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书上陈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并且对其表示反对:某个小宗教组织买下了高地上半个街区的房屋,并且计划将其夷平,取而代之以一栋宿舍楼用以安置其信徒。请愿书后面附有几十名反对者的签名;西里太太一家签了字,还有亚瑟·弗尔·文森先生和k·麦卡耶·布朗洛太太——那些曾经在草坪上玩耍的孩童的后人们,那些守旧派的幸存者们——这些人经历了他们的社区中最黑暗的时刻,那些定期来奥斯特胡伊岑女士家参加隆重晚宴的少数幸运儿。对于其抗议的合理性,她没有浪费半点口舌,只是说了句,“签吧。”她下了命令,就像凯瑟琳·德·鲍尔夫人对科林斯先生下达了指示。
雪利酒送到了;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群猫。伤痕累累的战士们身披好似染了麻风病的皮毛,长着歪歪斜斜的眼睛。奥斯特胡伊岑女士朝它们当中最不体面的一只走去——那是个虎皮条纹的大盗——然后对我说,“这个你可以带走。他跟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把他调理得生龙活虎了,相信你定会尽心去养他的。狗?你养什么类型的狗?好吧,我不赞成养纯种狗。任何人都愿意带他们回家。我把玛丽小姐从街头带回了家。还有小可爱露易丝、小老鼠,还有小甜甜威廉——我的狗,还有我所有的猫,都是从街头捡来的。往下看,花园里面,在臭椿树下。那些标记:你看到的就是坟墓,有些自我童年时就在那里了。那些贝壳是金鱼。黄色的珊瑚——金丝雀。白色的石头是兔子;那些鹅卵石组成的十字:我的最爱,第一个玛丽——天使一般的女孩儿,在河中沐浴,却染上了致命的风寒。我曾经跟科尼利厄斯,也就是奥斯特胡伊岑先生开过玩笑,我跟他说,哈—哈,我说我打算把他埋在那里,和我其他的宝贝儿们埋在一块。哈—哈,他没有被逗乐,完全没有。哦,我想说的是,你养狗,这不要紧:我们这儿的比利勇气十足,他能招架得住。不,我坚持要求你收下他。因为我不能再收留他太长时间了,他扰得人心神不宁;可要是我放了他,他又会回到旧日圣乔治巷里的堕落生活中去的。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良心背负这样的罪责。”
她的劝说无济于事;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在冷淡的氛围中告别。不过圣诞节那天,她寄给了我一张贺卡——一张卡帝亚的雕版画,上面刻着一棵臭椿树凄凉地保护着那些尸骨。还有一次,我曾经在面包房遇到过她,我们当时都在那儿买核仁巧克力饼,我们谈到了当局对她的请愿作出的无理拒绝:唉,房子都被那些拆房的给拆了,教友们也住了进去。同样是在那次,她无比遗憾地告诉我说那只叫比利的猫从她的保护下获释后,的确是回到了圣乔治巷的堕落生活中。
圣乔治巷与一家小电影院毗邻,是一处阴暗的流浪汉聚居地:无家可归的酒鬼从唐人街和包厘街钻出,悠悠地走过桥来,跟其他一些无家可归的蛮荒生灵共享这条小巷;猫啊,多得就像溪水中的米诺鱼,夜幕降临时,便是它们齐聚规模最大的时刻;因为这时,随着黑暗来袭,一些眼神怪异的女人——她们与罗马的那些身着黑衣、经常出没于猫咪竞技场的爱猫狂热者并无二致——会悄悄地在小巷中穿行,一路发出怜爱的嘶嘶声,还有一袋又一袋的碎三文鱼。(这倒不是说奥斯特胡伊岑夫人沉溺于这种略带不良的嗜好:对于动物,她的行为,虽然有些过火,却终归出于好意,而且在高地也并不鲜见;高地养宠物的人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从街头收养。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迷途猫咪游荡进了这片社区,仿佛他们是受到本能所驱,知道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某个人,不忍心让他们在雨中一路尾随;相反,他会带着他们回家,给他们热牛奶,还要给沃瑟曼医生——也就是伯尼——打电话:这个西装笔挺的兽医随叫随到,整洁的医院里回荡着巴赫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前来接受护理的动物的叫声。)
