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更坚强的梅·韦斯特只显形了一次。当时的情形是，一个热情的姑娘走到这位女演员跟前，大声说道：“我上个礼拜看过《小钻石》了；演得真棒。”
“是吗，亲爱的？你在哪儿看的呀？”
“在博物馆。现代博物馆。”
此时的梅·韦斯特显得十分沮丧，她躲进了她那著名的舞台形象背后，拖着酷酷的长音问，“亲爱的，你说什么？在博物馆？”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萨奇自己肯定已经忘记了，但他依然是笔者最初的几个好友之一，我见到他的时候才四岁，大概是1928年前后吧，他身材结实胖大，肤色黝黑，看上去像是尊好斗的乐佛，那时他正在一艘于新奥尔良与圣路易斯之间往返航行的游船甲板上休闲。不管为什么，反正我当时经常有机会搭这条船，于我而言，阿姆斯特朗那大喇叭般快意的怒气和他那满嘴“宝贝儿来我这儿”的聒噪热情是一块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它们令密西西比的月亮再度升起，点亮河畔小镇昏黄的灯光还有河水中汽笛的声音——那就像是短吻鳄在打着呵欠——我听到浑浊的黄褐色河水奔流的声音，也总是听到这尊笑佛跺着脚打出“砰！砰！”的节拍，一路高喊着来到“街道的向阳面”，还有度蜜月的人儿喝多了私酒贩子的私酿，汗水浸透了身上的滑石粉，一对对地在船上沙龙式的舞池中跳着舞，伴着私人唱片的音乐，像兔子一样搂抱在一起，看着令人眼花缭乱。萨奇对我挺好，他对我说我是个有才之人，应当可以去演演歌舞剧；他给我一支竹棍，还有一顶草帽，上面还有一条薄荷叶的头带；每天晚上，他都会站在舞台上宣布：“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美国最棒的小伙儿之一，他要跳一段踢踏舞。”而后，我从人群中穿行而过，伸出帽子去接别人投来的硬币。这番状况持续了整个夏天，我变得有钱虚荣了；然而到了十月，河水干涸了，月色漂白了，客人变少了，轮渡之旅曲终人散，我的卖艺之旅也告一段落。六年后，我住在一所寄宿学校里，时常希望能够从那里逃出来，于是我给我昔时的恩主、今日的名人写信，问他要是我去纽约的话，能否给我在“棉花俱乐部”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谋个营生？然而我没有收到回信，或许他从未收到过那封信，这并不重要，我还是爱他，而今亦是如此。
亨弗莱·鲍嘉
如果你仔细聆听一个人的词汇，你会发现某些透露此人性格的关键词会反复出现。对鲍嘉而言——他的个人词库十分辛辣，总体而言，其不宜刊印可谓到了无以名状的程度——“无赖”和“专业”就是两个这样的标志性词汇。他是一个极有道德——略带夸张地说，你可以称之为“一本正经”——的人，他将“专业”当作铂金奖章，专门颁发给那些行为受其认可的人；“无赖”作为嘉奖的反义词，经他嘴里说出来，就是表达一种近乎严厉的不悦之情。“我的老头子，”他有一次这样评论他的父亲，老人曾是纽约的一名享有盛誉的医生，“死的时候欠了一万美元的债，现在每个子儿都得由我来还。这家伙都没能给妻儿造点福，真是个废物啊。”“废物”也指另外一些人：欺骗妻子的人、偷税漏税的人、所有的怨天尤人者、专栏作者、大多数政客、大多数作家、喝酒的女人以及鄙视男人喝酒的女人；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废物”指的是逃避工作的家伙，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能够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苍天在上，他可绝对是个专业人士。他可以玩扑克牌一直玩到天亮，然后喝下一瓶白兰地当做早餐，可这没关系；他总是准时出现在拍摄现场，上好了妆，一字不差地说出台词（当然，永远都是演那个同样的角色，可是再没有什么事比重复更加难以保持兴致地坚持下去了）。的确，鲍嘉身上没有一丁点废物式的废话；他是一个不注重理论的演员（嗯，除了一条：他理应得到丰厚的片酬），没有脾气但不是没有性情；而正因为他懂得自律是维系艺术生命的首要条件，所以他坚持了下来，并留下了属于他的印记。
埃兹拉·庞德
