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发表这部我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花了五年连续不断的非常艰苦的劳动写出的作品时，想在它的序言里讲一讲我对它的看法，作一些说明以防止在读者当中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里去看和寻找我不愿意或不善于表达的东西，而去注意我想要表达、但是（由于作品的条件所限）我认为不便于说的东西。无论是时间还是我的本领都不允许我完全做完我有意要做的事，现利用一家专门杂志热情提供篇幅的机会，对那些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们简略地讲一讲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

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也更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够用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作者这样宣布自己轻视散文艺术作品的通行的形式，如果是蓄意这样做的而且没有先例的话，会使人觉得过于自信。其实从普希金时代以来的俄国文学史不仅提供了许多这样背离欧洲形式的实例，而且甚至没有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国文学的新时期没有一部稍不平庸的散文艺术作品可以完全纳入长篇小说、长诗或中篇小说的形式中去。

二、在小说第一部分发表后，某些读者对我说，我的作品里时代的特征表现得不够明确。对这个指责我将提出以下不同意见。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中没有找到的特征是什么——这就是农奴制的悲惨景象、把妻子关在家里和鞭打成年儿子的现象、萨尔蒂科娃的残酷等等；那个时代的这一尚留在我们的头脑里的特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也不想加以表现。我在阅读各种书信、日记和研究各种传说时，没有发现当时那种蛮横残暴的景象比我现在或别的任何时候看到的更加严重。在那时人们也是那样恋爱、嫉妒、寻求真理、行善、有各种情欲；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也同样地复杂，在上层有时甚至要比现在更为高雅。如果我们思想上认为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我们通过传说、笔记和各种小说知道的只是暴力和专横的突出事例。得出当时的主要特征是专横的结论，就像一个人隔着山只看见树梢便得出这个地方除了树以外什么也没有的结论一样，都是不对的。那时有这样一个特征（如同每个时代都有特征一样），这特征是由于上层与其他阶层更加疏远，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由于教育的特点，由于说法语的习惯等等而产生的。我尽我所能努力地加以表现的就是这个特征。

三、关于俄国作品里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仅俄国人说话，而且法国人说话一部分用俄语，一部分用法语？责备俄国书里的人物用法语说话和写东西，就像一个人看着一幅画，发现上面有现实中没有的黑色斑点（阴影）就提出指责一样。某些人觉得画家在画上画的阴影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黑色斑点，这并不是画家的过错；画家只有在这些阴影画得不准确和太粗糙时，才有过错。我在表现本世纪初的那个时代，在描写一定阶层的俄国人，描写拿破仑以及那些直接参与那时的生活的法国人时，不由自主地过分迷恋于表达那种法国思维方式的形式。因此，我在不否认我画的阴影可能不准确和太粗糙的同时，只希望那些觉得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觉得，只是因为他们作为看画像的人，看到的不是带有明暗的脸，而是鼻子底下的黑色斑点。

四、书中人物的姓氏——鲍尔康斯基、德鲁别茨科依、比利宾、库拉金等——与著名的俄国人的姓氏相似。我在把非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到一起时，觉得让拉斯托普钦伯爵同普龙斯基公爵、同斯特列利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听起来总有点别扭。鲍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科依，虽然不是沃尔康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依，在俄国贵族的圈子里听起来比较熟悉和自然。我没有那种给所有人物想出像别祖霍夫和罗斯托夫那样的听起来比较顺耳的姓氏的本领，为解决这个难题，只好使用俄国人最熟悉的名字，只改动其中的一两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与真人的名字的相似之处使某些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要描写某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遗憾；这尤其是因为那种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与我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玛·德·阿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不由自主地和轻率地给他们取了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的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和可爱的真实人物的名字。这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是这两个人物的特殊的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错误只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这两个人物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所有其余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在写他们时甚至没有传说中的或现实中的原型。

五、关于我在描述历史事件时与历史学家们的说法的分歧问题。这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会产生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述某个历史时代时有完全不同的对象。历史学家如果在写历史人物时试图写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那是不对的；同样，艺术家如果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着白马，手里拿着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并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站着，一只手按在法典上，可是在民众的想象里他们都是这样的。

历史学家认为，从抱有某种目的的人所产生的作用来看，存在着英雄；而艺术家则认为，从这个人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相适应的情况来看，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有英雄，应该有一般的人。

历史学家有时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所有行动归到他加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思想名下。艺术家则相反，认为这种思想的单一性本身与自己的任务相矛盾，他竭尽全力想要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一般的人。