就在刚才,为了寻找与这些文字有关的东西,我还在一堆象形文字般的混乱记录(我把它叫做我的日志)中搜寻着。奇怪,真是奇怪之极,这些零零星星的速记——其中大多数的含义我现在都已无法理解。上帝知道“科布拉街上空的雷声”是指的什么。还有“用十七种语言说同一句陈词滥调的语言腹泻”。除非这个是用来描写当地最令人生厌的人——一个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健谈到令人感到恐怖程度的语言学家,只是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清晰表达。不过,“把t和g带到g和t”我却是看得懂的。
头两个首写字母代表两位朋友,后者代表不远的一家餐馆。想必你一定听说过它的名字,“盖奇与托尔纳”。就像新奥尔良的“柯尔柏与安托万”一样,“盖奇与托尔纳”也是上个世纪传承下来的店铺,在很大程度上,都保留着始建时的风格特征。煤气灯舞动的火光不是一时的噱头;同样,那些表面平整、质地优良的大理石面餐桌和那些镶着金边的漂亮镜子也不是怀旧的做作——相反,它们见证着经营者的一丝不苟,是他们将这里的风格尽可能保留下来,一如它1874年开业那天,使我们有幸得以亲见。你或许意想不到——因为店面里没有任何“水族馆餐厅”里常见的那种廉价海洋饰品——但是这里的特色就是海鲜,质量也是最为上乘的。这里的海鲜杂烩羹会让最难以取悦的东部沿海人认可。这里的龙虾一定会让尼禄满意。而我自己呢,是个软壳蟹迷:一盘烧蟹,半块柠檬,一杯冰镇夏布丽白葡萄酒——沁人心脾莫过于此。还有这里的服务员——这些视其工作为荣的黑人,保持尊严但乐于微笑,他们也令“盖奇与托尔纳”增色;他们那洗过无数次的制服外套衣袖上骄傲地别着军衔式样的臂章,这些是按照他们服务的年限授予的;如果这是一支军队,那么其中有些人已经是将军了。
这附近还有一家餐馆,名气要略小一些,不过同样古色古香,菜单也几乎一模一样:乔家餐馆——顺便说一句,乔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在高地的边缘地带,刚好在布鲁克林再度成为布鲁克林之前,有一条吉卜赛人聚居的街道,街上有些吉卜赛酒馆(在那里可以占卜未来,纹身刺青,还可以品尝一杯又一杯的摩尔茶);那里还有一个阿拉伯裔美国人居住的街区,街区里有一些浸透了香料的餐馆,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一种撒了一层芝麻的硬皮煎饼,饼都是新鲜出炉的——有一次,我把我自己的那份带到了海滨,打算与海鸥分享这份美食,但我一阵狼吞虎咽过后,食物已是丁点不剩。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漫步在大桥上,凉爽的清风唱着歌儿穿过钢斜拉索,空中,繁星流动,脚下,船舶停靠,真是令人陶醉,尤其是你朝着唐人街的烤肉和糖醋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的时候。
另一则日志的标题上写道:“幽灵酒店终于有人入住了!”意思是:在经历了数月的观察后,每时每刻,风雨无阻,我终于看见了一个人出现在河畔一座建筑物的窗前,这栋仿佛闹鬼的房子坐落于高地脚下的水街。我总是选择这座孤寂的酒店作为我散步的终点:我觉得这里带着浪漫气息,当我心情烦恼时,我会想着就在此处归隐,因为这里像阿陀斯山一样与世隔绝,比叙利亚最偏远的穿甲士山脉还要偏远。这块地方是奇力克斯克广场的尽头,白天,这里面朝河水,无人纷扰;夜间,鸟雀无闻:万籁俱寂,唯有雾角与远处上方大桥上传来的车辆低鸣声。宁静,惟有过往的渡轮和拖船闪着忽明忽暗的灯光。