庞德于1885年出生在爱达荷州，曾在学校教书；不过因“太过拉丁区风格”而被扫地出门。不久后他便去了国外，在气味相投的圈子里寻找慰藉。二十三岁那年，在威尼斯，他一边饿得每日以土豆为食，变得体态臃肿，一边出版了《灯火熄灭之时》一书，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这部作品点燃了他与叶芝之间一段轰轰烈烈的友谊，叶芝曾这样写道：“他个性坚毅，意志坚定，总是伤及他人感情，但我认为，他有种才华，有种伟大的善意。”善意，何止是善意！——在1909年到1920年间，先是在伦敦，而后是巴黎，他一直坚定地支持他人的事业（艾略特的作品《荒原》正是献给庞德的；正是庞德筹集资金使得乔伊斯完成了《尤利西斯》）。他在这些方面慷慨大方，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对他人的仁慈少有溢美之词的海明威，也对庞德的慷慨加以佐证：“就目前情况而言，”他在1925年的时候写道，“大诗人庞德在自己的诗歌上只花五分之一的时间。其他时间他用来提升朋友们的境遇，既在物质层面上，也在艺术层面上。在朋友受抨击时，他挺身而出，帮他们登上杂志，走出监狱；他借钱给朋友们，帮他们卖画，安排音乐会，写关于他们的文章，把他们介绍给有钱的女人，联系出版商承印他们的书；当他们说自己已经奄奄一息或是活不下去时，他整夜不眠，陪着他们立下遗嘱，帮助他们支付住院费用，劝他们放弃轻生念头。最后他们当中一些人才得以放下刀具。”
即便如此，他还是能够定期发行诗册，疾呼他的诗章（“文学思想之火的史诗，”玛丽安·穆尔用她惯有的精确言语对其加以定义），并且在雕塑与绘画领域做了认真但徒劳的尝试。然而对于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占据了他最浓厚的兴趣（“没有经济的历史是空洞的历史”）；他在这个课题上形成了许多奇异的想法，其中的一些最终毁了他：1939年，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墨索里尼化的铁杆亲意大利分子了，他开始通过罗马电台广播一系列带有法西斯思想的言论，这些言论最终使他被指控为一名美国的叛国者。美国军队的几个小分队于1945年进军意大利将其抓获。一连几周，他被囚禁在比萨的露天牢笼里，就像关在动物园里的一头肮脏狂躁的野兽。几个月过后，在他因叛国罪受审的前夕，他被宣告患有精神病，任何艺术思维正常的诗人可能都有精神病；于是他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一直被软禁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里。正是在那里，他发表了《比萨诗章》，赢得了波林奖，这一奖项因而备受一群笨蛋的非议。
不过，1958年4月的一个雨天，在华盛顿，此时的庞德已是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老者，他曾经火焰般的胡须已经灰白，他那一半色鬼、一半圣徒的面庞已经写满皱纹，诉说着一个悲怆的故事；此时他站在波利塔·j·劳斯法官的面前，听到自己被宣告为“无可挽回地精神失常”。无可挽回，却“不构成危害”，他因此能够获得自由。此后庞德宣称，“能够在美国生活下去的任何人都是精神病人，”继而打算远赴意大利。
照片拍摄于他出海前的几天。桀骜不驯、面露嘲讽，他的眼睛紧闭，嘴里突然迸发出几段不知所云的歌，他大步来回走动，仿佛还在比萨的牢笼中踱步；抑或是，那牢笼已然变成了他的生命本身。
萨默塞特·毛姆
年纪轻轻而又刚愎自用的霍尔顿·考菲尔德是公园大道的哈克贝利·费恩，作为塞林格所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的叙述者，他曾说过，“真正让你爱不释手的一本书，当你读完的时候，你巴不得这本书的作者成为你的好朋友，你可以随时给他打个电话。可读起那本萨默塞特·毛姆所著的《人生的枷锁》——我却不想给他打电话。我也说不出缘由。他就是那种我不想给他打电话的人，仅此而已。我倒不如给托马斯·哈代那个老家伙打个电话的好。我喜欢那本《还乡》。”霍顿这个家伙的话，虽有可取之处，但却漏了一点：毛姆先生不指望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希望别人去读他的作品；尽管他的散文太过冷静客观，让人有些敬而远之，而且太过清晰与明理，因而无法令读者在情感上泛起波澜，然而他还是完成了他的意愿：就在不久以前，一帮审计员估测，在每个小时的每一分钟内，他赚取的著作版税为三十二美元。这本身说明不了他有多么出色；但他的确很出色。假若霍顿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给这个老家伙打电话倒是一件颇有价值的事情，他或许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紧紧围绕主题运用精妙的叙事法则，如果你意欲打破这些法则的话——大多数新手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建议你先了解这些法则。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毛姆先生做过多次的告别，比哈里·劳德爵士还要多：每次发布新作，他都宣告这是他的天鹅之歌；而今天，他已八十五岁高龄，仍不断放出豪言，要开启最后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次写作之旅。倘若他当真要开启这次旅程，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聚集在码头，对他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愉心存感激，并衷心祝他一路顺风。