在事件本身的描述中，区别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

历史学家与事件的结果打交道，而艺术家则与事件的事实本身打交道。历史学家在描述战役时说：某某部队的左翼向某某村庄推进，击退了敌人，但是被迫撤退；于是骑兵发起了冲锋，取得了胜利，如此等等。历史学家只能这样说。可是在艺术家看来，这样的话毫无意义，甚至不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或是凭自己的体验，或是根据人们的书信、笔记和讲述，得出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而历史学家所作的关于某某某某部队的活动（例如某个战役）的结论，常常是与艺术家的结论相反的。所得的结果的差异是由于两者汲取资料的来源有所不同。对历史学家来说（又以战役为例），主要来源是个别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艺术家不可能从这些材料中汲取任何东西，这些材料既不能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明什么。不仅如此，艺术家发现其中少不了谎言，便弃置不顾。更不用说，敌我双方对每个战役的描述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完全相反的；在对战役的每一种描述中都少不了谎言，这谎言的产生，是由于需要用几句话描述成千上万人的行动，而这些人又分散在几俄里的地方，并且由于恐惧和羞耻以及在死亡的威胁下精神上处于极其激动的状态。

在描述战役时常常这样写道，某某部队被派去攻打某某据点，然后奉命撤退等等，仿佛认为那种在练兵场上使几千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的纪律，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的地方起同样的作用。任何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而作战报告是根据这种看法写成的，战斗的描述又以这些报告为依据。如果您在战役结束时立刻去走访所有部队，哪怕在第二天，第三天去，在报告尚未写好之前去，问一问所有的士兵，问一问高级的和低级的指挥官，叫他们说战斗的情况如何；他们就会对您讲所有这些人的体验和见闻，您就会产生一种雄伟的、复杂的、无限多样的和沉重的、模糊的印象；您不会从任何人那里，尤其不会从总司令那里了解到整个战斗是如何进行的。但是过了两三天后报告开始送上来了，能说会道的人开始讲述他们没有看见的事；最后写了一个总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形成了军队的总的意见。每个人都轻易地抛掉了自己的怀疑和问题，接受了这种不符合事实的、然而是清楚的和常常令人感到满意的看法。过一两个月您去问参加战役的人——您从他的叙述中已感觉不到像以前那样的原始的生活素材，他只照作战报告对您说。许多还活着的参加过波罗金诺会战的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对我讲这次战役的。大家说得都一样，大家都是照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照格林卡等人的不正确的描述讲的；虽然讲述的人相互之间相隔好几俄里，但是就连他们讲的细节也都是一样的。

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后，炮兵司令克雷扎诺夫斯基给我送来了所有炮台的炮兵军官写的报告，请我根据这二十多份报告起草一份总报告。可惜我没有把这些报告抄下来。这是那种用来起草报告的天真的、不可或缺的军事谎言的最好样式。我认为，我的许多当年写这些报告的同事们读到我的这些话，回想起那时如何奉长官的命令写那些他们不可能知道的事，一定会发笑的。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如何善于在战场上做应做的事，如何不善于用必不可少的夸口和撒谎的语气描述这些事。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军队里，做这种写作战报告和汇报之类的事情的大多是非俄罗斯人。

我说所有这些话，是为了说明在为军事史学家提供材料的作战报告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从而说明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事件上常常会有分歧。但是，除了在叙述历史事件上不可避免的谎言外，我在那些研究我感兴趣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看到一种辞藻浮夸的特殊语言风格（这大概是因为习惯于把事件分门别类、进行简短的叙述和考虑到各种事件的悲剧色彩的缘故），在这样的语言里谎言和歪曲不仅出现在事件的叙述上，而且出现在对事件的意义的理解上。在研究梯也尔和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写的关于这个时代的那两部主要的历史著作时，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怎么会出版这两本书，怎么会有人阅读它们。且不说它们在叙述同一些事件时用的是最严肃、最深沉的语气，引用的是截然相反的材料，我在这两位历史学家的书里看到这样一些奇怪的描述，想起这两本书是记述那个时代的仅有的文献，拥有千百万读者，这时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里只举著名历史学家梯也尔的书中的一个例子。他在讲述拿破仑如何随身带了俄国假币时说：“他用与他和法国军队相称的做好事的办法扩大这些钱币的使用范围，下令给房屋被烧者发补贴。但是由于食品太贵，不能发给大多怀有敌意的异国人，拿破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发钱给他们，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弄食物；于是他下令给他们发纸卢布。”

这段话即使不能说是不道德的，那也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单独听起来会使人目瞪口呆；但是它在整本书里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完全符合总的辞藻浮夸的、得意洋洋的、但没有任何直接意义的风格。

总之，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我的书在描写各种事件和人物上与历史学家的分歧，不应使读者感到惊奇。