷的雪茄，他身板结实，身材矮小，精力充沛，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讲起话来嗓门粗鲁，眼神中带着戒心，谨慎而敏感，要是有什么烦心事让他舌头打结，他就会眨眨眼睛，尽管如此，教父却是个懂得鉴赏的人。他是一个强硬的鉴赏家，绝不跟人废话，一旦做出了估价就不再啰嗦，而是简单明了地说：“把东西放下！”然后说道，“你要是能够在曼哈顿半价拿到，我就白送你一件。”教父夫妻俩简直是一对绝配，夫唱妇随。我一周要去他们的店里逛上好几次，眼下已临近十月，此时一只形如女巫小屋的富兰克林火炉温暖了空气，福罗伦斯端上苹果酒，还有一些湿软可口的红枣核桃面包，这些是她每天用废弃的咖啡罐烤出来的，一天不落。偶尔，在这样喜庆的午后，教父会专注地凝望，不时眨巴眨巴眼，那眼神中带着一丝隐约的狐疑，然后，仿佛这些浪漫的收藏品正带着一种威胁的意味向他靠拢过来，他突然说道，“我一定是疯了。把我的心扑在这样一笔稀奇古怪的生意上面。还有这些投资。光是钱就投了多少！你说句实在话，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
显然不会。不过，要是科尼利厄斯·奥斯特胡伊岑夫人问这个问题的话——
像奥斯特胡伊岑夫人这样有地位的人，屈尊将我视为熟人，这看上去似乎不大可能。这还是得益于一磅给狗吃的肉。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肉铺的伙计给我送货的时候，将原本属于奥斯特胡伊岑夫人的碎肉饼误送到我这里了。我在订货单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因为时常留意到她的住所——那是一座石榴红的城堡，那种感觉会让人不禁回想起旧时曼哈顿河畔车道上的嘉信大厦——我想着索性亲自把这包裹给她送过去，倒不是奢求与这位不凡的女士见上一面，而至多只是憧憬着能走进她的富庶的领地瞟上一眼。富庶，因为曾有人对我如是相告：她的府上有一个男管家，还有六个侍从。这并非是高地上独一无二的豪宅：我们有幸与数位奢华生活的践行者为邻——然而，奥斯特胡伊岑夫人是所有人的女王，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
快要到她住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穿着波斯羔羊皮的人十分焦急地按着门铃，不停地敲着铜门环。“你个该死的，梅布尔，”她对着门说，然后转过身，瞪了我一眼，我当时正在上台阶——她就像是玛丽安·摩尔小姐（回想起来，她也是布鲁克林人）的复制品，只是后者柔弱温和，而她却身材高挑，令人生畏。她苍白的眼睛没有睫毛，嘴唇像是刻刀刻出来的一样，一头银色的短卷发。“啊，是你啊，我认识你，”她带着谴责的口吻，这时她背后的门开了，一位爱尔兰老太太走了出来，一身长裙没住脚踝。“这么说，我想你是来签请愿书的吧？很好，很好。”我嘴里喃喃地作着解释，恭顺地说着客套话，然后将肉铺的包裹递给她；她就像是接过了一条臭鱼似的，战战兢兢地把它拈在手上，直到后来那个女仆说了一声，“夫人，这个好小伙儿拿来的是给玛丽小姐的肉。”
“没错，那就别傻站着了，梅布尔，把肉拿着。”然后，她看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具有贬低意味的惊诧，而我出于对她的礼貌却无法用同样的神情来回应她：“把鞋脱掉，进来吧。我们来谈一下请愿书的事。梅布尔，让墨菲拿一些布里斯托尔酒和饼干……哦？去看牙医了！我告诉过他别去弄那颗牙的。真是荒唐得要命啊，”我们走过门廊的时候，她嘴里骂骂咧咧。“他怎么就不去催眠师那里，我不是跟他说过嘛？玛丽！玛丽！玛丽，”正当她说话的时候，一只狗忽然跑了过来，它虽拥有凶残的血统，但却是只挺友善的狗：这是一只西班牙猎犬，兼有松狮犬的特征，四条腿又像是腊肠犬，“我想梅布尔备好了你的午餐。梅布尔，把玛丽小姐带到厨房吧。我们等下在红屋里吃饼干。”
这间屋子里面，红色只体现在一碗瓷玫瑰和一篮蛋白杏仁草莓中，屋里挂着天鹅绒窗帘，透过窗帘，一番景象令你的脉搏跳动加速：天空，天际线，远处，斯塔恩岛上枝繁叶茂。就其他方面而言，这间屋子过于精雕细琢，沉闷而乏味，就像一大块稳健保守的糕点，显得并不出众。“这是我祖母的卧室；我的父亲喜欢把这里当做客厅。科尼利厄斯——就是奥斯特胡伊岑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确是突如其来：当时他正在听着收音机里那个罗斯福的演讲。暴病突发。诱因是心情激愤，还抽着雪茄。我相信你不会要求在这儿抽烟的。请坐……不是这儿。是那儿，窗子旁边。东西在这儿，应该就是这里，在这个抽屉里的某个地方？要么是在楼上？该死的墨菲，这个讨厌的家伙老是乱动我的——慢着，我找到了：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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