伊萨克·迪内森
龙斯泰兹是一座海港小镇，坐落于哥本哈根与埃尔西诺海岸之间。十八世纪时，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以其漂亮的酒馆吸引了纷至沓来的游客。这家酒馆尽管已不再有马车夫和乘坐马车的人光顾，却闻名依旧：因为这里是龙斯泰兹第一公民——男爵夫人布里克森的家，她曾化名伊萨克·迪内森，另一个化名是皮埃尔·安德烈泽尔。
这位男爵夫人只有一把羽毛加在一起的重量，弱不禁风，如同贝壳中的软肉，正在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客厅里招待访客，几只酣睡的小狗趴在客厅里，在壁炉和瓷炉边取暖：房间里，这个令人过目难忘的造物从自己的某个哥特式传说中跃然人间。她挺身端坐，身上裹着狼皮和英式粗花呢，脚上穿着毛皮靴，她的腿细得就像嵩雀的大腿，捅进一双羊毛长筒袜里，她的脖子瘦得几乎可以套进一枚戒指，围着薄薄的丁香色围巾。时光打磨了她，这个曾经过着铁骨男儿般冒险生活的传奇人物：射杀飞奔的狮子和愤怒的水牛，在非洲的农场劳作，冒着危险乘坐第一代飞机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医治马塞族人；时光提炼出她的精华，正如葡萄成了葡萄干，玫瑰成了玫瑰油。一瞬间，即便是你无法知晓她的个人生平，然而她依然能显露出那种真切的本色，一个真实的伟大人物。她的脸庞棱角分明，每个棱面都反射出骄傲的聪慧之光以及熟谙世事的同情之心——这便是智慧；这样的面庞绝不可能是意外的产物；而那双眼睛，即便是被眼影粉弄黑了眼皮，即便是深陷了下去，就像毛茸茸的动物躲在洞穴里，但也绝不会落得与寻常女子为伍。
若是男爵夫人邀请访客参加茶会，她会拿出上等茶点：最先是雪利酒，随后是吐司和各色果酱、冷肉酱、烤肝还有橙味法式薄饼的狂欢。然而女主人却无法一同分享，她身体不适，一口未进，的确是一口未进，哦，也许吃了一只生蚝吧，还有一颗草莓，喝了一杯香槟。相反，她一直在讲话；同大多数的艺术家，以及所有的资深美女一样，她全然一副以我为主的架势，对于自己成为谈话的主题乐此不疲。
她的嘴唇不过是用唇膏淡抹了几下，斜着嘴角的微笑中，显出一副僵硬的轮廓，说英语时带着英式的语音语调，她或许会说，“啊，没错，这家古老的酒馆要讲的故事可多着哩。这里原来属于我的兄长，我是从他那儿买过来的；我靠《最后的故事》付了最后一笔分期款。如今这里已经归我所有，完全归我所有。我对自己身后的房屋处置已经有了计划。我会把这里变成一座大型鸟舍，变成庭院，变成公园，变成鸟儿的庇护所。在非洲的那些年，我有我自己的高原农场，从未想过要重归丹麦故里。而当我明白，当我确信我的农场正离我而去，看到我即将失去它时，这也就是我开始写故事的时候：好忘掉那些无法令人忍受的事情。此外呢，战争期间，这座房子也是犹太人在逃亡瑞典必经之路上的栖身之地。犹太人在厨房里，而纳粹分子就在花园里。我只有依靠写作来救赎灵魂，我写了《天使的复仇》，这并非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的寓言故事，然而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一本政治寓言，这令我忍俊不禁。那些纳粹分子，他们是不寻常的男人。我经常跟他们争论，言辞激烈地反唇相讥。噢，不要以为我是有意要表现得很勇敢，我其实没有什么险要去冒；他们是个如此男性化的群体，根本不会去在乎一个女人怎么想。再来一块松饼？请随意吧。我喜欢通过别人间接享受用餐。我今天在等邮递员；我希望他可以送来一包新书。我读书速度很快，书在数量上总是供不应求。我向艺术索取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情调。这类书现如今的选择面极为狭小。对于我喜欢的书，我读多少次也不会生厌，我可以读上二十遍——我会的，也的确这么做过。譬如说《李尔王》。我如何评价一个人，就看这个人是如何评价李尔王的，我向来如此。当然，你肯定希望能翻开新页；看到一张不同的面孔。对于友情，我有着天赋，我最欣赏的就是友情：萌动，相知，遇见新的人，和他们产生纽带。”