酒店共有三层,河面反射的一片片斑驳的阳光还有大桥那拼图般残缺的倒影在窗户上摇曳;但是在玻璃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在动:房间里,窗台上摆放着牛奶瓶,挂钩上挂着礼帽,床铺还没有整理,电灯也还亮着,尽管有这种种迹象证伪,但看上去这间房还是无人居住,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正如“玛丽·塞莱斯特”号上的水手,听见敲门声后打开房门的客人们一定都被一个陌生人吞下肚去了。那我看见的,会不会是那个陌生人呢?或许就是——“幽灵酒店终于有人入住了!”我只约略瞟过他一眼,那是在四月的一个下午,天空蔚蓝,万里无云;而这个人——一个秃顶的家伙——穿着内衣,一把推开窗户,活动了一下毛茸茸的胳膊,打了一个大呵欠,大口吸进河面的微风——然后他就不见了。不对,我仔细寻思一番后,便不想再次涉足这个酒店了。不然我要么会被吞噬,要么会吹破我的这个谜团。儿时的我们,对神秘的东西总是很敏感:上锁的匣子、紧闭的大门背后传来的声音,还有“那是什么”潜伏在树里,躲在街灯的每道影子下;而随着我们年岁渐长,一切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那种编造让人感到愉快的警报的能力也在日渐丧失:这不是件好事,而是一种遗憾——我们这一生,应当相信有幽灵酒店的存在。
酒店的附近,有一条路从这里向河流的方向延伸。这条数英里长的路十分静谧,路边的仓库木窗紧闭,码头栖息在水面,像是蜘蛛蟹。从五月一直到九月是游泳的季节,这些码头便成了身形健硕却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们的跳台——而那些身上散发香味的人猿,他们管辖着这块海滨,他们自己也曾从这个码头跳下去过,正驾船巡游,船身两色混搭(香蕉黄与番茄红)。拖拉机、棉花包,还有一群不高兴的牲口被吊机提上了船,在轮船的货舱里扭来扭去,这些船舶驶往巴伊亚、不来梅,还有一些名字是用东方文字书写的港口。倘若你在海滨交了朋友,有时就有机会登上一些货船,在阳光下痛饮一番;也许还会有人邀请你共进午餐——而我呢,总会很快地欣然接受,要是邀请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我会不客气得让人害臊:他们总是从食物储藏室里拿出一桌上好的菜肴,满是“味觉刺激”的烟熏制品,还有冰镇白兰地。不过不要去希腊人的船上:食物极为糟糕,除了茴香烈酒外,再无别的酒类,这酒带着浓浓的欧亚甘草浆的气味;另外,至少在这位吃白食的人看来,法国货船上吃的绝对达不到你合理预期的标准。
那些拖船上的人一般都煮得一手好咖啡,在冬日的严寒中,江中碎浪拍岸,进拖船上的一间小隔间里烤火避寒,再喝上一杯爪哇清咖啡,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时常踩在这片极不起眼的海滩上,沿路走下去。有一次,是个寂静的礼拜天,日落时分,我在其中一条拖船上看到的一幕让我不由得定睛凝视、再凝视,可它依然仿佛是一幅幻景。在这里,各色各样的水手都很司空见惯,即使是那些穿着纱笼的东印度人也不稀罕,或者是那些巨人般的塞内加尔人,他们缟玛瑙般的臂膀上闪耀着蓝色、黄色的花朵纹身,火辣的女性胴体,还有花哨的涂鸦(我爱你,倒霉蛋,张咪咪,再见朋友)。还有些身材矮小的俄国人——你看见他们穿着像是睡衣一样的大褂,走路啪啪地响。可这几位打着赤脚卧在岸上的水手——就是我看见的这三位——夕阳映照着他们几个的身形轮廓,看上去跟人鱼一样神秘莫测,更为贴切地说,是美人鱼——因为他们的头发,带着白化病人一样的条纹,像女子的头发那样长,狂野地飘在肩头;他们耳朵上的金耳环还熠熠发光。不管他们是从海皇波塞冬遍地珍珠的宫殿派来的全权大使,还是普通的海员经历了一番长时间的航海,未修边幅,留着北欧海盗一样的发型,从荒蛮的北方落寞而来,他们在我的脑海中专门存贮奇闻异事的小柜里,永远会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会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就像那些水晶宝石,带着神秘的雕纹封存在脑海中。
在一番仔细斟酌之后,“科布拉街上空的雷声”的确可以读懂了。在高地,没有什么科布拉街,不过倒是有一条街,和这个名字很相配,那是一条陡峭的下坡路,一直延伸到造船厂里一片黑暗的区域。它并非真正属于高地区的某个部分,而是像一条隐匿在门口的蛇那样盘踞在最边缘的地带。肮脏的流氓聚居地、飘散着变质啤酒气味的酒吧,还有售卖难吃的糖果的店铺与腐朽的房屋交织在一起,这些住宅里都挤着好几家人,它们的建筑形式从因岁月流逝而破旧不堪的褐砂石洋房到放大版的密西西比厕所,应有尽有。
这里的贫民窟里充斥着“眼镜蛇”,就是“少年”犯组成的帮派:眼镜蛇,这几个字印在他们的汗衫上面,还有画上去的,有时这几个字还从他们皮革大衣背后透出,闪着可怕的磷光。这条地势陡峭的大街横亘在他们丑陋的建筑物中间,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他们的一小块“地盘”;对“眼镜蛇”来说,这块地盘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因为这个强大的神秘组织将占有的目光投向几英亩的都市区。我算不上是个勇敢的人——相反;十分坦率地讲,这些家伙——不管他们是十二岁还是二十岁上下——都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做礼拜的忏悔者一样。尽管如此,如果穿越他们的“地盘”能让我少走冤枉路,我还是尽量克服自身的紧张情绪,接受挑战。
在我的最后一次冒险之旅中——或许这将永远是最后一次了——我带着一部好相机。天空中不见了太阳,想必是要雷声隆隆,大雨将至。喧闹的孩童在玩着跳绳游戏,路灯旁慵懒的成年人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有气无力:一群“眼镜蛇”聚集在此,他们穿着斜纹粗棉牛仔服,脚上套着牛仔靴。我一走进这条街,他们原本睡眼惺忪、目中无人的眼神却突然向我投了过来。于是我转到对面的一条街上;这时我已心知肚明,无须作证:这群“眼镜蛇”已经伸直了身体,向我这边爬了过来。我听见他们吹着口哨;孩子们不再出声,跳绳游戏也戛然而止。有个人——他脸上长着粉刺一样的紫色胎记,像匪徒的面具一般遮住脸的下半部——说道,“嘿,说你呢,白佬,让我看看你的相机。”是加快脚步好呢?还是假装没听见呢?任何选择都将一发而不可收。“嘿,说你呢,白佬,给我照张相,咋样?”
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惊雷拯救了我。雷声阵阵,就像一辆失控的卡车,咔嚓一声,打在街上。我们都望了望天,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大声叫喊着,“下雨啦!下雨啦!”拔腿就跑。跑往高地,那里是安全的避难所,是资产阶级的堡垒。我沿着滨海大道狂奔——那里有温柔的年轻母亲推着她们的婴儿车与即将到来的灾难赛跑。我在枝繁叶茂的榆树下长舒了几口气,又接着跑:我看见驾着卖花小车的车夫正在让雷声下受惊的马儿平定下来。只见前方二十码,十码,五码,到了,柳树街的黄砖房。到家了!这真是幸福的一刻。
据说沃尔夫习惯站着在冰柜的顶上写作,拿冰柜当书桌。
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谢尔曼将军毫不留情地对待他所占领的南方城镇。
此处原文为法语faitaccompli。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lareginaditutti。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ficionado。
阿陀斯山,位于希腊海岸的哈尔基季基州,占据着一个长40英里、宽4英里的险峻难达的半岛,其一端伸进爱琴海,距萨洛尼卡150英里,海拔6350英尺。因传说圣母马利亚在阿陀斯山庭园休息,其他女性被禁止进入,因此,自古以来阿陀斯山就是女性的禁地。
玛丽·塞莱斯特号是一艘前桅横帆双桅船,于1872年在大西洋被发现全速朝直布罗陀海峡航行,但船上却空无一人。此船常被当作鬼船的原型。
此处原文为法语lasaisonpourlaplage。
巴伊亚,是巴西的26个州之一,地处东北部,面积564692平方公里,占巴西国土面积的6.6%。
此处原文为法语aucontraire。
作者“杜鲁门·卡波蒂”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