男爵夫人的确会有周期性的萌动。她会倚靠在开朗的克拉拉·斯文森小姐充满深情的手臂上——斯文森小姐是她长期的秘书和伙伴（“亲爱的克拉拉。我最先雇用她做厨师。在吃过三顿糟糕的饭菜之后，我对她加以责难，‘我说亲爱的，你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吧。说实话！’她泣不成声，告诉我说她在丹麦北部的一所学校教书，很喜欢读我的书。有一天她看到我要招聘厨子的广告，于是她就来了；她想留在这儿。因为她不会做饭，我们就安排她做了秘书。对于这个决定，我十分后悔。克拉拉是个可怖的暴君”）——启程去罗马或者伦敦，通常是坐船去（“不要坐飞机；那就像是个包裹给寄过去的一样”）。去年一月，1959年的那个冬天，她首次前往美国，那是个令她心存感激的国度，正是在那里，她的作品迎来了第一家出版商和第一批读者。她的欢迎会堪比珍妮·林德；至少令自狄更斯和萧伯纳之后文学界的显要人物们望尘莫及。她上了电视，上了《生活》杂志，按计划她要为后者做一次面向公众的读书会，这一活动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大事件，为此黄牛党们跑起了马拉松，听众们最后起立鼓掌；苍天在上，没有人在数量如此众多，以至令人麻木的宴会上成为贵客（“美好的回忆。纽约：啊！那里是有故事的地方！午餐，晚餐，香槟，美酒；大家都很友善。我到那儿的时候体重六十五磅，回来的时候五十三磅；连医生都弄不懂我怎么还能活下来，他们坚持认为我应当死了，不过呢，我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死神是我的旧情人。我们没死，我们活了下来，而克拉拉——克拉拉长了个结石”）。
她并没有恬淡地接受自己的高寿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乐观希望的音符闯了进来：“我想写完一本书，我想见到明年夏天的果实，想再度见到罗马，在斯特拉特福德见到吉尔古德，也许会在美国吧。但愿如此。我为何这般虚弱呢？”她问道，用她那棕色的皮包骨头的手整理了一下丁香色的围巾；而这个问题，伴着壁炉台上的钟声和斯文森小姐的低吟声，示意着客人们离开，好让男爵夫人在炉火旁的长沙发上小憩片刻。
访客离开的时刻，可以获赠一本她最喜爱的自己的著作（“因为这本书里的东西是真的”），那本美丽的《走出非洲》。纪念品上写着：“我会回答——凯伦·布里克森。”
“我会回答，”她站在门口解释道，一边伸出脸颊以示吻别之礼，“我会回答——这是个可爱的箴言。我是从芬奇-哈顿家族借鉴过来的。我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都会有一句回答。”
她对自己的回答已然是对生命的肯定，也证实了她的艺术与将会得到回应的回应相呼应。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全名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生于俄罗斯，20世纪世界重要的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奥博利·比亚兹莱（1872—1898），英国享誉盛名的黑白画的艺术家，可惜英年早逝，年仅26岁。
西萨尔·萨瓦提尼（1902—1989），生于意大利的卢查拉，曾任新闻记者，1936年进入电影界，担任编剧，被誉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理论家，参加了该流派几乎所有重要作品的创作。
此处影射的事件是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他带着家眷，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
此处指的是卓别林的妻子乌娜·奥尼尔（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之女）与他们的七个子女。
《吉赛尔》与《天鹅湖》同为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代表作。作者此处可能用该剧女主角吉赛尔借指天鹅。
普鲁斯特，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为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让·桑德伊》、短篇小说集《欢乐与时日》、文学评论集《驳圣伯夫》等。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umerouno。
此处原文为法语chéri。
这里暗指让·科克多在1929年创作的小说l’enfantterrible（熊孩子）。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ragazzi。
拉丁区是巴黎城内文人汇聚的地方，被视为巴黎文艺的中心。
此处原文为法语lavraiechose。
此处原文为法语jerepondrai。
作者“杜鲁门·卡波蒂”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